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毛泽东：毛新宇赞扬爷爷骨头和鲁迅一样硬

　　书名：爷爷毛泽东

　　作者：毛新宇

　　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

　　内容简介：

　　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他们生活的欢乐和痛苦、事业的荣辱与成败，大都直接或间接9地与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需要有凝聚力，而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需要一个能统领全民族的伟人，这个伟人就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小平同志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长汉顶着。在20世纪，毛泽东这个长汉，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蓝天。

　　本书作者系毛泽东之孙辈，从作者的视角出发，对于经历世纪交替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寻找心中的毛泽东，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并以此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毛新宇，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孙子，毛岸青和邵华的儿子。1970年1月17日生。中共党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委员。 崇尚学史明理，自幼随父亲毛岸英、母亲邵华追寻爷爷毛泽东所走过的足迹，见证中国革命的风雨征尘。曾多次在革命老区、长征路上及韶山、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遗迹学习访问，聆听爷爷和革命先辈的故事；到农村、工矿企业调查研究，感受新中国的历史巨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汲取营养、增长才干。 1992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1992年9月至1995年7月在中央党校理论部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至2003年在军事科学院攻读军事历史学博士单位。2003年7月授予军事学博士学位。现在军事科学院从事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工作，同时兼任中央民族大学、延安中国干部管理学院等多个大学的客座教授。 崇尚学史明理，自幼随父亲毛岸青、母亲邵华迫寻爷爷毛泽东所走过的足迹，见证中国革命风雨征尘。曾多次在革命老区、长征路上及韶山、延安、井冈山、西柏坡等革命遗址学习访问，聆听爷爷和革命先辈的故事；到农村、工矿企业调查研究，感受新中国的历史巨变，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汲取营养、增长才干。 从1990年以来开始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主要有《便是寻常百姓家》、《不学历史我们永远幼稚》、《我为爷爷唱新歌》、《沿着爷爷的足迹》、《会当击水三千里》、《我随妈妈拍长城》、《赴朝祭扫伯父墓》等文章，出版了《朱元璋研究》、《毛泽东眼中的五大帝王》、《永远的怀念一毛泽东诞辰百年辑录》、《我的伯父毛岸英》、《爷爷毛泽东》、《亲情的纽带》等图书；出版了《红太阳》演唱专集；主持电视 专题片《女红军女将军风采录》、《江山如此多娇》。其中《爷爷毛泽东》（2003年版）获第八届共青团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文化作品奖。

　　书摘正文：

　　前 言

　　对于当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始终是他们心目中伟大的领袖，他们生活的欢乐和痛苦、事业的荣辱与成败，大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这位历史伟人的思想和行动联系在一起。一个民族需要有凝聚力，而一个有凝聚力的民族需要一个能统领全民族的伟人，这个伟人就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毛泽东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邓小平同志喜欢说：天塌下来有长汉顶着。在20世纪，毛泽东这个长汉，为中华民族撑起了腰杆，为全世界受到不公平对待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撑起了一片蓝天。

　　毛泽东曾经说过，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他自己的骨头也是最硬的。毛泽东厥功至伟，其雄文震天，武略盖世，也无怪乎从饱学之士到目不识丁者都曾对毛泽东顶礼膜拜，将他视为中国的自豪和骄傲。对内，他让大多数穷苦的中国人翻身做了主人，让他们在中国当时如此之低的生产力条件下避免沦为外来垄断资本的奴隶。在外，他维护民族尊严，从太平洋彼岸那个金元帝国的总统，到北方强邻的各位首脑，也无不时时关注着这位纵横捭阖、声震天下、有着独特性格和惊人韧力的中国巨人。有世界最大艺术殿堂之称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20世纪艺术展的人物肖像中，仅有的一幅巨幅领袖像就是毛泽东。这足以说明，不论是他的崇敬者，还是他的朋友或同情者，甚至是他的敌人，在许多时候都不得不承认他的威力和影响几乎无处不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的出现有历史的必然性，他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古国文化的熏陶中所产生的一粒“蒸不烂、煮不透、响当当、硬邦邦”的坚硬正义的种子，生逢其时，就必然要开花结果，形成气候。

　　世人大都以自己的心态来了解和对待伟人。我作为毛泽东的嫡孙，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与先辈们比，缺乏在旧社会与反动派腥风血雨的斗争经验，也不可能再去体会共和国初期建设的无限艰辛，但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毕竟无法泯灭对历史的记忆。对于经历世纪交替的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寻找心中的毛泽东，研究他的生平事迹，并以此更深入地理解其思想，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从我记事以来，曾多次随我的父亲毛岸青、母亲邵华去追寻爷爷毛泽东所走过的足迹，从韶山到长沙、上海、广州乃及武汉，从井冈山到古田、遵义、延安、重庆乃及西柏坡；我也拜访过许多从旧社会和战争年代走过来的老人，他们有的是耿直纯朴的老农民或老红军，有的是儒雅苍健的老将军或国家领导人。耳濡目染了爷爷的历史伟绩，我便有了将它们编写成故事并讲给我的同龄人以及一切想了解毛泽东的人听的欲望。

　　透过我的视角，我真切感受到了伟人所赋予我们时代的含义：毛泽东所创立的“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博大精深，远不是穿草鞋、自己动手开荒生产等具体形式所能涵盖和代表的，它还包括不拘书本、一切唯实的思想解放，以及发扬民主、群众路线、统一战线和尽可能发展经济等极为丰富的内容。对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前的丰功伟绩，世人自然不会忘却根本，对于新中国成立后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探索，我们尤其不可抹煞。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自己的根源，没有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开拓性的探索，就根本不可能去想象如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中国人应当永远缅怀毛泽东，学习毛泽东，因为他的精神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如今，毛泽东虽离开人间37年，可是伟人的去世，只意味着他个人的呼吸、思维的停止，却不表明其思想及精神的消失，相反经过历史的沉淀与今人的反思，毛泽东的思想对进入21世纪的中国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与毛泽东当年领导的伟大开拓与艰难探索一样，如今在改革开放中航行的中国巨轮也同样需要面对风浪的考验。

　　新的世纪已经到来，道路尽管曲折，但前途却无比光明。毛泽东在他刚刚点燃星星之火时，就以满腔激情描绘斗争胜利的前景：“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继承前贤，启发后世，以同样的豪情看待我们正在奋斗的事业，将会激励我们发扬新时代的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人类事业的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书2003年出版后，广大读者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有的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这次在解放军出版社修订再版，充实了一些珍贵照片，更为客观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一代伟人毛泽东的风采。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缅怀是常态，也是我的责任和思念。此书的出版，就当作我献给爷爷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一件礼物。

　　2013年1月

　　第一章 走出韶山

　　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封建古老的中国在清政府腐朽统治之下，被列强进一步侵略、瓜分。新与旧，光明与黑暗，革命与反动，两种势力正在东方大地剧烈搏斗。湖南这个“荆蛮山围”，维新志士、革命新党的活动与影响，并不亚于沿海的先进省份。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地方，自然会不断产生革命先驱与英雄人物。

　　韶山冲，位于湘潭与湘乡、宁乡三县的交界处，东北距省会长沙90公里，东南离湘潭县城45公里。这里流传着一个优美动人的神话。在上古时期虞舜帝和他的侍臣南巡到了这里，看到那耸入云霄的山峰，海洋般的森林，淙淙的流水，赞不绝口；看到那崇山幽壑之间，人们在辛勤耕作，极为欣慰。于是他们登山游览，并演奏了《萧韶乐舞》。据说这个乐舞是虞舜与其司法官皋陶合作歌词，由乐官配曲编舞而成。《书经•益稷》：“萧韶九成，凤凰来仪。”《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些文字记载，都是赞美韶乐之幽雅动听，引人入胜。后来人们便把虞舜聚嘉宾演奏韶乐的这个山峰称为“韶峰”，而这整座山峦也因之得名“韶山”，且有“湖南第一峰”的美誉。爷爷毛泽东就出生在这富有传奇故事的湘潭韶山冲。

　　严父慈母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开国时，始祖毛太华随军远征南澜沧（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内），在当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毛太华年老移居湖南省湘乡县。10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又迁到邻近的湘潭县韶山冲。从此，毛氏宗族在这里垦荒务农，到了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已是第19代了。毛顺生读过两年私塾，勤劳节俭，精明能干，因为负债被迫外出，在湘军里当了几年兵，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还乡后，赎回祖上典当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22亩，每年能收80石稻谷。湘潭有着在湘中很有点影响的米市。毛顺生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还自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财东了。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湘潭韶山冲呱呱落地，取乳名为“石三伢子”。原因是他的母亲文氏生头两胎不顺利，婴儿均夭折于襁褓之中，怀毛泽东已是第三胎，她生怕这孩子又“根基不稳”，便多方祈求神佛保佑，并以吃“观音斋”的行动，表示对神佛的虔诚。她娘家唐家坨的后山有个龙潭坨，坨内有一股清泉涌出，四时不竭。坨口矗立着一块大石头，高二丈八，宽二丈，石上建有一座小庙，远近闻名。人们称之为“石观音”，经常有善男信女前往烧香祷告。文氏生下毛泽东不久，她的妈妈，也就是毛泽东的外祖母就让文氏抱着毛泽东前往朝拜，烧香许愿，认“石观音”为干娘，祈求保佑。方言“石三”，与“石生”谐音，既是第三胎，又是“石观音”生的，希望孩子能像岩石一般任凭风吹雨打依然坚硬如初。

　　“勤劳本业”是毛顺生遵循的家训，他本人是一个性格刚烈、脾气暴躁的人，在家里尤其专制。毛顺生为继续扩大家业，带领全家勤奋劳动，省吃俭用。“石三伢子”长到6岁的时候，就像大多数穷苦的农家孩子一样开始帮助大人干活了。他起先在家里帮着扫地、放牛、挑水、喂猪，后来就和大人们一起到地里犁田、插秧、收谷了。于是，犁、耙、栽、割，全套农活，他都样样在行，养成了山区农家子弟的本色，对农民的疾苦也体会很深。

　　但毛泽东的勤劳非但没有得到毛顺生的赞扬，反而时时使毛顺生不满。毛泽东是这样回忆他的父亲的：“我刚识几个字，我父亲就开始让我理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作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是既不给肉也不给蛋。”当毛顺生发现儿子的行为不合自己“发家”的要求时，就惯用“不孝”和“懒惰”两种罪名来责备，甚至常常打骂。为了反对父亲这种过于苛刻的要求，毛泽东13岁的时候，想了个法子，就是引用经书或父亲自己的话来反驳。父亲说他“不孝”，他就说：古书上说，“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有“子孝”；父亲骂他“懒惰”，他就说：长者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你年纪比我大两倍以上，应该多做些，等我到你这样大的年纪时，力气要比你大得多，做的事情也更多。这样，父亲经常被驳得哑口无言。

　　毛顺生的克俭不仅是对他的儿子。由于他善于经营又积攒下一些钱，便一心想扩大田产。恰逢有一年闹灾荒，堂弟毛菊生家境贫寒，不得已欲将一家人赖以活命的7亩地出卖，毛顺生知道后便趁此机会买下了这7亩地，毛泽东和他的母亲坚决反对他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况且又是对自己的同族兄弟。毛顺生则毫不理会，说这是用钱买地，管他兄弟不兄弟。毛泽东很不理解父亲的自私和冷酷无情，渐渐与父亲产生了矛盾。随着毛泽东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矛盾往往发展为直接的对抗。有一次，父亲当着客人的面骂他“懒而无用”，这下可把他触怒了，当众和父亲闹起来，而且宣布要脱离家庭。在父亲一再追打责骂下，他还跑到水塘边，威胁要投水。但最终，双方达成“协议”，父亲不再打他，而毛泽东可以单腿下跪给父亲赔礼。这样这场风波才算平息。后来，毛泽东回忆说：“我从这件事认识到，当我用公开反抗的办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保持温顺的态度，他只会更多地打骂我。”毛泽东和父亲的冲突，也激发了他的不屈和抗争的性格，使他每处于恶劣环境时从不做一名屈从者。

　　在和父亲的冲突当中，毛泽东的母亲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说：“我家分成两‘党’。一个就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我母亲和弟弟组成。有时甚至连雇工们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批评了任何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母亲文氏是一位勤劳、贤惠的农村妇女，18岁嫁到韶山冲。她性情温顺，心地善良，是毛泽东最为敬重的一个人，也是最为怀念的一个人。文氏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敬仰佛祖，经常烧香拜佛。这在毛泽东的身上也潜移默化地起着作用。童年的毛泽东也开始信佛，并且每当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就跑到庙里去敬拜烧香，求神灵保佑母亲尽快好转，保佑全家人平安。15岁时，他曾为母亲治病而去南岳山烧“朝拜香”。即手拿小凳，走十来步就跪下去一次，嘴里还要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要走百来里路。

　　关于毛泽东曾信过神这件事，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这篇报告中曾这样谈道：“毛主席常说，他也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读本描写他在10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你看这样还不够迷信吗？那个课本写毛主席的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说他从小就不迷信，打破迷信，生而知之。毛主席说，这是不合事实的。而且一般地说，在那样的封建社会里，不管农民家庭出身的也好，工人家庭出身的也好，一下打破迷信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在1959年回到韶山冲，来到他家堂屋的神龛前时，也曾对他身边随行的工作人员说：“这是我小时候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在9岁时毛泽东还曾和母亲商量，怎样把父亲不信佛的思想转变过来。他时常把父亲的自私和母亲的善良作比较，认为父亲都是因为不信佛的缘故。然而深深滋润毛泽东心田的，则是母亲的博爱和无私。她为人慷慨厚道，认为人一生只有多做善事，积德行善，真诚互助才能获得好报。每遇荒年，邻近四乡逃难的人便增多了，不管是谁，只要是走到毛泽东家的门口，文氏总是背着丈夫，把平时节衣缩食、精打细算节省下来的粮食接济这些受苦的乡亲们。她不仅自己这样去做，而且也鼓励自己的儿女这样去做。

　　慈母的仪范使毛泽东从小怜悯弱者，也孕育着他朴素的阶级感情。有一年，秋收时节，谷场上晒着农民们刚刚打下的稻谷。忽然，老天爷下起大雨来，大家都忙着去收谷子。当毛泽东也正要去抢收自家晒的谷子时，却发现邻居毛四阿婆正在吃力地抢收着，就赶紧跑过去帮起了毛四阿婆。结果，自己家里快要晒干的谷子又被淋湿了。父亲生气地责备他，并扬手要打。毛泽东却站着不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家里很苦，还要交租，损失一点就不得了；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然不大要紧的。1919年文氏因病逝世，当时毛泽东正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听到这一消息，他思绪万千、泪如雨下。他深情地赞扬母亲的品格说，世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母亲正是这第三种人。毛泽东在母亲死后所写的《祭母文》中是这样来形容他的母亲的：“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是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这样一个典型的中国农村的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思想性格从正反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的身上重叠组合着。父亲的刚烈暴躁，造就了毛泽东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母亲的仁慈温情，则造就了他“博爱”的天性。这就形成了他最初的人生信念。对于两位双亲，毛泽东都永志不忘。

　　1959年毛泽东在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时，曾来到父母的墓前凭吊，以托哀思。回到住所后，毛泽东对随行的罗瑞卿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两位。”

　　聪颖的私塾生

　　毛泽东2岁时被送到湘乡棠佳阁（原名唐家坨）的外婆家寄养。外婆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家丁十分兴旺。在一大群孙子外孙中，“根基不稳”的他得到外婆的格外宠爱。每天，他总与表兄弟们一道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中无忧无虑地嬉戏。从6岁开始，他便与当地的农家子弟一样开始放牛、拾粪、砍柴。农家的田园浪漫生活和热闹的群体深深地吸引了他，以至乐不思返，每每韶山来人，他总是躲着，生怕人将他带回。可1902年的早春，刚刚过了元宵节，父亲就把刚过8岁的毛泽东送到离家不远的南岸就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

　　事情的原委还要从毛顺生的一场官司说起。原来随着家业的逐渐兴旺，毛顺生因为一片山林与人发生矛盾，双方争执不下，毛顺生便告到官府打起了官司。本来在此事中毛顺生是非常有理的，但由于对方是识文断字之人，在公堂上引经据典，强词夺理，说得头头是道。毛顺生早年虽读过几年私塾，但识字不多，在公堂上明明有理却说不出来，写的状子也是文不达意没有说到点子上。对方见毛顺生好欺负，得理不让人，反咬一口。官府便把那片山林判给了对方。毛顺生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把本属于自己的山林抢走，心如刀绞。他深深地感到，人家读过书的就是比自己高一等，说话做事也和咱不一样，没有文化真是害死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抑郁之后，他痛下决心，一定要让儿子读书，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再也不吃眼前亏。

　　私塾离毛泽东的家不到200米，开办在河边的一座祠堂里。老师叫邹春培，50岁开外，是一位传统的老先生。开学那一天，毛泽东被老师带到祠堂东墙下的神龛前，邹老先生指着神龛里的一张写满字的大红纸对毛泽东说：“这是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之位，从明天起，你每天早上进来，都要对它作揖。今后你定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毛泽东照着老师的话，对着神龛作揖行礼。邹先生高兴地对毛泽东的父亲说：“令郎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父亲忙说：“种田人家的子弟，不稀罕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几笔账，写得几句来往信札，就要得了。”从那以后，孔子，这位2000多年前的圣贤的书，便成了毛泽东初读私塾的启蒙读物。

　　同当时所有的私塾一样，毛泽东也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的。其后便是《论语》、《孟子》、《诗经》、《春秋》、《左传》、《史记》等。据私塾的同学回忆，毛泽东少年时很有大人风度，“记忆力特强，过目不忘”，老师出“破题文章”要大家做，他总是交头卷，还时常帮助别人做。他读书也有些特别，一般儿童总是大声朗读，他读书时从不出声，读过的书很快就能背诵和默写。邹春培有时故意多让他背点书，却总难不住他。毛泽东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先生没有点读过的字，他也能认得。毛泽东酷爱读书，读起书来废寝忘食，十分刻苦。他不仅在私塾里发愤读书，在家里也见缝插针地抽时间读书。在家里，他除了劳动，就是看书，而且无论酷暑寒冬。由于他天资聪颖，而且特别努力，不需要先生劳神，所以大家都叫他“省先生”。

　　毛泽东在私塾里不但酷爱读书和写作，也喜欢练字。当时流行一种教学生练字的方法，叫“填红蒙字”，就是先生搞出字样来，再让学生用毛笔在蒙于上面的纸上写。但毛泽东不愿填，他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他开始临摹欧（阳询）体，继而学习钱（南园）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他博采众家之长，尤其是从怀素的狂草中汲取精华，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1904年秋，毛泽东转读于韶山关公桥私塾，从师毛咏生。1905年春至1906年夏，他又先后转到桥头湾、钟家湾私塾读书，从师于周少希。1906年秋，转学到韶山井湾里私塾，从师毛宇居，在那里寄宿就读。

　　从师于毛宇居时，毛泽东已13岁。那时，《论语》之类的儒家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开始偷偷地读中国古典小说。他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在当时，中国的古典小说是被视为杂书的。因为这些小说大都首先是在民间长期流传，后经说书艺人补充丰富，由作家加工改写而成。小说概括的是民间文化的精华，反映的也多是下层民众的利益和要求。在价值取向上和儒家经典有很大的不同。所以私塾里除去“四书”、“五经”外，那些古典小说是不允许阅读的。然而毛泽东却乐此不疲，偷着读它们。每当在私塾里上课的时候，毛泽东就把经书和小说都放在课桌上，老师在上面讲课，他就在下面津津有味地读他的小说，老师一走过来，毛泽东就把经书盖在小说上，假装在读经书。就这样，尽管老师严加防范，毛泽东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三国志》、《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中英雄豪杰那种气势盖人、英勇无比、神威强悍的高超本领和造反精神深深地震撼并感化着毛泽东。他说：“许多故事，我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比村里的老人知道得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常常和我互相讲述。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毛泽东在私塾里读书，深得先生的器重，他对先生也很尊重。尽管他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对邹春培等私塾老师一直很怀念。1959年回韶山时，他曾用自己的稿费备餐，邀请毛宇居等老人在一起吃饭。席间，他举起酒杯，为各位老人一一敬酒。当敬到毛宇居时，老先生急忙起立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立即对答：“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但是，倔强的毛泽东对先生也从不屈从。毛泽东尊敬老师，但对先生动不动打骂学生很反感。有一次，先生无理打了一个学生，他很气恼，背起书包就往外走，采用逃学的方法进行反抗，说是要找一个不打人的地方去上学。逃出学校后又不敢回家，生怕父亲打他，便朝着县城的方向走去，那时毛泽东才10岁，没出过远门，他以为县城就在一个山谷里。结果瞎跑了3天，还不见县城的影子。正当他迷惘不知所措的时候，家里的人找来了。这时他才知道，3天的“旅行”，离家还不到8里地，走来走去，只是在山谷里兜圈子。回家后，出乎意料，父亲的粗暴态度比以前好了许多，教书先生也温和多了。他的反抗行为得到了如此的结果，使他受到了一次很大的启发。

　　同山村的农家子弟一样，毛泽东边读书边参加劳动。早上要干一些田里的农活，晚上还要帮家里记账，在父亲的催促下，他还练习双手打算盘。毛泽东13岁那年，即1906年秋入学后不久，家里农活忙不过来，父亲便不让他读书了。这样，毛泽东离开了私塾，辍学在家务农。白天，他像大人一样到田间劳动从事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还要帮父亲记账。这样白天晚上地忙，当然是很疲倦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每天看书到深夜。凡是在韶山冲能够找到的书，他都找来如饥似渴地阅读，甚至连和尚的经书也找来读。乡下能借到的书几乎读尽了，于是设法到远处借书。他的外祖父家，靠近韶山的湘乡棠佳阁（原名唐家坨）一带，成了他经常去借书的地方。棠佳阁与韶山隔一座大山，每次往返，要走20多里崎岖山路，还要涉过几条碎石横陈、水流湍急的小溪。不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为了求得新的知识，他每次借书，总是起早贪黑，来往在这条山路上。今天我们仍可看到他当年向棠佳阁的表兄归还《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11本书的一张条子。

　　1906年秋至1910年夏，毛泽东在辍学3年后，又就学于韶山乌龟井、东茅塘私塾，从师于毛简臣（毛岱钟）和毛麓钟。这两位先生都很有才学。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远近；毛麓钟是韶山唯一的秀才，又曾在云南名将薛缪部下供过职，见多识广。在他们的指导下，毛泽东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胸怀更加开阔。

　　对这6年的私塾读书生活，毛泽东后来概括为“6年孔夫子”。1964年夏，他在北戴河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6年的私塾生涯，也使毛泽东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坚实的书法基础，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但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心中开始燃起了反抗黑暗、改造社会的熊熊火焰。

　　少年轶事

　　毛泽东在未出韶山家乡期间曾有许多轶事。与毛泽东后来的业绩比较起来，这些轶事也许算不了什么，但从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少年毛泽东的身上所体现的一些可贵品质和性格。

　　斗 智

　　在上私塾的几年中，毛泽东对同学团结友爱，礼让为先。放学之后，在回家的路上，有些同学总喜欢抢头，他却从容不迫一步一步地慢慢走着，10来岁就很有大人风度。毛泽东对人很有礼貌，但对于无理取闹的人，却从不信邪，力主制伏。他常常对人说：“逢恶就莫怪，逢善就莫欺。”一天，毛泽东从韶山到外婆家去，当走到一个山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双手叉腰拦住了去路。毛泽东抬头一看，来人是当地一个姓赵的富豪子弟。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个人经常在穷人面前舞文弄墨，以富欺贫。赵某横在路上，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傲慢地说：“我知道你是文家的外甥，今天要考考你，能答得出，我就放你过去，若答不出，哼！你就别想过去！”赵某想为难毛泽东，说：“百家姓里的‘赵钱孙李’分开如何解释，合起来是什么意思？”毛泽东稍加思索便说：“赵公元帅的‘赵’，有钱无钱的‘钱’，有理无理与‘李’同音。大宋天子赵匡胤说过，有钱龟孙不讲理！”赵某听后满脸通红，又恼怒，又尴尬，理屈词穷，只得让他过去。

　　受苦人的朋友

　　毛泽东自幼就生活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在他幼小纯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对农民的苦难遭遇深切同情，经常帮助他们做些事情。几十年后村里的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帮助穷人的好多故事。

　　离毛泽东老家不远有一座草房，那是他小时候上学的地方。每天早晨，母亲给他装上一大碗饭，让他带到学校里去，免得中午来回走路。可是他在学校，看见那里有许多穷苦的孩子没有带午饭，就一直饿着，要等到晚上放学回家才能吃饭。少年毛泽东非常同情他们，就把自己带去的饭分给他们吃。人多了不够分，他自己就少吃一点，有时就一点也不吃，整整地饿上一天。后来这件事被毛泽东的母亲知道了，善良温和的母亲非但没怪他，而且从这以后，把他装饭的碗换成了小钵子。

　　还有一个在韶山广为流传的故事。有一家姓毛的农民，是毛泽东家的邻居，他把猪卖给了毛泽东的父亲，过了六七天，父亲叫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这时候猪价已经涨了。毛泽东到了卖主家里，卖主觉得吃了亏，叹道：“你父亲时运好，定了我的猪，猪价就涨了。我们时运不好，我又喂了10多天，现在我是太吃亏了。该倒霉，要不，我得多卖三四块钱！”通情达理的毛泽东十分理解卖主的心情，便说：“那我不赶猪了，你把定钱还我！你拿去卖给别人，可以多卖几块钱！”于是，他便退掉了这桩买卖，空着手回到了家里。父亲生气地说：“下次再不让你去做生意了！”

　　少年毛泽东不光关心、同情贫苦农民，还非常富于正义感，敢于打抱不平。村里有一个叫毛承文的贫苦农民，几次带领穷人“吃大户”、“闹平粜”并揭发了封建族长在修祠堂时贪污公款的丑行。族长恼羞成怒，勾结地主，给他扣上了破坏族规的罪名，押进祠堂，准备毒打，村里顿时轰动起来。毛泽东跟着乡亲们拥进了祠堂，挤在前面站着，心中愤愤不平。那位老朽的族长，坐在桌子正中，宣布毛承文的“罪状”后，把惊堂木一拍，便喊：“打！”许多小孩吓跑了，勇敢而负有正义感的毛泽东却毫不惧怕，他大喊一声：“不能打!”乡亲们也跟着吼了起来。族长见毛泽东是村里较为富裕的毛顺生的儿子，又是个有学识的人，加之众怒难犯，便迟疑起来。毛泽东放低语调，却仍然十分坚定地说：你要打人可以，总要说出个道理来。乡亲们和他一起，据理驳斥。族长理屈词穷，又见人们怒目而视，害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不得不释放了毛承文。

　　“牛司令”

　　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常常要去放牛，农闲时，甚至是整天放牛。在南方农村，放牛是农家孩子的专业。因为毛泽东待人和气周到，知书识字，能讲会耍，胆子又大，附近不少放牛的孩子都愿意跟着他一起放牛，而且他们都喜欢来到离场屋一里左右的山坡，那里附近没有田地，草长得茂盛。

　　毛泽东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惹了乱子。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要小心看，不让它们吃了庄稼；一班割草；一班去采野果子。每天轮班，今天看牛的，明天割草，后天去采野果子。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快到晌午的时候，大家都回到了原来聚会的地方。看牛的孩子们，让牛吃得滚圆滚圆的了；割草的孩子们，都装满了一大篓子；采野果子的孩子们，从山里带回来大堆大堆美味的野果：有野桃、杨梅、毛栗……这时候，毛泽东就把草和果子拿来，公平合理地每人分给一份。有时不够分了，他自己就少分一点。有时还把剩余的用草绳拴起吊在树枝上，谁能跳起来抓着就归谁。

　　和毛泽东一起，不仅能放好牛，而且玩得痛快，因此，小伙伴都乐意同毛泽东一起放牛，称他为“牛司令”。

　　勤劳踏实

　　6岁起，毛泽东就开始劳动。起先，他在家里帮着扫地、放牛、打柴、种菜、挑水、喂猪、推谷、舂米等。到了13岁时，因为家里缺少劳动力，父亲就叫他停了学，他便整天在田里和大人一样地干，从事犁田、插秧、收谷等劳动。

　　毛泽东干活很勤快。锄禾的时候，人家锄一两遍，他锄两三遍，并且见草就拔。喂牛时，他经常用铁梳子给牛梳毛，以防止牛毛里长虱子。他把牛栏和猪舍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家喂的牛和猪从不害病。此外，他还在屋后的山坡下开了一块菜地，种出各种各样的蔬菜。他喜欢种树和养鱼。他在屋后种的那棵枇杷树，如今又高又大，每到收获的季节总是硕果累累。他家的池塘都养着鱼，他常说：养鱼是一种顶好的生产，花钱又少，费工也不多，只要喂点碎草就成了。他经常下水摸鱼，实践中他逐渐懂得了浑水好摸鱼的道理——水搅浑了，鱼在水层底下待不住了就浮到水面上来。这时，他凭着自己的经验，便可以抓到鱼和虾了。毛泽东干活也很扎实。一天，父亲让他和弟弟去收豆子。他们俩一块儿到了地里，弟弟挑了一块儿豆子长得稀的地方，不一会儿就收了一大片，而毛泽东却选了一块儿豆子长得密的地方，老老实实地收割。父亲来到地头一看，连声称赞弟弟干得快，责备毛泽东收得慢。毛泽东并不忙着辩解，只是示意让父亲看看自己收的豆子。结果，父亲不说话了。

　　志出乡关

　　少年毛泽东在韶山故乡的怀抱里，劳动，读书，身体一天天发育起来，心灵也受到了教益和启迪。

　　在私塾里，毛泽东开始接触时事，读了一些时务论策文章和进步书籍。从13岁至15岁，辍学在家劳动时，他开始读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一批带有浓厚的爱国主义色彩的救亡图存方面的书。书中所迸发出来的拯救中国、改造中国、振兴中国的思想火花，深深地吸引着毛泽东。毛泽东十分喜欢这种书。他觉得这比“四书”、“五经”现实得多，有用得多。

　　当时，一个毕业于长沙法政学堂的维新派教员回到了韶山冲，他对毛泽东的思想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教员名叫李漱清，是一个思想开朗、充满爱国热情的人。他常给村里人讲述在外面的许多见闻，尤其喜欢讲述那些爱国志士奔走呼号的动人事迹。他反对迷信，提倡搬掉佛像，兴办学校，把庙宇改成学堂，把庙产用作学校的经费，以便传播科学知识。在封建意识浓厚、风气闭塞落后的韶山，李漱清的倡议遭到了激烈的责难。乡人们都猛烈地抨击他，反对他。但毛泽东却十分钦佩他，支持他的许多主张，并经常向他请教，同他谈论时事，听他讲述维新救国的道理和爱国志士的事迹，同他建立了亲密的师友关系。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办《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漱清去广州协办周报；李漱清的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在韶山建立党组织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在战争中光荣牺牲。

　　就在这时，毛泽东读了一本《论中国有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这本书里讲到日本侵占朝鲜、台湾和法国侵占越南、缅甸的经过和情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狼子野心。读了这本书，少年毛泽东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深深地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后来他曾回忆道：“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句话深深地刻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几十年都不曾淡忘。“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在读书时，还联想到社会现实，并发现了不少问题。经过刻苦的思考和钻研，慢慢地在他的思想上形成了某些新的观点。一天，毛泽东在读书之后，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书里叙述的都是帝王、将相、官吏、文人，而没有关于种田农民的事迹？他问过许多人，都没有得到满意的回答。他整整思考了两年，这个问题才有了自己的答案。他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他们都是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那些农民终年辛勤耕作，生活大都很苦，读不起书，不识字，就是识几个字也不会写书。因此，写书的人一定不是农民；写书的不种田，不了解农民，甚至看不起农民，当然不会去写，也写不出关于农民的书来。毛泽东深深地热爱着和他朝夕相处的农民，感到书中不写农民是不公平的。

　　当毛泽东见识初开的时候，整个中国正处在激烈动荡之中，帝国主义的魔爪正迅速地从中国沿海伸入中国内地。1899年，湖南的岳州（今岳阳）被美帝国主义正式辟为商埠。1904年长沙又被英、日帝国主义辟为商埠。地处湘、粤、赣三省水路交通枢纽的湘潭县城，成了帝国主义推销商品、收购廉价原料的重要中转地。地主老财、土豪劣绅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地剥削、压迫人民。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就有斗争。1909年冬，省城长沙发生了饥民暴动事件。为了反抗官商勾结，哄抬米价，鱼肉百姓，饥民们怒不可遏地冲进衙门，砍断旗杆，砸毁照壁和石狮。随后，又赶走巡抚，焚烧衙门，捣毁或焚烧帝国主义在长沙的领事署、洋行、教堂等。清政府慌忙调集军队，英、美、日、德等帝国主义也从汉口、上海等地派来10余艘兵舰，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次饥民暴动，把长沙城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在中外反动派的武力镇压下，最后惨遭失败，被杀被捕的饥民不计其数，很多人被杀头示众。

　　这个事件，对毛泽东影响很大，成为推动少年毛泽东投身革命的重要动力之一。他后来回忆说：“这件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的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这时候，父亲不想再让他上学，打算把16岁的毛泽东送到湘潭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将来担当自己的帮手，并能继承家业，发家致富。湘潭县城，是毛泽东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因此，起初他并不反对，觉得这或许是很有兴味的事。恰在这时，毛泽东的表兄告诉他：湘乡有一所新式学堂，叫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除教经书外，还教些自然科学知识和介绍西方的新学，教学方法也是很“维新”的。胸怀大志的毛泽东马上被这个新型的学校吸引住了，决意到那里去求学，但是父亲不同意。为了说服父亲，他想了许多办法，他与母亲商量，邀了舅舅、表兄、同族长老以及塾师来家相劝，并利用父亲请客的机会，请亲戚和村里有名望的老人帮助劝说。他们以毛泽东这孩子聪明、会读书为理由，劝毛泽东的父亲：如果让润之去上“洋学堂”，将来大有造化，可以赚大钱。父亲终于动心了，同意他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去求学。

　　临行前，毛泽东心潮翻滚，思绪万千，想着就要离开抚养自己长大成人的父母，就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韶山冲，心中激动不已，便挥笔写了一首诗留赠给他的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是根据日本著名僧人月性的《题壁》诗改写而成的。原诗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须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毛泽东改写的诗，比原诗气魄更加宏大，意蕴更加深刻，抒发了这个有志少年发愤图强的远大抱负和四海为家的广阔胸怀，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故乡韶山的美好感情和对父老乡亲的一片赤诚。

　　1910年的秋天，毛顺生一家人站在私塾前的河岸边，目送着17岁的毛泽东踏上出乡关的征程。这一天天高气爽，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走上通向山外的羊肠小道，他带走了父亲的遗憾，也带走了母亲的离愁，一个全新的世界渐渐向毛泽东打开。

　　东台报国志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一心求学的毛泽东离开了故乡韶山，一路上翻山越岭，涉溪过河，在日落时分，终于来到了湘乡县城。

　　掌灯时分，毛泽东挑着行李担子来到了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大门口。可是从门房得来的消息却是：入学考试时间已过。心急的毛泽东再三恳请，校方才同意他可以补试。结果在门房端灯之间，毛泽东做完了试题。门房一听惊呆了，连忙拿起毛泽东的试卷，不住地赞叹：“奇才！奇才！”转身就直去禀告校长。校长李元圃接过毛泽东的试卷，只见毛泽东在试题《言志》答作中，以宏伟的气魄和豪迈的语言，阐明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李元圃也是一位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之才！”于是，毛泽东缴纳了140个铜元，作为5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进入了这所新式学堂。

　　当时，东山小学堂虽承袭了一些日式私塾的传统内容，但主要的是实行“新法教育”，开设的课程有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物理以及音乐、体操、图画等10多种，教学方法也比较求实、灵活。在那里，毛泽东最初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和西方新学科，感到非常新鲜，不过他最喜欢的是国文、历史和地理。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进步很快，并能写一手好古文，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他的作文写得铿锵有力。为进一步表达他救国救民的宏大抱负，他写了《救国图存论》和《宋襄公论》等文，深得全校师生的赞赏。他的国文老师阅后批道：“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全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虽然深得教员们的器重和赏识，但他还是觉得压抑。原来，尽管东山学堂是所新式学校，但在当时贫苦农民的孩子有几个能上得起学？学校里的学生大都是富户人家的子弟。他们穿着长袍丝带等当时很阔气的服装，而毛泽东经常穿着青色的短褂和裤子，只有一套比较整齐的衣服也是粗布做的。再加上湘潭、湘乡两县虽然交界，但口音不大一样。于是，很多同学都笑毛泽东是个“乡巴佬”。但他全然不去理会这些，把心思都用到了学习上，一有时间就往藏书的楼阁里钻，查阅报刊书籍。因为他有他的志向和抱负。他来这里是为了求学救国，而不是和人比穿戴比口音的。为此，他写成《咏蛙》一诗来表达自己的心境：“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在东山学堂里，毛泽东的视野进一步开阔了，对国家大事也更加关心了。学校里有几个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教员，也经常讲起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日益富强，以及日本与其他列强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毛泽东听了，更为中国的命运担忧，更加深了对国家大事的思考。

　　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新民丛报》已经在1907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咏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不过，那时候毛泽东赞成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根本没想过要反皇帝，相反他读了一些古代贤帝尧、舜、文、武的事迹。可以说毛泽东对康、梁思想的崇拜是他早期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毛泽东进一步开拓了视野，开始在思想上接触到社会改革的方方面面，从而使他的思想进一步解放，探求真理的欲望也更加强烈。

　　在东山小学堂，毛泽东还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同学萧三。有一天，毛泽东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就非常急迫地借过来看。书中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格兰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华盛顿和林肯等人的传记深深地吸引了他。这些世界伟人的历史功绩强烈地震撼着他的心，他多么盼望中国也能出现这样的伟人，来改变国家的命运，拯救国家的危亡。读着，读着，他禁不住用墨笔在书上涂画起来。过了几天，毛泽东把书还给萧三，深怀歉意地说：“对不住，我把书弄脏了。”萧三打开一看，整册书都用墨笔画了许多圈点，华盛顿、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传记画得最密。毛泽东读书时的激动心情跃然纸上，他无限感慨地说道：“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丽、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而且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说：“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有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了8年艰苦战争之后，才得到胜利，建立了美国。”他从新的知识中汲取营养，从中外历史的演进中探索着国家昌盛的道路。不久，毛泽东便给自己取了一个言志的笔名——子任，寓意“以天下为己任”。

　　就读东山小学堂是毛泽东早年的大转折，不仅使他长了知识，而且使他在与闭塞的韶山冲的对比中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正是在这种向往的驱使下，他投身于现代中国的历史洪流中去。

　　第一次发表政见

　　在1911年春日里的一天，17岁的毛泽东挤进了一艘湘江小货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省城，年轻的他既兴奋又忐忑不安。湘江的水滚滚地向前流去，踏着波涛，毛泽东步入了现代中国汹涌的历史大潮中。

　　到长沙后，毛泽东想去驻省湘乡中学就读。但这是一所很有名气的学校，他几乎不敢抱什么希望。出乎意料的是，他被顺利地录取了，成为被许多人羡慕的省城这所名校的学生。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激烈的斗争局势使毛泽东对政治更加关切。通过阅读由同盟会会员宋教仁、 于右任主编的有着鲜明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的报纸——《民立报》，毛泽东知道了黄花岗72烈士，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他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于是他奋笔疾书，写了一篇充满战斗激情的文章，贴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墙壁上，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在这篇文章里，他表达了对祖国兴亡的深切关心，痛斥了清王朝统治的黑暗和残暴，并且勇敢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推翻腐朽透顶的清王朝，组织民国新政府，立即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来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文章贴出去以后，立即在全校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热血青年受到鼓舞，反清情绪急剧高涨。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但是，由赞同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多少可以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康、梁的地位开始下降了。17岁的毛泽东，已经由一个不反对帝制的人，转变成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而且随着形势的发展，他以实际行动站到了革命派的一边。

　　由于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全国各地反清情绪不断高涨。1910年的5月，清政府颁布了“铁路国有”政策。一手向地方收回铁路主权；另一手又将铁路主权作为抵押向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大借外债。这样做的结果，铁路的主权，不可避免地要被帝国主义攫去。当时，四川、湖南、湖北和广东等省的人民，纷纷抗税、罢课、罢市、罢工，开展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湘乡驻省中学堂的学生，也非常气愤。他们以剪辫子的手段，来表示反抗清朝政府。

　　在清朝，男子留辫子是归顺的象征，是清朝皇帝统治的象征。剪辫子还是蓄辫子，被人们看做是对皇帝的态度问题。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政府彻底决裂，同学们纷纷表示要剪掉辫子，且鄙夷地讥称长辫子为“猪尾巴”。几个月前，毛泽东还把剪了辫子的人称为“假洋鬼子”，而现在自己也一跃成为坚决主张取消辫子的人了。他和另外一个同学带头剪掉辫子，以示自己拥护革命和反对清朝的决心。可是10多位原先同意剪掉辫子的同学，见毛泽东剪掉辫子后的模样，却犹豫起来，迟迟不肯动手。毛泽东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思想动摇的一种表现。搞革命就要有决心，有勇气；剪掉辫子是有决心的一种表示，应该坚决、果断，不应该只说不做。于是，他和另一位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一面鼓励他们与清朝决裂，一面则以遵守诺言为由，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强行剪掉了10多个同学的辫子。这也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就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由一个留长辫子的人，一跃成为坚决的反对清政府的人。这表明，在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他很快地抛弃原来的观点，自觉地涌进革命的潮流中去。后来，他自己也感叹道：“政治思想是怎样能够改变一个人的观点啊!”

　　革命军里秀才兵

　　毛泽东早期思想的每一次升华都是和他生活环境的不断拓展有着直接关系的。社会生活的大变革，为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大舞台。他期待着能遨游其中，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随着清脆的枪声划破夜空，推翻清王朝的战斗打响了。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形势极度紧张。巡抚杨文鼎马上宣布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秘密频繁地活动。对此，毛泽东激动不已，他看到一个旧的腐败的王朝即将结束，一个新的更加民主的政府即将成立。这激起了他参与其中的强烈愿望。

　　一次，一个革命党人得到了校长的许可，到湘乡驻省中学来讲课。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20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会上人人聚精会神地听着。”“他向兴奋的学生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鸦雀无声。”对于这场革命，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清王朝还在做垂死的挣扎，派遣军队，围攻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革命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战斗，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当时，一些立志革命的学生已经武装起来，在长沙组织了学生军。有的朋友来劝毛泽东一起参加学生军，但毛泽东有他的想法。他觉得武昌起义刚刚爆发，既然要投军报国，就应当到浴血奋战的第一线，就要到正规部队去打硬仗。于是，他决定到武昌去，到湖北都督黎元洪的部下去当革命军。

　　但是一个偶然的变故使毛泽东改变了初衷。当大家做好一切准备，正要出发去武汉时，一个朋友告诉毛泽东：武汉街道十分潮湿，布鞋、草鞋几天就得沤坏，非穿油鞋不可。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穿过油鞋，马上去买，钱又不够，再说商店也未必就有卖的。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住在长沙城外一个本乡的朋友。这个本乡朋友，现就在新军里面当兵。毛泽东便风风火火地朝兵营奔去。但此时长沙城外的新军响应了武昌起义，正大批地朝长沙城开进。毛泽东立即返回长沙城，亲眼目睹了起义军攻打长沙城的全过程。毛泽东感到很新鲜、异常兴奋。既然起义军就在眼前，他又何必舍近求远。身材高大，体魄健壮，年近18岁的毛泽东，一下子就被招兵的军官相中。于是，10月底，毛泽东穿上了军服，成为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列兵，驻在当时长沙审判厅的附近。

　　毛泽东参军以后，一如他童年的禀性，热爱劳动、办事认真、待人忠厚，很快赢得大多数士兵和长官的赞赏。那时候，新兵除了日常的操练外，还做些杂事，如打扫营房，为当官的搬住房、抬铺板、捆背包等等。此外，每天还要到长沙城外白沙井去挑一担泉水回来，供大家煮饭和当官的泡茶用。在那个班里，大多数士兵同毛泽东一样，都是吃过苦、受过累的，具有共同的感情基础，说话也能合得来，他们间很快地就建立了和谐的关系。因为毛泽东能写文章，可以帮助大家写家信，讲解报纸上的新闻，大家都很尊重他，敬佩他有学问，称他为“秀才”，把他引为知己。

　　毛泽东在这里不但将学到的文化知识派上了用场，而且更多的是学到了不少军事常识。别看他平时喜欢说说笑笑，似乎还比较马虎，但在操课的时间内从不马虎，每个动作都做得非常认真，正副目（正、副班长）看他身材魁梧，单个动作也比较标准，经常要他做示范。他后来在提到这段经历时说，辛亥革命的时候背过几天枪，什么立正、稍息、枪法，还相当可以。单个教练、排教练、连教练、营的野外演习也搞过。

　　当时新军每月发给士兵7元的军饷，有些士兵就拿它大吃大喝一顿，改善一下生活；有的就寄回家以贴补家用。而毛泽东则与众不同，除了每月伙食所用二三元外，其余的全部用来订报纸，一有空闲，就认真阅读，从而培养了他注意研究政治问题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辛亥革命前后，新的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各种西方思潮和学说潮水般地涌来，中国的思想界一时颇为活跃、解放。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此后，他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并读了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些小册子。当然，那时对社会主义的宣传和介绍是很混乱的。那时所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根本不是科学意义的社会主义。即使如此，对于满怀革命热情关注中国出路的毛泽东来说，这些学说依然具有新鲜的诱惑力。他和士兵们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有一次，他和一位士兵对此的争论还招来了副目（副班长）的批评，说他太争强好胜。他还热情洋溢地给几位同班同学写信，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唤起别人的热情，在给毛泽东回信的同学中，只有一人同意社会主义的学说，大多数人表示不能理解。然而“社会主义”一词却深深地留在毛泽东的脑海里。

　　时局发展之迅猛，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1912年1月，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无不认为革命已大功告成。毛泽东当时也以为革命高潮已经过去，于是在1912年3月退伍，结束了为期半年的军旅生涯。

　　坎坷求学路

　　辛亥革命的洗礼使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民主革命运动的轰轰烈烈。然而，半年的军旅生涯并没有使毛泽东学到更多的救国救民的理论。1912年春，毛泽东走出兵营，决心继续求学。

　　那时候，报纸上刊登着各类学校的招生广告，这些广告对一般的青年确实富有吸引力。翻来覆去选择的结果，他决定报考高等商业学校，同时写信告诉了家中的父亲。父亲向来赞成儿子经商，在毛泽东小时候还曾打算送他到米店当学徒，接信后自然满心欢喜，大力支持。但事情不像毛泽东想象得那么顺利。他进入商业学校不久，由于学校半数以上的课程都使用英语教学，教科书也是英文原本，而毛泽东对英语所知甚少，学校又不设英语课供英语不好的学生补习，毛泽东难以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入校不到一个月，他决定退学。

　　离开高等商业学校后，毛泽东继续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中寻找适合于他的学校，最终，毛泽东投考了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入学考试那一天，毛泽东以《民国肇始，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为题，用康梁维新派提倡教育的理论，娓娓道来，文风颇受梁启超影响，受到考官的好评，取得第一名的好成绩，被学校录取。这所中学的校长符定一先生和教员们都很重视考取第一名的新生毛泽东，特别赏识他的文章，甚至怀疑应试的文章是不是他自己做的，因而再次进行了面试。结果面试成绩和上次考试一样，毛泽东的文章的确写得很好。大家对毛泽东更加器重。

　　省立第一中学当时是湖南省一所规模很大的中学，学生众多，声望也很高。在这里，毛泽东写了不少作文，其中有一篇是《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改革家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为了取信于民，就在秦国都城的南门外竖了一根木桩，宣布谁能把它搬走，就赏他10两金子。这根木桩很容易搬动，但赏金又这么多，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会有这么好的事，没人敢去搬。商鞅见没人响应，又宣布，谁能搬，赏金50两。后来有一个胆大的人上前搬走了木桩，商鞅当即发给了他赏金。人们这才相信政府说话是算数的。商鞅随即颁布新法，在全国推行。

　　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借用这一历史故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揭露了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失信于民和愚民政策的本质。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

　　毛泽东这篇文笔犀利、言简意赅的600字的短文，深得老师的赏识。国文教员柳潜阅后，拍案叫绝，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他给这篇作文打了100分，并在文题上方写了“传观”二字。圈阅过后仍不尽兴，他又为文章写了一个150字长的批语。其中写道，这篇文章“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入古”。他感叹：“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他赞扬这篇文章“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最后，他感叹此文：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此文一出，立刻引起全校上下的关注，他良好的国文基础和高超的写作能力很快就在学校传开了。很多教师在看过《商鞅徙木立信论》后都很欣赏。柳潜由于赞赏毛泽东的才华，特地借给了毛泽东一本叫《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的书。这部辑录了上自黄帝，迄于明末，编年纪事，纲目相从的史事书也确实吸引了毛泽东，通过阅读这本内容丰富的书，他从中得到了不少教益，但也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再加上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于是，在入学6个月之后，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省高等中学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毛泽东在图书馆自学十分刻苦，一坐就是一整天。从酷暑到严冬，毛泽东凭借着他强烈的求知欲，刻苦地、日复一日地发愤自学。毛泽东曾生动形象地比喻自己：“那时，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深入细致地思考，并联系社会实际，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知识，受到了重大的启示。

　　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有一件事使毛泽东感触很深。它使毛泽东的眼界一下子开阔了许多，而且也使他想了许多许多。这个图书馆的墙上挂着一张很大的《世界坤舆大地图》。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见到的世界大地图。从这张地图上，他看到世界很大很大，中国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40年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曾详细地向人们讲述了这件事情：“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他想，世界如此之大，人口一定很多，人生在世，都希望过得幸福一些。但是，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联系在湘乡、韶山一带的所见所闻，觉得一般人的生活都过得并不好。他认为这是不合理的现象。那么，要改变这种现象，就要革命。革命靠谁？就靠青年。毛泽东深深感到自己和所有的青年肩负着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历史使命，“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正当毛泽东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的时候，他的自修道路上出现了问题。因为父亲毛顺生觉得儿子在省城既不进学校，又不谋职业，他一心想让儿子经商的愿望落了空，便决定不再接济这个“逆子”，毛泽东没有了经济来源。而此时，湘乡会馆又住进了不少被遣散的士兵，他们经常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搞得会馆不得安宁，毛泽东也不能住下去了。继续自修的路是走不通了，毛泽东必须另想办法。对于这段自修经历，毛泽东曾说：这是他学习的历史上“极有价值”的半年。

　　为学之道

　　1913年春天，年满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他在入校之初，就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校长在看了他的作文之后，十分感慨地赞叹道：“这样的文章，我辈同事中有几个做得出来。”有趣的是，毛泽东除了写自己的论文外，还替两个好友各写了一篇。结果3个人全被录取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这件事，还开玩笑地说他自己考取了三通。

　　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这样，一年前考入第四师范的毛泽东随之就读于第一师范，被编入一师的本科第八班。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充分利用有利的学习环境，刻苦学习，探索为学之道。这时候，他读书的目的已经十分明确，就是为救国救民而储才储能，就是要探求人生的真谛和救国救民的根本途径。这也恰如当时一师校歌所唱：“衡山西，岳麓东，城南讲学峙具中。人可铸，金可熔，丽泽绍高风。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儿努力，蔚为万夫雄。”他主张青年人要有高尚的理想、远大的志向。他和同学们共勉要做确有真才实学的救国“奇杰”，不做“金玉其外，不学无术，专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为此，他和朋友约定：“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问题，不谈家庭琐事”；而真正应当关心和谈论的是“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事。一师期间，毛泽东的学习十分刻苦认真。每天他都早早起床，做完运动之后，就开始读英语，从上午8时至下午3时都在教室听课学习，课余时间也没有丝毫的松懈。晚上熄灯之后，他就到茶炉室或走廊里，借着微弱的灯光读书。为了看书方便，他还自备了一盏灯放在床头，下面垫上一节竹筒，常常坐在床上看书，有时甚至彻夜不眠。

　　毛泽东不仅学习目的明确，学习态度刻苦认真，而且创造了一套科学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在学习中，既要注重自己看书，独立钻研，独立思考，也要注重讨论和交流。而在研讨学问时，要提倡说真话，反对说假话，既不要怕伤和气“取同于君”，也不要怕丢面子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而是要畅所欲言，广泛交流，通过讨论使大家都取得“真知”、“真理”。在各科知识的关系上，毛泽东认为：“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遍而后专门。”只有各科知识都具备了，才能做专门的研究工作。在学习的顺序上，他认为，应该是先学一般知识再学专门知识，先学中国的再学外国的。在学习中，既要学习外国历史，更要学习中国历史；既要学习西洋科学，更要学习中华国学。他特别强调，读历史古籍，必须联系现实，掌握要领，抓住重点。在积累知识的技巧上，毛泽东认为，学科多如繁星，知识浩于烟海，有志之士应博览广学，日积月累。但仅有“博”还不能深入，还必须学得“精”。而要学得精，关键是要有条理，这样就便于掌握了，而要学得既博且精，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对于恒的问题，毛泽东曾经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

　　在一师期间，毛泽东还非常推崇当时教育学老师徐特立提出的“不动笔墨不看书”的学习方法。所谓“动笔墨”，就是不只是读前人的书，而且要经过认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写下来，其中包括对书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当时有许多种笔记本，包括听课的，自学的，摘抄的，随感的和日记等。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本，后来都送回韶山老家珍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住在附近的族人听到风声后，将这些本子和书籍统统搬到后山烧毁。一位曾在私塾教过毛泽东的老先生，从火堆中抢出一个笔记本和两册教科书，保存至今。

　　幸存的这个笔记本，是一个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离骚》、《九歌》，后面毛泽东把它题为《讲堂录》，是1913年10月至12月毛泽东在长沙第四师范时听杨昌济和袁仲谦讲课时所录，也间有读书札记。主要是修身和国文两门课的内容。其中有许多处评论历史、政治和人物。有几处记载自然科学常识，间或杂以议论，穿插些自己对这些文章的意见及看法。这一切充分显示毛泽东学、思、记结合的特点。

　　毛泽东读过的书，都在空白处注上自己的看法和思索所得。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加上浓密的圈点，批上“此论甚精”、“言之成理”或“此论甚合吾意”等。对于有些句子和段落则画杠打叉，批上“不通”、“荒谬”或“陋儒之说”等语。他读过的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包尔生所著《伦理学原理》一书中留下的笔墨，表现了他当时不动笔墨不看书的独立思索和分析批判精神。

　　毛泽东在一师时养成的这种不动笔墨不读书的良好习惯，后来几十年坚持不废，从现存的毛泽东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在延安那样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仍然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刊。有的书他反复研读过多次，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圈点、勾画，作一次批语。有些后面的批语又是对前面批语的批判和补充。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就有10余种，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的文字最多。这部论著的两个版本，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仅半年时间就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的地方写下了13000多字的批语。除批注文字外，书的原文中毛泽东都分别加了直线、曲线、曲线加直线等各种符号。所有的批注文字都是用娟秀的行草体书写的，字迹俊逸清新，书写流畅，令人惊叹。

　　毛泽东躬行的这些为学之道，使他受益颇多，也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1918年夏，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他后来回忆说：“我没有进过大学，也没有留过‘洋’，我读书最久的地方是第一师范。第一师范是一个好学校，替我打好了文化基础。”

　　“特别”学生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住校时，深受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喜爱。特别是他那种不屈不挠、敢于抗争的性格，在一师颇为有名。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tke）是德国一个很有学问的军事家。

　　在当时，第一师范也算是座较开明的学校，但学校仍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唯先生之命是从。但毛泽东却不是这样，他依照合己的善恶标准，绝不屈从。袁仲谦先生是前清举人，一连几年教毛泽东国文。他非常赏识毛泽东的文章，称其“大有孔融笔意”。毛泽东也很尊重他，借鉴他多读、多写、多思、多问的学习方法，还听从他的劝告，将自己梁启超式的报笔文体转变成韩愈式的古文体。但毛泽东对他守旧而专制的作风很反感。有一次，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年×月×日第一次作文”，袁仲谦看后说：我没要你写这句话就不要写，强命毛泽东重抄一遍。两次催问，毛泽东都没有理会。袁仲谦便气冲冲地将那页撕了。毛泽东起立质问，并要同袁仲谦一道到校长那里讲讲理，袁仲谦无言以答。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这一小句。又有一次，一位工友做错了事，袁仲谦破口大骂不休，毛泽东从路旁经过，深为不平，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袁仲谦只好住口了。

　　驱赶校长张干更是轰动全校的一件事。1915年上学期末，省议会颁布一项新规定，秋季伊始，每个师范生要交纳10块钱的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穷学生来说，是一个可观的数字。有人传说，这一规定是校长张干为了讨好当局而建议的，再加上原来由四师并入一师的同学要多读半年书，心里早有不满情绪，于是发生了驱赶校长张干的学潮。在九班同学发动下，全校很快罢课，并四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悌。毛泽东认为这还没有击中要害，要把他从校长的位置上拉下来，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古板，贻误青年。于是他在一师后山君子亭起草一个传单，并派人在印刷厂印刷，清晨在学校里广为散发。省教育司派督学来校调处，要求学生复课，学生不同意，大声称“张干一日不离校，我们一日不上课”。督学无奈，只得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个学期张干不来了。”张干大怒，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17个带头“闹事”的学生，后经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许多先生再三说情，才免于开除，改为给毛泽东记大过处分。而张干最终被免职，张干离校后说，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学生开除校长，这是第一次。

　　另外，毛泽东除少数几门功课，比方杨昌济先生讲的课及国文课去听外，一般肤浅和浪费时间的课程，他根本不去上课，而专读自己选读的书。学校碍于校规，认为他是品行不正，也几次决定要开除他出校，都是经一些器重他的品性正派教员的阻挠，才未能实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不但受一些教员器重，而且同学们对他也十分敬佩，称他为“毛伟人”。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后，他反帝反军阀的决心，出众的组织才能和胆识，更为同学们所倾倒。最能说明毛泽东深受同学们推崇的，莫过于1916年7月全校的“人物互选”一事。“人物互选”是当时学校考查学生学业和操行的一种办法。互选的条件包括德育、智育、体育三方面近20个项目。选举的办法是：各班同学在本班教室举行，每人最多投3票，每票只能选举一人，被选对象不限本班，列举项目必须名实相符。全校11个班400多人参加选举，当选者34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在德、智、体三个方面所包括的纲目中，毛泽东得票也最多，有敦品、自治、文学、言语、才具、胆识等6项。而其他当选者只有两人达到4项，多数都只在一个方面得票。“才具”一项，只有毛泽东和另一个同学得票；而“胆识”和“言语”两项，则为毛泽东所独具，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选举结束，同学们议论开了。有的说：“毛泽东得票最多，的确是应该的。”有的说：“我们的‘毛伟人’真有‘咬菜根’的精神，不讲吃，不讲穿，心里想的，口里谈的，都是怎样改造国家社会的大事。可惜人物互选的项目，就没有哪一项包括得了。”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段读书生活时说：“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许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忧国忧民的“时事通”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正是中国政治局势最为激烈动荡的时期。清王朝已被推翻，复辟与反复辟、专制与共和之间的斗争不断反复，各地军阀割据一方，连年混战；在思想领域，民主与专制，尊孔与反孔新旧两派斗争日益激化，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脱颖而出，在古老的国度里勇敢高举民主、自由和科学的大旗；外部世界的局势也动荡不安，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西方国家虽不能倾力掠夺中国，但挂着各种各样外国旗帜的船舰在湘江随时可见，尤其是东方日本对中国虎视眈眈，中华民族依然危在旦夕。怀着强烈爱国心的毛泽东时刻关注着中国和世界局势的发展和变化，时刻思考着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当时，毛泽东最为关注的是劳动人民的疾苦和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为了时刻掌握时局的发展变化，他天天阅读报纸。他自己曾说：“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里，总共只花了160块钱——其中包括我的许多次报名费；在这笔钱里，大概有1/3花在报纸上，订阅费每月约1元。我还常常买报摊上的书籍和杂志。父亲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至1927年上井冈山时为止，我从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据他当时的同学周世钊回忆：“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自习室的西头有一间可以容几十人同时看报的阅览室。湖南、上海、北京等地的几十种重要报纸，每天都被安置在报架上面。来这里看报的学生很多，而毛泽东每天必到，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并注意分析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和变化。”“他常用饭后、课余和空当时间去看报。看得特别认真、仔细；有时一张报纸可以看上一个钟头；有时把地图带到阅报室，看看报纸，又看看地图；有时把报纸上面所载各国城市、港口、山岳、江河的中文名称，译成英文。他对同学说，这是一举三得的事，就是明了时事、熟悉地理、学习英文。第一师范的同学大都称他是‘时事通’。如果有不明了的时事问题，找他一谈就解决了；如果在自习室、运动场找他不见，常常在阅报室可以找到他。晚饭后，星期天，他喜欢和同学们谈时事，他分析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是那么详尽，那么明晰，是那么有根有据！特别是谈及列强如何侵略中国，中国为什么被侵略而不能反抗，青年对救国应负的责任之时，同学们的情绪，随着他有感情、有鼓动力的谈话，时而兴奋，时而激昂，时而愤怒！”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世界各国列强开始相互厮杀。毛泽东由于勤于阅读报纸和书籍，掌握了大量的时事，所以同学们都喜欢听毛泽东评述国际时事政治。有一次，他与萧三在街上相遇。在返校的路上，毛泽东详细地向萧三分析了奥国皇太子怎样在塞尔维亚被杀，德皇威廉二世怎样出兵，德俄、德英、德法怎样宣战，凡尔登如何难攻，英法如何联盟，美国如何乘机大发横财，日本又如何趁火打劫对中国山东的侵略……他说得有时间、有地点、有充分的根据。萧三听了后又钦佩，又惭愧。1915年5月，毛泽东在得知袁世凯接受了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后，他毅然在由一师学生集资刊印，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集《明耻篇》一书的封面上写下了16个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自己决心雪耻救亡的坚定意志。

　　湖南是南北军阀的交战地区。1916年夏，长沙、湘潭一带烽烟四起。面对这种军阀混战的局面，毛泽东心中十分悲苦，想起来“不觉泣下”。7月18日，他在给萧子升（萧三的二兄）的信中介绍了军阀混战的情况，分析了湖南各派军阀的关系，畅谈了自己对时势的看法，深为湖南的局面而“愤愤不能平于心”。

　　由于毛泽东熟读报刊，对时局的发展往往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1916年，日本大隈重信政府基础动摇，当时，国内报刊传出大隈重信内阁将要改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条”的罪魁，许多人希望他下台后日本的对华政策会有所改善。但毛泽东却在7月25日给萧子升的信中说：“无论何人执政，其对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诚我国劲敌！”而且断言：中日之间，“20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而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愚意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

　　21年后，也即1937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爆发。证明了这位当时年仅23岁的师范生的预言。

　　游学千里忧民众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是中国古代有关治学之道上一句流传很久、影响很广的话。毛泽东，这个中国农民的儿子，在长期的劳动实践和广阔的天地中汲取过丰富的营养，更能体会到读书与行路（实践）的相互关系。1915年，毛泽东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说，读书，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还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会读“有字之书”，还要会读“无字之书”。而所谓读“活”的书本，读“无字之书”，就是要深入社会实际，参加社会活动，拜人民群众为师，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他们的经验。

　　不过由此也带来一个问题，要搞社会调查就要解决出门的食宿问题。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是最为节省的学生之一，即使这样，他身上所剩的钱也是寥寥无几，哪里够他们出门远行的呢。经济问题成为阻碍他搞社会调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着两名中国学生旅游全国的故事，他们到达了西康的打箭炉。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该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既然《民报》的这一则新闻大大地鼓舞了他，既然他已决定在湖南进行他的社会调查，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主要的就采取了“游学”的方式。游学，是旧社会有志读书但经济困难的学问人一种寻师求学的方式。其主要办法是遇到学校、商店或有名望的人家，就作一副对联，用红纸写好送去，求得一顿饱饭、一夜留宿或几个赏钱，其实质是一种变相的行乞。在长沙求学时，毛泽东就当过好几次“游学先生”。1917年7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到他的好友萧子升和准备回安化老家度暑假的同学萧蔚然，告诉了他们自己的想法，两萧听后非常兴奋，决定第二天就去实践。这样，几个分文没有的穷学生在一天清晨，开始了他们的长途旅行。

　　毛泽东一行出了长沙小西门，刚登上行程，滔滔湘江就横在他们的面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怎么办？游过去！毛泽东自幼练就了一身好水性，晚年尚能横渡长江，一条湘江岂在话下！但同行者并不全会游泳，况且他们都还带着行李，弄湿了怎么办？那么，只有乘船了。当时湘江上根本没有桥梁，不会游泳，只能坐船。湘江上摆渡的小船来来往往，倒也方便，坐一次两个铜板，收费也算便宜，但即使是这两个铜板，毛泽东他们也拿不出来，因为他们身上一文钱也未带，是地地道道的“游学先生”。怎么办？他们商量了一下，先过去再说。船到江中央的时候，船舱中走出一位端着盘子的姑娘，挨个向乘客收费。姑娘走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毛泽东满脸歉意地说明了情况，表示日后一定会加倍偿还。但船老大固执己见，非要收钱。这时候，幸亏几位乘客愿意代为这3个学生付上船费，才免除尴尬。下了船，毛泽东他们对同船的人们表示了谢意，继续前行。

　　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走了一天的山路。一直走到太阳西斜，总算来到了一个村庄。山路边，开着一爿小小的饮食店。这时毛泽东和同学们打听到小店后面的山坡上，住着一位姓刘的绅士，清朝时做过翰林，后来告老还家。他对诗文很有造诣，家中生活也很富裕。于是，毛泽东和同学们便想了一个办法——写一首诗送给刘先生，用含蓄的语言表明来访的目的。经过商量，毛泽东和同学们很快地写好了一首诗：“翻山渡水之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诗中的“名郡”、“学尊”都表示了对刘氏的尊重，“白云如晶海”更是赞誉了他能摆脱俗事的缠绕，隐居高山云海的脱凡品格；“翻山渡水”、“竹杖草履”、“沾衣晨露浸饿身”则清楚地反映了学子们求学的艰辛和目前的处境。诗写好后，签上了他们的真名，并装在写着“刘翰林亲启”的信封里，通过门房送到了刘家。刘先生读了他们的诗，非常高兴，在书房里亲切地接见了这3个青年，同他们谈论了古典经籍及其注疏问题，并赠送给他们一个包着40个铜板的红纸包。他们拿出其中的几个铜板，饱饱地吃了一顿晚饭。

　　毛泽东一行就是这样，一路走，一路想办法克服困难，继续前进。从长沙出发后的第5天，一路奔波劳累的毛泽东等人来到了好友何叔衡的家乡杓子冲。在家休假的何叔衡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老同学见面自然有说不完的话。何叔衡详细介绍了家乡农民的苦难。毛泽东听后，感触很深，联想到一路的辛劳和所见所闻，他感叹道：坐在课堂空发议论真是不行啊！不出来看一看，真不晓得种粮食的艰难；不挨饿，也就不晓得穷人的痛苦！

　　毛泽东一行在考察中十分注意广泛接触各方面人物，深入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他们一行三人，来到宁乡沩山密印寺。沩山是一座佛教名山。自唐代起，这里已是香火袅袅、善男信女不断，有许多庙宇和尚。他们拜访了寺里的方丈，询问了全国的寺院、和尚的数量和分布情况以及佛教方面书籍的出版情况，还和方丈讨论了佛家的经义和老子、庄子的经典，参观了佛殿、菜园、大厨房、斋堂和寺中的其他地方。他们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礼遇。老方丈与他们共进晚餐，众僧人纷纷请他们在扇子上和卷头上题字留念。

　　此后，毛泽东一行离开宁乡到了安化县的司徒铺，萧蔚然回了家，毛泽东就和萧子升两人继续“游学”。在去安化县城的路上，毛泽东和萧子升曾露宿河滩。以沙地当床，石头当枕，蓝天为帐，月光为灯，老树为柜，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毛泽东和萧子升到了安化县城，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瞻仰了农民起义烈士墓，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他们在安化县还有一个三顾夏先生的故事。安化县劝学所所长夏默庵时年64岁，是一位饱学先生。他早年毕业于清代两湖学院，学识渊博，专治经、史之学，著有《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