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春秋战国

　　概略：性格的塑定与格局的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21年），是中国历史上自夏、商和西周之后一段大分裂时期。其中，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国分晋为标志。春秋时期，东周王朝势力减弱，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战国时期，七雄相争，最后由西域强秦统一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

　　春秋战国时期，中华先祖们如同一个个蹒跚学步的懵懂童子，因为有着良好的遗传基因而天赋禀异且顽皮好动，是以当其迈开人生第一步时，便试图挣扎着去探索未知的纷乱世界。可以想见，这既会给民族发展带来动力，也会给人口众多的中华“大家庭”造成灾难式的混乱：他一不小心打翻了上古时期周公们安置好的“礼乐重器”（史称“礼崩乐坏”），引起了家族里的“诸侯”对“九鼎”的觊觎和争夺，一时间兄弟阋于墙，异族窥于外（楚国在当时还是“异族”），一场持续了五百五十年之久的诸侯争霸和七雄相争，由此渐次展开；意想不到的是，在由他引发的这场第一次大规模争夺民族主导权的历史大戏中，中华先人们展现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智慧和谋略艺术，在诸如齐桓公、晋文公、齐威王、赵武灵王、魏文侯等一代代雄主的领导下，涌现了一大批诸如管仲、百里奚和范蠡这样的伟大政治家，产生了司马穰苴、孙武、王翦、李牧等万世良将，创造了一幕幕影响深远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斗争“活剧”；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民族很快便调整好心态和姿势，开始遍求“名师”的教化和指点，试图弥合战争的创伤并开辟一条按照某种特定原则建立起来的融合、发展和成长之路。于是，在公元前500年前后的伟大时代里，在一个伟大民族性格塑造的关键时期，中华这个懵懂童子追随着老子骑牛西去的背影，紧跟着孔子周游列国蓬累而行的车轮，咀嚼着孟子、荀子等儒学大师们创造的无与伦比的精神食粮，跻身于世界上最早的“大学”——稷下学宫，并在西河学派开创的文化渗透之路上得到数十上百位先知和名师的集中教化和指引（是谓“百家争鸣”），其中不乏至今仍让世人为之敬仰瞩目的显赫名字：韩非子、鬼谷子、管子、孙子、墨子、慎子、邹子、李悝……中华民族自此有了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童年。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着其性格形成和人生走向。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亦然如此。正是因为中华民族在所谓的“礼崩乐坏”之后，走上了“百家争鸣”的文化多元之路，正是有这样战乱频仍而文化勃兴的历史形态，使得中华民族拥有了一个如此云诡波谲而气势恢宏的童年生活，也给中华民族这个懵懂小子打下了深刻的性格烙印，形成了独特的胸怀格局：一个重仁政、轻法治的民族（儒学的繁盛和法家的式微），一个重整体、轻局部的民族，一个重守成、轻变革的民族……这样的性格特质和胸怀格局的形成，决定了此后三千年间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势。通读春秋战国之史，再比照于此后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自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或是“症结”，或者都深深根源于春秋战国这个时期；而中华民族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和途径，也必将回到春秋战国去寻找答案和对症下药——尤其是要回到“礼崩乐坏”之后所产生的“百家争鸣”的历史现场，去发掘一个民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去把准一个民族多灾多难、治乱兴替的历史脉搏，去寻求袪病去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良方，进而探寻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和繁荣强大之基。

　　18.齐桓公问政管仲

　　《管子·大匡篇》记载下述之故事：

　　管仲至，桓公问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对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霸王，社稷不定”。桓公曰：“吾不敢至于此其大也。”管仲又请，公曰：“不能。”管仲辞桓公曰：“君免于臣死，臣之幸也。然臣之不死纠（即不为公子纠而死，原管子为公子纠之谋士，公子纠死，管仲始为公子白即齐桓公所用），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禄齐国之政而不死纠也，臣不敢。”乃走出。至门，公召管仲，管仲返。公出汗曰：“勿已其免霸乎！”（即我勉强可以称霸）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成霸，臣贪成命。”趋立于相位。

　　博按：读史于管仲相齐，始知大人物之所出也，非其天命，而在其坚持，在其洞明，在其非常之胆略。管仲曾被后世誉为“法家先驱”、“圣人之师”、“华夏文明的保护者”、“华夏第一相”，虽有虚谬之处，但其于后世之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史传管仲任齐相之时，竟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营的妓院，而政府以收税方式加以管理，可谓惊世骇俗之举；另外，在管仲主政期间，齐国南拒楚蛮，北敌狄戎，称霸春秋诸侯，此皆管仲之功。而以此文观之，管仲知桓公之志高，亦知齐国之良好基础，可以伸张其志，以成霸王之业，所以以言激之，以志邀之，以不拘之态而趋立相位，可见管仲抱负之宏伟与处世之光明磊落。春秋第一流大政治家之作为，自属不同凡响，非世俗阿谀苟容以取悦者所可比拟。

　　19.管仲治齐：以法“富治”，终成春秋首霸

　　管仲相齐之后，即得以施展其雄才伟略于纷乱之春秋诸国。其强齐与致霸之法，首在采用因势利导之策略，使其成功能如水之就下，事半而功倍。盖管仲之思想，本为纯粹之法家思想，然其实施时，仍以齐国贵族为其施政之基础，而渐渐渗以法治之精神。管仲强齐，首在富民，富民首在使失业者就业。其将全国人民重新编配，使全民纳入于轨里连乡，使国内无一游惰散漫之民。其使工商渔盐，既各有专业，又能生产丰裕，自使民富则国用足。依据管仲思想，各国国力强弱，实际上是各国国民生产丰绌之竞赛，此管仲治齐首要之策。

　　而管仲治理齐国之具体手段则为贯彻法治之精神和建立一种严整之法治制度，而集其权力于国君。管仲认为：“民者被治然后正，得所安然后静者也。夫盗贼不胜，邪乱不止，强劫弱，众暴寡，此天下之辱，万民之所患也。忧患不除，则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则民望绝于上矣！”因之，管仲提出：“法者，民之父母也！”“夫不法，法则治（即对不法之混乱，当于法治之），法者，天下之义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故有国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国威，齐士义，通上下，治之以法，则虽广地民众，犹不能以为治也。”“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以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见《管子·明法篇》）

　　在管仲法制思想之基础上，最可称道者为其“富治思想”。其言曰：“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罪；陵上犯罪，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其又言：“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见《管子·牧民篇》）“民不怀其产，国之危也。”（见《管子·立政篇》）

　　管仲治齐图霸之另一重要战略选择为其尊王攘夷之政治号召。以僻处一隅之诸侯而欲做领导全国之霸主，非提出正义之政治号召，遂使全国人心尊之为盟主，此非尽如后世所谓“以力假仁”，实亦斯时人心之所向。

　　于军事战略之指导上，管仲亦措置有方，臻乎上乘。其先伐为害急切之戎狄，然后再作制楚之准备。于戎狄则取军事上之直接攻击，对楚则取外交、经济与军事各方面之联合作战，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因管仲之能，在其相齐四十三年间，能够北御戎狄，南弱强楚，使中原人民有三十七年之安定局面，且使后起之晋国继起而仿效，领导诸侯与楚国对抗，其使中国不亡于异族（楚人虽有曾参与周朝灭商之功，且为中原祝融之后，但在当时中原诸侯的认识中，偏远之楚人被认为是“华夏夷族”）之手，应首推管仲之功。

　　博按：管仲于三千年之先秦，其治国理政思想，亦可为今世之良鉴。民富则安于其业而国以治，民富则听上所命，战则可以胜，守则可以固。管仲之谓“观民产之有所余与不足，则可知国家之存亡”，可谓古今之至理。尤其管仲于战国之初，即能顺应时代之潮流，摒弃“礼治”、“人治”之迂腐思想和过时政治，而变之以法治精神，治国富民；于三千年前即能提出“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以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的完善的法治理念，亦可值当今各级政府官员深以为鉴。即使在三千年后的今天，若论以法治国，其本质上仍要以民心为“权衡”，不可以公权而干私情，不可以强权而损民利，不可以巧伪而饰民意，不可以弱民以强国家，斯必反噬其身，此亘古不变之至理。

　　20.齐魏马陵之战：魏惠王一怒而失国

　　夜读《中国历代战争史》，重温战国时期齐魏马陵之战。时魏惠王以胜韩之威，愤于齐国屡屡干预三晋之事，怒而兴师，不断增益庞涓之兵，试图与齐国决一死战。殊不知齐国在优秀军事家孙膑率领下，再次采取“围魏救韩”之法（上次桂陵之战中运用的是“围魏救赵”之法），大军直出魏地，一路上孙膑针对魏兵蔑视齐军的“骄兵之气”，以减灶诱敌之法，造成齐军士卒大批逃亡之假象，以引诱魏军尾随攻击；孙膑又利用有利地形，在马陵形成口袋阵，对魏军进行前后夹击，左右伏击。其战果，齐军大破魏军，前后歼敌十万余人，生俘魏军主帅太子申。此一战役极大削弱了中原霸主魏国之实力，使西部虎狼之秦失去了其东出中原之最强对手，终至秦国虎兕出柙。秦灭六国，实始于马陵一役，而马陵一役，又始于魏惠王之一怒也！

　　博按：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致敌。”马陵之战，以魏惠王一怒而败军，可谓古今经典战例，是以专门述并论之。而魏惠王两次败于同一种战略指导（围魏救赵）而不加反思，亦可值今古用兵者引以为深鉴。而窃于此战例检讨之中，尝反思于当今，大至国家间之战略运用，小至个人家庭生活工作，倘有不顺其意，不合其情之时，必先冷静思考，而不能“一怒而冲动”并断然采取行动，那样很有可能蹈马陵取败之悲剧。而此战中作为胜利一方之主帅孙膑，所用之策略，实孙子兵法“始计篇”所说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以及“兵势篇”所说的“以利动之，以卒待之”等虚实原则的灵活运用，于今日之国家战略和军事谋略中亦有可资借鉴之处。

　　21.田氏代齐：中国第一军事家族的诞生

　　战国数百年间，礼崩乐坏，群雄纷起，争权斗利，可谓于远古中华大地上一台场面恢宏的历史大剧。而长期活跃于其中的真正主角，除了强秦的嬴氏、赵国的赵氏、楚国的熊氏，便是齐国的田氏。但如果以最后的胜利者嬴氏为“男一号”的话，无疑齐国的田氏将是绝对的“男二号”。不但如此，田氏在长期担任“男二号”之后，其后代仍然活跃于中国历代政治、军事舞台之上，成为一个英雄辈出的军事家族。今且述而论之：

　　西周初年，周王朝封吕尚（即姜太公）于齐地始建齐国。春秋末，吕氏政权被田氏所取代，从此，齐国的主人由姜姓（吕氏）演化成妫姓田氏，史称“田氏代齐”。田氏代吕氏，齐国由“吕（姜）齐”变为“田齐”，经过了长期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其中有诸多可供后世借鉴之处。

　　第一阶段：此间约计一百二十二年。田完，本陈国陈厉公妫跃之子。田完出生之后，其父陈厉公为他预卜未来，卜辞的意思是说这个孩子将来可能要代替陈而有国家，但又不是在陈国而是在其他国家，不应验在他本人身上，而应验在他的子孙身上。如果是在他国，必定是姜姓之国。陈厉公去世后，弟弟妫林即位，为陈庄公；陈庄公去世后，弟弟妫杵臼即位，就是陈宣公。史载陈宣公于公元前672年（陈宣公二十一年）杀死了太子御寇。陈（田）完和御寇相友好，恐怕灾祸牵连到自己，就出奔齐国。时在齐桓公十四年即公元前672年。齐桓公吕小白欲任他为卿，田完推辞说：“羁族之臣幸得免负担，君之惠也，不敢当高位。”（“我这个寄居在外的小臣有幸能够获得宽恕，免除罪过，放下负担，已经是您给我的恩惠了，不敢再接受这么高的职位！”）齐桓公遂让他担任了管理百工的工正。

　　田完去世之后，田氏世袭其工正之职，至四世而传至田文子须无。时须无侍奉齐庄公，深受庄公赏识和宠爱。田须无去世，其子无宇继爵。史载齐庄公四年，无宇力排众议，断然出兵伐卫、晋，并取得了胜利。《史记》载：“田桓子无宇有力，事庄公，甚得宠。”齐庄公还将自己女儿孟姜嫁给了田桓子。

　　第二阶段：田无宇之后，其孙田乞为齐景公大夫。齐景公是著名的奢侈之君，晚年好治宫室，聚狗马，喜奢侈而厚赋重刑。公室仓廪中布、帛、稷、粟都放得腐烂，生了虫子，人民却生活无着，饿殍载道，劳役不止，抗争的人民被镇压，遭到砍脚的人很多，以致出现了“国之诸市，屦贱踊贵”（致使鞋子价贱而踊价贵，踊为古代受过刖刑的人的鞋）的异常现象。遇到灾情，亦不赈济。此时，大夫田僖子乞开始施恩德于百姓，他将齐国的量制由四进制（即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十釜为钟）改为五进制，向人民借贷粮时用新制，而还贷时用旧制。一时间田氏得到了齐国民的拥护和爱戴。田氏家族开始日益强大。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齐景公九年，晏婴出使晋国，曾私下对叔向说：“齐国之政其卒归于田氏矣！”

　　田氏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武装夺权逐灭强宗。齐景公病，让国惠子国夏、高昭子高张二相辅佐他和宠姬芮子生的儿子荼为太子。景公去世，荼即位，史称晏孺子。可是田乞不高兴，想立景公的另一个儿子阳生。阳生与田氏关系很好。晏孺子即位后，阳生逃到了鲁国。田乞假装拥护高、国二相，热心侍奉，暗地里却在大夫中间挑拨高、国的关系，掀起了一场武装争权的斗争。在他的反复离间下，田乞和其他大夫们发动了宫廷政变，最终迎回了阳生并扶立为王。是为齐悼公。悼公即位后，田乞任相国，独揽齐国大权。

　　田氏采取的第三项措施是通好邻邦，外结诸侯。齐景公五十五年，即公元前500年，晏婴去世后，晋国的范氏、中行氏起来反晋定公，到齐国请求援助借粮。按常规而言，齐景公是不应当去支持范氏、中行氏反对定公的，田常却劝景公说：“范氏、中行氏对齐有恩德，不可以不救。”于是景公派田氏去营救并答应借粮。于是田常开始在诸侯树立威信。田常为齐平公相后，为安定邻邦，取信于诸侯，还尽归鲁国、卫国的故地，并与晋国韩、魏、赵氏订立盟约，南方和吴、越互通使节。

　　田氏采取的第四项措施是扩大封地，安排田氏宗族。田恒为相时，修治武功，论功行赏，亲近百姓，使齐国内部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同时，田恒割自齐安平以东到琅琊之地作为自己的封邑。这个封邑比齐平公的食邑还要大。史载田常为相时，为了让他子女众多，他一方面尽择齐国七尺以上女子入后宫，使后宫嫔妃数以百计，一方面授意其宾客及舍人入后宫不禁。以致其田常去世之时，竟然有子七十多人。他的儿子田襄子盘做齐宣公相时，让他的兄弟和本族人都做了齐国大小城邑的大夫。此时，田氏几乎已经拥有齐国。

　　第三阶段：从襄子盘为齐宣公相至田和列为诸侯，计从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86年，约六十九年。此间，田氏主要是外争盟国，求立为侯。同时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军事行动。田襄子去世，子庄子继父位，辅佐齐宣公展开了一系列战争。齐宣公去世后由子吕贷即康公即位。贷即位二十四年，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田和就把他迁到海滨，只给一座城做食邑，权作对其祖先的祭祀费用。齐康公十八年（公元前387年），田和与魏文侯在浊泽相会，求他代告周天子，请列为诸侯。魏文侯派使臣报告周天子，请求立田和为诸侯，周天子准许。齐康公十九年（公元前386年），田和正式成为齐侯，列名于周朝王室，齐国吕氏政权完全由田氏所取代。

　　博按：田氏代齐，从本质上是一个家族“忘恩负义”、“窃国兴家”的长期阴谋行动，可谓战国时期“礼崩乐坏”时代一个经典事件。世人皆知田氏窃国之“阴谋”，却不知正是这样一个长于谋略的家族，为以后之培养了诸多军事家和谋略家。据史记记载，被唐肃宗列奉为“武庙十哲”、被宋徽宗列为武庙七十二将之一的齐国名将司马穰苴是田完的苗裔；被列为一代武圣的孙武祖上也是田氏，穰苴与孙子还有同一宗族的血缘关系，到孙武的祖父才改姓孙（孙武的军事思想很可能受到穰苴的影响。有史家认为，司马穰苴在齐景公时为高、国、鲍等贵族所谮害，以致“发疾而死”，可能是孙武由齐奔吴的直接原因），再后来于齐国采用“围魏救赵”之策的孙膑亦是田氏后裔；除了这三位显赫于后世的大军事家之外，战国后期活跃于历史舞台的孟尝君田文，以及后来与汉高祖刘邦和项羽角力的齐王田横（后有专论），都是田氏子孙中的谋略与忠义之士。另外，据历史考证，三国时期的孙氏三英，皆为孙膑后代，追其根源，亦为田氏之后代。而和田氏同支的陈氏、孙氏等后代，更是军事人才辈出，在此不一一赘述。以此观之，田氏可谓中国今古第一军事家族。

　　22.春秋五霸：独晋文公霸得其实

　　读春秋史，有感于五霸之争。史家对春秋五霸之争，有太史公司马迁于《史记》中所底定之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而《荀子》一书中则把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奉为五霸；还有史家认为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郑庄公、宋襄公的。而本书以为，若论雄才大略和领导群伦之能力，真正之春秋霸主独晋文公一人可当之。试为论之：

　　齐桓公，其为春秋首霸，几乎全凭名相管仲之力。齐国所以能够以法治国，富民强兵，尊王攘夷，领导天下，几乎都是在管仲之主导下得成其功。桓公但垂拱而治而已。且桓公之霸，在其和管仲相继去世之后，即告破产，齐国内大乱，若无文公继起，则中原几为楚国所吞并。

　　秦穆公，在其主政时期，任用百里奚为相，扶持晋惠公登基，后又生擒晋惠公，并辅助晋文公回国主政，和晋国多次联姻，结成秦晋之好，西灭戎狄二十余国。一时称霸西戎。然而在其领导下，秦军却在“崤之战”中被晋襄公所率联军全歼，三将被俘。其在位期间，并无进行具有霸主意义的“会盟”之举。

　　楚庄王，其在位二十年间，是楚国开国以来国力最为强盛之时。曾与晋国争霸，在邲之战中一举击溃晋军，曾于东周国都洛阳耀兵（举行阅兵仪式）以“问鼎中原”，欲完成其祖先“窥中国之政”之夙愿。他曾提出“夫文止戈为武”的概念，又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财者也”（《左氏春秋·宣公十二年》），可为中华尚武第一人。然而其始终没有称霸中原，按霸王之礼而“会盟诸侯”，仅有一些小国唯其马首是瞻。

　　宋襄公，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宋襄公率领卫国、曹国和邾国军队，和齐人一起，拥立齐孝公，因此声名鹊起。宋襄公本雄心勃勃，试图继承齐桓公之霸业。但因为其固守迂腐的“春秋大义”，一度于会盟时被楚国拘禁，后在与楚“泓水之战”中，再因讲究“仁义”，待楚兵渡河列阵后再战，结果大败受伤，次年伤重而死。

　　除了上述几位“霸主”，还有有较大争议之郑庄公：曾击败周朝联军以及宋、卫、陈、蔡、虢五国联军，但由于其国家处于四战之地，国力弱小，其勃也忽焉，其衰也忽；吴王阖闾：以齐人孙武为将军，五战五胜，攻克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昭王出逃，后楚臣申包胥入秦乞师，在秦廷哭了七天七夜，才使秦出兵助楚复国。然吴王阖闾之“霸业”尚未成功即受伤而亡，其子夫差后为越王勾践所灭；越王勾践：曾经卧薪尝胆，在其谋臣范蠡和文种辅佐之下，击灭吴国，并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然其所谓王霸之业，亦在范蠡出游五湖、文种被赐死的形势下很快衰落，后被楚国所灭。

　　再来看晋文公重耳：母为戎狄之女（以今观之，因此具有良好基因），其本人谦虚好学，为公子时即善于结交有才能之士。晋国出现骊姬之乱时被迫流亡在外十九年。公元前636年在秦穆公支持下回晋杀晋怀公而自立。在位期间，重用狐偃、先轸、贾佗等人，实行通商宽农之政，开发农田，广兴水利，崇制“三军六卿”，明贤良、赏功劳，先使晋国国力大增，而后联合秦齐伐曹攻卫，救宋服郑，平定周室子带之乱。公元前633年，联合齐秦之力，改善曹卫关系，孤立楚国势力。楚国令尹子玉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在“退避三舍”（退让九十里）情况下，一举击溃楚军，一战而定晋国中原霸主地位。战后，晋文公邀请周襄王，并召集齐宋等国在践土会盟。周天子赏赐文公黑红两色令箭，允许晋国有权自由征伐。自晋文公后，其子襄公继霸，晋景公失霸，最后晋悼公复霸，在长达百年间，晋国一直处于领导诸侯之地位。

　　博按：自公元前769年周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和号令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而如今，这些权力已逐渐转移到诸侯手中——“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而各诸侯国内也出现了君臣逆位的现象——“礼乐征伐自大夫出”；更甚至于一个诸侯国的大夫可以左右周王室的动向——“陪臣执国命”。铁农具的出现提升了生产力，大量井田之外的土地被开垦，成为诸侯国强大的主要原因。周王朝建立在宗法制和井田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动荡局面。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相互混战，天下大乱。春秋五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此时的诸侯争霸战争为之后的战国时期的兼并统一战争做了先期准备。笔记所以突出“晋文公之霸”，是因为其仍以维护周王室之正统为念。于国于家，可谓正义。而且晋文公不但在晋国之政治、经济和军事制度上做长远之设计，在外交战略上亦成功进行了“尊王攘夷”和“联合大多数以伐不道”之实践，在军事上亦首次以“仁义之师”，后发制人而击败强敌，一洗宋襄公“仁义败师”之耻。以此论之，晋文公可谓霸得其实。

　　23.城濮之战：退避三舍而再战

　　春秋之世，周王室衰微。诸侯互相征伐，战事频繁。公元前634年，楚国势力方盛，试图北向争霸以“问鼎中原”；而晋国自文公主政以来，用贤臣，择良政，强军事，日日图强。据称晋文公崇尚俭朴以蓄国力，自己衣不重帛，食不兼肉（即一顿饭不吃两种肉，即今日之寻常之人亦难做到矣），以为模范。中国大地上两大势力在中原相遇，一场大战势在难免。

　　此时之晋文公，以宏伟远见，先行展开外交战。首先结好周王室，兴兵讨伐反叛兵变之王子带，助周襄王归位洛邑，建大信义于诸侯，并取得南阳之地以为南下之基础；其次助秦攻若（国名，今河南省内乡县西），袭取楚之商密之地（今河南省淅川县西紫荆关之地），使秦南下攻楚之门户大开，从此使楚真正面对强秦，从而牵制楚对中原之压力。在此等战略目标实现后，晋始联合秦齐等北方大国，以楚国附属国曹卫郑为目标，攻曹伐卫，救宋服郑，致怒楚国，使其兴兵来犯，而晋于中原整军经武，以逸待劳，为城濮之胜奠定了基础。

　　楚军以伐罪之师自宋都向曹境北进，以求与晋军决战。晋文公乃令晋军向后撤退三舍（一舍为三十里），盖以报昔日晋文公流亡楚时，楚成王曾厚遇与己时的承诺。晋军退至城濮而止，楚军则紧追不舍，于城濮之南面对晋军依托丘陵为营，居高临下压迫于晋军。是年四月五日，晋楚两军对峙。楚令尹子玉使其大将至晋军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凭轼而观之，得臣（即子玉）与寓目焉”。子玉请战之词，骄狂至极，然晋文公使臣的回应却很谦恭：“寡君闻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为大夫退，其敢当君乎？既不获命矣，敢烦大夫谓二三子，戒尔车乘，敬尔君事，诘朝相见（即明晨再来相见之意）。”

　　是时晋军之部署，以其上中下三军作成横阵排列，先轸之中军居中，狐毛之上军在右，栾枝之下军在左，秦齐宋三国联军，配列于晋三军之中，整列阵势于东莘墟之北。晋文公亲登有莘之墟以观晋军，并令伐来树木，曳于兵车之后，使尘土飞扬，以迷误楚军。

　　四月六日，两军始战。晋军之左翼下军胥臣部，以虎皮蒙于马上，首先冲击较弱之楚军右翼之陈蔡军，陈蔡军惊骇而溃。同时栾枝部以多数车辆曳树枝而驰，因之尘土飞扬，并乘冬末春初东北风劲，猛烈冲向楚军，楚军因之目不能视，故楚右军亦溃（此战可谓善于利用气候作战的典范之作）。晋军右翼之上军狐毛部，设两大将旗，当与楚军接触时，佯向后退以诱敌，楚子玉以为晋大将所在之晋右军败退，即纵其左翼军追击之，但当其左翼军追击时，其右侧翼则暴露于晋之中军之前。于是先轸部即以中军横击之，同时狐毛部之上军亦回军反击，楚左军在晋中上军夹击之下，力不能支而溃败。子玉见其左右军均已败退，遂急令中军停止前进，得以不败。子玉乃收集败残之兵，向西南撤退。晋军随即起而追击，直追至楚军后方屯粮之地，便利用楚之粮食及营舍而休兵三日，然后毁其营舍而还师。后子玉因楚成王之怒而自杀。城濮战后，晋文公挟一战之威，率军入于经常依违于齐楚之间的郑国境内，迫使郑文公亲自来晋军犒师并谢罪。时周襄王得知晋军大败楚军，不胜欢喜。盖周室曾被楚王“问鼎”欺凌，今有姬姓（晋乃姬姓之侯）诸侯击败强楚，得以重振周威。且晋文公昔年曾有勤王讨逆之功，是以周襄王准备亲往军前慰劳。晋文公得悉襄王亲至劳军，乃令军中筑王宫于践土（今河南省境内），率宋、齐、鲁、郑、鲁、卫、陈诸侯朝觐襄王，并告捷献俘，有甲胄之马及兵车百乘，步卒千人，此为“践土之盟”。周襄王因是役之功，以晋文公为诸侯之伯（即为诸侯之长）并赐黑红二箭，以专征伐之权。

　　博按：城濮一战，奠定晋国百年霸业。春秋诸霸，独晋文公以自身之雄才大略而称霸诸侯。今日重温其称霸过程，观其政略之设计，战略之筹划，战术之运用，乃至战后之措置，实臻完美。而晋文公所以能够得成此番大业，又与其即位前狼狈流于诸侯之间，受尽屈辱而又遍观世情，洞察人情有着很大关系。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今人既观晋文之功，又当思晋文之难也！在此且录践土之盟时晋文公之盟词以为后世之警：“吾闻国之昏，不由声色，必由奸利。好乐声色者淫也，贪污者惑也。夫淫惑之国，不亡必残，今日以后，无以美妾疑妻，无以乐声妨政，无以奸邪害公，无以货利示下，其有之者，是谓自伐其根本，流于枝叶。若此者，是有患无忧，有寇勿弥也！不如言者，以盟词示之！（见《国语·晋语》）由此盟词，可见晋文公为政之清洁高尚。其底定晋国百年之霸业，由此亦可见其端倪。”

　　24.先轸谋略：以“三怨”对“三施”

　　城濮之战，可谓春秋数百年间最为重要的战争。其于当时之“国际战略格局”影响深远。而在此战前，晋文公之谋臣先轸于谋略上之应对，可谓又一经典，值得后世揣摩玩味。

　　先是，晋文公挟秦、齐诸国之力，攻曹伐卫，救宋服郑（因曹、卫、郑诸国长期与楚国交好之故也），其于曹卫得手之手，即按先轸之谋，执曹伯（曹国小，是以其君称伯，次于侯之爵位）而分曹卫之田以与宋人。时正在围攻宋国之楚令尹（即宰相）子玉决心与晋一战，因派宛春为使告于晋文公曰：“请复卫侯而封曹伯，则楚亦释宋之围”。子玉之意，若晋许其请，则楚可树恩于三国；若不许其请，则三国将怨晋而助楚，诚为一举三得之谋（何其精明也，其楚人！）。殊料晋先轸深悉其用意，乃提出一更高明之对策。先轸对晋文公曰：“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不许楚言，是弃宋也，救而弃之，谓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仇已多，将何以战？不如私许复曹卫以携二之（即离间之计），执宛春（子玉之使）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晋文公大悦，即采纳其议，拘宛春于卫，而私许曹卫复国；曹卫因之告绝于楚。子玉既愤宛春之拘，复怒曹卫之告绝，于是决然背弃楚王“无从晋师”（即不许与晋国开战）之命，而向曹卫境内之晋军进兵，以寻求与晋军决战。其果入先珍预想之战争“彀中”矣。

　　博按：楚令尹子玉本楚国名相，其于当时之战略形势下，以一言而定三国，确属战略博弈之良谋，然先轸之谋，因敌于势，因机应变，以私许三国而亡其“三施”，以拘其使臣而怒其将帅，致使子玉以怒而致师，以温而求战，致其犯兵家之大忌。后于城濮之战中，子玉又以骄兵之态临敌，其能不败乎？先轸以此战之谋，可以奠定其为春秋时期第一战略家之地位。而春秋之时，因中原小国诸伯众多，于政略谋划和战略选择上较战国时期更为艰难，而与今日之世界大势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以先轸之谋，实为中华远古贤哲馈于今世的宝贵谋略遗产，可堪今之外交家研究揣摩并加以灵活运用。

　　25.百里奚相秦：心于牛一的深刻内涵

　　夜读《资治通鉴》，深为秦穆公时一代贤相百里奚的治国理念所打动，不免反复卒读，手不释卷。

　　百里奚生于宛地（今河南南阳），因拒在晋为官，被充做媵人，后逃回楚地，楚成王得知百里奚善牧牛，召而问之：“饲牛有道乎？”百里奚答：“时其食，恤其力，心与牛而为一”。楚王曰：“善哉子之言，非独牛，可通马”。遂使百里奚为马夫（可笑的楚成王，可谓不知才也）。秦穆公闻其贤，派人以五张公羊皮将其换回，拜为上大夫（宰相）。史载，在百里奚主秦政期间，“谋无不当，举必有功，倡文明教化，重施恩于民，内修国政，外图霸业，开地千里，称霸西戎”，遂奠定秦国强盛之基。《史记》中曾载，百里奚为相，“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及其卒，秦人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为后世所广泛称道。

　　博按：自百里奚始，“心与牛而为一”即成为历代帝王将相治国驭民的最高统治原则。所有秉善政、行王业的帝王将相，必先以己度民，推己及民，设身而处民之地，从而得到老百姓的真心拥戴。以今观之，百里奚“心与牛一”的核心思想是“时其食，恤其力”。简单六个字，却包含着治国富民的一切道理。“时其食”里的“食”不难理解，即应给予人民群众应有的生活保障。而“时”却起码包含以下三层深意：合天时，即惠民政策的制定者要充分考虑大的时代背景；合实情，即注重掌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小气候”，诸如各行各业的运行规律和生产特征，诸如春耕夏养、秋收冬藏的季节规律，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人群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合地利，政策的制定，不但要因时制宜，因人制宜，还要因地制宜。只有针对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不同的人文特点，充分考虑和尊重一方风土人情，才能使各项政策入乎其微，奏乎其效，成乎其益。“恤其力”三个字则包含着具体的善政原则：一曰体谅群众之难，二曰减轻群众之负，三曰掌握群众之情，四曰顺应群众之望。当然，“恤其力”，还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务实清廉。晏子所谓“廉者，政之本也，民之惠也”，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居位尽其职，方任思利民。领导干部下去考察，即使做不到百里奚那样“劳不坐乘，暑不张盖”，但也要做到轻车简从，以不扰民、不劳民、不烦民为最大原则；以自己的廉洁奉公而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正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能不念五羊大夫哉？

　　26.《道德经》：大时代下产生的“万经之王”

　　公元前500年前后，可谓一个大时代。《要略》将在有关孔子的论述里深入阐述之。今日主要关注于在这个大时代下所产生的第一部巨著《道德经》，这部书和稍后产生的《论语》一样，至今仍然对中华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着深刻影响。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道德经》是除了《圣经》以外被译成外国文字发行量最多的文化名著。

　　关于《道德经》的作者老子，《史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曾“累累如丧家之犬”也）。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即函谷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同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而另据文献记载，老子静思好学，知识渊博。他的老师商容在教授他的过程中，老子总是寻根问底，求知若渴。为了解开自己的疑惑，他经常仰头观日月星辰，思考天上之天为何物，以至于经常睡不着觉。后来，商容因“实乃老夫之学有尽”，遂推荐老子入周都深造。文献记载：“老子入周，拜见博士（周朝最高学府里的有学问的人），入太学，天文、地理、人伦，无所不学，《诗》、《书》、《易》、《礼》、《乐》无所不览，文物、典章、史书无所不习，学业大有长进。博士又荐其入守藏室为吏。”守藏室是周朝典籍收藏之所，“集天下之文，收天下之书，汗牛充栋，无所不有”。正是在任职“周朝国家图书馆”时期，老子积累了丰富的学识，从而为《道德经》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在《道德经》论述体系里，“道”与“德”是两个互为支持和补充的不可分割部分：“道”不仅是宇宙之道、自然之道，也是个体修行之道；“德”不是通常以为的道德或德行，而是修道者所应必备的特殊世界观、方法论以及为人处世方法。《道德经》中道的本意，是要教给人修道的方法，德是基础，道是德的升华。没有德的基础，为人处世、治家、治国，很可能都失败，就没有能力去“修道”。所以修“德”是为修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修道者更需要拥有宁静的心境、超脱的人生，缺“德”而不可。

　　具体来说，《道德经》的核心思想则体现为人类需要“道法”的四层规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其一，道法天地——时空律。天地宇宙，成于自然。浩瀚宇宙，无限时空，其中有何规律是人类千百年来孜孜以求的探索目标。然而，即便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也不能完全揭示其中如此玄妙的和谐与平衡。而唯有《道德经》完整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维持宇宙万物达到和谐与平衡的能量源，那就是周而复始、永不停息、无处不在的“道”。这个道就是自然生成的宇宙规律。《道德经》指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的原始状态，也就是宇宙生成以前，是混沌之气。天为阳气，地为阴气，阴阳之气互相冲和，星系得以形成，万物得以诞生，人类得以进化。在宇宙中所有的生存关系都是由于有道法自然的规律，如阴阳、水火、日月、热冷、有无、正负、虚实、盈亏、涨落、刚柔、祸福、宏观与微观、精神与物质。人在地球上生活就要遵循地球运行的规律，地球在天空中运行就要遵循天体运行的规律，天体的运行就要遵循“道”的规律，而“道”的规律就是“自然”。

　　其二，道法万物——自然律。老子告诉我们：世界万物，是由“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爵而常自然。故道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是自然运行的规律，“德”是外在的一种环境因素和条件，也包括人的外界影响。道生成万事万物，德养育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就是由于道生长万物而不加以干涉，德畜养万物而不加以主宰。老子深悟万物之“道”，并告诫我们，若是脱离了“道”的规律而任其妄为，那么所表现出来的事物属性就不能称其为“有德”，而只能称之为“失德”、“缺德”或“无德”。“失德”者必然“失道”，而“失道”者必将走向孤立和灭亡。

　　其三，道法生命——本体律。道家认为，天体是一个大宇宙，而人的生命是一个小宇宙。老子认为对于生命本体，要遵从“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老子又补充：“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慈”心就是天地之心，包括感恩之心、责任之心、回馈之心、仁爱之心和敬畏之心等。老子指出，狂躁的东西不能长久，只有淡泊欲望，才能有益于身心。老子提倡“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心态，提醒人们，虽然身处豪华的楼观台榭之中，仍然可以保有一份宁静从容、超然物外的心态。对于生命本体，老子提倡要是“早服道”，“重积德”，就像大树一样把根深深地、牢固地扎进“道德”的土壤里，这样就可以“颐养天年”。老子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指出过分爱惜名誉或身体都会付很大的代价；过多的敛积财富必然遭受更大损失。

　　其四，道法无为——为治律。《道德经》指出“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个道理可以延伸到社会上和企业上：政府不大兴土木，没有繁重税收，人民会富足，国家会安定。对于社会上不公正、不公平的现象，老子的主张是“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对人要一视同仁，“故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要像“天之道”那样“损有余而补不足”，要“有余以奉天下”；要保持国家法规的稳定性，“治大国，若烹小鲜”，不要折腾百姓。老子谆谆告诫我们，治国之道要合民心、顺民意，不要为了一己私利去大展宏愿、另有作为；顺其自然、合乎民意，才能真正有作为。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民主意识，也是我们今天讲的“为人民服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只有全心全意、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为我自然”。

　　博按：《道德经》的诞生，首先是那个大时代的产物。春秋中期，周朝统治日渐式微，诸侯为了争夺霸主地位，战争不断。面对严酷的动乱与巨大的社会变迁现实，周朝的天才知识分子老子，对当时的政治社会、自然现象和道德人生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观照。他发现了宇宙时空、自然生命和国家治理之间的联系和规律：天地运行，时空有序；万物生长，有其联系；生命发展，有始有终；国家治理，当守无为之道。他呼吁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政府治理人民和发展生产，必须适应自然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强调政府必须以民众为中心，在组织生产时政府只起辅助作用和无为性治理，政府的作用主要是积极创造条件让民众实现自化、自正、自富、自朴。是以司马谈（司马迁之父）曾对黄老道家思想进行过一次深刻总结。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旨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即如现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决不仅指生态自然环境，而且也包含社会政治、经济和生存环境。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与民休息、发展民生，乃至保障社会政治生态平衡和生活环境安宁。

　　27.国外的“老子热”和国内的“老子凉”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其认为，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在深入研究老子、道家的过程中，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为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范围内的“老子热”做出了历史性献。在德、法、英、美、日等国家，《老子》一书被一版再版。20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关于《道德经》在世界范围内的“大热”，除了李约瑟博士的大力推广之外，还有一些历史学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对其做出了极高的评价，今且录之以闻：

　　威尔·杜兰（世界著名史学家）曾说：“每个德国家庭买一本中国的《道德经》，以帮助解决人们思想上的困惑。”施罗德（德国前总理）认为：“道家的思想，在探究宇宙和谐的奥秘、寻找社会的公正与和平、追求心灵的自由和道德完满三个层面上，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有新启蒙思想的意义。道家在两千多年前发现的问题，随着历史的发展，愈来愈清楚地展现在人类的面前”。普利高津（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则认为：“《道德经》内容涵盖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军事学等诸多学科，被后人尊奉为治国、齐家、修身、为学的宝典。它对中国的哲学、科学、政治、宗教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先秦诸子、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等没有不受老子影响的。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文化、科学、宗教等等方面”。西方哲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海德格尔，在其晚年转向了对东方思维特别是对《道德经》的研究，以期打破传统西方思维的模式和局限，力图从东方生存智慧中追问“存在”的真理问题，在“无”的澄明状态中，寻求人生和思维的根基。据传，晚年海德格尔特意找人用汉字抄录《道德经》中的两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并制成对联，挂在墙上，时时默诵、细细咀嚼，回味其深厚真谛。

　　然而，在世界争相研究老子的过程中，作为老子的祖国中国，《道德经》和老子的精神却日益受到冷落（当然与孔子和《论语》相比），当今，以孔子命名的“孔子学院”遍布全球，却鲜有政府层面向世界做老子的专门宣传和大力推介。在中国国内的教育机构，对《论语》和孔子的研究推广，亦要远远超过对老子和《道德经》的推广。然而，老子无言，道德有声，其于世界的影响却反而远远超过孔子，其中真谛，可值深思。

　　博按：窃负笈南京时，曾沉湎于西方哲学。尤于海德格尔之学深为关注。而海氏诸著作中，尤喜其晚年所作之《人，诗意的栖居》，有论者认为，海氏晚年，其主要哲学观点，即转向接受老庄之说。中国在近代以来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选择了“主动进取”的儒家主流价值观，原本没有错。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现象的两个车轮，儒道之间的互为补充、互为弥合却是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物质繁荣而道德沦丧、环境破坏的一剂良药。而西方近代以来之所以如此重视《道德经》精神的吸纳运用，正是见于经济物质大繁荣背后的物欲横流和环境破坏所做的自我调适（西方致力于改善环境与《道德经》的大热时期比较吻合）。今天国人出国所见国外环境之变化、文明之提升，实近代以来比较借鉴于远古中华文明的重要成果。而今日之中国，经济的巨大繁荣与环境的过度破坏，导致大面积国土上经常为雾霾所笼罩，都是国人过于重视“积极、进取”的儒家精神而忽视了“自然和谐”的道家精神的恶果之一。重温世界各国贤哲对于老子和《道德经》的倍加推崇，反思于怀宝不珍、暴殄天物的我们，宁不愧疚哉？！

　　28.孔子！孔子！一个伟大时代的中国开启者

　　公元前551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在中国的北方，齐鲁大地，孔子出生。在孔子出生的这个时代，可谓中国历史，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一个至为伟大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和孔子共同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还有老子。司马迁说孔子去洛阳时拜访过他；如果司马迁所说可信，那老子就至少是孔子的同时代人。而老子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即使孔子也莫可与匹；还有赵简子、阖闾、夫差、勾践、伍子胥、孙武和范蠡，他们都是孔子的同龄人。他们和孔子的年龄差距最多在十岁上下——勾践和范蠡也许要稍小些，但也不会超过二三十岁。还有司马穰苴，司马迁笔下的传奇将帅。而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前推后移一两百年，则中国的历史天空更是群星灿烂：管子、孟子、墨子、庄子、荀子、鬼谷子、晏子、扁鹊、列子、惠子、鬼谷子、张仪、苏秦、孙膑、庞涓、告子、商鞅、申不害、慎子、许行、邹衍、荀子、韩非子、吕不韦……

　　在几乎同一个时代里，和孔子生活在另一片土地、同一个环球的伟人也纷至沓来：公元前500年前后，释迦牟尼创建了博大精深的佛学体系，使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的十二因果律、轮回报应、八识等思想影响了亚洲人民近三千年；而基督教《圣经》的前身《旧约》则在孔子死后的数十年后产生；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希腊文明最有名的文化遗产荷马史诗，大约产生于公元前750年至公元前550年之间，即孔子出生前后；公元前523年，毕达哥拉斯在许多思想领域和学科领域进行了开拓，他的主要贡献是数学，并将数学与神学进行了结合，开启了科学理性的思维大门；赫拉克利特（生于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个神秘主义者，思想趋于辩证和唯心，他认为“一切产生于一，而一产生一切”，（类似中国老庄哲学的“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但赫拉克利特认为这“一”是“神”，是“神”创造了万物，而老庄认为是“道”，“道”法自然，是唯物的）；巴门尼德，大约鼎盛于公元前五世纪上半叶，有人说他创造了逻辑（类似于中国的“名家”学派），但他真正创造的是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恩培多克勒（鼎盛于公元前440年左右），他是巴门尼德同时代的人，集哲学家、预言者、科学家和江湖术士于一身，对西方的物理学、生物学、医学、天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阿那克萨哥拉则传承了科学与理性主义传统，第一个把哲学介绍给了雅典人，他认为万物可以无限分割，他的历史性贡献还在于他影响了希腊文明史上最伟大的人物——苏格拉底，而后者，在公元前469年前后则开创了一个思想和知识的新时代，苏格拉底时代的希腊文明让位于雅典文化；在雅典文化的旗帜下，柏拉图继承了发扬了苏格拉底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则发扬了柏拉图的思想，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可谓是西方古代、中古和近代一切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人；苏格拉底和他的徒子、徒孙的思想成就以及在科学知识方面的成就，在希腊文明中达到了不可超越的巅峰。在亚里士多德死后的两千多年后，世界才又产生出可以认为是大致能和他相匹敌的哲学家，他的权威性差不多与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大；但耐人寻味更令今人反思的是：他在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权威性以及人们对他的迷信竟然对人类思想进步形成了巨大的障碍（一如孔子和老子之于中国发展的负作用）。自十七世纪初叶以来，几乎每种认识与知识的进步，竟然都是从攻击某种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开始的，打破了亚里士多德权威的迷信，科学开始进步了（中国亦如此，往往打破对孔子的迷信的时候，便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开始）；在伟大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思想史上有出现了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伊壁鸠鲁生于公元前342年，死于公元前270年，几乎与中国的孟子、庄子是同时代的人，他们没有超过他们的前辈，就像孟子和庄子没有超过孔子和老子一样，只是对他们前辈的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完善。

　　在今天，可以肯定地说，正是由于孔子、老子和亚里士多德们的出现，基本框定了人类几千年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格局。直到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人类，我们在骨子里都没有突破由他们划定的社会文化和行为心理圈子。比如：作为中国人，无论科学技术、社会环境发生多么巨大的变化，但骨子里我们基本上还是两种人或三种人：要么是孔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式的，要么是老子和孔子的复合体。

　　更令人奇怪的是，自从公元前400年以后，世界再没有出现类似的思想繁荣，以中国为例，在其后漫长的两千多年里，居然没有出现一位成气候的伟大思想家可以与孔子时代所创立的思想相媲美，即如魏晋时期的玄学、宋明时期的理学，都没有突破老子、孔子、墨子思想的窠臼。同样，即便是导致了西方全面超越东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根本不能与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思想爆炸相提并论。

　　博按：读史的意义，除了充实我们的人生之外，更在于通过历史事件的外在关联和内在挖掘，从而揭示历史的真相，探究历史的规律，寻找历史的原力。在研究孔子本身以及其思想影响的同时，横向比较世界同时代历史的人文现象，可以深刻发现：孔子、释迦牟尼和荷马所处的时代，正是人类社会由原始蒙昧时期，走向理性开明时期的重大转折关头；正是人类社会在无序纷乱中寻找有序治理时期；正是人类社会于立足于大时局下而布局于未来的“开辟”时代。而今天的我们在回顾这个伟大的时代时，都免不了发出这样的喟叹：当孔子周游列国，累累如丧家之犬之时；当苏格拉底慷慨走向刑场，视死如归的时候；当释迦牟尼舍身飨虎的时候，其实他们正在开启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他们的苦思冥想和卓越探索，其实正是历史得以前进发展的思想动力和知识源泉；而他们所开辟的文化道路和思想光芒，正是我们今天得以洞悉人生、诗意生活的根源所在。而我们，在今天，更加真切地期盼着另一个“获麟”的时刻！（相传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圣人时麒麟这个祥兽才会出现。孔子与麒麟密切相关，据传孔子出生前，有麒麟在他家的院子里“口吐玉书”，书上写道“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孔子在《春秋》哀公十四年春天，提到“西狩获麟”，对此孔子为此落泪，并表示“吾道穷矣”。孔子曾写歌：“唐虞世兮麟凤游，今非其时来何求？麟兮麟兮我心忧”，不久孔子去世，所以麒麟亦被视为儒家的象征）

　　29.《论语》之外的圣人之失

　　半部《论语》治天下，对于所有中国传统仕人来说，莫不信服。鉴于世人对《论语》的熟知，笔记单论《论语》之外关于孔子的一段逸事。

　　据《左传定公九年》记载，孔子曾有过一次重大失误，那便是对赵简子的判断。赵简子，春秋战国时期最杰出的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之一。他和他的儿子赵襄子历经八十年苦心经营，最后携手韩、魏，终结了晋国的历史进程，打开了春秋通往战国的历史大门。《史记》上说，孔子周游列国时，也想去投奔赵简子，但行至黄河，半途而废。主要原因，是他听说“大盗”阳虎已经投奔赵简子，并且为赵简子所收留。在走投无路之际，孔子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判断：“赵氏其世有乱乎！”然而，事实上，历史的走向并没有实现孔子的这一“远见”，后来的赵氏王国并没有因为收留阳虎而“乱乎”，反而因阳虎的到来而愈益强大，最终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博按：数千年来，中国仕人读《论语》几乎成为必修课。一部论语，几乎全部是孔子的“时评”。时至今日，无论我们曾经看过多少遍论语，但每次重读，都觉得其中所包含思想的深邃，以及其穿透无限历史的“现实指导性”。也许，这正是孔子作为中华民族影响最大的思想家的伟大所在。在孔子的评价体系中，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无论是君子还是小人，无论是文学还是生活，他都能以中华文化最精练的文字方式直抵人心，深刻而广大，朴实而新鲜。其所建立的历史评价体系，几乎可以成为几乎每一个时代的价值标杆——无论做事、做官、做人、做文，都可以即时加以引用。然而，历史天空里的孔子并非完人，其于这次“往赵”的历程中，因为不愿意和“小人阳虎”为伍，而做出了错误的“评论”，反倒使今天的我们看到孔子的真实性格和其背后的人性光辉。伟大如孔子，也有其普通人的一面，“神坛”之下的孔子，也许更易使后世如我们者，能够更加心平气和地接受和吸纳他的观点。

　　30.至圣先师孔子的一段“情色”记录

　　关于孔子，《史记》里有这么一段记载：（卫）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大意为：你想要见我的丈夫卫灵公，必须先见我，而我愿意见你一面）。”孔子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同悦）。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与《史记》里这段故事相呼应的是，孔子在《论语·卫灵公》中做了如下注解：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史记》里的这段话大意是说，孔子在卫国，把持卫国政权的卫灵公宠妃南子，曾经找人约见孔子。在讲求礼乐之治的中国古代，到一个国家，见元首宠妃这件事本身，是不符合礼仪的。况且，南子这个人，名声并不好（史载南子“美而淫”）。然而，想在卫国有所作为的孔子必须要走南子这条“上层路线”。无奈之下，只好在一种特殊的形式下见了南子：当时，孔子见南子，南子对他恭敬万分，中间挂一副珠帘，南子穿了国家的大礼服，在帘子里面向孔子跪拜，非常尊敬孔子。然而，这一见，孔子的学生子路不干了，他直言不讳地对老师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使一向被标榜为圣人的孔子很难堪，逼得他反复赌咒发誓：“你不要怀疑我啊！我假如做了对不起人的事，给天雷打死！给天雷打死！”

　　博按：关于孔子，在所有的历史记载里，这一段可谓唯一证据确凿的“负面”记录。中国古语有云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人生最怕是流言。”又说：“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一向在学生面前标榜道德文章的孔子不由得“连连矢（同誓）之”。由司马迁记述的这段孔子故事表面上是一段“隐晦”的情色记录，实际上却提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许多大课题。其中一方面反映了孔子在他那个代，“布道”的无比艰难；一方面反映了孔子本人亦深谙中国式政权体制的特点和弊端；而更重要的是，在以“德治”和“二政”为最高目标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治人物必须要成为“内圣外王”式的道德标杆和形象楷模；这样的要求使得孔子在面对弟子的质疑时露出了前所未有的窘态。他知道，如果不能以极端的解释来打消弟子对他的“人格怀疑”，那么他长久以来竭力维护的完全的“圣人”形象很可能会被蒙羞沾污，而且他长期以来倾尽心血所建立的道德体系和政治理想也可能因此而“崩盘坍塌”。然而，二千余年后，当继承了孔子衣钵的我们在重温这段历史之时，却认为《史记》万语，唯有这段记载内涵最为丰富；而《论语》千言，唯有“吾未见好德如色者也”最有人情味。因其反映人性本质、触及灵魂深处，所以更易为人所接受；也正因为在《论语》里有了这样的人“人文关怀”，使得孔子和他的《论语》增加了三分的可爱，三分的贴近群众，三分的境界升华，亦为后世为文著作者提供了深刻借鉴，君以为然否？

　　31.一代兵祖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

　　《史记》中关于司马穰苴的记载详尽而又精妙，今录其中部分以论之：

　　司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齐景公时，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齐师败绩。景公患之。晏婴乃荐田穰苴曰：“穰苴虽田氏庶孽（支流，平民），然其人文能附众，武能威敌，愿君试之。”景公乃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悦）之，即任其为将军，率兵抗燕晋之师。穰苴语于景公曰：“臣素卑贱，君擢之闾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权轻，愿得君之宠臣，国之所尊，以监军，乃可。”于是景公许之，使庄贾往（派庄贾作监军）。

　　穰苴既辞，与庄贾约曰：“旦日日中会于军门。”明日，穰苴先驰至军，立表下漏待贾（立木为表，以漏为时，木表与水漏皆为当时的计时器，相当于今天的时钟）。而庄贾素骄贵，不甚急；亲戚左右送之，留饮。日中而贾不至（可见宠臣之恶习矣！）。穰苴则仆表决漏（推倒木表，放掉漏中的水），入，行军勒兵，申明约束，约束既定，夕时，庄贾乃至。穰苴曰：“何后期为？”贾谢曰：“不佞大夫亲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今敌国深侵，邦内骚动，士卒暴露於境，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悬於君，何谓相送乎！”即军正（召掌管军纪的人）问曰：“军法期而后至者云何？”对曰：“当斩”。庄贾惧，使人驰报景公，请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斩庄贾以徇三军。三军之士皆振栗。久之，景公遣使者持节赦贾，驰入军中。穰苴曰：“将在军，君令有所不受。”问军正曰：“驰三军法何？”正曰：“当斩。”使者大惧。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杀之。”乃斩其仆，车之左驸，马之左骖，以徇三军。遣使者还报，然后行。

　　史载穰苴斩了庄贾之后，对参战将士非常关心。不但亲自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还“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并把体弱有病的统计出来，三日而后率军出征。“时即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晋师闻之，罢兵而去；燕师闻之，度水而解。於是追击之，遂取齐失地而引兵归。未至国，释兵旅，解约束，誓盟而后入邑。景公与诸大夫迎于效外。尊穰苴为大司马。自此田氏在齐国更为显贵。

　　后齐国大夫鲍氏、高、国之属忌妒于穰苴，谮之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穰苴愤而发疾死。穰苴族人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国等。其后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田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使诸侯朝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

　　博按：司马穰苴者，乃继姜太公之后，先秦又一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为严明军纪斩杀齐景公宠臣庄贾，其实继承了太公“将以诛大为威”之原则，又能“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可为明于治军之法。其后人孙武在初为吴王阖闾练军时，斩其爱妃，即效其先祖司马穰苴之作法。且司马穰苴非但为孙武之祖，亦属孙膑之同族，可谓遗其风范。今观《司马穰苴兵法》（仅遗五篇）、《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实一脉相承之作。且武圣之兵法，因为继承其先祖之遗烈，并于其基础之上作发展，所以显得更加丰满和实用，是以在后人尊孙武为一代“军圣”的背后，今人当知历史所有成大功名者，皆根植于中华深厚广袤的历史文化基础之上，皆传承于世代先祖的智慧积淀之中，此司马穰苴之于中国军事历史传承之中的独特意义，是以记之。

　　32.楚庄王与齐威王：两个“一鸣惊人”，一般“先庸后明”

　　战国时期著名的《韩非子·喻老》记载：

　　楚庄王（春秋时期）莅政三年，无令发，无政为也。右司马御座，而与王隐（猜谜语），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默然无声，此为何名？”王曰：“三年不翅，将以长羽翼；不飞不鸣，将以观民则。虽无飞，飞必冲天；虽无鸣，鸣必惊人。子释之，不谷知之矣。”处半年，乃自听政，所废者十，所起者九，诛大臣五，举处士六，而邦大治。举兵诛齐，败之徐州，胜晋于河雍，合诸侯于宋，遂霸天下。庄王不为小害善，故有大名；不蚤见示，故有大功。故曰：“大器晚成，大音希声。”

　　而在《史记·滑稽列传》中亦记载了一段战国时期齐威王故事：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喜欢猜谜语），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震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

　　博按：春秋之霸楚庄王和战国之雄齐威王于当国之初，皆昏庸荒淫之辈，然因为能够听信臣下“智慧之谏”后而痛改前非，楚庄王开始广揽人才，重用苏从、伍参、孙叔敖、沈尹蒸等贤臣，整顿朝纲，兴修水利，重农务商，先后灭庸、伐宋、攻陈、围郑，陈兵于周郊，于邲之战中大败晋军，实现了“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大国雄心，成为春秋五霸之一；齐威王则在醒悟后烹阿大夫，任用邹忌为相、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进行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国力日强，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使齐国“威行三十六年”。而春秋战国两位名王“一鸣惊人”的相同故事背后，可为后世之鉴者有两：其一，有为之君，必有纳谏知过的宽阔胸怀，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能改，从谏如流，善之善者。而当专制集权体制之下，权力没有有效监督制约，是以为君者自省纳谏之胸怀，则显得尤为重要；其二，智慧之臣，亦须善于上谏，观御座、淳于髡二人因二王之好猜谜而谏，不愠而不犯，既使二王能够自省，又不伤其为王之尊，此名臣之所为也。而无论古今中外，凡思以智慧而改变现状者，当深思于御座、淳于髡之“隐谏”之中的大智慧。

　　33.驺忌子鼓琴谏齐威王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记载：

　　驺忌子（邹忌的别称）以鼓琴见威王，威王说（同悦）而舍之右室（王宫右边的房间）。须臾，王鼓琴，驺忌子推户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不说，去琴按剑曰：“夫子见容未察，何以知其善也？”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吾是以知其善也。”（那大弦浑厚而且像春天般和暖，象征着君王；那小弦明晰而且清亮，象征着国相；手指控弦很紧，而又很舒缓地放开，象征着政令；和谐的声音，高低相辅相成，回旋曲折而不互相干扰，象征着四时：我因此知道您的琴弹得好）王曰：“善语音（你很懂音乐啊）。”驺忌子曰：“何独语音，夫治国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说曰：“若夫语五音之纪，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国家而弭人民，又何为乎丝桐之间？”驺忌子曰：“夫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而舍之愉者，政令也；钧谐以鸣，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时也。夫复而不乱者，所以治昌也；连而径者，所以存亡也：故曰琴音调而天下治。夫治国家而弭人民者，无若乎五音者。”（后句意为：声音往复而不紊乱，是政治清明；上下前后连接沟通，是延续国祚不致灭亡：所以说琴声调和则国家治理。治理国家，安定人民，没有比五音的道理更加明白的）王曰：“善。”

　　《战国策·齐策一》中亦有一段关于邹忌的有趣记载：

　　邹忌修八尺有余，而形貌昳丽。朝服衣冠，窥镜，谓其妻曰：“我孰与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君也？”城北徐公，齐国之美丽者也。忌不自信，而复问其妾曰：“吾孰与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客从外来，与坐谈，问之客曰：“吾与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来，孰视之，自以为不如；窥镜而自视，又弗如远甚。暮寝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于我也。”于是入朝见威王，曰：“臣诚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于臣，皆以美于徐公。今齐地千里，百二十城，宫妇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由此观之，王之蔽甚矣。”

　　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上书谏寡人者，受中赏；能谤讥于市朝，闻寡人之耳者，受下赏。”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燕、赵、韩、魏闻之，皆朝于齐。此所谓战胜于朝廷。

　　博按：今人政治家常有把施政喻之为“鼓琴”者，即来源于邹忌鼓琴谏齐王之故事。今人于邹忌鼓琴谏齐王与“比美”谏齐王两则故事之中，可见者三：一曰触类而旁通，天下之理一也。邹忌“以琴喻政”与百里奚“心与牛一”，皆为春秋战国期间，大政治家之大智慧，所谓天下之理，“窥一斑而知全貌”、“见一落叶而知秋至”，乃中华独有之“寓物于政”之细微观察，今之为政者不可不深察其中之至理大道；二曰见微而知著，人心之有私也。邹忌于妻、妾、客谬赞其美而洞悉人心之有私，从而掌握“己不美于徐公”的真实情况，可见天下无论为政持家，都需洞察人心之私，从而掌握真实情况，否则将“自美其美而不知天下之大美”，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施政之时，为政清明者当深察制定政策者是否“有私”而采取有效之监督制约措施；三曰推己及人，始能惠及天下。邹忌不但能够见微知著，而且能推己及政，推己及王，并将自己的细微观察变成国家的政治决策，更见其政治家之忠诚与胸怀。

　　34.齐威王“烹阿大夫”与“夸国宝”

　　夜读《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载有齐威王故事两则，可堪为记：

　　其一曰：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於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於齐二十馀年。

　　其二曰：二十四年，（齐威王）与魏王会田於郊。魏王问曰：“王亦有宝乎？”威王曰：“无有。”魏王曰：“若寡人国小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而无宝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东取，泗上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朌子者，使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徙而从者七千馀家。吾臣有种首者，使备盗贼，则道不拾遗。将以照千里，岂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惭，不怿而去。

　　博按：察吏治之清廉干练，必得观其实效，视其本心，问政于民，偏信则暗，兼听则明，斯其大义。齐威王烹阿大夫虽为酷刑，然于战国之初，可谓明君之举。而观齐威王以战国之时，尚能把大臣檀子、田朌、黔夫、种首比作照亮齐国千里之地的“国宝”，而使拥有“径寸之珠”的魏惠王“惭，不怿而去”，更见齐威王之胸怀格局。自周以降，以重用人才而成为一代雄主者，莫过于齐威王。史载威王于门第森严的战国之世，敢于大胆选拔大批门第寒微的人士委以重任，比如出身赘婿且受过髡刑且相貌丑陋的淳于髡、平民出身的邹忌、残疾人孙膑等，并借用上述人才而推进政治改革，修明法制、选贤任能、赏罚分明，终使齐国国力日强。后经桂陵、马陵两役，大败魏军，开始称雄于诸侯。而齐威王在春秋之末战国之初，首称于王，并“威行于诸侯三十六年”，可谓实至名归。

　　35.稷下学宫：世界上第一所高等学府所开辟的文化多元道路

　　稷下学宫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一说始建于齐威王）。“齐桓公立稷下之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尊宠之”（引自徐干《中论·亡国》）。当时，由于田氏代齐时间还不久，新生政权有待巩固，而人才又十分匮乏。于是桓公田午继承齐国尊贤纳士优良传统，在齐都临淄的稷门附近建起了巍峨的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此时的稷下学宫尚属初创阶段。而至齐威王、宣王之际，随着国势渐强，学宫发展至鼎盛阶段。《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齐宣王在位期间，为稷下学者提供优厚的物质与政治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政治上，授之“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政治待遇。勉其著书立说，展开学术争鸣，鼓励他们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积极性，吸纳他们有关治国的建议和看法。因此，吸引了众多的天下贤士汇集于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次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稷下学宫在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的几乎各个学派，如道、儒、法、名、兵、农、阴阳、轻重诸家，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的学者如孟子（孟轲）、淳于髡、邹子（邹衍）、田骈、慎子（慎到）、申子（申不害）、接子、季真、涓子（环渊）、彭蒙、尹文子（尹文）、田巴、儿说、鲁连子（鲁仲连）、驺子（驺奭）、荀子（荀况）等。尤其是荀子，曾经三次担任过学宫的“祭酒”（学宫之长，相当天今天的校长）。当时，凡到稷下学宫的文人学者，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各学派荟萃的中心。这些学者们互相争辩、诘难、吸收，形成了真正的“百家争鸣”。更为可贵的是，当时齐国统治者采取了十分优礼的态度，封了不少著名学者为“上大夫”，并“受上大夫之禄”，即拥有相应的爵位和俸养，允许他们“不治而议论”（引自《史记·田敬仲完列传》），“不任职而论国事”（引自《盐铁论·论儒》）。稷下学宫事实上成为齐国君主咨询问政及稷下学者议论国事的场所，稷下学者发挥了智囊团的作用，稷下学宫也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咨询中心。是以刘向在其所编的《说苑·尊贤》中说，“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稷下学者都有着积极参与现实的功业思想，他们高议阔论、竞相献策，期望自己的政治主张被齐国执政者所接受、采纳。《新序·杂事》说：“稷下学者喜议政事。”《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学者……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史传齐宣王与孟子曾多次讨论政事，探求统一天下的途径。王斗曾直面批评宣王“好马”、“好狗”、“好酒”，独不“好士”，直到宣王认错、改错为止，“举士五人任官，齐国大治”（引自《战国策·齐策四》）。这些都显示了稷下学宫的政治功能。稷下学者进言，齐王纳言，是稷下学宫作为政治咨询中心的一大特色。

　　稷下学宫所开辟的思想文化学术争鸣之路多元广博而影响深远。仅就现存的稷下学者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学科的知识。这些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先秦思想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发展。秦朝设有七十员博士官的制度，据说是沿用了齐国稷下学宫的传统；而且，秦的著名博士叔孙通（为汉朝制定朝礼，朝礼制定后，刘邦曾经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就号称“稷下生”。战国时期，三晋纷乱，楚则保守落后，秦虽是新兴，文化未盛，齐几乎始终领导文化潮流。而中国自秦以后的各种文化思潮，差不多都能从稷下找到源头。如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学，基本上是孟、荀两派理论的交替使用；再如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一直在中国盛行，并成为中医学的理论基础；此外还有在汉朝早年流行的黄老思想。

　　而就中华文化思想最重要的儒学而言，曾在稷下学宫中有影响的儒家学者，最著名的代表即是被后世尊为“亚圣”的孟子。《盐铁论·论儒》中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论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孟子长期居齐，他的思想颇受稷下学者的影响，如孟子关于“养浩然之气”的思想，就有学者认为是受稷下先生宋钘、尹文“气论”影响（参见郭沫若《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批判》、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

　　荀子，则是稷下学宫最后一个大师，其思想出自于儒而承袭于道。荀子曾三出三进于稷下，历时数十载，并曾三为祭酒主持学宫的工作。稷下荀子远离孔孟传统而带有浓厚的黄老色彩，是因为当时齐国的统治者齐威王企图打着黄帝的旗号来建立霸业，甚至统一六国。古器物铭文《陈侯因敦》记载：“其唯因，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大意是齐威王要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光荣传统，远要以黄帝为祖宗，近要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齐威王在铭文中宣扬田氏的祖先是黄帝，又把黄帝与老子的学说结合起来形成黄老之学，以此作为稷下学宫的主体，为田氏建立的政权进行辩护，造成“田氏代齐”的合理观念。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黄老之学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终形成。因此，郭沫若说：“黄老之术……事实上是培植于齐、发育于齐，而昌盛于齐的。”稷下黄老道家代表人物则有文子、列子、范蠡、彭蒙、慎到、田骈、捷子、环渊、宋钘、尹文等等，其代表作除了已经佚失的《田子》、《蜎子》、《宋子》等等之外，还有留存至今的《慎子》、《尹文子》以及与黄老道家关系密切的鸿篇巨制——《管子》。齐国统治者也基本上按照黄老道家思想治国，成为了战国七雄中最先富强起来的国家之一，史称东帝。

　　到了战国晚期，由于齐湣王穷兵黩武，好大喜功，稷下学宫衰落。不久，时任秦相的吕不韦召集门客，他们便纷纷投奔吕不韦，成为吕不韦的谋士和助手，并在编撰《吕氏春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吕不韦也在法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秦国推行黄老政治，使得秦国的经济和文化出现了短暂的繁荣景象。一直到秦始皇执政后，废除了吕不韦的大多数措施，重新启用法家思想，并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将其意志推行到了全国，不久又实行“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使得包括黄老道家在内的百家思想遭到了沉重打击。汉朝取代秦朝以后，因为汉初丞相曹参在稷下黄老学派的策源地——齐国学到了黄老思想的治国精髓，并将其变为整个国家的指导思想。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名为“文景之治”的盛世。另外，当时的淮南王刘安还组织门客编撰了《淮南子》，成为了黄老道家巅峰性的著作。

　　稷下学宫还具有培养人才、传播文化知识的功能，被后人称为“田氏封建政权兴办的大学堂”，“齐国的最高学府”，其在教育史上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学宫既有一般学校的特点，又有历史的独特性。首先学宫具有规模宏大的校舍条件，“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引自《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正说明校舍建在交通要道，并且相当宏伟壮观。其次，有众多的师生在开展较正规的教学活动。《战国策》载田骈有“徒百人”，《孟子》记载孟子出行“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淳于髡也有“诸弟子三千人”之称。宣王时，稷下的师生数量多达“数百千人”。由此可见师生人数之众。如此师生济济一堂，定期举行教学活动。再次，稷下学宫有较严格的规章制度。根据郭沫若的考定：《管子·弟子职》篇当是稷下学宫的学生守则，里面从饮食起居到衣着服饰，从课堂纪律到课后复习，从尊敬老师到品德修养，都规定得详细严格。由此可见稷下学宫的规章制度也是健全、严格的。另外，学宫还具有独特的教育方法，游学是其主要教学方式之一。学生可以自由来稷下寻师求学；老师可以在稷下招生讲学，即容许有学与教两个方面的充分自由。这些游学方式的施行，就使学士们开阔了眼界，打破了私学界限，思想兼容并包，促进了各种学说的发展和新学说的创立，大大促进了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博按：稷下学宫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开创了百家争鸣的一代新风，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学术文化大繁荣的黄金时代的到来，并对秦汉以后中华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自“五四”以来，孜孜以求文化自由和新生，顶礼膜拜“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探索“中体西用”之道路，并产生了多次面向“西方”的学习运动，殊不知，在中国两千多年前，即有稷下学宫开创的“民主”与“科学”的文化之路，其学术氛围之浓厚、思想之自由、成果之丰硕，都是独一无二的。而近代以来，历次文化运动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所谓的“中体”，仅限于两宋以来的“儒家”思想（后来也夹杂一些释、道），而没有深入到中华文明最精彩的部分——以稷下学宫所代表的“百家争鸣”时期。

　　在考察稷下学宫所开辟的文化多元道路过程中，《要略》还系统考察了战国以后影响中国文化生态的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教育机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汉武帝时官办的“长安太学”（以儒、术为主）、宋时朱熹私立的“岳麓书院”（以儒学为主），然而，后两者在办学规模、学术自由和对后世的影响上都难以与稷下学宫相比肩。而且，从稷下学宫，到长安太学，再到岳麓书院，可以看出中国学术思想由“百家争鸣”向“儒道共存”、再到“儒学治国”的由多元向“单一”的发展轨迹，亦是适应中国此后两千余年中央集权政治发展而进行的思想“禁锢”的结果。而中国人思想的自由、文化上的多元创新、科学探索精神的逐步丧失，都从中可以看出端倪。由此，《要略》亦大胆提出一个观点：今人在寻求治国新路之时，除了要面向世界，更要面向先秦——不但要吸纳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而且还要重构中华文明里本身具有的最优秀成分——唯其如此，才能既做到“中体西用”，又能够“古为今用”。而且，当前乃至今后，中国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许多社会问题，从秦汉一直到清朝的2000年间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映射；而解决问题的答案，除了专属于西方文明或海洋文明的一小部分外，绝大多数问题都能在先秦时期，特别是春秋战国之交的一个特定阶段，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

　　另外，在研究稷下学宫“办学”的历史过程中，《要略》亦进一步梳理了目前世界各国关于世界上最早大学的争论：

　　按照目前流行的西方观点，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972年）；有人认为世界上最早的大学是意大利境内的博洛尼亚大学（1088年）；有人认为是德意志的柏林洪堡大学（1810年）。而在中国人的认识里，创办于中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长安太学，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这所大学以五经博士为教官，入学的弟子称“博士子弟”，年龄一般是18岁以上。太学的学习科目设五经，学生可任选一经学习，以自学为主，教师定期讲经，每年考试一次。长安太学是在公孙弘和董仲舒的积极建议下，由汉武帝下诏创办）；更有许多国人认为创建于976年的北宋岳麓书院，才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年代最古老、办学历史最悠久、坚持办学时间最长的学府，但也有很多国人认为岳麓书院并非近代意义上的大学。而《要略》以为，就建立时间之早、学校规模之大、学科设计之多、培养人才之广、影响世界之深远，则皆莫过于稷下学宫。而我们的历史学家，当于其中深入考察论证，不但让世界洞悉稷下学宫之意义，更要让全体中国人知道，中国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文化繁荣、思想自由、影响深远的伟大时代——并非单单为了自豪，更多的是为了重拾中国人本已有之的多元、自由和创造精神。

　　但是，如果从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来判定，则真正的大学无疑是1810年9月29日成立的柏林大学（原名柏林弗里特里希-威廉大学）。因为正是在这所大学，德国教育之父洪堡提出了广为后人所接受的现代大学的理念，他指出：现代的大学应该是“知识的总合”，教学与研究应同时在大学内进行，而且提倡学术自由，大学完全以知识学术为最终目的，并非培养务实型人才。他提出了著名的“洪堡大学三原则”，即“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育与科研相统一”，并提出了“为科学而生活”的口号。他还给出了有关现代世界中的科学定义，这就是著名的“洪堡科学的五原则”：

　　一、科学是一种无形的东西，它取决于人类对真理和知识的永无止境的探索和追求过程、取决于研究、创造性以及自我行动原则的反思。

　　二、科学是一个整体，每个专业都是对生活现实的反思，唯有通过研究、综合与反思，科学才能与苍白的手工世界区别开来。

　　三、科学首先要有自我目的，而真实性的重要意义也仅仅位居第二。当然，有真理进行的这种目标自由式的探求，恰恰能发掘出最具实用性的知识，并能服务于社会。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个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大学生要学的不仅仅是材料本身，更重要的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个性，达到自由、技艺、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与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的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界永无权威可言。

　　36.亚圣孟子：欲效先哲赋新命，仁者无敌民为本

　　儒家至圣先师孔子逝后几一百年，一个几乎和孔子同样响亮的伟大名字又出现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天空。而且，他的经历和成就和孔子惊人地相似：都是贵族后裔，都是平民出身，都出生于鲁地，都幼年丧父，而他一生所走的道路亦和孔子一样，求学、教书、周游列国。他就是孟子，被后世尊为“亚圣”。

　　今天，世人谈儒家必谈“孔孟”。但真实的历史是，孟子在南宋以前的一千余年间可谓“寂寂无名”。只是到南宋，经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大力推崇之下，《孟子》才被奉为经书。据今人所考，其实，孟子不但是一位儒家大师，而且也像孔子一样，是深谙易道的易学家。关于这一点，清末大儒杭辛斋认为：“懂得易学并不在于口道乾坤坎离，关键在于心法天道德义”；“孟子继孔子之后，七篇之首，即揭明仁义大旨，而归体于性善及经正。孔子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及继善成性之嫡系也。安见孟子之不知《易》哉！”孟子的“性善论”、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孟子高举义旗对墨家的反制、抨击，其理论根源全在于《易》。

　　不仅如此，孟子对孔子的易学有继承，还有创新。我们知道，大易有医国、医人、医病之功能。医国功能由《易》本身解决；医病功能由《黄帝内经》解决。医人问题则由思孟学派所创立的德性论《五行》学说解决。德性论《五行》比照元素论“五行”，提出仁、义、礼、智、圣范畴。认为：仁、义、礼、智四行全为“善道”，仁、义、礼、智、圣五行全为“德道”。义、礼分别是对仁和智的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