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翻】《后稀缺时代的安那其主义》（三）通往解放的技术

　　译文不代表译者立场

　　作者：默里·布克金（Murray Bookchin）

　　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大众对技术的态度从未像过去几十年那样剧烈波动。在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甚至到了30年代，公众舆论普遍欢迎技术革新，并将人类的福利与当时的工业进步联系起来。这一时期，苏联的辩护者可以仅仅通过把斯大林说成是现代俄国的"工业化者"来为他最残暴的手段和最恶劣的罪行辩护。这也是一个时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的批判可以停留在美国和西欧经济和技术停滞的严酷事实上。对许多人来说，技术进步和社会进步之间似乎存在着直接的、一对一的关系；对"工业化"一词的迷信为最滥用的经济计划和方案辩解。

　　今天，我们会认为这些态度是天真的。也许除了设计"硬件"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大多数人对技术创新的感觉可以用精神分裂来形容，一方面是对核灭绝的令人痛苦的恐惧，另一方面是对物质富足、闲暇和安全的渴望。技术，似乎也在与自己对立。炸弹与动力反应堆对立，洲际导弹与通信卫星对立。同一技术学科往往既是人类的敌人，又是人类的朋友，甚至传统上以人为本的科学，如医学，也占据着矛盾的地位——就像化疗的进步带来的前景和生物战研究带来的威胁。

　　我们不难发现，前景与威胁之间的对立正越来越多地通过畏惧威胁并对技术全盘否定来解决。在越来越多的范围上，技术被看作是一个恶魔，它本身被赋予了邪恶的生命，如果不能灭绝人类，就要使其机械化。这种观点所产生的深深的悲观情绪，往往和前几十年盛行的乐观主义一样过于简单化。有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那就是我们会失去对技术的客观判断力，我们会忽视技术的解放倾向，更糟糕的是，会宿命论式地屈从于技术的破坏性用途。如果我们不被这种新形式的社会宿命论所麻痹，就必须取得一种平衡。

　　本文的目的是要探讨三个问题。现代技术在物质和精神上的解放潜力是什么？如果有的话，是什么倾向在重塑机器，使之用于一个有机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最后，如何以生态的方式利用新技术和新资源——即促进自然的平衡，促进自然区域的充分发展，建立有机的、人文的社区？

　　上述言论的重点应放在"潜力"这个词上。我并没有宣称技术对人类的发展一定是解放的，或者说是一贯有益的。但我肯定不相信人注定要被技术和技术思维模式所奴役(正如尤格尔（Juenger）和埃卢尔（Elul）在他们关于这个问题的书中所暗示的那样[1])。正相反，我将试图表明，一个被剥夺了技术成分的有机生活模式将像一个被剥夺了骨骼的人一样没有功能。技术必须被看作是一个社会的基本结构性支持；它确实是经济和许多社会机构的框架。

　　技术与自由

　　1848年是现代革命史上一个突出的转折点。这一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首次出现在《共产党宣言》的篇章中，以巴黎工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力量首次出现在六月的街垒上。也可以说，1848年，这个接近十九世纪半程的年份，代表着一个半世纪前由纽科门（Newcomen）发动机开创的传统蒸汽动力技术的高潮。

　　关于这些思想、政治和技术里程碑的交汇，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共产党宣言》和六月街垒的超前程度。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主要围绕三个经济领域展开：纺织品生产、炼铁和运输。阿克莱特（Arkwright）的纺纱机、瓦特（Watt）的蒸汽机和卡特莱特（Cartwright）的动力织布机的发明，终于将工厂制度带入了纺织业；同时，在炼铁技术上的一些惊人创新，保证了维持工厂和铁路扩张所需的高质量、廉价金属的供应。但是，这些创新虽然重要，却没有伴随着其他工业技术领域的相称的变化。一方面，很少有蒸汽机的额定功率超过15马力，最好的高炉每周只能提供100吨铁——只是现代高炉每天生产的数千吨铁的一小部分。更重要的是，其余的经济领域还没有受到技术革新的重大影响。例如，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采矿技术几乎没有变化。矿工仍然用手镐和撬棍在矿面上工作，排水泵、通风系统和运输技术与我们在阿格里科拉（Agricola）三个世纪前写的关于采矿的经典著作[2]中找到的描述相比并没有大的改进。农业刚刚从几个世纪的沉睡中醒来。虽然大量土地已为粮食种植而开垦，但土壤研究仍是一个新事物。事实上，传统和保守主义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尽管早在1822年，机械收割机就已经完善，但大部分收割工作仍然是由人工完成的。建筑物尽管庞大而华丽，但主要是靠纯粹的肌肉力量搭建起来的；手摇起重机和绞盘仍然占据着建筑工地的机械中心。钢是一种相对稀有的金属：直到1850年，它的价格还是每吨250美元，而且在贝塞麦（Bessemer）转炉被发现之前，炼钢技术已经停滞了几个世纪。最后，虽然精密工具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制造精密机械计算机的努力因当时加工技术的不足而受挫。

　　我之所以回顾这些技术发展，是因为它们的前景和局限性对19世纪的革命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纺织和炼铁技术的创新为社会主义和乌托邦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希望，实际上是一种新的刺激。对革命理论家来说，他似乎在历史上第一次可以把他的解放社会的梦想锚定在人类大众物质富足和闲暇增加的可见前景上。理论家们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类令人怀疑的崇高思想和精神上。技术革新使社会主义理想从一个模糊的人道主义希望转变为一个实际的方案。

　　新获得的实际情况迫使许多社会主义理论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应对他们时代的技术局限。他们面临着一个战略问题：在以往的所有革命中，技术还没有发展到可以使人从物质匮乏、辛勤劳作和为生活必需品而斗争中解放出来的程度。无论过去的革命理想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崇高，但绝大多数人被物质匮乏所累，在革命后不得不离开历史舞台，回到工作岗位上，把社会管理权交给新的有闲阶级的剥削者。事实上，任何在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企图使社会财富均等化的做法，都不会消除匮乏，而只会使匮乏成为整个社会的普遍特征，从而为新的生活物资斗争、新的私有财产以及最终为新的阶级统治制度重新创造一切条件。生产力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写道，"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12}

　　实际上19世纪初所有的乌托邦、理论和革命方案都面临着必然性问题——如何在相对较低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分配劳动力和物质产品。这些问题渗透到革命思想中，其影响只有原罪对基督教神学的影响可与其相提并论。人们将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时间用于辛勤劳作，而他们将为此获得微薄的回报，这一事实构成了所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前提——威权主义和自由意志主义，乌托邦和科学，马克思主义和安那其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计划经济概念中隐含着一个事实，在马克思的时代是无可置疑的清楚的事实，那就是社会主义仍然会被相对稀缺的资源所累。人类将不得不计划——实际上是限制——商品的分配，将不得不合理化——实际上是加剧——劳动的使用。辛勤劳动，在社会主义下，将是一种义务，一种责任，每个健全的个体都必须承担。甚至蒲鲁东也提出了这种令人不快的观点，他写道："是的，生活是一种斗争。但这绝对不是人与人的斗争，而是人与大自然的斗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参加进去。"{13}这种苦行的、近乎圣经式的对斗争和责任的强调反映了工业革命时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严酷品质。

　　处理匮乏和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由早期工业革命延续下来的老问题——造成了社会主义和安那其主义之间革命思想的巨大分歧。在革命的情况下，自由仍然会受到必然性的限制。如何"管理（administered）"这个必然性的世界？如何决定商品和责任的分配？马克思把这个决定权留给了国家权力，当然，这是一个过渡性的"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但还是一个建立在社会之上的强制机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随着技术的发展和自由领域的扩大，国家将"枯萎（wither away）"，给予人类物质上的充裕和直接控制自己事务的闲暇。这种必然性和自由是以国家为中介的的奇怪算盘，在政治上与上世纪资产阶级民主激进派的普遍意见差别不大。另一方面，安那其主义者对废除国家的希望，主要建立在对人的社会本能的可行性的信念上。例如，巴枯宁认为，习俗会迫使任何具有反社会倾向的个人遵守集体主义价值观和需要，而不会使社会不得不使用强制手段。克鲁泡特金在安那其主义者对这一领域的推断中发挥了更大的影响，他援引人的互助倾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本能——作为安那其主义社区中团结的保证（这一概念是他从对动物和社会进化的研究中得出的）。

　　然而，事实仍然是，在这两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者和安那其主义者——对匮乏和工作问题的解答都含糊不清。必然王国是残酷地存在的；它不可能通过单纯的理论和猜测来魔法式地驱除。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希望通过国家来管理必然性，而安那其主义者则可以通过自由社区来处理它，但鉴于上个世纪的技术发展有限，归根结底，这两个学派都要依靠信仰行为来解决匮乏和工作问题。安那其主义者可以反驳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即任何过渡性国家，无论它的言辞多么革命，结构多么民主，都会自我延续；它将趋向于成为目的本身，并维护它被创造出来曾是为了去消除的物质和社会条件（to preserve the very material and social conditions it had been created to remove）。要使这样的国家"枯萎"（即促进其自身的解体），就要求它的领导人和官僚机构是具有超人道德品质的人。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可以援引历史来说明，习俗和互助主义倾向从来都不是对物质需求压力、财产的猛攻、剥削和阶级统治发展的有效障碍。因此，他们认为安那其主义不过是一种道德学说，它复活了自然人及其天生的社会美德的神秘感。

　　在上个世纪，任何一种学说都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匮乏和工作的问题——必然王国的问题。安那其主义的长久功劳在于它毫不妥协地保留了它的崇高自由理想——自发组织、共同体和废除一切权威的理想——尽管这个理想仍然只是对人类未来的憧憬，对技术将完全消除必然王国的时代的憧憬。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多地违背它的自由理想，痛苦地用过渡阶段和政治权宜之计来限定它，直到今天，它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务实的效率和社会集权的意识形态，几乎与现代国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没有区别[3]。

　　回过头来，想想匮乏和工作问题给革命理论投下的阴影有多长是很令人吃惊的。在短短九十年的时间里——1850年到1940年之间——西方社会创造、经历并超越了两个重要的技术历史时代——煤和钢的古技术（paleotechnic）时代，以及电力、合成化学品、电力和内燃机的新技术（neotechnic）时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两个技术时代似乎都增强了辛勤劳动在社会中的重要性。随着产业工人的数量相对其他社会阶层的比例增加，劳动（labor）——更确切地说，是苦工（toil）[4]——在革命思想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常常听起来像是对苦工的颂歌；不仅辛劳是"使人崇高的"，而且工人被赞美为社会结构中唯一有用的个人。他们被赋予了一种所谓优越的天生能力，使他们成为哲学、艺术和社会组织的仲裁者。左派的这种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并事实上在20世纪30年代获得了某种紧迫性。大规模的失业使工作和社会劳动组织成为30年代社会主义宣传的中心主题。社会主义者没有把他们的要点集中在把人从苦工中解放出来，而是倾向于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一个工业活动的蜂巢，嗡嗡作响，人人有活干。共产党人指出，俄国是一个每一个身体健全的人都有工作的国度，在那里劳动力的需求是持续不断的。尽管今天看来令人惊讶，但在一代人之前，社会主义与以工作为导向的社会、具有充分就业提供的物质保障的自由划上等号。必然的世界已经巧妙地侵入并腐蚀了自由的理想。

　　上一代人的社会主义观念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并不是因为今天盛行什么高明的见解。过去30年，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几年，是技术发展的转折点，这场技术革命否定了人类在以往所有有记录的历史中所持有的所有价值观、政治方案和社会观点。经过数千年的令人痛苦的发展，西方世界各国(也潜在地是所有国家)都面临着一个物质富足、几乎无工可做的时代的可能性，在这个时代，大部分生活资料都可以由机器提供。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一种新技术已经发展起来，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以自由王国取代必然王国。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千百万人来说，这个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不再需要详尽的解释或理论上的注释。这场技术革命及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前景，构成了当今年轻人全新生活方式的前提，这一代人正在迅速摆脱其长辈的价值观和古老的工作导向的传统。即使是最近关于保障年度收入的要求，听起来也像是对目前渗透在年轻人思想中的新现实的微弱回声。由于控制论技术的发展，少辛劳（toil-less）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已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信条。

　　其实，我们今天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是这种新技术能否为我们在一个少辛劳的社会中提供生活资料，而是它能否帮助社会人性化，能否有助于建立全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对保障年度收入的要求，仍然立足于技术的数量承诺——不辛勤工作而满足物质需求的可能性。这种定量方法已经落后于技术发展，而技术发展已带来了新的质量上的承诺——去中心化的、社区主义化（communitarian）的生活方式的承诺，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人类联合的生态形式[5]。

　　我提出的问题与通常就现代技术提出的问题完全不同。这种技术是否在人类自由和人的解放方面清楚表明了一个新的领域？它能不仅把人从匮乏和工作中解放出来，而且还把人引向一个自由、和谐、平衡的人类社会——一个能促进人的潜能不受限制地发展的生态社会吗？最后，它能否把人从自由王国带入生活和欲望的王国？

　　现代科技的潜力

　　让我试着回答这些问题，指出现代技术的一个新的特点。在历史上，技术第一次达到了一个开放性结局。技术发展的潜力，提供机器作为劳动力的替代品的潜力几乎是无限制的。技术终于从发明的领域进入了设计的领域——换句话说，从偶然的发现到系统化的创新。

　　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th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前主任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以一种相当随心所欲的方式阐述了这种质的进步的意义：

　　“假设五十年前，有人提议制造一种装置，使汽车沿着马路中间的一条白线自动行驶，即使司机睡着了也能行驶....他一定会被嘲笑，他的想法会被称为荒谬的。那时候就是这样。但是，假设今天有人需要这样的设备，并且愿意为它付钱，撇开它是否真的有任何真实用途不谈。好些公司都会随时准备承包并制造它。不需要真正的发明。国内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设计这样的装置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们只需从架子上取下一些光敏电阻、热离子管、伺服系统、继电器，如果有人敦促他们，他们就会造出一个他们所谓的面包板模型，就可以工作了。问题的关键是，由于有一大堆多功能的、廉价的、可靠的小玩意，以及有完全理解它们所有奇怪用途的人的存在，几乎使得自动装置的制造变得简单和常规。这不再是一个能否制造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值得制造的问题。”{14}

　　布什在这里着重阐述了新的、所谓"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即现代技术的巨大潜力和对其施加的成本导向的、非人类的限制。我不想再赘述成本因素——利润动机，直截了当地说——它阻碍了技术创新的使用。在许多经济领域中，使用劳动力比使用机器更便宜，这是相当公认的事实[6]，相反，我想回顾一下一些使我们在技术上达到开放性结局的进展，并处理一些对劳动在工业和农业中的作用有深刻影响的实际应用。

　　通往新技术的最明显的进展也许是科学抽象性、数学和分析方法与具体的、实用的和相当平凡的工业任务日益相互渗透。这种关系秩序是比较新的。传统上，推测、概括和理性活动与技术是鲜明分离的。这条鸿沟反映了古代和中世纪社会中有闲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明显的分裂。如果撇开少数罕见的人的灵感之作不谈，应用科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崭露头角，十八、十九世纪才开始蓬勃发展。

　　典型的将科学应用于技术创新的人，不是爱迪生那样的创造性的工匠，而是像法拉第那样具有天主教兴趣的系统研究者，他们同时增加了人类对科学原理的认识和对工程的认识。在我们自己的时代，这种综合，曾经是由一个个有灵感的天才的工作所体现的，但现在却是匿名团队的工作。尽管这些团队具有明显的优势，但它们往往具有官僚机构的所有特征——这导致了对问题的平庸、缺乏想象力的处理。

　　不太明显的是工业增长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总是技术性的；它不仅仅是机器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事实上，增加产出的最有效手段之一就是不断地重组劳动过程，扩大和完善劳动分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任务不断被分解到更多的非人层面——令人难以忍受的细微、零散的一系列操作，以及工作过程的残酷简化——表明机器将把大量工人的所有的独立任务重新组合成一个单一的机械化活动。从历史上看，如果不追溯工作过程的发展，从手工艺，一个独立的、技艺高超的工人从事许多不同的操作；到工厂的炼狱，这些不同的任务被分给众多的无训练或半训练雇员；再到高度机械化的工厂，大量的任务主要由少数操作人员操纵的机器接管；最后到自动化和电子化的工厂，操作人员被监督技术人员和高度熟练的维护人员所取代；就很难理解机械化大规模制造是如何出现的，机器是如何越来越多地取代劳动力的。

　　再往下看，我们发现还有一个新的进展：机器已经从人类肌肉的延伸发展成人类神经系统的延伸。过去，工具和机器都增强了人类对原料和自然力的肌肉控制力。十八、十九世纪发展起来的机械装置和发动机并没有取代人类的肌肉，而是扩大了肌肉的功效。虽然机器极大地提高了产量，但工人的肌肉和大脑仍然需要操作它们，即使是相当常规的任务。技术进步的计算方法可以用严格的劳动生产率来制定：一个人使用一台给定的机器，生产的商品数量相当于使用机械前五倍、十倍、五十倍或一百倍。1851年展出的内史密斯（Nasmyth）的蒸汽锤，只需敲击几下就能使铁梁成型，如果没有机器，这是一件需要许多人工劳动工时的费力事。但这台蒸汽锤需要六七个身体健康的人的肌肉和判断力来拉、拿和移走铸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的工作因搬运装置的发明而减少，但操作机器所涉及的劳动和判断是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开发用于复杂的大规模制造操作的全自动机器，至少需要成功地应用三个技术原则：这种机器必须具有内在的纠正自身错误的能力；必须有代替工人的视觉、听觉和触觉的感觉装置；最后，必须有代替工人的判断力、技能和记忆力的装置。有效利用这三个原则的前提是，我们还发展了技术手段（也可以说是效应器），将感觉、控制和类思维的装置应用于日常的工业操作中；此外，有效利用的前提是，我们能够改造现有的机器或开发新的机器，用于搬运、塑形、装配、包装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

　　在工业操作中使用自动、自校正控制装置并不新鲜。詹姆斯·瓦特于1788年发明的飞球调速器，为蒸汽机如何自我调节提供了一个早期的机械范例。调速器通过金属臂连接到发动机阀门上，由两个自由安装的由一根细长的旋转杆支撑的金属球组成。如果发动机开始运行速度过快，杆的旋转增加，通过离心力推动球向外移动，关闭阀门；反之，如果阀门没有接纳足够的蒸汽，使发动机以所需的速度运行，球就会向内折叠，进一步打开阀门。恒温控制加热设备的运行也有类似的原理。恒温器通过转盘手动预设到所需的温度水平，当温度下降时，自动启动加热设备，当温度上升时，关闭设备。

　　这两种控制装置都说明了现在所谓的"反馈原理"。在现代电子设备中，机器偏离理想的运行水平会产生电信号，然后由控制装置用于纠正偏差或误差。误差所引起的电信号被控制系统放大后反馈给其他设备并调节机器。一个实际利用对常态的偏离来调整机器的控制系统被称为封闭系统。这可以与开放系统形成对比——手动操作的墙壁开关或电风扇的自动旋转的扇叶——在这种系统中，控制操作不考虑设备的功能。因此，如果按动墙壁开关，无论白天还是黑夜，电灯都会打开或关闭；同样，无论房间是暖的还是凉的，电风扇都会以同样的速度旋转。风扇可能在通俗意义上是自动的，但它并不像飞球调速器和温控器那样具有自我调节功能。

　　发展自我调节控制机构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传感装置的发现。今天，这些装置包括热电偶、光电池、X光机、电视摄像机和雷达发射器。它们一起使用或单独使用，为机器提供了惊人的自主性。即使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这些传感装置也能使工人通过远程控制来进行极其危险的操作成为可能。它们还可以用于将许多传统的开放系统变成封闭系统，从而扩大自动操作的范围。例如，由时钟控制的电灯代表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开放系统；它的有效性完全取决于机械因素。而当由一个白天到来时就关闭它的光电池控制时，该灯会对日出和日落的日变化作出响应。它的运作现在已与功能啮合在一起。

　　随着计算机的出现，我们在工业控制系统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面。计算机能够完成所有的常规任务，而这些任务通常在一代左右以前是工人的大脑的负担。基本上，现代数字计算机是一种电子计算器，能够以比人脑快得多的速度进行算术运算[7]，这种速度要素是一个关键性因素：计算机运算的巨大的速度——计算机在计算上对人类的量的优势——具有深刻的质的意义。凭借其速度，计算机可以进行高度复杂的数学和逻辑运算。在存储数百万位信息的存储单元的支持下，利用二进制算术（用数字0和1代替数字0到9），一台经过适当编程的数字计算机可以进行近似于头脑中许多高度发达的逻辑活动的运算。计算机的"智能"是否具有或者将来会具有创造性或创新性，尚有争议（尽管每隔几年其就会给计算机技术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毫无疑问，数字计算机能够接管人类在工业、科学、工程、信息检索和交通等方面所有繁重的、明显不具有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实际上，现代人已经制造了一种电子"脑"，用于协调、建立和评估他的大部分常规工业操作。如果在其设计的权限范围内使用得当，计算机比人本身更快、更有效率。

　　这场新工业革命的具体意义是什么？它对工作的直接和可预见的影响是什么？让我们通过研究新技术在克利夫兰福特工厂的汽车发动机制造中的应用，描绘新技术对工作过程的影响。这个尖端技术的单一实例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新技术在所有制造业中的解放潜力。

　　在汽车工业的网络化出现之前，福特工厂需要大约三百名工人，使用大量的工具和机器，来将一个发动机缸体变成一台发动机。从铸造厂的铸件到完全加工好的发动机，这个过程需要很多工时来完成。随着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动化"加工系统的发展，将铸件转化为发动机所需的时间减少到15分钟以内。除了监视自动控制面板的几个监控人员，原来的三百人的劳动力都被淘汰了。后来加工系统中又增加了一台计算机，使之成为真正的封闭网络化系统。计算机调控整个加工过程，以电脉冲的方式运行，其以千万分之三秒的速度循环。

　　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已经过时了。"下一代计算机的运行速度是它的一千倍——脉冲速度为每百亿分之三秒一次，"爱丽丝·玛丽·希尔顿[8]认为，"百万分之一秒和十亿分之一秒的速度对于我们有限的思维来说，其实是无法理解的。但我们当然可以理解在一两年内一千倍的进步。可以处理一千倍的信息量或者同样的信息量可以用一千倍的速度处理。一个曾需要十六个小时以上的工作，可以在一分钟内完成!而且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这样的系统控制的不仅仅是一条流水线，而是一个完整的制造和工业过程！"{15}

　　汽车发动机制造的网络化所涉及的基本技术原理没有理由不能应用于几乎每一个大规模制造领域——从冶金工业到食品加工业，从电子工业到玩具制造业，从预制装配式桥梁的制造到预制房屋的制造。钢铁生产、模具制造、电子设备制造和工业化工生产的许多阶段目前已经部分或大部分实现了自动化。延缓对现代工业的所有阶段进行完全自动化改造的，是以新的、更先进的工业设施取代现有的那些所涉及的庞大成本，以及許多大公司与生俱来的保守态度。最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许多工业中，使用劳动力而非机器仍然比较便宜。

　　可以肯定的是，每个行业都有其自身的特殊问题，而将少辛劳的技术应用于特定的工厂，无疑会暴露出许多需要苦心解决的问题。在许多行业中，有必要改变产品的形状和工厂的布局，使制造过程适合于自动化技术。但是，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认为在某一特定行业中应用全自动化技术是不可能的，那就如同八十年前认为飞行是不可能的，因为实验飞机的螺旋桨旋转速度不够快，或者机身太脆弱，经不起风的冲击一样荒谬。如果我们愿意重新设计产品、工厂、制造程序和处理方法，几乎没有哪个行业不能实现完全自动化。事实上，在描述一个给定的行业如何、在哪里或何时实现自动化时遇到的任何困难，都不是来自于我们可以预期遇到的独特的问题，而是来自于现代技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的巨大飞跃。今天，几乎每一个关于应用自动化的描述都必须被看作是临时性的：一旦人们描述了一个部分自动化的工业，技术进步就会使这种描述过时。

　　然而，有一个经济领域，任何形式的技术进步都值得描述——对人来说最残酷、最有辱人格的工作领域。如果说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可以通过它对待妇女的方式来衡量的话，那么，它对人类苦难的敏感程度可以通过它为原材料工业，特别是矿山和采石场的人们提供的工作条件来衡量。在古代世界，采矿往往是一种劳役刑罚，主要留给最顽固的罪犯、最难缠的奴隶和最受憎恨的战俘。矿场是人类对地狱的想象的日复一日的具体化；它是一个死气沉沉的、阴暗的、无机的世界，需要纯粹的机械式劳作。

　　“田野、森林、溪流和海洋是生命的环境：矿井只是矿石、矿物和金属的环境…”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写道，“在劈砍和挖掘地球的内容时，矿工没有观察事物外形的眼睛：他所看到的只是纯粹的物质，在他到达他的矿脉前，它只是一个障碍，他固执地冲破它，把它送上地面。如果矿工在洞壁上看到形状（在蜡烛闪烁的时候），它们只是他的镐头或手臂的骇人变形：恐惧的形状。白天已经被废除，自然的节奏被打破：连续的昼夜生产首先在这里成为现实。矿工必须在人工光照下工作，即使外面阳光灿烂；在更深的煤层中，他还必须在人工通风下工作：这是"人造环境"的胜利。”{16}

　　废除那些作为人类活动领域的采矿业，将以其自身的方式象征着一种解放性技术的胜利。我们已经可以指出这一成就，即使是在撰写本文时的一个单独的案例中，也预示着我们时代的技术所蕴含的摆脱辛勤劳作的自由。朝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大步是连续采煤机，一种带有九英尺刀片的巨型切割机器，每分钟可从采煤工作面中切出八吨煤。正是这台机器，加上移动装载机、电钻和顶板锚栓支架，使西弗吉尼亚等地区的矿工人数减少到1948年的三分之一左右，同时个人产量几乎翻了一番。煤矿仍然需要矿工放置和操作这些机器。然而，最新的技术进步，用雷达传感装置取代了操作人员并完全淘汰了矿工。

　　通过在自动机械上加装传感装置，我们不仅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工人从经济所需的大型生产性矿井中解放出来，而且还可以从以现代工业为模式的农业活动形式中解放出来。虽然将农业工业化和机械化是否明智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将在以后再谈这个问题），但事实是，如果社会这样选择，它可以使工业化农业的大部分领域实现自动化，从采摘棉花到收割水稻。我们几乎可以操作任何机器，从露天矿井中的巨型铲土机到大平原上的谷物收割机，都可以通过网络传感装置或用电视摄像机远程控制。在安全的距离、舒适的环境中操作这些设备和机器所需的精力将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就只需要一个人类操作者。

　　很容易预见一个时代，绝非遥不可及的时代，一个合理组织的经济结构可以自动制造小型的"打包好的（packaged）"工厂，而不需要人的劳动；零件的生产可以如此简单，以至于大多数的维修任务将减少到从机器上拆下一个有缺陷的装置，然后用另一个替换——这项工作不会比拉出和放入一个托盘更困难。机器将制造和修理维持这种高度工业化经济所需的大部分机器。这种完全以人类需求为导向、不考虑利润和损失的技术，将消除匮乏和辛劳的痛苦——以稀缺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以否定、痛苦和不人道的形式施加的惩罚。

　　网络技术所创造的可能性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我们可以自由地问，如何利用机器、工厂和矿井来促进人类的团结，并与自然建立一种平衡的关系，建立一个真正的有机生态社区。我们的新技术是否会建立在现存的国家分工基础上？目前的工业组织类型——实际上，是工业革命所创造的工业形式的延伸——孕育了工业集中化（尽管基于单个工厂和地方社区的工人管理制度将大大消除这一特征）。

　　或者说，新技术是否适合于以区域经济为基础、以人的尺度为物理结构的小规模生产系统？这种类型的工业组织将所有的经济决策权交给地方社区。在物质生产去中心化和地方化的程度上，社区的首要地位就会被维护并超出国家机构——假设任何这样的国家机构发展到有意义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以面对面的民主方式召开的地方社区的公民大会就会接管社会生活的全部管理权。问题是，未来的社会是否会围绕着技术而组织起来，或者说，现在的技术是否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围绕着社会而组织起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新技术的某些特征。

　　新技术与人的尺度

　　1945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普雷斯伯·埃克特（J. Presper Eckert, Jr.）和约翰·莫克利（John W. Mauchly）推出了ENIAC，这是第一台完全按照电子原理设计的数字计算机。受委托用于解决弹道问题，ENIAC花了近三年的时间来设计和制造。这台计算机非常巨大。它的重量超过30吨，包含18,800个真空管和50万个接头（这些接头花了埃克特和莫克利两年半的时间来焊接），一个庞大的电阻网络，以及数英里的线路。这台计算机需要一个大型空调装置来冷却其电子元件。它经常发生故障或表现不稳定，需要耗时的维修和保养。然而，以以前所有计算机发展的标准来看，ENIAC是一个电子奇迹。它一秒钟可以进行五千次计算，产生的电脉冲信号以每秒十万次的速度循环。当时使用的机械或电子机械计算机都无法接近这种计算速度。

　　大约20年后，马萨诸塞州弗雷明翰的计算机控制公司将DDP-124公开出售。DDP-124是一台小巧玲珑的计算机，很像床头的AM收音机。整个机体，连同打字机和内存单元，占据了一张典型的办公桌。DDP-124每秒可执行超过285000次计算。它有一个真正的程序存储内存，可以扩展到保留近33,000个字（word）（ENIAC的"内存"，基于预设的插线，缺乏任何像现在的计算机那样的灵活性）；它的脉冲周期为每秒17.5亿次。DDP-124不需要任何空调设备；它是完全可靠的，而且它产生的维护问题非常少。它的建造成本仅是建造ENIAC所需成本的一小部分。

　　ENIAC和DDP-124之间的区别在于程度而非种类。撇开它们的内存单元不谈，这两台数字计算机都是按照相同的电子原理运行的。不过，ENIAC主要由传统的电子元件（真空管、电阻等）和数千英尺的导线组成；而DDP-124则主要依靠微电路。这些微电路是非常小的电子单元，它将等效于ENIAC的关键电子元件装入仅有一英寸大小的方块中。

　　与计算机元件的小型化同步的是传统技术形式的显著精密化。越来越小的机器开始取代大型机器。例如，在缩小连续热轧钢机的尺寸方面取得了惊人的突破。这种轧机是现代工业中规模最大、成本最高的设备之一。它可以被看作是一台长近半英里的单一机械，能够将一块10吨重、厚约6英寸、宽约50英寸的钢板轧成厚度为十分之一或十二分之一英寸的薄板带。光是这个装置，包括加热炉、卷取机、长辊台、拉伸矫直机架和厂房，就可能耗资数千万美元，占地50英亩或更多。它每小时可生产三百吨钢板。为了有效地使用，这样的连续热轧机必须与大型的焦炉、平炉、初轧机等设备一起运行。这些设施与热轧和冷轧机一起，可覆盖数平方英里的范围。这样的钢铁联合体面向国家分工，面向高度集中的原材料来源（一般离联合体很远），面向国内和国际大市场。即使其完全自动化，它的运营和管理需求也远远超越了一个小型的、去中心化的社区的能力。它所需要的行政管理类型往往会促进集中化的社会形式。

　　幸运的是，我们现在有一些替代方案——在许多方面都比现代钢铁联合体更有效的替代方案。我们可以用各种电炉代替高炉和平炉，这些电炉一般都相当小，可以生产出优良的生铁和钢；它们不仅可以用焦炭，而且可以用无烟煤、木炭，甚至褐煤来操作。或者我们可以选择希尔萨（HYL）工艺，即用天然气将高品位矿石或精矿变成海绵铁的批量工艺。或者我们可以选择维伯尔（Wiberg）法，该工艺涉及使用木炭、一氧化碳和氢气。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减少对焦炉、高炉、平炉，甚至可能是固体还原剂的需求。

　　将钢铁联合体升级到社区规模的最重要步骤之一是森吉米尔（T. Sendzimir）开发的行星式轧机。行星式轧机将典型的连续热轧机简化为一个行星式机架和一个轻型精轧机架。热钢板坯，厚度为2.25英寸，通过两对加热的进料辊和一组安装在两个圆笼中的工作辊，圆笼中还有两个备用辊。通过以不同的旋转速度操作笼子和备用辊，工作辊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转动。这给skb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并将其厚度降低到只有十分之一英寸。森吉米尔的行星式轧机是一个工程上的天才之作；在两个圆笼上转动的小工作辊，取代了连续热轧机中四个巨大的粗轧机架和六个精轧机架的需要。

　　通过森吉米尔工艺轧制热钢板坯所需的操作面积比连续热轧机小得多。此外，通过连续铸造，我们可以在不需要大型、昂贵的板坯轧机的情况下生产钢坯。以电炉、连续铸造、行星轧机和小型连续冷轧机为基础的未来钢铁联合体所需的占地面积仅为传统设备的一小部分。它将完全能够满足几个中等规模社区的钢铁需求，而且燃料消耗量较少。

　　我所描述的联合体并不是为了满足全国市场的需求而设计的。相反，它只适合满足小型或中等规模的社区和工业不发达国家的钢铁需求。大多数生产生铁的电炉每天的产量约为一百至二百五十吨，而大型高炉每天的产量为三千吨。一座行星轧机每小时只能轧制一百吨钢带，大约是连续热轧机产量的三分之一。然而，我们设想的钢铁联合体的规模构成了它最吸引人的特点之一。此外，我们的联合体所生产的钢材更耐用，因此社区的钢铁产品补充率将大大降低。由于较小的联合体对矿石、燃料和还原剂的需求量相对较小，许多社区可以依靠当地的资源来获取原材料，从而节约了越发集中于中心位置的供应源的资源，加强了社区本身相对于传统的集中式经济的独立性，并减少了运输费用。乍一看似乎是一种成本高、效率低的重复劳动，应该通过建设一些集中的钢铁联合体来避免，但从长远来看，最终将发现这种重复劳动的效率更高，社会效益也更高。

　　新技术不仅产生了小型化的电子元件和小型化的生产设备，而且产生了高度通用的多用途机器。一个多世纪以来，机器设计的趋势越来越向技术专业化和单一用途的设备发展，支撑了新工厂制度所要求的密集分工。工业操作完全从属于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方法已经"使工业界远离了生产机械的合理发展路线，"埃里克·W·利弗（Eric W. Leaver）和约翰·J·布朗（John J. Brown）观察到，"它导致了越来越不经济的专业化....从最终产品来看，机器的专业化导致当产品不再被需要时，机器就会被扔掉。然而生产设备所做的工作可以简化为一系列基本功能——成形、保持、切割等——而这些功能如果得到正确的分析，就可以在需要时打包在一起并应用在一个部件上去运作。"{17}

　　理想的情况是，利弗和布朗所设想的那种类型的钻床能够钻出一个小到足以容纳一根细线或大到足以容纳一根管子的孔。具有这种操作范围的机器一度被认为在经济上过于昂贵。然而，到了50年代中期，一些这样的机器被实际设计出来并投入使用。例如，1954年，瑞士为福特汽车公司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的胭脂河工厂建造了一台卧式镗铣床。这台镗铣床可以令人满意地称得上是利弗和布朗的机器。配备了五个光学显微镜式的照明控制仪表，铣床可以钻出比针眼还小或比拳头还大的孔。这些孔的精度可达到万分之一英寸。

　　具有这种操作范围的机器的重要性是很难被高估的。它们使在一个工厂里生产许多种类的产品成为可能。一个小型或中等规模的社区，使用多用途机器可以满足许多有限的工业需求，而不会因为工业设施未充分利用而造成负担。报废工具的损失会减少，对单一用途工厂的需求也会减少。社区的经济将比我们在工业上先进的国家的社区中发现的任何东西都更加紧凑和多功能，更加一应俱全和自成一体。为生产新产品而重新装配机器的工作将大大减少。重新装配将一般包括尺寸的改变，而非设计的改变。最后，具有广泛操作范围的多用途机器相对容易实现自动化。在网络化的工业设施中使用这些机器所需要的改变通常是在电路和程序上，而非在机器的形式和结构上。

　　当然，单一用途的机器将继续存在，它们仍将用于大规模制造各种商品。目前，许多高度自动化的单一用途机器可以被去中心化的社区使用，几乎不需要修改。例如，装瓶机和封罐机都是结构紧凑、自动化和高度合理化的装置。我们可以期待看到更小的自动化纺织、化学加工和食品加工机器。从传统的汽车、公共汽车和卡车向电动汽车的重大转变，无疑会导致工业设施的规模比现有的汽车厂小得多。许多剩余的集中式设施可以有效地分散化，只需将其尽可能地缩小，并在几个社区之间共享使用。

　　我并不是说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都可以完全去中心化，但大多数经济活动肯定可以按人和社区的规模来进行。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可以把经济权力的中心从全国性的规模转移到地方性的规模，从集中的官僚形式转移到地方性的公民大会。这种转变将在很大的比例上是革命性的变化，因为它将为地方社区的主权和自治创造强大的经济基础。

　　技术的生态利用

　　迄今为止，我一直试图讨论消除辛劳、物质缺乏保障和中央经济控制的可能性——这些问题即使是"乌托邦式的"，至少也是具体的。在本节中，我想处理一个可能看起来非常主观但却极其重要的问题——使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成为其文化中可见的、活生生的一部分的需求。

　　其实，这个问题只有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才有。在几乎所有的前工业文化中，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都是明确的、可行的，并被传统的全部力量所神圣化。季节的变化、降雨量的变化、人类赖以衣食的动植物的生命周期、社区所占区域的独特特征——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熟悉的、可以理解的，并唤起人们对宗教的敬畏感、与自然的一致感，而且更实际的是，一种尊重依赖感。回顾西方世界最早的文明，我们很少发现有证据表明，存在一种如此霸道残忍，以至于忽略了这种关系的社会专政。野蛮人的入侵，以及更隐蔽的商业文明的发展，可能破坏了农耕文化对自然的尊敬态度，但农业系统的正常发展，无论对人的剥削有多大，都很少导致对土壤和地形的破坏。在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上最高压的时期，统治阶级一直保持着灌溉堤坝的完好，并努力推广合理的粮食种植方法。即使是古希腊人，继承了薄薄的山地森林土壤，深受水土流失之苦，也精明地开垦了大部分可耕地，转而从事果园和葡萄栽培。直到商业化农业体系和高度城市化的社会发展起来后，自然环境才受到不遗余力的开发。古代世界中一些最严重的土壤破坏案例是由北非和意大利半岛的巨大的、奴隶劳动的商业农场提供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科技的发展和城市的壮大，使人与自然的疏离达到了极点。西方人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主要由人工合成的城市环境中，在物理上远离了土地，他与自然界的关系完全由机器来调解。他不熟悉他的大部分商品是如何生产的，他的食物与它们的动植物来源只有最微弱的相似之处。被禁锢在一个净化过的城市环境中（几乎是制度化的信息和外观），现代人在满足其物质需求的农业和工业系统中甚至被剥夺了旁观者的角色。他是一个纯粹的消费者，一个没有知觉的容器。如果说他对自然环境不尊重，也许是不公平的；事实上，他几乎不知道生态学的含义，也不知道他的环境需要什么才能保持平衡。

　　人与自然的平衡必须被恢复。我曾试图在其他地方表明，除非我们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某种平衡，否则，人类物种的生存能力将处于严重的危机中[9]。在这里，我将试图表明，如何从生态学上利用新技术来重新唤醒人对环境的依赖感；我将试图表明，通过将自然界重新引入人类的经验中，我们如何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完整（wholeness）。

　　古典乌托邦主义者充分认识到，走向完整的第一步必须是消除城乡之间的矛盾。“这是不可能的，”傅立叶在近一个半世纪前写道，"如果不把田野的劳动，或者至少是花园、果园、羊群和牲畜、养殖场，以及大量种类的动物和蔬菜带入其中，就不可能组织一个稳固的、良好平衡着的协会。"傅立叶对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感到震惊，他又说："他们在英国对这一原则一无所知，在那里，他们只用手工业者、用制造业劳动进行试验，这本身不足以维持社会的联合。"{18}

　　如果说现代城市居民应该再次享受"田间的劳作"，这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种绞刑架上的幽默。恢复傅立叶时代盛行的小农农业既不可能也不可取。查理·季特（Charles Gide）非常正确地观察到，农业劳动"不一定比工业劳动更有吸引力；耕地总是被认为…是一种痛苦的劳作，是用'额头的汗水'完成的劳作。"{19}傅立叶没有回答这一反对意见，他说他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ies）主要种植水果和蔬菜，而非谷物。如果我们的视野不超越现行的土地管理技术，那么替代小农农业的唯一选择似乎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和集中化的农业形式，其技术与当今工业中使用的方法相类似。我们将面临一个完全同化了自然界的合成环境，远不能实现城乡之间的平衡。

　　如果我们同意土地和社区必须在物理上重新融为一体，社区必须存在于一个农业母体（agricultural matrix）中，使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变得明确，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不给社区带来"痛苦的劳作"的情况下实现这种转变。简而言之，如何在不牺牲机械化的前提下，在人的尺度上实现农牧业、生态形式的粮食种植和农业经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农业方面取得的一些最有前途的技术进步，既适合于小规模、生态形式的土地管理，也适合于过去几十年来盛行的巨大的工业型商业单位。让我们考虑一个例子。牲畜的螺旋式喂养说明了合理的农业机械化的一个基本原则——将传统的机器和设备部署在几乎可以消除艰苦的农业劳动的地方。通过将一连串的筒仓与螺旋钻连接起来，只需按下一些按钮和拉动几个开关，就能将不同的营养物质混合并运送到饲料栏。一项曾可能需要五六个人拿着草叉和水桶工作半天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就可以在几分钟内完成。这种机械化本质上是中性的：它可以用来喂养庞大的牛群，也可以只喂养几百头牛；筒仓里可以装天然饲料，也可以装合成的、激素化的营养物质；喂料机可以用在相对较小的牲畜混养的农场，也可以用在大型养牛场，或者用在各种规模的奶牛场。简而言之，螺旋式喂养可以为最粗暴的商业开发或最敏感的生态原则应用服务。

　　近年来设计的大多数农机都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只是重新设计以实现更大的通用性）。举个例子，现代拖拉机是一种超凡的机械巧思。花园型拖拉机可以非常灵活地完成各种任务；它们重量轻，极易管理，可以沿着最要求严格的地形轮廓行驶，而不会损坏土地。大型拖拉机，特别是那些在炎热气候下使用的拖拉机，很可能有空调驾驶室；除了牵引设备，它们可能有附件用于挖掘柱坑，做叉车的工作，甚至为谷物升降机提供动力装置。犁已经发展到可以满足耕作中的各种突发情况。先进的型号甚至可以通过液压调节，随着地形而上升和下降。机械播种机几乎适用于各种作物。"少耕法（Minimum tillage）"是通过播种机来实现的，其可以同时施用种子、化肥和农药（当然！），这种技术将几种不同的操作精简为一种操作，减少了经常使用重型机器所产生的土壤压实。

　　机械收割机的种类已经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程度。收割机已为许多不同种类的果园、浆果、葡萄、蔬菜和农作物而开发。谷仓、饲料栏和储藏室已被螺旋钻、传送带、密闭贮藏室、自动清粪机、气候控制装置等彻底革新。农作物经过机械剥壳、清洗、清点、冷冻或罐头贮藏、包装和装箱。修建混凝土衬砌的灌溉沟渠已成为简单的机械作业，一两台挖掘机就可以完成。排水不畅或底土质量较差的地形，可以通过土方设备和穿透土层的耕作装置来改善。

　　虽然大量的农业研究都用于开发有害的化学制剂和营养可疑的作物，但在食用植物的遗传改良方面却取得了非凡的进展。许多新的粮食和蔬菜品种对昆虫捕食者、植物疾病和寒冷天气具有抗性。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品种比自然的祖先类型有明显的改进，它们被用来开辟大片难以耕种的土地来种植粮食。

　　让我们在这时停顿一下，设想一下我们的自由社区如何与自然环境相结合。我们认为这个社区是在对其自然生态——空气和水资源、气候、地质构造、原材料、土壤和自然动植物群体——进行了仔细研究之后建立起来的。该社区的土地管理完全以生态学原则为指导，以使环境和人类居民之间保持平衡。在工业上是一应俱全的，该社区形成了一个自然母体（natural matrix）中的独特单元；它在社会和美学上与所占地区保持平衡。

　　社区的农业高度机械化，但在作物、牲畜和林木方面尽可能混合。促进动植物的多样性，以此作为控制虫害和增进风景之美的手段。只有在不与该地区的生态相冲突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大规模的耕作。由于粮食种植普遍具有混合性质，农业是以小型农业单位进行的，每个单位之间以树带、灌木、牧场和草地为界。在连绵起伏的丘陵或山地，坡度较大的土地用林木覆盖，以防止水土流失并保水。每英亩地的土壤都经过仔细研究，只种植最适合的作物。应尽一切努力将城市和乡村融合在一起，同时又不牺牲各自对人类经验的独特贡献。生态区域构成了单个或共享其资源的几个社区的社会、文化和生物界线。每个社区都有许多菜园和花圃、吸引人的凉亭、公园地，甚至有养育鱼类和水鸟的溪流和池塘。能获取食物和原材料的乡村，不仅构成了社区的直接环境，让所有人都可以步行进入，而且还侵入了社区。虽然城镇和乡村保留了各自的特性和独特性，其还得到了高度的重视和培养，但自然开始在城镇中随处可见，城镇看起来抚摸了自然，并在自然上留下了温和的人文印记。

　　我相信，一个自由社区会把农业看作精心经营的农牧业（husbandry），是一种像手工艺一样富有表现力和乐趣的活动。通过农机从辛劳中解脱出来，社区主义者将带着玩乐和创造性的态度对待粮食种植，就像人们经常性地带着相同的态度做园艺一样。农业将成为人类社会的一个活生生的部分，成为愉快的身体活动的源泉，而且，由于其生态需求，也成为智力、科学和艺术的挑战。社区主义者将与他们周围的生活世界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就像社区与其地区的融合一样。他们将重新获得人类从原始时代就存在的与自然的一致感。大自然和它一直在培养的有机思想模式将成为人类文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它将以一种崭新的精神重新出现在人类的绘画、文学、哲学、舞蹈、建筑、家居用品以及他的手势和日常活动中。文化和人类的心灵将被一种新的泛灵论（animism）彻底充斥。地区永远不会被掠夺，但会被尽可能地充分利用。社区将尽一切努力满足当地的需求——在不违反生态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合理地、人性化地利用本地区的能源、矿产、木材、土壤、水、动物和植物。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预见，该社区将采用当今仍在发展的新技术，其中许多技术非常适合区域性经济。我指的是从大地、水和空气中提取微量和稀释了的资源的方法；是太阳能、风能、水电和地热能；是使用热泵、植物燃料、太阳池、热电转换器，以及最终的可控核聚变。

　　有一种工业考古学在许多地区揭示了一度蓬勃发展的、早已被我们的前辈抛弃的经济活动的证据。在哈德逊河谷、莱茵河谷、阿巴拉契亚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我们发现了矿山和曾经高度发达的冶金工艺的遗址、地方工业的零星遗存以及早已废弃的农场的轮廓——所有这些都是以当地原材料和资源为基础的繁荣社区的遗迹。这些社区之所以衰落，是因为它们曾经提供的产品被以大规模生产技术和集中原材料来源为基础的大规模全国性工业所挤出。旧的资源往往还可以被每个地方所使用；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中，这些资源"毫无价值"，但它们却非常适合被去中心化的社区使用，它们等待着适应小规模优质生产的工业技术的应用。如果我们仔细清点一下世界上许多人口稀少地区的可用资源，那么社区在当地满足许多物质需求的潜力可能比我们猜想的要大得多。

　　技术的不断发展，往往会扩大地方的可能性。举个例子，让我们考虑一下技术进步是如何使看似低劣和非常难以解决的资源变得可用。在整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明尼苏达州的梅萨比岭为美国钢铁业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矿石，这一优势促进了国内金属工业的迅速扩张。随着这些储量的减少，国家面临着开采铁燧岩的问题，铁燧岩是一种低品位的矿石，含铁量约为40%。传统的开采方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搅拌钻需要一个小时才能钻穿一英尺的铁燧岩。然而，最近，开采铁燧岩变得可行；一种喷焰钻头被开发出来，它以每小时二三十英尺的速度切割矿石。在火焰烧孔后，矿石被爆破，并通过新近完善的研磨、分离和烧结操作来为钢铁工业处理。

　　不久，就可以从大地、各种气体废品和海洋中提取高度扩散或稀释的材料。我们的一些最有价值的金属实际上相当常见，但它们以高度扩散或微量的形式存在。几乎没有一块土壤或一块普通的岩石不含有微量的金、稍多的铀，更多的其他工业上有用的元素，如镁、锌、铜和硫。大约5%的地壳是由铁构成的。我们如何才能提取这些资源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至少在原理上，化学家们用分析技术来检测这些元素。正如化学家雅各布·罗辛（Jacob Rosin）所认为的那样，如果一种元素能够在实验室中被检测出来，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希望能够以足够大的规模将其提取出来，为工业所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大部分的商业氮气都是从大气中提取的。镁、氯、溴和烧碱是从海水中获得的，硫是从硫酸钙和工业废料中获得的。大量工业上有用的氢气可以作为电解盐水的副产品收集起来，但通常它被氯生产厂燃烧或释放到空气中。碳可以从烟气中大量回收并经济地使用（碳在自然界中比较稀少），但正与其他气态化合物一起在大气中消散。

　　工业化学家在从海洋和普通岩石中提取有价值的元素和化合物时面临的问题是所需的能源成本。目前有两种方法——离子交换法和层析法——如果进一步完善工业用途，它们可以用来从溶液中选择或分离出所需的物质，但使用这些方法所需的能源在实际财富方面的成本将非常高。除非在提取技术上有出乎意料的突破，否则传统的能源——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用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这并不是说我们本身缺乏能源，而是我们才刚刚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几乎无限量的能源。据估计，从太阳照射到地球表面的总辐射能量是当今人类年能源消耗量的三千多倍。虽然这些能量有一部分被转化为风能或被植被用于光合作用，但仍有数量惊人的能量可用于其他用途。问题是如何将其收集起来，以满足我们一部分的能源需求。例如，如果能收集太阳能用于房屋供暖，我们通常使用的传统能源资源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可以转用于其他用途。如果我们能够收集太阳能用于全部或大部分的烹饪、热水、冶炼和发电，我们就会相对不太需要化石燃料。太阳能设备已经被设计到可用于几乎所有这些功能。我们可以用专门利用太阳能的装置来给房屋取暖、做饭、烧水、熔炼金属和发电，但我们不可能在地球的每一个纬度上都有效地做到这一点，我们还面临着一些技术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应急研究计划（crash research programs）来解决。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能有效地利用太阳能加热的房屋建成了。在美国，其中最著名的是马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实验楼、丹佛的洛夫（Lof）住宅和华盛顿特区的托马森（Thomason）住宅，托马森的太阳能供暖房屋的燃料费用每年勉强达到5美元，其似乎已经开发出了目前最实用的系统之一。托马森住宅的太阳能从屋顶收集，通过水循环传输到地下室的储水箱。（顺便说一句，这些水还可以用来给房子降温或作为消防和饮水的应急供应）。这个系统很简单，而且相当便宜。托马森的房子位于华盛顿州靠近纬度四十度的地方，在"太阳带（solar belt）"的边缘——从零度到南北纬四十度。这条带是太阳光可以被最有效地用于家庭和工业能源的地理区域。有了高效的太阳能供暖，托马森只需要极少的补充性传统燃料就可以为他在华盛顿的房屋供暖。

　　在较冷的地区，有两种太阳能供暖的方法是可行的：供暖系统可以更复杂，这将减少常规燃料的消耗，使其接近托马森住宅的水平；或者使用简单的传统燃料系统来满足10%到50%的供暖需求。正如汉斯·蒂林（Hans Thirring）观察到的（考虑到成本和努力）：

　　“太阳能供暖的决定性优势在于，除了极少的驱动风扇的电费外，不会产生任何运行成本。因此，安装的一次投资就可以一次性支付房屋一生的供暖费用。另外，系统自动工作，无烟、无煤灰、无气产生，省去了点火、补充燃料、清洗、维修等一切麻烦工作。在一个国家的能源系统中增加太阳能有助于增加国家的财富，如果有条件的地区的所有房屋都安装了太阳能供暖系统，每年可以节省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燃料。泰尔凯什（Telkes）、霍特尔（Hottel）、洛夫（Lof）、布利斯（Bliss）等科学家为太阳能供暖铺平道路的工作是真正的先锋工作，其全部意义将在未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20}

　　太阳能设备最广泛的应用是在烹饪和热水方面。在不发达国家、日本和美国温暖的纬度地区，成千上万的太阳灶（solar stoves）被使用。太阳灶只是一个伞状的反射器，上面装有烤架，在充足的阳光下可以烤肉或在十五分钟内烧开一夸脱的水。这种炉子安全、便携、清洁，它不需要燃料或火柴，也不会产生任何恼人的烟雾。便携式太阳能烤箱（solar oven）提供的温度高达四百五十度，甚至比太阳灶更紧凑，更容易操作。太阳能热水器广泛用于私人住宅、公寓楼、洗衣房和游泳池。佛罗里达州使用了大约两万五千台这样的设备，它们在加州也逐渐流行起来。

　　在太阳能的使用中，一些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已经发生在工业领域，尽管这些应用大部分充其量是边缘化的，而且基本上是实验性质的。最简单的是太阳炉（Solar furnace）。集热器通常是一个大的抛物面镜，或者，更有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抛物面镜阵列，安装在一个大的外壳中。定日镜——一个较小的、水平安装的镜子，跟随太阳的运动——将光线反射到集热器中。目前有几百台这样的太阳炉在使用。其中最大的一个，菲利克斯·特朗勃（Felix Trombe）博士的蒙路易（Mont Louis）炉，可产生七十五千瓦的电力，主要用于高温研究。由于太阳光不含任何杂质，太阳炉可以熔化一百磅的金属而没有传统技术产生的污染。美国军需兵团（the U.S. Quartermaster Corps）在马萨诸塞州纳提克（Natick）建造的太阳炉，可提升到五千摄氏度——这个温度足以熔化工字钢。

　　太阳炉有许多限制，但这些限制并非不可克服。霾、雾、云层和大气中的尘埃，以及使设备偏离方向并干扰太阳光精确聚焦的大风的重荷，都会明显降低炉子的效率。目前正尝试着通过滑动屋顶、镜面覆盖材料和坚固的保护性外壳来解决其中的一些问题。另一方面，太阳炉是清洁的，在工作状态良好的情况下，它们的效率很高，而且它们生产的金属品质极高，这是目前使用的传统熔炉都无法相比的。

　　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同样有前途的是目前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尝试。从理论上讲，一个大约一平方码（约0.836平方米）大小的区域垂直放置在太阳光下，可以获得相当于一千瓦的能量。"考虑到在世界的干旱地区，有数百万平方米的沙漠土地空闲着可以发电，"蒂林认为，"我们发现，只要利用1%的可用地面来建造太阳能发电厂，就可以达到远远高于目前世界上所有燃料发电厂和水力发电厂的装机容量。"{21}在实践中，沿着蒂林建议的路线进行的工作受到了成本考虑、市场因素（在世界那些不发达的、项目最可行的的炎热地区没有大量的电力需求）和基本上是电力领域的设计者的保守主义的抑制。研究重点一直放在太阳能电池的开发上——这主要是"太空计划"工作的结果。

　　太阳能电池是以热电效应为基础的。例如，如果将锑条和铋条连接成一个环形，通过在一个结点上产生热量而产生温差，就会产生电力。过去十几年来对太阳能电池的研究，使其装置的能量转换效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在不远的将来，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也是相当可达到的[10]。太阳能电池以方格板块为组，已被用来为电动汽车、小船、电话线、收音机、留声机、钟表、缝纫机和其他电器供电。最终，生产太阳能电池的成本有望降低，达到为家庭甚至小型工业设施提供电力的程度。

　　最后，太阳的能量还可以以另一种方式使用——收集水体中的热量。一段时间以来，工程师们一直在研究如何从太阳热量在海中产生的温差中获取电力。从理论上讲，一个占地一平方公里的太阳能池塘每年可以产生3000万千瓦时的电力——足以抵得上一个大型发电站一年中每天运行12小时以上的输出量。正如亨利·塔伯（Henry Tabor）所言，这些电力可以在没有任何燃料成本的情况下获得，"仅仅需要阳光下的池塘。"{22}让热水通过热交换器，再返回池塘，就可以从池塘底部提取热量。在温暖的纬度，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采用这种发电方法，就能提供足够的电力去满足四亿人的需求！

　　海洋的潮汐也是另一种尚未开发的资源，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发电。我们可以在涨潮时将海水截留在天然盆地——比如海湾或河口——然后在退潮时通过涡轮机将其释放。有很多地方的潮汐足够高，可以大量生产电力。法国人已经在圣马洛的拉尼河口附近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潮汐发电装置，预计每年的净产电量为5.44亿千瓦时。他们还计划在圣米歇尔山海湾再建一座水坝。在英国，在塞文河和瓦伊河交汇处，存在着非常适宜建潮汐坝的条件。这里的水坝每年可以提供一百万吨煤所产生的电力。缅因州和新不伦瑞克省交界处的帕萨马科迪湾是潮汐发电的绝佳地点，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梅津湾也有良好的地理位置。阿根廷计划在大西洋沿岸的德塞阿多港附近的德塞阿多河口建造一座潮汐坝。很多其他的沿海地区也可利用潮汐发电，但除法国外，没有任何国家开始研究这一资源。

　　我们可以利用海洋或陆地中的温差来产生相当数量的电力。在热带水域的表层，高达17摄氏度的温差并不罕见；在西伯利亚沿海地区，冰壳以下的水与空气之间存在30度的冬季温差。随着高度下降，地球内部逐渐变暖，提供了相对于表面的选择性温差。热泵可用于利用这些温差为工业目的或为家庭供暖。热泵的工作原理就像一个机械式冰箱：循环的制冷剂从介质中吸走热量，将其散去，然后返回重复这一过程。在冬季，泵在浅井中循环制冷剂，可用于吸收地下热量，并在房屋中释放。在夏季，这个过程可以反过来：从房子里提取的热量可以在土地中散失。这种泵不需要昂贵的烟囱，不污染大气层，也省去了烧炉子和搬灰的麻烦。如果我们能从太阳能、风能或温差中获得电力或直接的热能，家庭或工厂的供暖系统将完全自给自足；它不会耗费宝贵的碳氢资源，也不需要外部供应来源。

　　在世界许多地区，风也可以用来提供电力。到达地球表面的太阳能中约有四十分之一被转化为风。虽然其中大部分用于产生喷流，但在离地面几百英尺的地方也有大量的风能是可获取的。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从货币角度来衡量风力发电的可行性，发现许多地区的高效风力发电厂可以以每千瓦时五密尔（一美元等于1000密尔）的总成本来发电，这个数字近似于商业化发电的价格。有几台风力发电机已经成功使用。在佛蒙特州拉特兰附近的祖父门把手山（Grandpa’s Knob），著名的1250千瓦发电机成功地将交流电送入佛蒙特州中部公共服务公司的线路中，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零件短缺使得该装置难以保持良好的维修状态。从那时起，人们设计了更大、更高效的发电机。为联邦电力委员会工作的P.H.托马斯（P. H. Thomas）设计了一台7500千瓦的风车，以每千瓦68美元的资本投资提供电力。尤金·艾雷斯（Eugene Ayres）指出，纵使托马斯的风车的建造成本是其设计者估计的两倍，"风力涡轮机似乎也可以与每千瓦300美元左右的水力发电装置相媲美。"{23}在世界许多地区，利用风力发电的潜力巨大。例如，在英国，人们对可能的风力发电地点进行了为期三年的仔细调查，发现较新的风力涡轮机可以产生几百万千瓦的电力，每年可节省200万至400万吨煤。

　　对于从岩石中提取微量矿物，对于太阳能和风能，对于热泵的使用，都不应该抱有幻想。也许除了潮汐发电和从海中提取原材料外，这些来源无法为人类提供维持密集的人口和高度集中的工业所需的巨量原料和大量能源。太阳能设备、风力涡轮机和热泵将产生相对少量的电力。如果在当地使用并相互配合，它们可能会满足小型社区的所有电力需求，但我们无法预见它们何时能够提供纽约、伦敦或巴黎等规模的城市目前使用的电力。

　　然而，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范围的限制可能是一个深刻的优势。太阳、风和大地是人类自古以来对其作出感性和敬畏反应的来自经验的现实（experiential realities）。从这些原始元素中，人类发展出对自然环境的依赖——乃至尊重，这种依赖使人类的破坏性活动受到控制。工业革命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世界掩盖了自然在人类经验中的作用——用团团烟雾遮蔽太阳，用巨大的建筑阻挡风，用蔓延的城市亵渎大地。人类对自然界的依赖变得不可见，它变得理论化和知识化，成为教科书、专著和讲座的主题。诚然，这种理论上的依赖为我们提供了对自然界的洞察力（充其量是部分的），但它的片面性剥夺了我们对自然界的所有感性依赖，以及与自然界的所有可见的联系和统一。在失去这些的同时，我们也失去了自身作为有感情的生命（feeling beings）的一部分。我们变得与自然疏远了。我们的技术和环境变得完全没有生命力，完全是合成的——一个纯粹无机的物理环境，促进了人和其思想的非动物化。

　　把太阳、风、大地，即生命的世界，重新纳入技术，纳入人类生存的手段，将是人类与自然纽带的革命性更新。恢复这种依赖性，唤起每个社区的区域独特性意识——不仅是普遍的依赖性，而是对具有自身独特品质的特定区域的依赖性——将使这种更新具有真正的生态特征。一个真正的生态体系将会出现，一个巧妙地交织着的地方资源模式，通过不断的研究和精巧的修改得到实现。随着真正的地方主义意识的增长，每一种资源都会在自然、稳定的平衡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社会、技术和自然元素的有机统一。艺术将同化技术并成为社会艺术（social art），整个共同体的艺术（the art of the community as a whole）。自由社区将能够重新调整生活节奏、人的工作模式、其自身的建筑、交通和通讯系统，使之符合人的尺度。静音、慢行、清洁的电动车将成为城市交通的首选模式，取代嘈杂、污浊、高速的汽车。单轨将在社区与社区间连接，减少给乡间留下疤痕的高速公路。手工艺将重新获得其作为大规模制造的补充的尊贵地位；它们将成为家庭日常艺术的一种形式。我相信，高标准的卓越，将取代今天在生产中盛行的严格数量标准；对商品耐用性的尊重和对原材料的保护将取代卑劣的、推销员导向的标准，这些标准导致了内在的陈旧和一个麻木不仁的消费社会。社区将成为一个美丽的生活舞台，成为文化的活力源泉，成为人类团结的深层个人化的、不断滋养的源泉。

　　为生命的技术

　　在未来的革命中，技术最紧迫的任务将是以最少的辛劳生产出过量的产品。这个任务的直接目的，将是使社会舞台永久地向革命人民开放，使革命永久地进行下去（to keep the revolution in permanence）。迄今为止，每一次社会革命都因为在工场的喧闹声中听不到警钟的轰鸣而失败。自由和富足的梦想被生产生存资料的单调工作责任所污染。回顾历史上的残酷事实，我们发现，只要革命意味着人民的不断牺牲和被剥夺权利，权力的缰绳就落入政治"专家"、热月的庸人手中。国民公会的自由主义的吉伦特们对这一现实的理解有多深，可以从他们为了降低巴黎人民的集会——1793年的重要力量——的革命热情所做的努力中判断出来，他们下令会议应该在"晚上十点"，或者像卡莱尔（Carlyle）告诉我们的那样，"在劳动人民（从岗位上）过来之前......"就结束了。{24}该法令被证明是无效的，但它的目标很明确。从根本上说，过去革命的悲剧是，它们的大门迟早会在"晚上十点"关闭。现代科技最重要的功能，一定是让革命的大门永远敞开! （The most critical function of modern technology must be to keep the doors of the revolution open forever!）

　　近半个世纪以前，当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家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着一个"人人有工作"的社会时，达达主义者，那些宏伟的疯子们却要求人人失业。几十年的时间丝毫没有减损这一要求的意义，反而增加了它的内容。从辛劳减少到最低限度或完全消失的那一刻起，生存问题就转变成了生活问题，而技术本身也从人类的迫切需求的仆人转变成了其创造力的伙伴。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个问题。关于技术是"人类的延伸（extension of man）"，已经有很多著作了。如果说这个短语的意思要适用于整个技术，那就会产生误导。它主要是在传统的手工业车间，又或许在机器发展的早期阶段是正确的。工匠主宰着他的工具；他的劳动、艺术倾向和个性是生产过程中的主宰因素。劳动不仅仅是一种能量的消耗；它也是一个人的个性化工作，其活动感性地导向准备他的产品，使之成为时尚，并最终装饰它供人使用。工匠引导着工具，而不是工具引导着工匠。工匠和他的产品间可能存在的任何疏离，都会像弗雷德里希·威廉姆森（Friedrich Wilhelmsen）所强调的那样，立即"被一种艺术的判断——一种对要制造的东西的判断"所克服。{25}工具放大了工匠作为人的力量，它放大了他发挥艺术性的力量，并将他作为创造性存在的特质赋予原材料。

　　机器的发展往往会破坏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亲密关系。它使工人被同化到预设的工业任务中去，这些任务他无法控制。机器现在作为一种陌生的力量出现——与生存资料的生产相分离，但又与之结合。虽然技术最初是"人类的延伸"，但它却变成了一种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力量，按照工业官僚机构所设计的乐谱来安排人的生活；我重复一遍，不是人（men），而是一个官僚机构（bureaucracy），一个社会机器（social machine）。随着大规模生产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到来，人成了机器的延伸，不仅是生产过程中机械装置的延伸，而且是社会过程中社会装置的延伸。当人成为机器的延伸时，人就不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社会被严酷的格言所统治："为生产而生产。"从工匠到工人，从积极主动的人格到越来越被动的人格的衰退，是由人作为（qua）消费者完成的——一个经济实体，其品味，价值，思想和感情是由"智库"中的官僚"团队"设计的。人，被机器标准化，沦为机器。

　　机器化的人（Man-the-machine）是官僚主义的理想[11]。这个理想不断地被生命的新生、年轻人的重现、以及令官僚机构不安的冲突所违抗。每一代人都必须被重新同化，而且每一次都有爆发性的抵抗。而官僚机构则永远达不到自己的技术理想。在庸人们的拥挤下，它不断地犯错。它的判断力落后于新的形势；麻木不仁，它受社会惯性的影响，总是被偶然的机会所冲击。社会机器上打开的任何一条裂缝，都会被生活的力量扩大。

　　如何在不牺牲人或机器的前提下，治愈活人和死机器之间的裂缝？我们如何将为生存的技术转化为为生命的技术？用任何奥林匹亚式的保证来回答这些问题，都是白痴。未来被解放的人类将从大量的相互排斥或组合的工作方式中选择，所有这些工作方式都将基于不可预见的技术革新。或者这些未来的人类可能只是选择跨过技术的形体。他们可能将网络化的机器淹没在技术的地下世界里，使其完全脱离社会生活、社区和创造力。除了隐藏在社会中，所有的机器都将为人类工作。自由社区将站在网络化流水线的尽头，用篮子把货物运回家。工业，就像自主神经系统一样，会自己工作，会受制于就像我们自己的身体在偶尔生病时需要的维修。人与机器之间的裂缝不会被治愈。它只会被忽视。

　　当然，忽视技术，不是解决办法。人类将关闭一个重要的人类经验——生产活动的刺激，机器的刺激。技术可以在影响人类的个性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每一种艺术都有其技术的一面，需要自发性的自我动员，使之成为表达的秩序，并在经验最欣喜的时刻提供与客观世界的接触。（Every art, as Lewis Mumford has argued, has its technical side, requiring the self-mobilization of spontaneity into expressed order and providing contact with the objective world during the most ecstatic moments of experience.）

　　我相信，一个解放了的社会不会因为它解放了，可以取得平衡了而想否定技术。它可能会想着把机器同化为艺术的手工艺。我的意思是，机器将从生产过程中去掉辛劳，把它的艺术完成品留给人。实际上，机器将参与人类的创造力。没有理由不使用自动的、网络化的机器，以便将产品的完成，特别是那些供个人使用的产品的完成，留给社会。机器可以吸收开采、冶炼、运输和塑形原材料的辛劳，将艺术性和工艺性的最后阶段留给个人。构成中世纪大教堂的大部分石块都被小心翼翼地方正和标准化，以方便它们的铺设和粘合——这是一项徒劳无益的、重复而枯燥的工作，而现在，现代机器可以迅速而毫不费力地完成。一旦石块被安放好，工匠们就登场了；辛劳被创造性的人类工作所取代。在一个解放了的社会里，工业机器和工匠的工具的结合可以达到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复杂程度并创造性地相互依存。威廉·莫里斯关于回归手工艺的愿景将摆脱其恋旧的差别。我们可以真正地谈论技术在性质上的新进展——一种为生命的技术。

　　在达到对自然环境及其资源的振兴性维护之后，自由而去中心化的社会将对"需求"一词作出新的解释。马克思的"必然王国"不是无限扩大，而是趋于收缩；需求将被人性化，并以更高的生命和创造力的价值来衡量。质量和艺术性将取代目前对数量和标准化的强调；耐用性将取代目前对消耗性的强调；由传统感和对已故几代人的个性和艺术性的惊奇感而神圣化的珍爱之物的经济将取代盲目的季节性的商品款式改变；创新将带着对人类自然倾向的感知，而非由大众传媒对品味的工程性污染。保护将取代所有事物的浪费。摆脱了官僚主义的操纵，人们将重新发现更简单、更整洁的物质生活之美。服装、饮食、家具和家庭将变得更加艺术化、更加个性化、更加简朴化。人会恢复物品是为了人，而非强加给人的感觉。令人厌恶的讨价还价和囤积的仪式将被制造和给予的体贴的行为所取代。物品将不再是贫乏的自我的拐杖，也不再是夭折的人格间的中介；它们将成为完善的、有创造力的个人的产品，协调的、发展中的自我的礼物。

　　为生命的技术可以发挥整合一个社区与另一个社区的重要作用。重新划分尺度到手工艺的复兴和物质需求的新概念，技术也可以作为邦联的肌腱发挥作用。全国性分工和工业集中化是危险的，因为技术开始超越人类的尺度；它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并适合于官僚的操纵。只要在真正的物质方面（技术和经济方面）发生了脱离社区控制的转变，中央机构就获得了对人的生命的真正权力，并有可能成为胁迫的来源。为生命的技术必须以社区为基础；它必须适应社区和地区层面。然而，在这个层面上，工厂和资源的共享实际上可以促进社区群体之间的团结；它可以使他们不仅在共同的精神和文化利益的基础上，而且在共同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联合起来。根据各地区的资源和独特性，可以在自给自足、工业邦联和全国性分工之间达成合理的、人性化的平衡。

　　难道社会如此"复杂"，先进的工业文明与去中心化的为生命的技术站在了矛盾的对立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断然否定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复杂"，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文书工作、行政管理、操纵和不断的浪费。小资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档案系统——那一排排装满费用清单、会计账簿、保险记录、税表和不可避免的档案的柜子——肃然起敬。他被工业经理、工程师、造型贩子、金融操纵者和市场批文的设计师的"专业知识"所迷惑。他完全被国家——警察、法院、监狱、联邦办公室、秘书处，整个臭气熏天、病态的胁迫、控制和统治机构所迷惑。现代社会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复杂得甚至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如果我们认可它的前提——财产、"为生产而生产"、竞争、资本积累、剥削、金融、集权、强制、官僚主义和人对人的支配。与每一个这些前提相联系的是实现它的机构——办公室、数以百万计的"职员"、表格、大量的纸张、办公桌、打字机、电话，当然还有一排排的档案柜。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但又奇怪地像梦一样，在社会景观上有模糊不清的影子。经济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很容易被头脑和感官所掌握，但它也是高度错综复杂的——如果我们承认纽扣必须有一千种不同的造型，纺织品在种类和图案上无休止地变化，以制造创新和新奇的假象，浴室里充斥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药品和护肤品，厨房里杂乱无章地摆放着数不胜数的低能电器。如果我们从这些可恶的垃圾中单挑出一两件比较有用的高质量的商品，如果我们取消使社会处于一种强制的匮乏、不安全和统治状态的货币经济、国家权力、信用制度、文书工作和警察工作，社会不仅会变得合理地人性化，而且会变得相当简单。

　　我并不想轻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码高质量的电线背后，有一个铜矿、开采它所需要的机器、生产绝缘材料的工厂、铜的冶炼和塑形综合体、分配电线的运输系统，以及在每一个综合体的背后，还有其他的矿场、工厂、机械厂等等。铜矿，当然指那种可以用现有机器开采的铜矿，并不是到处都能找到的，尽管从我们目前社会的废弃物中可以回收到足够的铜和其他有用的金属，以满足后代的一切需要。但是，让我们承认，铜将属于一个相当大的材料范畴，这些材料只有通过全国性的分配制度才能提供。那在什么意义上需要有目前意义上的分工呢？根本不需要。首先，铜可以同其他物品一起，在自由的、自治的社区之间进行分配，不管是开采铜的社区还是需要铜的社区。这种分配制度不需要中央官僚机构的调解。其次，也许更重要的是，一个生活在铜资源丰富地区的社区，不会是一个单纯的采矿社区。铜矿开采将是它所从事的许多经济活动之一，是一个更大、更全面、更有机的经济舞台的一部分。对于那些气候最适合种植特化的食物或有稀有且对整个社会具有独特价值的资源的社区也是如此。每个社区都将接近于当地或区域性的自给自足。它将寻求实现完整性，因为完整性会产生与环境共生的完整的、全面的人。即使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属于国家分工的范围，社会的总的经济分量仍将由社区承担。如果社区不被扭曲，就不会有哪一部分的人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而牺牲。

　　人类行为的核心是一种基本的正直、同情和互助意识。即使在这个糟糕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我们也没发现成年人不会去把孩子从危险中救出来，尽管这种行为可能会危及他们的生命；例如，我们不觉得奇怪，矿工会冒着死亡的危险去救他们在山洞里的同伴，或者士兵会在猛烈的火力下爬行，把受伤的战友抬到安全的地方。往往让我们感到震惊的是那些拒绝援助的场合——在一个中产阶级的街区里，当一个被刺伤并要被谋杀的女孩的哭声被忽视时。

　　然而，在这个社会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们去团结。我们所发现的团结是存在于这个社会之外的，与这个社会的所有现实相悖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正直和社会与生俱来的不正直之间无休止的斗争。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种正直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如果社会能够赢得个人的尊重，甚至是爱，那么人将会怎样？我们仍然是暴力的、血腥的、不光彩的历史的后代——人对人的支配的最终产物。我们可能永远不会结束这种支配的状况。未来可能会让我们和我们的拙劣文明在瓦格纳式（Wagnerian）的诸神的黄昏（Gütterd?mmerung）中倒下。那将是多么愚蠢的事情！但我们也可能结束人类对人类的支配。我们可能最终成功地打破过去的枷锁，获得一个人文主义的安那其社会。用我们这个时代所鄙视的标准来衡量后代的行为，岂不是荒唐、实际上也是无耻的最高境界？自由的人不会贪婪，一个解放了的社区不会因为有潜在的铜矿垄断而试图支配另一个社区，计算机"专家"不会试图奴役汽车修理工，关于难过的、患结核病的处女的伤感小说也不会被写出来。我们只能对未来的自由男女们提出一个请求：原谅我们花了这么久的时间，费了这么大劲。像布莱希特（Brecht）一样，我们可以请求他们在想到我们时尽量不要太苛刻，请求他们给予我们同情，理解我们生活在社会地狱的深处。

　　但那样的话，不用我们告诉他们，他们也一定会知道该怎么想。

　　纽约

　　1965年五月

　　{12}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47), p. 24.

　　{13}Pierre-Joseph Proudhon, What Is Property? (Bellamy Library; London, I n.d.), vol. 1, p. 135.

　　{14}U.S. Congress, Joint Committee on the Economic Report, Autom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zation, 84th Cong., Ist session (U.S. Gov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 1955), p. 81.

　　{15}Alice Mary Hilton, “Cyberculture,” Fellowship for Reconciliation paper (Berkeley, 1964), p. 8.

　　{16}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Harcourt, Brace and Co.; New York, 1934), pp. 69–70.

　　{17}Eric W. Leaver and John J. Brown, “Machines without Men,” Fortune, November 1946.

　　{18}F. M. C. Fourier, Selections from the Works of Fourier, (S. Sonnenschein and Co.; London, 1901), p. 93.

　　{19}Charles Gide, introduction to Fourier, op. cit., p. 14.

　　{20}Hans Thirring, Energy for Man (Harper & Row; New York, 1958), p. 266

　　{21}Ibid., p. 269. 22 Henry Tabor, “Solar Energy,” in Science and the New Nations, ed.

　　{22}Ruth Gruber (Basic Books; New York, 1961), p. 109.

　　{23}Eugene Ayres, “Major Sources of Energy,”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Proceedings, section 3, Division of Refining, vol. 28 III. (1948), p. 117.

　　{24}Thomas Carly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Modern Library; New York, n.d.), p. 593.

　　{25}Friedrich Wilhelmsen, preface to Friedrich G. Juenger, The Failure of Technology (Regnery; Chicago, 1956), p. 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