用图像思考—与孤独症共生（完）

　　动物极有可能通过气味、光线以及声音模式的图像和记忆来进行思考。事实上，我的视觉化思考模式可能与动物更加类似，而不是那些语言思考者。我总觉得，争论动物是否会思考有些愚蠢。因为在我看来，动物会思考，一直以来都是不明自喻的事情。我经常会想象出动物对其头脑中的视觉图像做出反应的画面。既然我能够想象出很多画面，那么我认为动物也会看到相似的画面。语言思考者与图像思考者之间的差别，也许能够解释为何艺术家和会计师无法互相理解，他们就像苹果和橘子。

　　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戴安·福西（Dian Fossey）以及其他研究者所开展的研究已经清楚表明，诸如黑猩猩和大猩猩之类的灵长类动物具有思考能力，但是几乎没有科学家同时承认家畜也有思考能力。然而，任何与牛打过一段时间交道的人都清楚，即便换一个新的角度，牛也能够辨认出熟悉的事物。我的经验证明，这些动物通过不相关的视觉图像进行思考。它们能够将存储于记忆中的某个图像与其实际看到的事物联系起来。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曾做过一项农场实验，连续五个月每月一次通过保定栏为牛验血。第一次之后，再次验血，大多数牛会愉快地重返保定栏，但是有几头牛拒绝进入。这些抗拒者非常清楚保定栏哪个部分令自己反感，虽然它们会自动踏进固定身体的装置，但是往往拒绝将头探进立柱。

　　显而易见，如果操作杠杆的工作人员关闭立柱的动作过猛，就会撞击到牛的头部。那些偶然被惊吓到的动物，更有可能对头部支柱产生畏惧心理。绝大多数的牛直接走向保定栏，自觉踏入固定身体的部分，但是它们看到立柱会踌躇不前，因为担心脑袋又被猛撞。有的牛向立柱伸出头，然后，在操作人员关闭立柱套住它们的脖子之前，快速地撤回来。它们的举动，就好像胆小鬼游泳之前先将脚趾头探进冷水，然后快速缩回来。

　　五个月之后，牛的个头长大了许多，已经超过人工操作的保定栏，因此，第五个月的最后一次验血，它们被转移到液压操纵的保定栏。液压操纵保定栏被涂上另一种颜色，看上去与人工操作保定栏有些差异。而且，通往液压操纵保定栏的巷道和畜栏，也与以往完全不同。靠近液压操纵保定栏时，很多牛都畏缩不前，拒绝将脑袋放在立柱上。尽管液压操纵保定栏的设计以及位置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它们仍然能够辨认出保定栏。它们已经将自己对于保定栏和立柱的概念迁移到新的地方。

　　我曾经与之打交道的那些牛，都具有将以往的学习技能运用于新环境的能力，这一点也表明它们具有思考能力。那种长着长角的牛，比如德克萨斯长角牛，拥有良好的空间感，当它们沿着三十英寸宽的卡车装载坡台向上走的时候，会将脑袋转向一边。但是，那些先前没有相应经验的小牛犊，就会在入口处撞到长角，而且无法进入。将头转向一侧，从而通过狭窄的入口，这种行为不受直觉支配。有经验的牲畜学会了转头。一旦掌握这一经验，即便遇到一个从未见过的保定栏，它们也懂得在进入之前要将头转向一侧。当一头有经验的牛靠近保定栏入口时，它会转头，然后轻松地进入。

　　一些巧妙设计的以鸟类作为样本的实验已经表明，我们这些长羽毛的朋友也能够思考。著名的黑猩猩驯兽员赫布·特勒斯（Herb Terrace），训练鸽子按照特定的程序去啄一组亮灯开关，来获得食物。这项任务的设计意图在于使鸽子可能利用一项简单的经验法则，比如，“红灯意味着食物”。全部实验在一个密封箱里进行，并且由计算机控制，从而保证鸽子不会接到来自训练员的提示（任何时候评估动物思考，都应该将“聪明的汉斯效应”[2]考虑进去）。特勒斯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来证明鸽子能够将先前所掌握的有关开关顺序的知识，运用于解决新的问题。

　　艾琳·佩珀伯格（Irene Pepperberg）曾经耗时费力地教一只名叫阿莱士的非洲灰莺学习使用语言，并且突破单纯的重复，其手段是让那只灰莺观察两个人的对话。其中一人手里拿着一样东西，比如软木塞，然后问道：“这是什么？”如果对方给出正确答案，将得到搭档的表扬以及那个软木塞。但是如果她提供了一个错误答案，搭档就会很坚定地告诉她：“错误！”阿莱士多次观察这种对话之后，开始以正确的方式使用语言。进入下个阶段之前，它都能掌握一个小步骤。

　　作为奖励，灰莺将得到那样东西。它必须明白，只有说出正确的单词，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些为情况严重的孤独症儿童教授语言的人们，也使用类似的方法。洛瓦斯语言教学要求学习者看到具体事物，听到单词发音，然后将单词与事物以及奖品进行配对。当一个小孩学会了这个事物，将得到一张相应的画片。对于一些情况非常严重的孤独症儿童，将事物与图片配对是一件困难的事。

　　本杰明·贝克（Benjamin Beck）对已出版的科学文献进行了全面综述，提供更多证据来支持动物会思考这一观点。猴子与黑猩猩能够使用工具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不过，贝克还发现很多关于鸟类以及非灵长类动物使用工具的资料。使用工具是动物能够真正思考的另一个标志。大象会将连根拔起的大树推倒在电线网上，然后摧毁它们，甚至有一头大象用一片竹桩刮掉身上的蚂蝗。在爱斯基摩人的口头传说中，有很多关于北极熊向海豹投掷冰块的故事。我见过海鸥衔着贝类飞到船库的铁皮顶上，然后将贝壳扔到房顶上，让贝壳自己摔裂开。海鸥还会把蚌和蛤丢到公路上，然后等着经过这里的小汽车从它们身上碾过去，继而露出味道鲜美的蚌肉。贝克的文献综述指出，鸟类也能够通过观察学习使用工具。当鸟群中的一只北美蓝鸟学会了如何使用工具，其他几只鸟也能学会。不会利用树枝来探测周围环境的加拉帕戈斯路小鸟，如果观察到另一种鸟使用这种工具，就能学会这一方法。

　　读研究生时，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农场见过猪圈里的猪学会将连接篱笆和墙的门闩打开。我刚把门闩插好，它们的小舌头几乎就同时打开门闩。那个猪圈里的五头猪全部学会了打开门闩。我姨妈的一匹马学会将脑袋穿过一扇门，并且把铰链解开，最终打开门。在每个大型牛饲养场，总有一两头牛的逃跑本领堪比人类最伟大的逃脱大师。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头1200磅重的杂交印度公牛跳过6英尺高的大门。当时的场面，仿佛公牛漂浮在门上。马有这种跳越大门的本事，但是这头庞大的公牛跳起来的样子就像一只纵身跃起的鲸，轻而易举地跨过门。大多数牛愿意待在牛棚里，不会试图逃出去，但是一头学会如何撞破铁丝篱笆的牛，可能就不愿意继续待在里面，因为它已经明白，即便把桩子挤翻，也不会被伤到。只有在牛不清楚自己能够撞毁篱笆的前提下，篱笆才能发挥作用。

　　在夏威夷大学，人们教海豚理解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语言。开始的时候，由一位训练员用手势表现一系列简单的命令程序。当海豚学会如何在训练员的指挥下完成一系列的任务之后，下一步是让它看训练员的录像带，以避免“聪明的汉斯效应”。简单的命令句式被重组成数以百计的不同组合，可以避免海豚记住一系列的常规。海豚能够轻松地将一位真正训练员的指导转化成录像带中训练员的指导。第三步是进一步避免可能来自训练员的暗示线索，由训练员换上黑色的衣服，在黑色背景下录像。由于白手套配上黑背景打出的手势非常醒目，因此海豚唯一能够看到的是训练员的白手套，也能够理解那些录像里的手势。此时，图像更加抽象，但海豚仍然采取最初理解符号语言的方法进行理解。

　　作为一名视觉思考者，我的经验非常清楚地表明，思想不必通过语言完成，或者真正的思考未必一定按照次序进行。在我了解到视觉思考者和语言思考者之间的差别之前，我便认为自己的思考是真正的思考。我并不是说动物、普通人和孤独症人士的思考很相似，但我相信，承认能力的不同、各种思考与表达方式，能够实现更为广泛的理解和联系。科学仅仅在证实就连小脚老太太都能知道的事情：宠物狗确实能思考。

　　鸟类天才

　　鸟类迁徙能力的基础，与天才的技能类似。天才技能也许是古老的图像记忆系统的一部分，只不过被更加高级的技能所掩盖。意大利教授弗洛里亚诺·帕皮（Floriano Papi）曾经写过一本重要的书《动物返航》（Animal Homing），讲述动物和鸟类迁徙以及返航的能力。从古罗马时代起，信鸽就一直为人类传递消息。鸽子如何能够被装在笼子里带到很远的地方之后，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呢？

　　鸟类的航行依靠一种先天的感觉组合来实现，这种感觉能够使它们探测地球磁场以及获得之前的记忆。对于某些鸟类而言，先天的磁性检波系统与形成迁徙本能基础的遗传编程相结合，使得鸟类朝着大致正确的方向行进，但是来自记忆的信息对于精确的返航和迁徙，同样至关重要。如果一只幼鸟跟着同伴群落一起迁徙，它会简单地掌握视觉地标以及其他信息，比如星座、太阳定位。有些鸟，比如欧洲水鸭，能够区分和记忆星座。帕皮报告称，有些鸟类能够对星座进行视觉校准，从而调整地球一年之中不同时段的自转，这种情况与那些天才般的精确视觉记忆并不完全一致。

　　克拉克·帕克斯（Clark Parks）的女儿是一名孤独症人士，拥有卓越的艺术才华，她曾经为自家的房子画了一幅画，画面中的星座位置都非常精确。帕克斯太太曾经说过，女儿的眼睛就像一部相机。也许，她的视觉技能和鸟类的导航技能有相似之处。这一点可以解释迁徙，但是无法解释为什么一只信鸽跋山涉水到陌生之地，还能找到回家的路。鸽子在飞过熟悉的领域时依靠视觉地标，但是当它们飞过不知晓的领土时，就要依靠气味。当一只鸽子从鸽笼转移到放飞地点的途中，它会记住沿途的气味，然后利用这些气味线索返回家中。丧失嗅觉的鸽子将会迷路；而那些嗅觉完好无缺的鸽子，如果转移过程中被装在一个屏蔽气味的容器里，也会迷路。视觉地标貌似返航的最佳方法，但是鸟会调整开关，如果发现自己飞翔在陌生领地之上，找不到视觉地标，就会运用嗅觉线索。这可以称之为“气味图像”。

　　相当高比例的孤独症人士都拥有非常精确的嗅觉，会被强烈的气味熏晕。我很尴尬地承认，我小时候喜欢像狗一样去嗅别人。不同人的气味很有趣。有些动物发展出高度敏感的感觉，要比人类精确得多。猎犬能够通过气味追踪几公里之外的难以捕捉之物，捕食鸟类的视觉精确度远远胜过人类。许多动物都有非常敏感的听力，能够听到高频噪音，而这种噪音却在人类听力范围之外。很多孤独症人士都拥有这些高度敏感的感觉。他们无法在教室里集中注意力，因为他们能够听到隔壁三个教室的声音。我以前常常发现有些孤独症人士的感觉与动物的精确感觉非常类似。

　　家畜的情感

　　一家大型养猪场的经理曾经非常严肃地问我：“猪有感情吗？”在他眼里，猪就是用来生产猪肉的实体。我们已经目睹它们的思考及学习能力超出刺激条件反应，但是它们有真正的情感体验吗？当猪妈妈保护它的小猪仔时，当一只羚羊惊慌地飞奔逃离狮子时，它们的情感体验与人类在类似情况下的感受不是很相似吗？就连一只小鸡也会激发起强烈的动机：圭尔夫大学（University of Guelph）的伊恩·邓肯（Ian Duncan）发现，一只母鸡能够推开一扇非常重的门，进入产蛋箱，但是它没有推开一扇轻型门去靠近一只公鸡的热情。这种行为不就是被情感所驱使吗？

　　在职业生涯早期，我曾经在亚利桑那州马里科帕的凯利养牛场照顾两头宠物公牛。那时，我要完成一家生产肉类打包机的公司交代的一项摄影任务。广告部门想要一张安格斯公牛的照片，还要配上亚利桑那州的蓝天背景，衬出公牛的气宇轩昂。为了拍出那样的效果，我必须躺在地上等着公牛走近。当人跪着或者躺着的时候，他们在牛的眼中会变小，这样便会减少牛对人类的恐惧。这两个黑乎乎的大家伙任我触摸，傍晚时，它们就愿意接受我的爱抚。起初，它们似乎有些害怕，但是后来就喜欢上这种感觉。它们把脖子伸长，让我轻轻抚摸他们的下巴。

　　大概两周之后，我重返养牛场，很想知道那两头公牛是否还记得我。我把卡车停在牛圈前，两只黑色的公牛立刻奔向篱笆这边，然后把脑袋伸过来等着我抚摸。它们就想被抚摸，即便我没给它们任何食物。它们只想要爱抚。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说明家畜以及其他野生动物想从人类那里得到愉悦的触摸。那些成为宠物的母猪会把肚皮亮出来，好让人们去挠它的肚子。如果有人经过却没能停下来去揉搓它的肚子，宠物母猪就会尖叫，还会烦躁不安。如果有人去抚摸它，母猪就会躺下来，四肢伸展，看上去简直欣喜若狂。德克萨斯州一家游乐场的犀牛也会恳求人们的抚摸。当人们走近它们的围场，其中一个家伙会将身体挤靠在篱笆边，让游人去按摩其后腿与身体连接处的一处柔软的部位。当犀牛接受爱抚之后，再被喂几个橘子，就会沿着篱笆跑来跑去，上蹿下跳，兴奋得就像春天的一头小牛。在我看来，它非常快乐。

　　对于那些想要得到客观数据的科学家而言，这些趣闻轶事的确不能证明动物拥有情感。但是科学家已经证明，实验鼠能够辨认出一位熟人，并且能够将对方从人堆里找出来。心理学家汉克斯·戴维斯（Hanks Davis）发现，实验鼠将与爱抚、照顾、喂养它的那个人建立亲密关系。如果将一只实验鼠放在桌子上，让照料者与一位陌生人分别站在桌子两旁，实验鼠通常将仔细观察这两个人，然后选出自己熟悉的那一位。对于哺乳动物以及鸟类来讲，小宝宝如果跟妈妈分开，会非常难过。牛犊断奶的时候，不论是牛妈妈，还是牛犊，都会连续嘶吼二十四小时。有些牛犊最后会把嗓子喊哑。

　　如果让牛与同伴分开，它们也会嘶吼，黑白花牛最常发生这种情况，而它们是特别温和的牛。黑白花牛的社交行为非常容易观察，因为旁人的存在不可能打扰它们。我曾亲眼目睹花牛在卡车上与同伴分开时大声咆哮。被留在车下的牛，注视着那些壮硕的同伴沿着坡道走上卡车，那辆卡车将把同伴带进汉堡店。两头公牛紧紧盯着卡车驶离停车场。其中一头牛伸长脖子冲着卡车嘶吼，卡车上的另一头牛也用同样的方式回应着同伴。有位仁慈的养牛场经理担心自己的牛知道它们即将送死。其实，它们不可能知道这一点；它们只是不喜欢与同伴分开。萨斯喀彻温省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的乔·斯图基（Joe Stookey）及其同事开展的研究证实，牛不喜欢独自待着，其研究项目中的牛在磅秤上称重时，如果能够看到另一个同伴站在前面，就会非常安静。

　　有关动物对于压力和恐惧反应的研究，也许提供了更多可靠的证据，证明人类和动物的情感是相似的。数以百计有关鼠、猫、猪、猴子及其他动物的研究已经表明，当动物们遭遇令其恐惧的事情时，血液中的皮质醇（cortisol, 压力激素）水平就会升高，肾上腺素会输送至全身，不论心率还是呼吸都会快速提高，好让动物做好战斗或者逃跑的准备。研究已表明，对于哺乳动物以及鸟类而言，恐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情绪。当然，人类也会有同样的生理反应。一个在城市街道上遭抢劫的人和一只被捕猎者追逐的动物，其肾上腺素、心率以及呼吸频率都会同样提升。不论人还是动物，恐惧都会引起战斗或者逃离。

　　对于家畜来讲，恐惧的负面影响体现为降低产量。澳大利亚科学家保罗·海姆斯沃斯（Paul Hemsworth）发现，当母猪害怕人的时候，它们的生育数量会下降。至于恐惧程度，可以通过一头母猪以什么样的速度靠近一个陌生人来测量确定。在测量过程中，每头猪被放进一个小小的场地与一位陌生人共处。那些曾经遭饲养员虐待的猪，将比其他同伴花更长的时间才会走近并接触陌生人，而它们的体重也相对较轻。

　　有更加深入的研究指出，温柔的呵护照料不但会提高母猪的生育量，也会增加其体重。澳大利亚很多大型猪场开始实施一项培训方案，来改善雇员对猪的态度。当工人们对猪的行为有更多的了解，并且对其行为方式的原因更加感兴趣时，猪的产量便会提高。凡是雇员态度得以改善的农场，平均每头母猪的猪仔产量都提高了6%。所谓雇员对于猪的良好态度，包括更加积极的行为，比如爱抚它们，以及更少的令人厌恶的行为，比如打耳光。海姆斯沃斯还发现，那些经常被打耳光的猪已经学会尽量远离人，并且非常焦虑，结果导致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体重也会降低。当人在其身边出现时，它们会明显感到恐惧。

　　其他动物也具备这种预知不愉快体验的能力。在一项研究中，曾经被保定栏吓到的那些奶牛，过了六个月之后靠近同一个保定栏时，比起那些不曾被吓住的牛，其心率会快很多。

　　解剖和神经系统的测量

　　能够证明动物具有情感的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也许来自大脑解剖和神经系统的相关研究。这种证据有助于说服对此持怀疑态度的人们。我曾有机会在伊利诺伊大学医学院旁听一节人类大脑解剖课。之前，我解剖过很多牛和猪的大脑，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人类大脑的模样。当操作者沿着大脑中线将其切开的时候，我简直震惊了，因为人脑中负责情感的区域——边缘系统，看上去像极了猪脑的边缘系统。

　　总体而言，人脑和猪脑的主要差别就在于皮质的数量。两者边缘系统的大小非常接近，但是人脑被一层厚重的皮质所覆盖，如同一个长疯了的花椰菜包住了脑干。皮质在人脑中发挥的作用，在于为人类提供主要的思考动力，而情感区域被深深地埋在里面。

　　人脑和高级哺乳动物（比如狗、猫、牛、马）的大脑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皮质数量。不论动物大脑还是人脑，也许都从边缘系统获得情感信号，但是因为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所以人类的情绪表达就更加复杂。一个悲痛的人，也许会写出优美的诗歌，而一只被抛弃的狗，伤心时也许只会躺在地板上哀嚎抓挠。两种情感是相似的，但是表达方式却大相径庭。

　　人脑和高级哺乳动物大脑中的化学信使系统是一样的。脑细胞之间的信号通过一种被称作神经传递素（neurotransmitters）的物质实现传递。神经传递素5-羟色胺的高水平与平静和降低的攻击性存在相关。氟西汀让人们感觉放松，就是因为它提高了5-羟色胺水平。有些神经传递素包括去甲肾上腺素（Norepinephrine）、伽马氨基丁酸（GABA）、多巴胺、内啡肽。GABA是大脑天然的镇静剂，在化学成分上类似于安定。内啡肽是大脑的麻醉剂。类似纳曲酮之类的药物，能够抑制内啡肽的活动，用来治疗海洛因过量和酗酒。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具有激活效应。通过药物抑制多巴胺的活动，能够阻止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妄想症和幻觉。

　　人类和动物情感相似的最有力证据，来自抗抑郁药物和镇静药物作用于动物的效果研究。当代兽医治疗狗、猫、马之类的动物时，采取的药物也是用于治疗人类抑郁和强迫症的药物。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兽医学校的凯伦·奥弗拉尔（Karen Overall）最近组织的一个研讨班，其内容听上去就像美国精神病学会的会议。

　　氯米帕明与氟西汀的作用很相似，也用来治疗马和狗的强迫行为。患强迫症的人，也许每天要用两个小时来洗手。对于狗来讲，过度的梳毛或者舔的动作，可能导致毛发脱落、皮肤裸露，而且非常疼痛。很多例子表明，一剂氯米帕明就会令这种行为停止。在美国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ititute of Mental Health）就职的医学博士朱迪丝·拉波波特（Judith Rapoport）是一位研究强迫症行为的专家，她提出的假设是人们的强迫症也许源于大脑中那些更为古老的人与动物共有的部分。

　　纳曲酮这种药物可以抑制内啡肽，能够阻止孤独症儿童以及马的自伤行为。就像少数情况特别严重的孤独症人士会自伤（咬自己或者打自己）一样，高度紧张的种马被关在马厩中，偶尔会出现啃噬胸部的情况。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兽医学校的尼克·多德曼（Nick Dodman）博士发现，纳曲酮会减少或中止这种行为。他还成功地使用百忧解、β-受体阻滞剂、丁螺环酮、卡马西平来控制狗的攻击行为。音乐家和演员有时候会服用诸如普萘洛尔（propranolol）之类的β-受体阻滞剂，来减轻演出之前的焦虑和恐惧。在减轻狗的恐惧方面，普萘洛尔有类似效果。利他林甚至可以用来治疗狗的过分活跃。不论是过于活跃的狗，还是多动症儿童，这种药物都能让他们安静下来。

　　我的假设是，人与动物的最基本情感有相同的神经机制，而人与动物情感的区别在于情感表达的复杂性。情感帮助动物在野外得以幸存，因为情感为其提供了强烈的动机，逃离捕猎者或者保护新生幼崽。本能指的是动物固有的行为模式，比如交配仪式，但是它们会被情感所刺激。动物可能会出于恐惧心理找到一个隐蔽之处作为安全的巢穴，以便躲开捕猎者，但是对于饥饿的动物而言，恐惧不再是主要的情感。饥饿和恐惧都有强烈的动机。

　　就像被捕食物种一样，很多孤独症人士会以恐惧作为主要情感。当我在视觉符号世界里记录自己的生活时，并不知道多数人的驱动力并非来自持续的恐惧。恐惧会激发我的固恋，我的生活就是围绕如何减少恐惧而运行的。我更加深入地研究自己的视觉符号世界，因为我认为，一旦自己能够理解生活的意义，恐惧就会被驱散。一言蔽之，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在视觉地图上呈现出符号的意义。我认为对生活中重大哲学问题的理性回答将驱散焦虑。我的情感原始且简单，但是我的视觉符号世界的象征意义却极其复杂。

　　我用复杂的视觉和理性来取代情感的复杂性。我对每件事提出疑问，然后转向逻辑、科学以及理性去寻找答案。作为一名视觉思考者，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理解世界。我始终奋力驱散恐惧，直到发现生物化学的威力。

　　不论人还是动物，都有遗传和天生的气质特点。一只恐惧的动物和一位恐惧的孤独症人士，都会因为新规则以及陌生事物的出现倍感压力和沮丧。训练和驯服能够掩饰反复无常的气质特点，但是它们依旧会潜藏在表面之下，等待爆发。一头继承神经紧张遗传基因的公牛，也许在自己熟悉的牧场上会温和平静，但是如果面对新人或新环境时，它就会发疯发狂。类似的是，有些孤独症人士面对熟悉的常规会保持平静，但是如果发生其无法预期的事情，他们就会勃然大怒或者出现攻击行为。

　　哈佛大学的杰尔姆·卡根（Jerome Kagan）及其同事已经发现，儿童最早从两岁开始表现出先天的气质特点。那种压抑的孩子以及无拘无束的孩子之间的区别与那些安静的以及容易激动的牛或马很相似。这些基本的特点，在特别早的孩提时代就明显出现。羞怯拘谨的孩子会提防别人，他们小心谨慎地避开陌生人，而那些无拘无束的孩子会更加开朗，更加社会化，对于新鲜事物会少一些恐惧。学习及社会影响掩盖并改变了这些差异，但是位于谱系极端的孩子会保持这些差别。

　　在卡根的研究中，极端羞涩拘谨的孩子往往有更多的生理反应。面对新任务或陌生人的时候，他们的心率会加快。比起那种无拘无束的孩子，他们的皮质醇水平也更高。卡根提出的假设是羞涩的孩子具有更加敏感的交感神经系统，反应既快速又强烈，因此异常情况更有可能使其陷入恐慌。也许就像高度紧张、容易兴奋的动物。换言之，因为他们很羞涩，所以会避开危险。对这些孩子而言，保护人类躲开捕猎者的古老神经系统始终在加班加点地工作。有趣的是，人类与动物气质测试的结果有很多相似之处。

　　用图像思考的能力帮助我理解动物在不同情境下如何思考，如何感受。对我而言，把自己想象成动物毫不费力。但是，在能够实现这些之前，我曾多年观察不同情境中的动物行为。我总是通过阅读有关动物行为的书籍和文章，将更多信息添至自己的信息图书馆。借助设计设备时的思考方式，我来想象动物如何思考。

　　就像《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的作者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所说，“狗有狗的思想”。我愿意将这句话应用到家畜上。我的一位学生曾经说，马不会思考，它们只是建立联系。如果建立联系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那么我不得不说，我也不会思考。用图像思考以及建立联系，是一种线性思考形式，不同于那种以语言为基础的思考。每种思考类型都有各自的优势及劣势。随便问一位艺术家或会计师，就知道了。

　　更新：动物行为与孤独症

　　关于孤独症人士与动物的思考模式有哪些相似之处，我在《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一书中列举了对此问题的全部观点，可供读者参考。一言蔽之，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动物和孤独症人士都不借助语言思考。他们将以感觉为基础的记忆联系起来，比如气味、声音或者视觉图像，并进行分类，这才是他们的思考过程。关于思考的分类方法，我在第一章更新的部分中已经解释过。

　　第二个相似点是，不论动物还是孤独症人士，都拥有天才技能。该观点在《用图像思考》一书中首次提出。动物和孤独症天才都拥有令人惊叹的记忆力。松鼠能够记得自己在哪里藏了数以百计的坚果，而鸟类即便只飞行过一次，就能记住这条迁徙路线，当松鼠藏起一颗坚果之后，它会后腿站立，然后给藏匿地点“拍张照片”。当我在没有数字或字母标注的停车场停车时，也会通过同样的方法找到自己的车。我会观察停车场周围的建筑、树木以及柱子，然后“下载”一幅图像到脑子里，即从特定角度看某个建筑的模样。当我返回停车场需要找到自己的车时，我会沿着离开时的原路返回，边走边看，当眼前的画面和存储在脑子里的“快照”相吻合时，就能找到自己的车子。

　　第三个相似点在于他们都通过细节思考。如同第一章更新部分所说，我的思考过程是将细节组合在一起形成概念，而普通人往往首先形成概念，并且倾向于忽略细节。动物和孤独症人士会关注普通人也许察觉不到的细节。在屠宰场工作时，我了解到牛害怕很多视觉上的小细节，比如湿滑地面上的倒影，一根扭来扭去的链子，或者对比强烈的色差，如一架黄色的梯子靠在一面灰色的墙上。如果清除这些干扰因素，牛就会很安静地走向滑道。

　　第四个相似点，是对于声调的极端敏感。我难以觉察他人的目光信号，但是我会特别注意声音的语调。声调是唯一我能够注意到的不明显的社交信号。任何养狗的人都知道，狗对于声调所包含的意义和含义非常敏感。不论狗，还是我自己，都能够通过声调判断一个人是生气还是高兴。那些很晚才学会说话的孤独症人士曾经告诉我，他们认为声调才是意义，而不是词语。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声调的重要性。动物也会有类似的感觉超负荷问题。那些害怕烟花的狗，也许对声音非常敏感。不论孤独症人士还是狗，都对非常具体的声音敏感。牧羊犬害怕吸尘器，当吸尘器吸地毯时，它会狂吠，但是吸尘器吸地板时，它就没有反应。在不同环境下，声音有不同的音高。孤独症个体对于不同声音的反应是相似的。

　　从情感上来说，动物与孤独症人士既有相似点，也有重要差别。狗的社会化程度很高，而且很容易训练，因为它们想取悦主人。狗的社交能力与孤独症人士完全不同，但是在情感的其他方面有相似之处，即情感没有那么复杂。动物和孤独症人士的情感都比较简单，只有快乐、生气、害怕或者伤心。他们没有那种百味杂陈的情感。另一个相似点则是孤独症人士和动物的主要情感都是恐惧。这一点之前已经具体讨论过。

　　因为我一直拿动物跟孤独症人士做比较，所以在结束本章内容之前，我愿意回应那些感觉自己被侵犯的人们。根据现代神经科学以及遗传学的研究结果，动物和人类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对人类及动物基因组序列的研究，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人类基因组中长串的DNA与动物的相比，几乎一样或者相似。

　　作为一名孤独症人士，当我将自己与动物进行比较，并不觉得被冒犯。在某些方面，诸如牛或狗之类的动物拥有一些非常值得崇敬的品质。它们不会挑起可怕的战争，杀戮同类，制造痛苦。我观察到，那些大脑最复杂的动物，比如黑猩猩和海豚，会恶意对待同伴。《我们为什么不说话》一书对这些现象进行了充分介绍。随着大脑变得复杂，错误连接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我认为，连接错误也许会造就伟大的天才，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够在一个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没有人教给他们如何明辨是非，他们就会变得狰狞可怕。

　　[1]译注：沃尔格林（Wallgreen）是美国的一家药品、食品零售连锁企业，而西夫韦（Safeway）是北美最大的食品和药品零售商之一。

　　[2]原注：汉斯是一匹著名的马，经过训练之后，能够通过踏马蹄来计数。很多人对此印象非常深刻，认为这匹马真的能够算数。汉斯并不知道如何算数，但它是一匹非常有悟性的马，能够从训练者那里捕捉微妙的线索。

　　第十章　爱因斯坦的表妹——孤独症与天才之间的联系

　　八年前，在一次孤独症会议上，我遇见了爱因斯坦的二表妹。我们曾一起在酒店的餐厅用餐，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她手持菜单一脸无助的模样，因为菜单上几乎所有的食物都会让她产生过敏反应。后来，她跟我提起她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具有音乐天赋的孤独症小孩，另一个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儿童。随着我们的交流逐渐深入，她向我讲述了自己的家族故事，很多家族成员都有抑郁症、食物过敏以及阅读障碍等问题。从那之后，在与很多家庭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及亲属往往是智力出众的天才人物。

　　苏克德夫·纳拉扬（Sukhdev Narayan）及其同事曾在《孤独症与发展障碍杂志》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如果一个孤独症儿童具备良好的语言能力，那么，他父母的智力以及教育成就往往高于那些没有孤独症子女的家长。当我得知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家里有孤独症子女时，并不感到吃惊。即便是那些低功能孤独症儿童的家庭，父母和亲属高智商的几率也相当高。研究结果至今还未表明，低功能孤独症与家族史上不断提升的智力水平之间存在明确关系。但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也许要归结于某些因素，包括导致低功能孤独症高发的因素，如两岁时的高烧、早产、脆性X综合征或者其他非常容易诊断的神经系统问题。但是，与此类家庭的大量讨论，往往揭示出智力因素不可回避。

　　追溯我自己的家族史，至少显示出一种已经被充分证实的模式。发表于《孤独症与发展障碍杂志》的三项不同研究以及《美国医学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al Genetics）的一项研究，都指出孤独症与家族史上的抑郁症、情感障碍存在联系。我外公是一位聪明而内向的工程师，他发明了飞机的自动导航系统。四十多年来，他的发明创造仍然在每架飞机上发挥作用。外公在一座电车维修大楼的阁楼里专心致志地研制飞机指南针，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事业，即便所有大型航空企业的科学家都认为他是错误的，也丝毫不会动摇。

　　我的外婆和妈妈都拥有出色的视觉化能力，并且非常聪明。外婆听到吵闹的噪音总会感到烦躁。她曾经告诉我，在她小时候，煤块沿着斜槽滑下来的声音都会让她的耳朵受折磨。在她一生中，抑郁症时常发作，直到晚年才借助丙咪嗪得到有效治疗。

　　在我父亲家族这边，格兰丁家族的坏脾气臭名昭著。爸爸在餐厅吃饭时，如果食物上得太慢，他会大发雷霆。他也有一种在某个事物上较真的劲头。有一次，我家附近的驯马场关闭，爸爸为此烦躁不安。他一天到晚给市政官员写信，测量被丢进大垃圾箱的肥料数量。我父亲童年时很孤独，他极可能也有比较轻微的孤独症。

　　幸运的是，我的兄弟姐妹都不是孤独症。我有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其中一个妹妹是视觉思考者，她非常具有艺术天分，特别擅长重新装修旧房子。她只要盯着那种矮墩墩的老式房子，脑子里就会浮现出装修过后脱胎换骨的迷人新屋。上学的时候，她有学业问题，可能因为轻微的听觉处理问题，导致她在吵闹的教室里难以理解老师的讲授，学习数学很吃力。我的另一个妹妹和弟弟都是普通人，不过最小的妹妹有轻微的感觉超负荷倾向，特别是在周围太多杂七杂八的声音同时响起的时候。她八岁的儿子没有任何孤独症的迹象，但是存在阅读困难，而且理解某些口语发音也有问题。我其他的外甥女和侄子都发育正常。

　　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和亲属往往表现出轻微的孤独症特征。德朗（G. R. Delong）和德怀尔（J. T. Dwyer）发表在《孤独症和发展障碍杂志》的另一项研究表明，三分之二的高功能孤独症儿童家庭中，都有一位直系亲属或者二级亲属是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是孤独症的轻微表现形式。通过在会议上与不同家庭的数百次交谈，我清楚地发现，很多孤独症儿童的父母都是视觉思考者，在计算机、艺术、音乐方面表现出天赋。孤独症家族史上的其他共同特征包括焦虑障碍、抑郁症以及恐慌症。纳拉扬发现，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尤其是父亲，都有一种专心致志追求某个特殊兴趣的倾向，而且可能缺乏社交技巧。那些本人没有孤独症的家长，也会拥有其孤独症子女的某些特质。约翰斯·霍普斯金医学院的丽贝卡·兰达（Rebecca Landa）及其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请参与的家长编造一个故事。34%的参与者所编写的故事都没有清晰的开端、过程以及结尾，杂乱无章，缺乏情节。这种状态正是自由联想式视觉思考的本质特点。如同摆放拼图玩具，不需要任何特定的顺序。

　　有充分证据表明，孤独症有强大的遗传基础。弗洛斯泰因和路特（Folstein, Rutter）报告称，在同卵双胞胎中，如果其中一个是孤独症，另一个也是孤独症的几率为36%。在双胞胎中，非孤独症的那个孩子存在学习问题的比率要远远超出正常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的基因组成一致，然而异卵双胞胎的基因完全不同。对于异卵双胞胎来说，其中一个是孤独症，另一个几乎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孤独症的遗传因素非常复杂，并不存在单独的孤独症遗传基因。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在《人类个体差异》（Personal Individual Differences）杂志发表一篇文章并提出假设，某个人之所以成为孤独症，也许因为接受了太多的遗传特质，而这种遗传特质显然过犹不及。比方说，对某个事物的专注如果在正常范围之内，就会推动一个人专心致志投身其中并获得很多成就，但是，如果超出一般情况，就会妨碍正常的社交活动。

　　与其他人相比，孤独症人士的子女出现孤独症、学习问题或者发展问题的风险更大。但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爱德华·里特沃（Edward Ritvoe）及其同事所开展的家族历史研究表明，孤独症人士兄弟姐妹的后代中，孤独症的风险性几乎不可能再增加，而存在学习障碍或者轻微孤独症特质的风险确实会更高。

　　很多研究者提出假设，一组相互作用的基因也许会导致各种问题障碍，比如抑郁症、读写困难、精神分裂症、躁郁症及学习障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罗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博士及其同事指出，孤独症是最具有遗传性的精神科诊断病症之一。他们还坚持认为，许多障碍问题，如抑郁症，反映出从正常行为到异常行为整个范围内的极端现象。同样的基因不但造成普通人的差异，也导致极端的异常情况。这一原理很可能同样适用于孤独症。被贴上孤独症标签的人的极端行为表现在普通人身上也有所反映。凯纳发现，在九个案例中，有四个属于这种情况，即孤独症儿童的父母出现过抑郁症或者焦虑症。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的罗伯特·德朗（Robert Delong）新近开展的研究表明，孤独症儿童往往有躁郁症的家族史。

　　天才是一种异常

　　天才很可能是一种异常。如果将那些导致孤独症以及其他障碍（比如躁郁症）的基因排除掉，那么，世界上就只有乏味无趣的墨守成规者，富有创造力的思想也将所剩无几。引发孤独症、躁郁症以及神经分裂症的一组相互作用的基因，在数量很少的情况下可能会带来良好效果。在《天才向左，疯子向右》[1]（Touched with Fire）一书中，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Kay Redfi eld Jamison）博士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探讨躁郁症和创造力之间的联系。躁郁症患者所体验到的情绪范围，从喜怒无常到不折不扣的狂躁，以及深邃黯然的抑郁状态。如果作家出现轻微的躁郁状态，往往会创作出最佳作品。如果这种障碍发展到极致，就无法正常发挥作用。随着年龄的增长，情绪波动问题有严重的倾向，这也可以解释为何著名的作家，比如海明威在晚年时会选择自杀。研究也表明，艺术家、诗人以及富有创造力的作家患上躁郁症以及抑郁症的比例要远远超过普通人。

　　爱荷华大学安德烈亚松（N. C. Andreason）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80%富有创造力的作家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出现情绪障碍。相当高比例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作家，必须通过医疗手段来调控自己的状态。38%的作家和艺术家必须借助药物，50%的诗人必须接受治疗。爱荷华大学的此项研究还表明，作家的父母及兄弟姐妹存在情绪障碍的比率也很高。

　　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迪安·西蒙顿（Dean Simonton）曾经研究过一名伟大政治家的促成因素，比如领导才能、感召力以及无穷的精力和动力。拥有这些特点的人，往往存在抑郁症以及酗酒问题。西蒙顿得出的结论是，“为了拥有创造力，貌似你必须有点小疯狂。”

　　一项关于数学天才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天才和异常之间的关系。爱荷华大学的卡米拉·佩尔松·本布（Camilla Persson Benbour）撰写的一篇论文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数学天才与身体异常之间的高度相关。与大多数普通人相比，数学天才有三项比较普遍的特征，包括左撇子、过敏症以及近视。不论数学学习障碍，还是数学天才，都与左撇子相关。而那些语言推理及数学能力超众的儿童，发生过敏症的几率是普通孩子的两倍。具有超常能力的学生也更有可能眼睛近视。那种小学究戴着厚厚眼镜的刻板印象，也许不无道理。

　　显而易见，并非所有天才都是异类，但是，那些使普通人拥有特殊本领的基因，也许和产生谱系内极端异常现象的基因是一回事。早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者就意识到，如果消灭导致躁郁症的基因，将得不偿失。波士顿附近的麦克林医院的研究人员这样总结道：

　　如果我们能够消灭世界上的躁郁症精神病患者，同时也会丧失无法估量的丰功伟绩、耀眼光彩、蓬勃朝气。最终，这个世界只剩下死气沉沉的官僚以及神经分裂症患者。因此，我必须要说，宁可放弃所谓健康人群的同一遗传循环，也要无怨无悔地接受那些不健全的躁郁症患者。

　　二十年前，约翰·罗伯逊（John W. Robertson ）在其著作《爱伦坡：一项精神变态研究》（Edgar A. Poe, A Psychopathic Study）中写道：

　　如果我们根除神经因素，将神经官能症用药过量、酗酒遗传所导致的神经紊乱甚至亲代退化引发的精神错乱，以及各种原因所导致的暴躁进行压制和抑制，我们就只能拥有那种缺乏想象力的禁欲主义者，没有激情的个体，没有个性的头脑以及没有天赋的灵魂。

　　之前我曾经说过，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自己和多数人之间的差异有多么大。过去三年，我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视觉化能力超出其他人。我从来不希望自己变得正常，因为那样我会失去视觉化技能，孩子气的特点也有助于我保持创造力。在其著作《大师的创造力》[2]中，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概述了20世纪最伟大的七位思想家富有创造力的生活，包括爱因斯坦、毕加索、艾洛特。他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天真。在加德纳的笔下，爱因斯坦返回儿童的概念世界，根本不被传统物理范式所束缚。有趣的是，孤独症是由于大脑发育不成熟所导致。在很多方面，我感觉自己还是个孩子。即便到了今天，在人际交往方面，我仍然不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

　　有些科学家完全就是善于分析的思考者。物理学家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拒绝承认艺术和诗歌的合理性。在其传记《天才》（Genius）中，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ck）写道：“他拒绝承认诗歌、绘画或者宗教能够到达另一种真实。”当然，很多科学家非常重视诗歌，并且共同拥有谱系的特征，不论是创造力，还是科学天赋，就像很多科学家、艺术家以及非常善于分析的哲学家，都有一些孤独症特质。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梵高都在童年早期表现出发展异常。根据定义，孤独症属于一种早发型的障碍，类似语言发展迟缓以及行为古怪等问题，必须在年幼时出现，才能认定此人具备孤独症的特质。

　　儿童时期，爱因斯坦具备很多此类特质。直到三岁，他还没学会说话。他曾给一位孤独症孩子的母亲写信，承认自己很晚都不会说话，令父母非常担心。伯纳德·帕滕（Bernard Patten）在《学习障碍杂志》（Journal of Learning Disabilities）中写道：爱因斯坦七岁的时候还在安静地自言自语，而且与同伴的相处并不十分融洽。虽然有些天才在年幼时便崭露头角，但是爱因斯坦小时候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伟大的天赋。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笨蛋。爱因斯坦的外语成绩很差，拼写非常糟糕。就像很多孤独症儿童一样，他非常擅长拼图游戏，而且花费大量时间用扑克牌搭房子。对于自己心仪的事物，他会专心致志，对于自己没兴趣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与人性本质相关的事情，他根本就不过脑子。在《爱因斯坦：生活与时代》（Einstein: The Life and Times）一书中，作者罗纳德·克拉克（Ronald W. Clark）写道，爱因斯坦的迟钝也许有助于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获得成就。爱因斯坦自己说过，“有时候我会问自己，为什么提出相对论的那个人是我呢？我认为原因在于，一个普通人不会停下来去思考空间和时间的问题。”他集中精神的能力简直像超人，能够日复一日地思考同一个问题。

　　在《这里的爱因斯坦》（Einstein Lived Here）一书中，作者亚伯拉罕·派斯（Abraham Pais）写道：“对富有创意地建立持久深入的人际关系所需要付出的努力，爱因斯坦绝对不屑一顾。”他和我一样，更多地被思想和工作吸引，我也不懂所谓的深层关系到底是什么。他将强烈的激情奉献给科学，科学就是他的生命。他的一位研究生说过这样的话，“我从来没见过像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他是从感觉上享受科学。”根据霍华德·加德纳的观点，爱因斯坦对于事物之间关系的兴趣，远远超过人际关系。

　　在《天才的烙印》（The Stigma of Genius）一书中，作者乔·金奇洛（Joe L. Kincheloe）、雪莉·斯坦伯格（Shirley R. Steinberg）、德博拉·蒂平斯（Deborah J. Tippins）苦思冥想一个问题，也就是爱因斯坦的公众魅力及感召力与其孤单的私人生活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人群中，他是一个冷眼旁观者，小时候他也是个孤零零的孩子。在《爱因斯坦的私人生活》（The Private Lives of Albert Einstein）一书中，作者罗杰·海伊菲尔德（Roger Highfi eld）以及保罗·加特（Paul Garter）写道：“爱因斯坦自称他为科学事业奉献终生，就是为了努力躲开纯粹的人际关系，而将目光全部聚焦于客观领域。对爱因斯坦最重要的工作而言，建立一个摆脱人类不确定性的现实，是其根本基础。”（参见相对论）我能够理解这一观点。过周末的时候，我独自写作、绘画，而工作日期间，我四处演讲，表现得非常社会化。但是，在我的社交生活中，仍然错过了一些事情。我能够表现得社会化，但是像在表演。有些家长告诉我，他们的孤独症孩子在学校喜剧表演中非常出色，简直就像另一个人，可是一旦表演结束，他或她又恢复孤单的状态。

　　像爱因斯坦一样，探索理性真理的愿望激励着我。对我而言，寻找生活的意义，向来都是焦虑和恐惧情绪所驱使的理性活动，而深层的情感联系则是次要的。当我看到实实在在的结果，那个时刻最幸福。比如，向一位母亲提供有关教育方案的最新信息，帮助她的孩子在学校里取得进步。与情感相比，我更看重那些可以测量的明确结果。而对于“何谓好人”的概念，我更看重一个人做了什么，而不是感觉这个人到底怎样。

　　爱因斯坦的很多特质，与症状轻微的孤独症成人或者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的情况相像。金奇洛及其同事报告称，爱因斯坦的演讲是散乱的，有时候令人费解。学生们经常感到迷惑，因为爱因斯坦呈现的某些具体事例与一般原理之间的联系，让他们无法理解。在爱因斯坦的视觉化大脑中，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但是对于那些语言思考类型的学生而言，实在是相去甚远。学生们说过，有时候，爱因斯坦在黑板上写下一条定理，然后就脱离了思考的轨迹。几分钟之后，他回过神来，再写下一个新的假设。这种思绪纷乱的状态，就是一种自由联想式的思考类型。

　　爱因斯坦的学业成绩一直很差，直到转入一所允许他使用视觉化思考技能的学校。爱因斯坦告诉他的心理学家朋友马克斯·韦特海默（Max Wertheimer），“当我的思想出现时，其表达方式并非语言。我几乎不用语言思考。我总是在思想出现之后，再设法用语言来表述。”提出相对论时，他想象自己在一束光之上。与我相比，爱因斯坦的视觉化图像更模糊，他能够将那些图像破译成数学公式。我的视觉化图像极其生动形象，但是我无法将图像与数学符号连接起来。爱因斯坦的计算能力并不突出，他常常出错，而且计算速度很慢，但是他的天赋体现于能够将视觉思考和数学思考连接起来。

　　爱因斯坦的着装与发型是典型孤独症成人的风格，他们绝大多数都不注重社交细节以及头衔。在瑞士专利局工作期间，爱因斯坦有时会穿着绿色的拖鞋，上面还绣着花朵。他拒绝穿套装，戴领带，而那个年代的教授上课时都得西装革履。如果他讨厌穿正式的衣服是因为感觉的问题，我毫不意外。他喜欢的衣服都是那种柔软舒适的类型，比如运动衫或者皮夹克。爱因斯坦的发型从来都不符合男士发型的时尚标准。他那又长又乱从不打理的头发显然不时髦，他只是不在乎而已。

　　奥利弗·萨克斯曾经暗示，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可能也是一位高功能孤独症人士。他一直到四岁都不会说话，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毫无才能的蠢蛋。他的家族史可能出现过抑郁症，而他的两个兄弟都死于自杀。他有出众的机械操作能力，十岁那年，他自己制作了一台缝纫机。维特根斯坦是一个穷学生，他从来不戴领带和帽子。与同伴说话时，他使用学究式的正式语言以及德语中的敬语（sie），这一做法使其他同学疏远并且欺负他。在高功能孤独症人士中，使用过分正规的语言属于很常见的现象。

　　梵高的画作充分表现出他强烈的情感和才华横溢，但在孩提时代以及年轻时代，梵高具有一些孤独症特质。就像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一样，梵高并没有表现出非凡的才华。传记作者将梵高描述成一个冷淡古怪的孩子。他经常大发雷霆，喜欢独自去野外游荡。直到二十七岁，他才发现自己的艺术天赋。他在艺术领域有所建树之前，具备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的很多特点。他既邋遢又呆板。在《伟大的异类》（Great Abnormals）一书中，弗农·格兰特（Vernon W. Grant）笔下的梵高，其声音和言谈举止，与那些孤独症人士的风格很相似。“他说话时总带着一股紧张劲，而且会发出那种焦虑的刺耳声音。他说话时，会完全沉醉在自己的世界里，对于听众的感受以及兴趣根本不在意。”梵高希望拥有富含意义的存在，这也是他投身艺术事业的驱动力之一。他早期作品的题材都是有关他所认同的劳动人民。根据格兰特的说法，梵高一直都是个孩子，他在回应他人情感和需要方面的能力非常有限。梵高能够在抽象意义上热爱人类，但是当他必须应对一个真正的人，就会“自我封闭到令人无法忍受的程度”。

　　梵高进入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之后，其作品开始变得明亮绚烂。癫痫病的发作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其作品从阴暗色调突然转变成颜色极其明亮的风格。癫痫发作改变了他对世界的看法。在梵高作品《星夜》中出现的天空的漩涡，与某些孤独症人士的感觉混乱状态非常相像。那些具有严重感觉处理问题的孤独症人士，能够看见物体边缘在振动，他们获得的感觉输入信息混乱不堪。那种状态并非幻觉，而是感知觉的混乱。

　　微软老板兼视窗系统创造者比尔·盖茨，也具有孤独症的一些特质。《时代周刊》率先发表这一观点，将奥利弗·萨克斯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我的文章，以及约翰·西布鲁克（John Seabrook）在《纽约客》上发表的关于盖茨的文章，进行对比。我和盖茨拥有一些共同点，包括重复的摇摆以及拙劣的社交技能。在商业会议或者飞机上，盖茨会摇来摆去，孤独症儿童和成人感到焦虑时往往会摇摆身体。盖茨还具有孤独症的其他特质，比如缺乏眼神交流以及缺少社交技能。西布鲁克写道：“盖茨不关注社交细节，也不在意拼写是否完美。”盖茨小时候表现出明显的天赋，他能够复述《圣经》的大段篇章，而且一字不落。盖茨的声音没有抑扬顿挫，他看上去很年轻，一张孩子气的脸与其年龄完全不符，而穿衣打扮与个人卫生，是他最不介意的事情。

　　轻微的孤独症特质有助于人们心无旁骛地投身某项事业。汉斯·阿斯伯格对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的价值给予强调，他指出，这些人士往往在高度专业的学术领域取得成功。那些能够摆脱刻板思维，不受其阻挠和折磨的阿斯伯格综合征个体，将出类拔萃。他得出的结论是——狭隘思维非常有价值，并且能够发展成为伟大的成就。

　　如今，爱因斯坦们一去不返。也许他们全部被研究生入学考试绊倒，或者成绩很烂。因为无法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数学测试，我通过走后门才进入研究生院。上中学时，我的成绩一向很差，直到高二才开始有了学习动力。大学时，我的生物和心理学成绩非常好，但是学习法语和数学非常吃力。绝大多数天才的能力都参差不齐。他们往往在某门课程上成绩糟糕，而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又出类拔萃。理查德·范曼（Richard Feynman）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时，英语和历史的分数非常低。他的物理分数极高，但是艺术才得了17分。

　　即便是爱因斯坦，从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毕业之后，也没能获得一个学术职位。当他告诉那些重量级教授其理论错误时，便激怒了众位大人物。他不得不去瑞士专利局找份工作。担任专利局书记员期间，他写出著名的相对论，并发表在一个物理学杂志上。如今，一位专利局文员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简直比登天还难。如果爱因斯坦活在当今时代，他的论文可能会吃一顿闭门羹，然后只能继续待在专利局。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作家，都曾经是学业很差的学生。进化论之父查理斯·达尔文，一门外语都没有掌握。当他离开学校时，别人都觉得他只是个普通学生。达尔文在由其儿子编辑的自传《人生与文学》（Life and Letter）中写道：“所有男老师以及我的父亲，都认为我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孩，而且智商低于平均值。”他觉得剑桥大学的生活枯燥无味，而且数学成绩很差。达尔文的长处是对收藏以及搜集充满热情，这些特质激励他实现《探险号航海记》（Beagle）里提到的著名旅行，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首次确切阐述了进化论。

　　根据吉纳格·凯文（Guinagh Kevin）的著作《天才的业余人士》（Inspired Amateurs）里的说法，现代遗传学之父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因为没能通过测试，所以无法获得高中教师资格证书。孟德尔几次都没有通过考试，不得在在修道院花园的一角利用豌豆进行经典实验。他在大学论文答辩中提出自己的研究结论，结果没能获得学位。谁都没有注意到他那疯狂的理论，但幸运的是，其论文的120篇复印件幸存下来，并且在他逝世后被众人视为天才之作。今天，他的理论仍然出现在每所高中学校的科学课堂。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遇见过很多聪明的视觉思考者，他们就职于肉类加工厂的维修部门。有些人是了不起的设计师，发明了各种创新设备，但是他们在学校里曾备受打击，乃至理想幻灭。我们的教育体制没有将这类人培养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而是将其排斥在外。

　　那些拥有令人惊叹的记忆力、绘画技能、计算能力以及再现音乐作品天赋的孤独症天才，几乎都不具备社交技能。直到最近，许多专业人士还认为天才不可能具有创造力。他们认为，天才的大脑就像录音机或者复印机，但是，对于天才的绘画以及音乐作品的进一步考察证实，他们拥有真正的创造力，而且能够继续发展。在《另类天才》[3]一书中，达罗·崔佛特（Darold A.Treffert）曾列举两个案例，天才们的社交技能以及音乐、艺术天赋都得到提升。如果此人遇见一位能够给予支持和鼓励的伯乐一样的好老师，他的这些能力就会获得发展。英国著名孤独症天才斯蒂芬·威尔希尔（Stephen Wiltshire），其建筑物绘画作品的细节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除了绘画天赋，他还具有超凡的音乐能力。在其著作《火星上的人类学家》b一书中，奥利弗·萨克斯曾经讲述威尔希尔的音乐即兴创作能力如何实现稳定的提高。当他唱歌的时候，所有的孤独症特征都消失不见，只有音乐停下时，才又回归原状。也许音乐短暂地打开威尔希尔的情感大门，从而使他改变。当他为建筑物画出细节详尽的美丽图画时，他的行为表现便属于孤独症。与大众的观点相反，天才并不总是拥有绝对的如同复印机一样的记忆。当萨克斯博士请威尔希尔为他的房子绘画几幅图时，就出现了几处错误，比如一个多出来的烟囱或者某扇窗户安装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他没有足够时间去细致研究那座房子。当斯蒂芬绘画自己想象出来的城市时，他将自己记忆库中关于建筑的点点滴滴全部提取出来，然后用一种全新方式将其组合。这种方式和我完成设计工作的方式很相似。

　　显而易见的是，导致严重残障的遗传特质也造就了天赋和天才，带来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果。正常与异常之间，没有黑白分明的界限。我相信，诸如孤独症、严重躁郁症以及神经分裂之类的残障类型，存在于人类基因库中，即便人类要为此承担痛苦。研究者假设，精神分裂症也许是人类为了语言和社会互动能力的发展所必须付出的进化代价。伦敦临床研究中心的蒂姆·格罗（Tim Grow）指出，精神分裂症在多数社会中的发病率大致相同，而且不曾降低，即便精神分裂症患者生育子女的可能性低于普通人。

　　导致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也许能够比较温和地赋予优势，也许会产生躁郁症和孤独症。对我而言，我相信自己在人类屠宰牲畜以及改善动物待遇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正是源于自己的异常。但是，如果我没有形成一套相关的信仰系统，就无法实现这些成就。

　　更新：用潜意识思考

　　当我写作《用图像思考》一书时，美国还没有大范围使用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标准。如今，我对于阿斯伯格综合征诊断标准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便是那些本来应该送进天才和优生项目的学生，却被转入特殊教育的系统。事实上，这些孩子根本不属于那里。我见过那些智商150的孩子，没有什么措施推动他们发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英国剑桥大学西蒙·巴伦-科恩博士开展的一项研究表明，与普通人相比，孤独症人士的家族史中出现的工程师更多。另一项研究表明，科学家以及会计师在孤独症人士家族史中出现的比率超出正常。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及音乐家可能都有阿斯伯格综合征，比如卡尔·萨根（Carl Sagan）、莫扎特。孤独症/阿斯伯格谱系内著名人士的简介，在很多书里以及网站上都能找到。

　　巴伦-科恩提出一个重要问题：阿斯伯格综合征能够算作残障吗？正常与异常之间的分界线在哪里？他认为轻微阿斯伯格综合征人士没有发生语言发展迟滞现象，而且那些学生就读于普通学校，或者超出学校同龄儿童水平。大脑扫描研究也显示出大脑不同部位的各种异常现象，比如杏仁核（情感中心）、前额叶等。不同大脑结构的型号差异，究竟在哪个点上造成脱离正常范围的极端异常呢？

　　在前一章的更新部分，我讨论了关于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缺乏连接的相关研究。那些距离较远的区域连接过少，而局部区域的大脑连接又超出正常。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精神病学系的维特松（S. F. Witelson）博士对爱因斯坦的大脑进行研究。他发现，爱因斯坦大脑中负责数学推理的区域比普通人大15%。而负责数学推理的大脑区域，与大脑的视觉思考区域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就好像数学部门和艺术部门融合在一起。局域过度连接也许可以解释爱因斯坦的天才之源。

　　我通过潜意识思考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语言掩盖了首要的以感觉为基础的思考，而这种思考方式乃人类与动物共有。对大多数人而言，以感觉为基础的思考属于潜意识。我便是通过潜意识部分来思考。通读有关各种记忆类型的科学文献之后，我得出如下结论：意识层面的记忆以及潜意识层面的记忆有不同的说法，取决于研究者所针对的心理类型。长时记忆有两种类型，不论被称作什么，可能是一回事。下文所显示的两组不同词汇，其实在表达同一个意思。

　　有意记忆　　　　　　无意记忆

　　语言（词汇记忆）　　以感觉为基础的记忆（视觉、运动、听觉等）

　　清晰的记忆　　　　　隐晦的记忆

　　陈述性记忆　　　　　程序性记忆

　　更容易被遗忘　　　　拒绝遗忘

　　既然我用潜意识思考，就不会出现压抑以及否认与拒绝。我的“搜索引擎”能够进入以感觉为基础的内容详尽的整个记忆图书馆。

　　我的记忆并非自动发生。我必须按下“保存”键，将记忆存储到数据库。但凡无法使我产生兴趣的事物，比如酒店房间的装潢风格，都不会被记住，除非那个地方真的很特别。按下“保存”键，要么需要意识层面的努力，要么出于一种强烈的情绪。对我来说，将情感与“保存”键连接起来的大脑回路，是完好无缺的。但是，我能够搜遍那些发生在很久以前确实非常糟糕的回忆，而没有相应的情感，比如被解雇。有一次我被解雇之后，嚎啕大哭了两天。当时，我能体验到那种情绪，但是在记忆库里，相应的情绪却没有跟随被解雇这一事件同时存储。过了很久，我才知道，大多数普通人并不像我这样，在脑子里打开一个“糟糕经历文件夹”，却不必体验与记忆相伴随的情感。

　　进入特权

　　那些拥有天才本领的人士，往往能够比普通人更好地完成任务，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抵达大脑的重要区域，并且不会受到语言的干扰。西蒙·巴伦-科恩的研究表明，孤独症人士的隐藏图形测试成绩要优于普通人。在这项测试中，被试必须在一个更大的图形背景中找到隐藏其中的某个图形，比如三角形。该测试过程的大脑扫描结果显示，孤独症人士大脑最活跃的部分是负责事物特征的重要视觉系统。换言之，在测试中，这些人士可以直线抵达“图画部门”。而测试过程中的普通人由于前额叶和其他区域很活跃，也许会干扰视觉任务。

　　悉尼大学的辛德（A. W. Synder）发现，如果普通人的前额叶遭到低频磁脉冲的损害，就会展现出天才般的绘画本领。如果前额叶被切掉，普通人会成为更优秀的校对员。前额叶和大脑中所有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它会干扰人们对细节的觉察。

　　加利福尼亚大学布鲁斯·米勒（Bruce Miller）博士所开展的工作，也对此提供了确凿证据。大脑中负责视觉思考以及音乐的区域，有时候会遭到前额叶的阻挠。在他研究的病人中，有些患上一种被称作暂时性前额叶痴呆的老年痴呆症。随着大脑语言区被疾病损害，那些从前不曾对音乐或艺术有兴趣的患者，也会展现出艺术和音乐才能。有位病人的画作在艺术展中获奖。随着语言能力的消退，病人的艺术表现力变得更加精湛，而他们的行为也越来越像孤独症人士，有一位完全丧失语言能力的患者还设计了一个莲蓬头。

　　因为通过潜意识思考，所以我能够看见决策过程，而大多数人根本无法察觉。有一天，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突然蹿出来一头麋鹿。顿时，我的眼前闪过一幅画面，我被一辆汽车追尾。如果我急刹车，也许就会发生那种情况。紧接着闪过另一幅画面，麋鹿撞到我的挡风玻璃上，那是急转弯将导致的后果。第三幅画面便是麋鹿从车前走过。只要我放慢车速，就会实现这种结局。三幅画面依次出现在我脑海里的电脑屏幕上。于是，我点击“减速”选项，终于避免了一场事故。我认为，上述情况便属于动物的思考方式。

　　[1]编注：《天才向左，疯子向右》中文简体版201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2]译注：《大师的创造力》（Creating Minds）中文简体版201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3]编注：《另类天才：走近天才症候群》（Extraordinary Peeple:Understanding Savant Syndrome）中文简体版2006年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b 编注：《火星上的人类学家》（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中文简体版2010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第十一章　通往天堂之路——宗教和信仰

　　作为一个绝对注重逻辑和科学的人，我持续不断地将信息添加到自己的知识图书馆，并且时常更新科学知识以及对上帝的信仰。因为我的思维过程是运用一系列具体事例来形成一个普遍概念，所以我认为，一般原理应该随着新信息进行调整，这样才符合逻辑。那种不加怀疑便接受任何事情的做法，让我无法理解。事实上，我的思考由逻辑决定，而不是情感。1968年6月14日，大学二年级的我曾在日记中写道：

　　现有的知识储备使我形成自己的观点，当我掌握更多知识，就会将自己的观点进行调整。我所拥有的唯一永恒不变的观点，就是上帝的存在。最基本、最重要的自然及物理规律是我的观点的基础。当人类对自己的环境了解更多时，我会改变自己的理论来适应新知识。宗教应该保持变化和发展的势头，而不是停滞不前。

　　十来岁的时候，对我来说，新教优于犹太教或者天主教的观点，似乎根本不符合逻辑。我在一个严格的宗教环境中长大，每天晚上都要做祈祷，星期天去教堂，每周要去主日学校。我在新教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的教堂中长大，但是我们的天主教厨师认为信奉天主教才是通往天堂的唯一之路。四年级时开始，治疗我的精神科专家是犹太人。对我而言，自己的宗教优于他们的宗教，其实毫无意义。依我看，所有宗教教派方法与仪式的意义都是平等的，直到今天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不同的宗教信仰最终都能实现与上帝的交流，并且包含具有指导意义的道德原则。很多孤独症人士和我一样坚信所有宗教都应该有意义、有价值。很多人也相信转世一说，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转世比起天堂和地狱更富有逻辑性。

　　也有一些孤独症人士，信奉非常严格的正统派基督教，并沉迷于此。有个女孩每天都要祈祷几个小时，每天都要去教堂。对她而言，这些做法已经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强迫症的问题。好几家教堂都把她轰了出来。小剂量的氯米帕明使她能够以一种更加适度合理的方式去实现自己对宗教的忠诚。还有一位年轻男士，头脑中总是闪过令人不安的强迫症想法。频繁的祈祷会帮助他控制这些强迫症想法。

　　孤独症谱系的凯纳类型人士，可能以一种非常具体的方式来诠释宗教的象征意义。查理斯·哈特曾经讲述他八岁的儿子在主日学校看电影的经历。那部电影是关于亚伯拉罕甘愿把儿子奉献给上帝的故事。特德看完电影，消极地说道：“食人者。”

　　对许多孤独症人士而言，宗教与其说是一种情感活动，不如说是理性活动。音乐是个例外。对于一些孤独症人士而言，如果他们参与的活动中大量使用音乐，他们就能够感受到更多的宗教情感。我认识的一位孤独症设计工程师曾经说过，除了听莫扎特的曲子，其他时候他对宗教毫无感觉，莫扎特的音乐会让他产生一种震撼般的共鸣。对我而言，听到教堂里风琴手演奏出美妙的音乐以及牧师的吟唱，最能够让我产生丰富的宗教体验。风琴对我的影响是其他类型的音乐所不及的。

　　音乐和节奏也许有助于打开情绪的某些大门。最近，我播放一张格列高利圣咏[1]唱片，其中的节奏以及跌宕起伏的音调，让我平静和沉醉。有关音乐的作用，至今没有正式的研究结果，但是根据治疗师多年的经验，有些孤独症儿童在开口说话前先学会唱歌。佛罗里达大学的拉尔夫·莫尔（Ralph Mauer）曾经观察到，有些孤独症天才用一种诗意的无韵诗节奏说话。我拥有强烈的音乐联想，年代久远的歌曲总是激起我某些与具体地点相关的记忆。

　　高中时代，自从卡洛克先生解释了热力学第二定律b，我便得出结论——上帝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有序力量。混沌是一个封闭热力系统中的无序状态的升级，宇宙会越发无序混乱的观点让我倍受困扰。为了形成第二原理运作的思维图像，我想象出一个代表封闭热力系统的宇宙模型。它包括两个房间，一个房间是暖的，另一个房间是冷的。这种状况反映出最高程度的秩序。如果打开两个房间中间的一扇小窗，空气会逐渐混合，直到两个房间都不冷不热。此时的模型就处于最大化的无序或混沌状态。科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尔（James Clark Maxwell）提出，如果一个小人站在窗户上，将窗户打开再关上，然后让温暖原子进入其中一个房间，寒冷原子进入另一个房间，秩序就能够重新恢复。唯一的问题就是，需要外界能量来源去控制窗户。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将这种有秩序的力量称为上帝。

　　我心目中的很多英雄，包括爱因斯坦，都不信奉针对个人的上帝。1941年，爱因斯坦写道，科学家的“宗教情感以对自然法则和谐美的惊奇和着迷形式呈现出来，它展示了卓越的智慧，与其相比， 所有人类的系统思考和行为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映射”。爱因斯坦十一岁的时候，通读了一个圣经故事，之后开始执行犹太教食谱中的教规，并遵循圣典的字面解释行为处世。一年后，当他接触到科学，就突然停止了这一切。在他阅读科学书籍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圣经故事的确不真实。

　　爱因斯坦晚年时曾这样写道：“在那边，存在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独立于我们人类而存在，它伫立在我们面前，仿佛一个巨大的永恒的谜，至少人类的审视与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无法接近。对于这个世界的沉思，就像解放一样召唤着我们。”他认为自己的信念从原教旨主义转换为更加广义的宗教观点，乃明智之举。他在同一篇论文中继续写道：“通往这个天堂的路并不舒适，也不迷人，它无法像通往宗教天堂的路那样，但它证明自己值得信任，我从来不后悔选择前者。”

　　在爱因斯坦关于宗教的论述中，我最喜欢的两句话是：“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蹩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我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是因为不论科学还是宗教，我们都需要借助它们来回答人生的重大问题。即便像理查德·范曼那样的科学家，虽然否认宗教和诗歌也是真理之源，但是也不得不承认，有些问题是科学无法回答的。

　　我对新近提出的混沌理论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意味着秩序从无序和混乱中产生。为了得到科学证据证明宇宙是有序的，我读过很多关于混沌理论的流行文章。我缺乏充分理解混沌理论的数学能力，但是它强化了这一观点，即秩序来自无序以及混乱。《混沌》（Chaos）一书的作者詹姆斯·格莱克（James Gleick）解释了雪花的形成过程，雪花在空气湍流中形成有序对称的模式。空气湍流中的微小变化，会以一种随意以及无法预知的方式去改变每片雪花的基本形状。我们不可能通过研究最初的原子状态来预知雪花的形状。这一点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准确预报天气如此困难。天气模式有规律，但是随机发生的变化会以混乱的、无法预期的方式去影响这种秩序。

　　我痛恨热力学第二定律，因为我相信宇宙应该是有序的。过去这些年，我搜集了大量关于自然界自发形成秩序以及模式的文章。遗传学家大野干（Susumu Ohno）在黏液和老鼠基因中发现了古典音乐。他将四种核苷酸基数的遗传密码转换成音阶。他发现，人类DNA基数的秩序并非混乱无序，如果按照这个顺序进行演奏，听起来就像巴赫或者肖邦的夜曲。而植物的花朵以及叶片生长模式，也能够显现出斐波那契数列[3]的数学序列以及希腊人的黄金分割。

　　许多纯粹的物理系统也会自然形成某些模式。液体被加热之后出现的对流模式，有时候与细胞模式很相似。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科学家已经发现，沉淀于铂表面的银原子会自动形成有序的模式。铂的温度决定了模式类型，而秩序从无序运动中产生。微小的温度变化将完全改变模式。在一种温度条件下，会形成三角形，换了一种温度，又形成六角形，进一步加热铂表面，会让银原子恢复成不同方向的三角形。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宇宙万物，从氨基酸到植物以及贝壳上的细菌，都有旋向性。宇宙中充满了自我决定秩序的系统。

　　在我的有生之年，也许科学家们会确定如何用基本的化学成分来创造生命。但是，即便他们实现了这项任务，仍然无法回答始终折磨人类的这个问题——当你死后，会发生什么？

　　质疑长生不老和生活的意义

　　上大学的时候，对于人死后会发生什么这一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太多，但那时，我在已开始亚利桑那州的饲养场与牛接触。牛死后只是变成牛肉吗？还是会发生其他事情？想到这些，我就很不自在，因为我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并不能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我认为，如果能够盲目相信人死后将进入天堂的说法，一定会非常泰然自若。

　　进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之前，我从来没见过屠宰场，也没有见过屠宰牲畜。直到我第一次驾车路过斯威夫特肉类加工厂，才开始形成一个具体的视觉系统，想清楚自己会选择什么工作并为之终生奋斗。1971年3月10日，我在日记中记录自己的一个梦境：“我走近斯威夫特工厂，把手放在工厂的白色外墙上。那种感觉就好像在触摸神圣的祭坛。”一个月之后，我再次驱车路过那里，看见牛圈里所有的牛在等待末日的来临。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人们相信天堂、地狱以及转世之说，是因为看到牛走进屠宰场之后一切灰飞烟灭，这种想法实在太恐怖，以至于无法承受。就像“无限”这个概念一样，对人们而言，那种自我毁灭的感觉的确无法接受。

　　几天后，我鼓足勇气重返斯威夫特，请求进去参观。我被告知不能进去。这次经历增强了我对于这处禁地的兴趣。在入口处遭到拒绝，我感觉自己的神圣之地更加神圣。这不是一个象征意义上的门，而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我努力回答生活中很多重大的问题。那段时间，我在日记中做了许多记录。

　　1971年4月7日

　　在屠宰场，牲畜们不被弄脏很重要。但愿人们能够允许它们不失体面地死去。当它们置身于保定栏，接受烙印或者阉割的时候，也许那种痛苦的感觉会更强烈。

　　1971年5月18日

　　生活中真正重大的事情是什么？我过去经常认为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是我此生最重要的使命。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了新的想法。我有很多条路可走，但是我不知道哪条路可以通往辉煌。

　　对我而言，宗教就是获得某种真理的一个手段。那时候，我还不曾读过任何有关濒死体验的畅销书，因为直到1975年左右，此类图书都没有大量出版。我至今记得1971年10月25日做过的一个栩栩如生的梦：斯威夫特工厂是一个六层建筑。只有第一层是屠宰场。我发现一个秘密电梯，它带我到达顶层。顶层有美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将世界的大部分文化囊括其中。穿过巨大的知识长廊时，我意识到，生活就像图书馆，那些书每次只能读一本，每本书都揭示了新事物。

　　多年以后，我阅读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死亡回忆》[4]，书中提到他对那些拥有濒死体验的人所进行的采访。受访者声称，在濒死过程中，他们看到那些包括最重要知识的图书馆和地方。而知识图书馆的概念，也是新近一些相关书籍中的主题，比如贝蒂·伊娣（Betty J. Eadie）的《我有死亡经验》（Embraced by the Light）。

　　在我梦见斯威夫特工厂变成一个巨大图书馆的前几天，我曾经参观过一个阿拉伯马场，那里的每匹马都遭受到巨大痛苦和折磨。我抚摸那些漂亮的种马，觉得它们不该受制于饲养场或者屠宰场。第二天，我在一家饲养场操作保定栏，帮助那里的牛被烙印或接受疫苗注射，当我看每头公牛时，它们的表情像极了种马。对我而言，如何能够证明对牲畜的屠宰有道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973年4月18日，当我最后获准进入斯威夫特时，那种强烈的感觉逐渐消退，我吃惊地发现自己的反应不再那么强烈。它不再是一处神秘禁地，而且斯威夫特工厂是一家非常好的工厂，那里的牛也不会受到太多伤害。几个月之后，那位一直负责将牲畜弄昏的男士，彬彬有礼的李·贝尔（Lee Bell），问我以前是否曾经将牛击昏过，或者说，屠宰牛。当我告诉他自己从未有过这种经历，他建议我现在就来试一试。那是我第一次操作设备，感觉就像做了一场梦。

　　当我将车驶出停车场，我仰望天空中壮观的云朵。我理解了那一对矛盾——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也就不可能珍爱生命。我先是经历了面对权利和义务的矛盾，然后与我要使用保定栏之类的设备去控制牛的矛盾情感达成一致，如今我必须面对生与死的矛盾。

　　最令人心烦意乱的是，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的答案。几个世纪以来，哲学家们都热衷于探讨此类话题。这些无人能够解答的问题，迫使人们去求助上帝。

　　斯威夫特工厂对我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我的设计生涯从那里起步，并在那里找到自己真正的生活舞台，用独特的方式确定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就像物理学家努力找到高深的万用理论一样，我试图用视觉化思考模式将生活的各个方面加以整合。就在我第一次屠宰牛的那个晚上，我难以承认自己确实亲手杀死了那些牛。两周之后，我再次去斯威夫特工厂的时候，向厂方提出简单的改进措施，以减少屠宰过程中牛的擦伤。

　　大概一年之后，我从斯威夫特工厂那里获得自己的第一个重大设计项目，为其建造一条新的坡道以及传送带控制系统。施工人员和我效仿齐柏林飞艇乐队[5]的一首歌，将这个项目命名为“天堂之路”。起初，施工人员认为那就是个笑话，但是当天堂之路初具规模，对于每个参与这项工作的人而言，这个命名开始呈现出一种更严肃的意义。朋友们告诉我，要确保斯威夫特工厂不会赖账，能如期付我工钱。但是我觉得，自己做完这个项目拿到钱，简直就是唯利是图。因为我的工作使工厂发生变化，牛能够得到更加人道的待遇。即便我没有拿到一分钱的报酬，仍然会心平气和。因为我知道每天都有1200头牛不再像从前那样担惊受怕。

　　我很难将自己与斯威夫特工厂的关系严格定位于员工与企业，这里面掺杂了太多情感的因素。我还记得自己很多次开车绕着工厂一圈又一圈地转，仿佛那里是梵蒂冈。有天晚上，大家工作到很晚，我站在马上就要竣工的项目前，观察哪个地方会成为牛进入天堂的入口。那一刻，我越发意识到生命是如此宝贵。当你即将离开人世，踏上那条众所周知的天堂之路时，回头望去，你能够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感到骄傲吗？你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某种有价值的贡献吗？你的生命有意义吗？

　　1974年9月9日，天堂之路项目竣工。在我确定人生目标的过程中，这也是关键的一步。在日记中，我写道：“天堂之路竣工之后，我成熟了许多，因为那个项目是真实的。它并非一个针对我自己具有象征意义的门，而是许多人拒绝面对的一个现实。”我感觉自己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不再害怕死亡。就是在那时候，我写下了以下的话。

　　我相信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到另一个地方去。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一个人活在人世间如何为人处世，会对其来世产生影响。自从我在天堂之路的顶端发现了上帝，就更加确信所谓转世的说法是存在的。我的信仰在斯威夫特工厂得到现实的验证。那不是知识层面的空谈。我目睹那些牛死去，甚至亲手屠宰其中一些牛。如果天堂之路的顶端存在一个黑暗虚无的世界，那么一个人就失去拥有高尚品德的动机。（1977年9月）

　　曾经有几年，我对自己的信仰颇感欣慰，特别是涉及转世的问题，直到我读了罗纳德·西加尔（Ronald Siegal）发表在1977年10月刊《科学美国》（Scientifi c American）上有关幻觉的文章。就像那篇文章所证实的那样，很多昏死又苏醒过来的人所描述的许多感觉和图像，可以解释为由于大脑缺氧所产生的幻觉。在那些畅销书中，大多数关于临终体验的案例，都是由于缺氧而险些死去。根据穆迪的著作以及最新出版的图书[比如《我有死亡经验》以及《光之救助》（Saved by the Light）]之说，心脏停搏以及失血过多是最常见的死亡原因。但是我的信仰所遭遇的最强烈冲击，是我发现生物化学对自己的大脑产生了影响。

　　1978年夏天，我在约翰·韦恩红河饲养场的浸缸里游泳，现在看起来，那种行为简直就是一场愚蠢的做秀。此举大大提升了我的事业，让我获得几次演讲机会。但是，接触到有机磷酸酯之后，出现了可怕的影响。之前，想到自己的信仰，我的内心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敬畏感，而现在，那种感觉突然消失了。有机磷酸酯会改变大脑中神经递质乙酰胆碱（acetylcholine）的水平，化学物质也导致我做那种栩栩如生并且疯狂的梦。但是，为什么它们会影响我对宗教的敬畏之情，至今仍然是一个谜。那种感觉就像将所有魔法撤离，然后发现真正的绿野仙踪不过是窗帘背后的一个小老头在操纵开关。

　　这件事激发出我头脑中的重大问题。我对上帝的亲近感，是不是窗帘背后的化学绿野仙踪所引起的？我在日记中写道：“令我惊恐的是，化学物质阻碍了我对宗教情感的需要。”它们让我觉得恶心，渐渐地，那些影响逐渐消失，我的感情也恢复正常，但对转世的信仰从此支离破碎。我已经看见了藏在窗帘背后的魔法师，在内心深处，却仍然真的愿意相信在天堂之路的顶端并非只是一个黑暗的宇宙空间。

　　人死后可能进入宇宙空间，这种想法激发我努力工作并发挥影响——如果真是这样，我的想法和思想就不会死去。当我攻读博士学位时，实验室的一位同事告诉我，世界上的图书馆包含着我们最特别的细胞，或者称之为体外基因。思想的传递过程就像基因。我开始迫切地希望传播自己的思想。我曾经在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文章提到纽约公立图书馆一位官员的观点——地球上唯一能够永垂不朽的地方便是图书馆，这是人类文明的集体记忆。我把这句话写在牌子上，摆放在书桌前。它激励我坚持不懈，并且拿到博士学位。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死后，他的讣告包含这样的内容：逝世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所有的思想都在其著作中得以永存。因此，他也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古埃及人和古希腊人为后代留下金字塔、帕台农神庙以及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并以此实现永恒。也许，永恒指的就是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对其他人所产生的影响。

　　摧毁其他人类族群的文化，就意味着剥夺了他们的永恒。当我读到萨拉热窝奥林匹克运动场和主要图书馆已经被摧毁时，不由得哭了。那些毁于一旦的图书馆被拍成照片，刊登在报纸上，局面甚为混乱。文化消失殆尽，曾经象征文明与合作的奥林匹克运动场也沦为废墟。报纸上有篇文章讲述运动场的座椅被用来做棺材——这是世上最后的文明之举，而这个世界却成了地狱，读到这里，我想到知识和文化被摧毁，实在是义愤填膺，当我写到这的时候，难以自持地痛哭。一个民族故意摧毁另一个民族的文学、建筑以及文化。人们曾经几个世纪在此安居乐业的一个文明城市，就这样被炸得灰飞烟灭。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恨之入骨，就想要摧毁对方的文化和文明，我不知道这种行为该如何称呼，这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最终帮助我重新恢复信仰的是量子物理学，因为它为我有关灵魂和超自然的信仰提供了看似合理的科学基础。东方宗教关于因果报应以及万物之间皆有联系的观点，获得了量子理论的支持。来源一致的次原子微粒能够缠在一起，远处次原子微粒的震动会影响附近另一个次原子微粒。科学家在实验室研究次原子微粒，发现它们能够在激光束中形成缠绕。而自然界中的微粒与数百万其他粒子互相缠绕，并且彼此互动。这些微粒的缠绕，也许会引发宇宙中的某种意识。这是我目前对于上帝这一概念的认识。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屠宰厂工作。我直觉认为，靠近屠宰设备时，绝对不能出半点儿差错。如果做错某些事情，比如虐待动物，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一个次原子微粒会缠上我。我可能意识不到，但是汽车的转向联动装置会出问题，如果它包含着我做坏事时扰乱的那个次原子微粒的同伴。对很多人来说，这种信仰看似荒谬，但是对于我的逻辑头脑来说，它提供了关于世界秩序和公正的观点。

　　我对于量子理论的信仰，还通过一系列的断电和设备故障事件得到加强，而发生这些事件的屠宰场都存在虐待牛和肉猪的问题。第一次发生此类事件，是在我驱车进入汽车道的时候，主要的电力变压器爆炸了。还有几次，主要电源板烧毁了，关闭了工厂。还有一次，当设备启动时，工厂经理用下流话冲我叫嚣，结果主要的链条输送机就断了。他非常生气，因为最初五分钟根本无法成批生产。这种情况究竟纯属偶然，还是恶有恶报？也许，是线路或者钢铁中缠绕一起的次原子微粒形成共振，造成恶果。这些东西通常不会断裂，所以这样的结果实在是诡异。我们可以把它们看成偶发事件，也可以视为上帝的宇宙旨意。

　　许多神经学家嘲笑那种想法，即神经元会遵循量子理论而不是传统简单的牛顿物理学。《心灵之影》（Shadows of Mind）的作者，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以及图森（Tucson）的一位医学博士斯图尔特·哈梅罗夫（Stuart Hameroff）曾提出，大脑微管（microtubules）中单个电子的运动能够关闭意识，与此同时还能允许大脑其他部分发挥功能。如果量子理论真的能将意识牵扯进来，就可以为下述观点提供科学基础，即当一个人或动物死去，纠缠在一起并保持振动状态微粒的能量模式将会保留下来。我相信，如果人类有灵魂，动物也会有，因为人类和动物的大脑基本结构是一样的。根据量子理论的规律法则，也许人类拥有更多的灵魂数量，因为他们拥有更多微管，而微管是单个电子的活动舞台，

　　但是，有一件事情能够将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它不是语言或者战争，或者制造工具，而是长久的利他行为。举个例子，在俄罗斯大饥荒中，科学家守卫着植物遗传的种子银行，保证粮食作物的遗传多样性能够造福于子孙后代。为了他人的利益，科学家们宁可饿死在一间堆满粮食的实验室，而动物们做不到这一点。动物界也存在利他主义，但是无法达到这种程度。每次我把车停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美国农业部种子储存实验室旁边都会想到，保护这座建筑物里的东西，正是将我们和动物区分开来的事情。

　　我不认为自己的专业有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