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军专栏】陶渊明的面目——读李长之《陶渊明传论》

栏目:娱乐资讯  时间:2023-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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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渊明的面目

  读李长之《陶渊明传论》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我的内心是不安、羞愧和惶惑的。

   

  不安是因为读了李长之的《陶渊明传论》,产生了写陶渊明的念头,却深知自己无能为力。

   

  羞愧是这么多年来,我居然以为自己读懂了陶渊明,作为田园诗人的陶渊明,作为隐逸之宗的陶渊明,作为《桃花源记》作者的陶渊明。无知的快乐当然也是很快乐的,如果你不曾猛然惊醒。

   

  惶惑的是我,我们,究竟能不能真的懂得陶渊明以及其他那些离我们远去的人和事呢?

   

  曾经的我,之所以认为陶渊明面目是清晰,是因为把陶渊明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有迹可循,大概是一个这样的等式关系——

   

  陶渊明=田园诗人=田园诗=《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悠然

   

  省略演算过程,这个等式可以简化为——

   

  陶渊明=悠然

   

  于是,陶渊明的印象,就贴上了“悠然”的标签,在一般普罗大众的视野里流传,或者,也可以叫以讹传讹。如果没有经过一定的语文训练,比如一个除了从语文教材上了解陶渊明人,而不幸他的语文老师也仅限于从语文教材和教参了解陶渊明,那他对陶渊明的认知,就不大可能脱离上面这个公式。

   

  而“简单化也就是歪曲的别名”(李长之语),因此,对于陶渊明的真实面目,我想,一般人的认知,都是偏颇的吧。

   

  至少我本人,对于陶渊明的“悠然”的印象,差不多持续到两年前读夏立君《陶渊明:那一团幽隐的光明》的时候。李长之《陶渊明传论》成书于1952年,这更成为我倍感羞愧的原因。我曾经不打算写出自己的无知,但还是如实写出来,想印证朱永新教授的一句话:教育最可怕的事情,是一群不读书的老师,在拼命工作。

   

  我感到一种读书的紧迫感。一日无书,百事荒芜,哪怕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胜过思想的日渐荒芜。

   

  01

  陶渊明的仕与隐

   

  谈陶渊明,第一件事,是谈他的隐与仕。

   

  从29岁到41岁这13年间,陶渊明五次出仕,四次归隐。这在中国文人中,是相当罕见的。绝大多数文人,是求官不得,或者削职贬谪,不像陶渊明,把“官场”,当成积木,搭建,推倒,重来,然后再来一次。

   

  一般人总以为,这是陶渊明高洁傲岸,安贫乐道,不与世俗同流合污。这当然也对,但不是全部。不然无法解释陶渊明一而再、再而三的选择出仕。

   

  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一个官四代(假若陶侃真是他曾祖父的话)陶渊明的出仕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归隐,是迫不得已的。和“奉儒守官”的杜甫一样,陶渊明之出仕、之积极用世,几乎是一定的——是家族传统使然,也是儒家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请看《读山海经》——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两个故事的核心,无疑是非常合乎儒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刚健的精神传统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

   

  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吧。

   

  陶渊明之归隐,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生存策略。陶渊明活了63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和十个皇帝,他悠然见南山的时代背景,是政权的更替频仍,是战争的腥风血雨,是民不聊生,是流离失所,是活着成为一个每天需要全力思考的问题。摆在陶渊明面前的,有两条路,要么积极用世、兼济天下,要么退避归隐、独善其身。陶渊明选择了后者,选择了躬耕陇亩、诗酒自娱的人生。

   

  与其说,这是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不如说,这是为了避祸,是保全生命一种策略。因为陶渊明虽然心远官场,对于生命,却是万分珍惜的。挣脱藩篱,复返自然,是为了生命的得自由,大自由。

   

  宋朝人推崇陶渊明,以为陶渊明忠于晋室,很符合宋朝理学家的口味。陶渊明入刘宋的确改名为“陶潜”,死后私谥“靖节”,但他的政治态度,其实是反对刘裕的。而且,恐怕不是亲晋的。李长之先生说,陶侃是桓玄一类人,没有篡晋不过是时机不成熟;孟嘉是桓玄一派的,陶渊明崇拜这两位前辈,对于晋朝的态度如何,是很明显的。

   

  他的仕,一为酬壮志,二为谋稻粱;他的隐,有对于掌权者非暴力、不合作的成分,更多,是性本爱丘山的必然。

   

  没有刘裕篡晋自立,没有刘裕的残暴统治,陶渊明也还是要长归田园的,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02

  陶渊明的避与趋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心远,即心不念名利之场,情不系权贵之门,对那争名夺利的世界,取隔离与疏远的态度。别人趋之若鹜的权力、财富、地位、荣誉,陶渊明避之唯恐不及。陶渊明生活在乱世,的确随时充满着生存危机,但是乱世,也不排除处处隐藏着显赫的机会。刘裕,不是从一介武夫而终于问鼎帝王宝座了么?

   

  陶渊明对名利世界的避,首先并非出于一种高洁傲岸的情操,如伯夷、叔齐等;也不是一种标榜决裂的态度,如嵇康、刘伶等。陶渊明对官场的避离,是出于天性对自然的趋近。

   

  陶渊明29岁才出仕,实在是不算早了。出仕之前,他躬耕,与大地、与田园,应该是建立了一种深入骨髓的联结。这一点,我以自己作证。在农村长大的我,对于泥土和自然、草木的亲近,仿佛与生俱来。

   

  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写道:

   

  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读这里,我忍不住想象这个画面:夏天,北窗,凉风,短褐穿结的陶渊明,目瞑,意暇,与天地互通。

   

  陶渊明是真正的大地之子,除了自然,其他一切所在,都是藩篱。

   

  包括人群。

   

  陶渊明只有置身于自然之中,才是归去,或者说归来。

   

  03

  陶渊明的群与独

   

  为了检索“归”字出现的频率,我浏览了陶渊明的诗文集,却发现,有一个字,出现的频率更高——独。

   

  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慷慨独悲歌,锺期信为贤。

   

  形迹凭化往,灵府常独闲。

   

  ……

   

  他写有《连雨独饮》,他在二十首《饮酒》诗的自序中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饮酒》组诗,是无形的孤独的有形化。陶渊明的孤独感,远远胜过了陈子昂的“独怆然而涕下”、柳宗元的“独钓寒江雪”、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孤独,是陶渊明一生的常态呀!

   

  “独”字,几乎遍布陶渊明的诗文。陶渊明这种深重的孤独感,使他的存在,带有一种强烈的对现实的否定、厌弃,使他和他的诗文,带有一种悲剧的美。与频频出现的“独”字相照应,他的自传《五柳先生传》,“不”字出现的概率,是惊人的。短短一百多字的文章,“不”字,出现9次。

   

  他的朋友、邻居颜延之替他做的《诔词》,头两句就是“物尚孤生,人固介立”,这几乎是盖棺之定论了。他的诗歌中的意象,也都是孤独的,如孤生松、失群鸟等,他之喜欢菊花,也大概和菊花不与春天的百花争奇艳有关吧。

   

  明代潜玉有言:

   

  靖节先生,孤士也。篇中曰孤松,曰孤云,皆自况语。人但知义熙以后,先生耻事二姓,孤隐于醉石五柳间,而不知义熙以前,虽与镇军、督邮,同尘错处,而先生之孤自若。故其诗云:“自我抱兹独,俯仰四十年。”

   

  魏晋,是一个崇尚清谈、甚至空谈的时代,说话,几乎是读书人的看家本领,话说得漂亮,语带机锋,是要载入史册的,至少也是要被传为美谈的,如《世说新语》。陶渊明未必不是思维敏捷、口齿伶俐之人,可是,他说自己“闲静少言”,不说话,不入流,故意与这个时代保持距离。这是孤独的原因,也是孤独的结果。

   

  可是,为什么陶渊明又“结庐在人境”呢?既没有遁入深山,也没有浪迹海上,还是和人群居住在一起呢?

   

  这大概和陶渊明思想底座有关。儒家讲“独善”,但并不主张超然。超然,总是与“物外”相连接,超然物外就厌弃了整个尘世间,只想飞升上仙了。陶渊明的伦理底座,仍然是儒家的,仍然是讲究人伦的。

   

  鲁迅说:

   

  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出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

   

  读陶集,读《与子俨等疏》,我读到一个普通的父亲: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

   

  又叮嘱孩子们要兄友弟恭,要“以败为成,因丧立功”,全然是一幅温情脉脉、絮絮叨叨的老父亲的口吻。这至少说明一点:他不希望他的孩子们像他自己一样穷困潦倒,他希望他的孩子们有新的生活。

   

  这一点,正像阮籍之不让儿子阮浑加入竹林名士的行列,而嵇康临死之际把自己的孩子嵇绍托付给曾经轰轰烈烈地绝交的山涛一样。

   

  陶渊明自己想要的“好好活”,和他期望的孩子们的“好好活”,不是一样的。作为父亲的陶渊明、嵇康、阮籍,和作为名士、高士、隐士的陶渊明、嵇康、阮籍,判若两人。这说明,他们三人并未完全忘情、忘记人伦而高蹈于世,更说明一点:他们的选择,有某种不得不为之的理由,并不能适用于普通人。

   

  陶渊明“结庐在人境”,大概和苏轼“何似在人间”相类似。

   

  这正是我想提出的一个解释,或者一个猜测。

   

  陶渊明和陶诗的被发现,然后成为与屈原、李白、杜甫并列的四大诗人,与苏轼的推崇不无关系。苏轼在扬州、惠州、儋州创作“和陶诗”,共计124首,自称“渊明吾所师”。黄庭坚说他“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

   

  这是结果,而不是原因。

   

  苏轼为什么喜欢陶渊明?或者说,苏轼到底喜欢陶渊明的哪一点?

   

  和陶渊明一样,苏轼也是一个诗文中大量出现“归”字的人。但归,也仍然是结果,不是原因。

   

  我觉得,苏轼喜欢陶渊明的根本原因,是他们在生命的孤独气质上如出一辙。正像黄庭坚所说的:“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说的是诗,但是,也是人。

   

  李泽厚说: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

   

  朱熹是最先发现苏轼诗文中的这种倾向的,发现这种倾向对于儒家社会结构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因此,朱熹不喜欢苏轼。但是,因为后人对陶渊明对刘宋政权的不合作的误解,以为陶渊明的不合作,是“耻事二姓”。因此,理学家朱熹对陶渊明,是推崇的。

   

  看来,朱熹读懂了苏轼,却误解了陶渊明。

   

  陶渊明远离官场,选择了诗酒人生。几百年后,苏轼轻轻地说:“诗酒趁年华。”和苏轼的乐天一样,陶渊明的群居,其实是对生命无可摆脱的大悲哀、大孤独的倔强反抗,是看清楚了生命的真相,仍然热爱它的勇敢。

   

  想到陶渊明在如此深重的孤独体验中,生活了63年,我们不能不说,陶渊明有一颗坚韧的心。

   

  04

  陶渊明的生与死

  东汉末年,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人的那一部分意识觉醒。东汉末年,是人的觉醒的时代。而魏晋,在儒家伦理体系溃散、老庄之学盛行的时代浪潮之下,人的解放,不仅仅表现为觉醒,更要张扬。

   

  这有点像夏天的蝉,在地下蛰伏了4年甚至17年,出来才活一个夏天,当然得放声高歌,不眠不休。如果说魏晋是知识分子最特立独行的时代,大概没有人反对。

   

  当一些人,主要是知识分子,重新发现人、发现自己的时候,发现“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本质,如何抓住稍纵即逝的生命好好活,便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古诗十九首》充满了这种焦虑、选择、彷徨和自我安慰。你看——

   

  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

   

  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

   

  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陶渊明既不相信佛教轮回,也不想服药升仙,那么,在人间好好活,便是他必然的选择。悠然,是闲适,是淡泊,是在人间的怡然自乐。悠然,不是超然,超然是遗世独立,是对人世的厌弃,是“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的大彻大悟。

   

  陶渊明不是这样的。

   

  陶渊明想要好好活,因为他怕死。

   

  读陶渊明的诗,很容易让我们误以为陶渊明参透了生死,比如,“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等。但是,陶渊明用那么多诗文,讨论“死”的话题,还有《自祭文》《拟挽歌辞三首》,这不正说明着陶渊明对于生的恋恋不舍,对于死的耿耿于怀么?我在乡间看到很多老人,最怕死又常常说希望快点死,这不正是因为,和年轻人相比,死是一件多么迫切的事情么?

   

  因为死,是一件迫切的事情,所以,要好好活。这就是陶渊明的逻辑。为五斗米折腰,有违好好活的原则,那就挂冠而去,弃如敝屣。

   

  05

  陶渊明的田园和桃源

  最后一个问题,陶渊明的桃花源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陶渊明跟一般归隐之人的不同,不仅在于他结庐在人境,更在于,他在田园之外,又创造了一个桃花源——而这一片乐土,从此成为所有人的精神后花园。

   

  我们沉醉在桃源乐土之美中,却很少思考一个问题:陶渊明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桃花源?

   

  夏立君的回答是:肉身需地址,灵魂要家园。

   

  田园安放了陶渊明的身体,但是,陶渊明的灵魂接纳之所,必须另寻出路。可见,即使已经躬耕田园,陶渊明也并没有寻得自己真正的心安。他仍然是极为孤独的,冲淡平和之中仍然有愤激之语。二十首《饮酒》,并非篇篇悠然见南山。

   

  因为这田园,也还是在大社会之中的。菊花之外,有殷红的血色;南山脚下,有失所的流民。所谓独善,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只有在桃花源中,他的对于人、对于社会的理想,才能够实现。

   

  桃花源,并非彼岸乐园,而是一个人间世。邓小军在《桃花源诗并记》的鉴赏中说:

   

  桃源理想,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吸取了《礼记·礼运》大同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等思想,而扬弃了“选贤举能”之成分;吸取了《老子》“小国寡民”等思想,而扬弃了“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绝仁弃义”之成分;可能吸收了阮籍、嵇康的无君论思想,“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源中人,“有父子无君臣”。陶渊明的桃源理想,终于自称一派,成为中国文化一个新天地、新境界。

   

  陶渊明也因此,不仅仅是一个诗人,而是一个思想家。

   

  陶渊明主动远离的,是政治,不是人间,那屋舍良田,那美池桑竹,那阡陌交通路,那鸡犬相闻声,正是热腾腾的人间。所以,我有时候很犹豫,不知道应不应该把陶渊明定义为一个隐士。

   

  夹岸数百步,落英缤纷的,是桃花林。不是别的什么花。

   

  从《诗经》“逃之夭夭,灼灼其华”开始,桃花就一直充满着人间烟火气,与晶莹洁白的梨花,是异趣的。

   

  陶渊明之后的无数无数人,都不约而同地对桃花源心怀向往,说明中国文明,是实用的,是理性的,是此岸的,是世俗的非超越的。

   

  陶渊明是中国文明长河中的一个岛屿,河流奔腾至此,稍稍驻足,然后,一路向前,掀起无数美丽浪花。

   

  感谢陶渊明,为我们在俗世的生活之外,谋取了一个心灵的家园。人类是个怀乡团,我们是大地上的异乡者,总在流浪,流浪。当我们遇见陶渊明,就仿佛,回到了故乡。

   

  陶渊明,是所有人的乡愁。

   

  也是我,永远的喜爱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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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望军,女,长沙市怡雅中学教师,王君青春语文名师工作室成员,致力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本整合”和“文本解读”研究,出版个人专著《教育的温度》,湖南省首届教师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愿一直行走,不止步,追寻语文的海阔天空,和云淡风轻。

  微信公众号:卢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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