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侵幼女人群的奇特心理

　　2012年4月，广东省妇联和广东省检察院所联合发布的《女童遭受性侵害情况的调研报告》显示，在城市里，遭受性侵害的女童，以流动女童居多，而侵害者多是“熟人”，比例高达65.74%。

　　报告中，这些被重点提及的“熟人”是：邻居、朋友、同事、亲属、老师、保安等。换句话说，和农村中的老人、老师等社会角色一样，流动女童也出现在这些社会角色的视线范围内，就像是待捕的猎物。

　　就伦理约束来说，女童在城市所置身的社会生态更为糟糕。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

　　即使是“老乡”，彼此在老家距离实际上也很远，之前双方根本就不认识。一个“老乡”的称谓，对于某些人来说，并不能产生道德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工友亦然，工友不过是临时的集合，明天辞工了，或许，一辈子都不会再相遇。

　　把流动女童带在身边，看起来强化了父母的庇护，但对于诸多异地务工人员来说，他们每天都要上班，有时周末也要加班到深夜，根本无暇顾及小孩。更多的时候，他们的小孩就是交给老乡帮忙照料一下，实在不行，就是像农村一样野养、散养。

　　这些“熟人”一般都是“利用女童心智不成熟、缺乏分辨力、防范意识差等弱点，通过小恩小惠诱骗、施以轻微胁迫达到性侵目的”。

　　在性侵幼女的调研中，发现实施性侵行为的群体，其年龄呈现两极化分布：“50岁以上老年男性、20岁以下年轻男性作案”的案件数量特别突出，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70岁。

　　前面提到的那些“70来岁老头性侵3个女童”案件中，这些老人在接受当地警方笔录询问时，就承认自身的性功能的退化。此案件中，当时民警传唤一个老人的老婆时，她的反应也很吃惊，“我那老头已经不行好多年了”。

　　很清楚，性侵幼女，对于他们来说，并非生理需要，而是心理需要。其它的一些“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同样也不仅仅是生理需要，他们追求的，还有补偿或发泄性的攻击。相应地，性侵幼女，早已超越于法律范畴，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正是如此，这些年出现的官员和老板“嫖宿幼女”，以及老人、农村小学的老师等“弱势群体”的性侵幼女，实际上都是竞争、掠夺社会稀缺资源的种种暴虐中的一部分。

　　不同的只是，强者对“幼(处)女”的性侵，是其在获取权力、金钱等稀缺资源后的逻辑延伸，而在权力、金钱的竞争中失败的弱者对“幼(处)女”的性侵，则是一种报复和心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