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视角下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

　　【摘　要】在乡村振兴时代探讨媒介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在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媒介是否充分发挥了其“呈现”与“连接”的作用。本文以1949年以来乡村媒介史为脉络进行粗线条的爬梳，试图呈现一种更为真实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的面貌。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乡村民众在一次次技术浪潮中获得解放，由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言说的“主体”。这不仅彰显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更是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的发端。但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传播能否真正重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依然值得深思。

　　【关键词】公共性；乡村文化生活；乡村振兴；媒介赋权

　　2019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中提出，数字乡村是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我国应将数字乡村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方面，加快信息化发展，整体带动和提升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这是“数字传播”与“乡村振兴”的一次联姻，信息化时代的乡村振兴不再只关注于村民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和经济层面，更是将政策聚焦于乡村民众的文化生活，强调如何借助新媒体的力量，重构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释放村民主体性，挖掘乡村振兴与发展的内生性力量。

　　一、媒介在乡村文化生活中的作用

　　大众传媒是社会公共性的承载者。“报刊要反映出社会各个集团的典型画面。在现代社会，公众越来越依赖报刊所提供的情况，作出好或坏的判断。这就要求报刊对社会各集团、各种族、各阶层、各区域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描述，彼此了解、理解，避免因误解而引起各集团的冲突。”1具体而言，媒介在乡村文化生活中主要发挥两方面作用——呈现与连接。

　　首先，媒介可以呈现乡村文化生活，这种呈现并非仅仅关注农村农民事务，而是应该在具体实践中做到平等、客观地展现农民形象，从农民的视角看问题，让农民自己说话，凸显农民的主体性。然而，在现实媒介生产中，部分媒体存在片面化、主观化倾向，三农报道中本应作为“主角”的农民成为了“配角”。甚至有些都市媒体为了吸引眼球，更多地呈现丑化、异化农民的负面信息。2如此一来，农村和农民的形象是被动呈现的，具体展现出的形象也是媒体主观选择的结果。

　　其次，媒介具有连接整合的作用。一方面，媒介作为平台，可以连接个体与个体，形成乡村民众的公共领域，村民通过媒介平台商讨村庄公共事务，加强村民个体之间的联系，强化村庄内部的共同体意识。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能够将分散在各地的村民与国家联系起来，将广大农民的力量凝聚在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因此，在乡村振兴时代探讨媒介对于乡村文化生活的意义，我们需要关注在不同的媒介发展阶段，媒介是否充分发挥了其“呈现”与“连接”的作用。本文将以1949年以来乡村媒介史为脉络进行粗线条的爬梳，试图呈现一种更为真实的媒介与乡村文化生活的面貌。

　　二、广播时代：农民公共意识的觉醒

　　新中国成立初期是党和国家组织并动员人民群众投身于生产建设，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社会体进行治理，尤其是在形态各异，散落于不同地域的村落之间进行信息传播成为重要任务。在交通条件和信息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广播无疑成为国家传达社会主义建设“共识”、整合社会主义建设主体的重要形式。1950年4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发布了《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伴随着这一政策的颁发与施行，广播收音网开始出现在我国部分乡村地区。彼时的广播内容以国家大政方针以及惠农政策为主，广播的出现，大大提升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和效果。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村落与国家的联系也日益紧密起来，从此，广播正式地参与进了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

　　乡村广播作为一种国家的在场，成为联结村民个体与国家的“桥梁”，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广播能够将村民动员起来，从而在精神层面将乡村民众与国家联系在一起。彼时中国农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于他们而言，广播比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的准入门槛更低，它是一种更为直接、更为便捷、传播效果更为理想的媒介工具。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收听广播已然内嵌入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甚至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奉化县南浦乡名山社的一位社员说：“每天不听广播同不吃饭、不喝水一样难熬。”3

　　此外，在党和国家通过广播积极动员和联结乡村民众的同时，一种在地化的村民自办广播也逐渐涌现出来。例如长安县东祝村原来村里只有一个人偶尔通过“屋顶广播”念一念陕西农民报时事摘要，农民反映广播员识字有限，碰到生字结结巴巴，听不明白，1955年开始，村里有四个年轻人主动请缨，负责广播，每周二、四、六晚上轮流播讲国内外大事和村里的生产情况，受到群众的欢迎。4大队、生产队不仅会通过广播介绍时事政治，讲述种田知识，而且会邀请村里的业余剧团吹拉弹唱，通过广播传输到田间地头，让农民在种地间隙听戏，得到精神的愉悦。

　　由此可知，一方面，有线广播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地传递党和政府的声音，营造社会主义共识，在完成乡村社会整合的过程中，也逐渐将社会主义形象植入到村民脑海中。与此同时，村民也在日常生活中被卷入到社会主义的建设之中。另一方面，在地化的广播媒介具有及时、便利、新颖的特性，这不仅大大增强了广播内容的实用性和接近性，也拉进了传受双方的心理距离，收获了大批乡村听众。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被激发出来，他们开始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并结合自己的能力提供公共服务，这意味着农民的主体性和公共意识逐渐开始觉醒。

　　三、电视时代：乡村社区逐渐原子化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农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升，电视机逐渐在农村得到普及。电视媒介凭借其“声画双轨”的信息输出模式，迅速渗透到乡村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成为“一家独大”的大众传播媒体。电视在为乡村民众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同时，也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模式。然而，电视媒介先天的单向传播特质，使得村民成为屏幕前被动的信息接受者。电视成为村民窥见乡村之外世界的重要窗口，但是电视中呈现的世界与现实农村图景是截然不同的。乡村民众在电视屏幕上获取的内容带有强烈的“城市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色彩，这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市场化导向下，广告成为传媒业收入的主要来源，为了尽可能获取最大利润，广告商的目标用户也成为传媒业的目标受众。传媒业生产的传播内容自然倾向于更具消费能力的城市中产阶级，因此电视屏幕上充斥着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反而鲜有针对农民群体的传播内容。当乡村民众观看电视时，电视中展现的价值模式和生活图景与日常生活是相背离的，他们很难对这种有着城市中心主义特征的消费文化感同身受，也难以引发共鸣。正如杨星星对云南少数民族村落大羊普米族村进行采访时，一位村民感慨的那样：“空闲下来看电视，看的最多的就是谈情说爱的、打打杀杀的、出人‘高级’场所的，都是讲城市的事情，和自己的生活太远了。”5

　　电视中即使有关于农村题材的作品，也是从城市中产阶级的视角进行建构的，是被浪漫化和景观化的。例如《向往的生活》的热播，带动了城市对田园乡村的关注，但是节目中呈现的乡村世界是一种城里人对乡村的浪漫主义想象，节目的主人公是来自于城市的明星，而非在地化的农民，当农民被忽略时，乡村的主体也就无从体现。6在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市场模式下，传媒资源自然向经济地位更高，更具消费能力的阶层聚集，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乡村民众就被忽略。对经济效益的过度追逐，导致城市与偏远乡村之间的“信息鸿沟”越来越大，没有经济吸引力的农村，则沦为信息匮乏之地。7

　　电视媒介在忽略展现农民主体性的同时，也在逐渐挤压，甚至消解着村落社会公共空间。电视重塑了人们的作息方式和交往模式，电视以低廉的娱乐化内容挤占着人们的空闲时间，人与社会通过电波进行联结，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坐在各自家中收看电视，而非走出家门，聚集在村落中的公共空间，探讨村庄的公共事务。在传统的村落社会中，对村庄共同体的整合需要村民个体的共同在场。因为聚居在同一村落的村民，有着相同的社会生活背景和生活经验，他们的思维模式大致相同，所面临的问题也是一致的。因而，在他们内部很容易生成某种共识或者价值体系，这会指导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采取一致的行动。8

　　王新民与王旭升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电视正在无缝隙地渗透进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致使村落原有的公共空间日益衰落。在中国北方的传统农村中，存在着“饭市”这种现象，即在吃晚饭的时候，村民们不是坐在家中饭桌上，而是端着饭碗走出家门，聚集在村中的槐树下、祠堂内等较为开阔的地方，边吃边聊天，既可消解一天劳作的辛苦，又可交流村内外的最新信息。“饭市”是对每位村民平等开放的，信息和观点在这里得以流通。村民们就村庄内部的公共事件形成统一的看法或意见。这一形式具备了哈贝马斯笔下“公共领域”的雏形。然而，电视的出现和普及摧毁了“饭市”，其功能也消失殆尽。“由此，乡村社区记忆逐渐退守乡村社会生活的边缘，村落社会记忆出现了断裂的可能。人们越来越原子化、异质化，村庄的空间边界和心理边界也越来越模糊。”（9）

　　四、移动终端时代：赋权与公共性重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青壮年农民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选择进城务工，村民开始散落于不同的生活空间，传统的村落逐渐出现“离散化”“空心化”和“原子化”的倾向。原有的村庄共同体正在遭受冲击，村民们之间的共同体意识也逐渐瓦解，这给村庄的治理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乡村主流媒体也从电视逐渐过渡到移动终端。

　　智能时代来临之前，一些村民和进城务工人员已经开始使用短信、飞信、电脑QQ等方式加强联系，如丁未主要研究了聚居在深圳石厦村的攸县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媒介使用情况，发现无线对讲机和非智能手机的使用，不仅没能助推这一群体打开社交圈，反而帮助他们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沟通，维系了源自家乡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媒介的使用，帮助这一群体在异乡营造一座虚拟的“空中家园”，使得漂泊在外的出租车司机能够“抱团取暖”，共同抵抗现代化城市带来的不适和挑战，获得心灵的慰藉。9

　　2010年之后，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网络平台为村民提供了开放平等的发声通道，使得村民个体可以在线上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讨论，进行舆论监督，从而实现了村庄内部主体的“共同在场”。由此，村庄内部的关系经历了由“强连接”到“弱连接”再到“重新强连接”的变化。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出现，重新将“原子化”“碎片化”的村民个体联结起来。不同于因学业或工作关系而创建的微信群，以村落为单位的微信群成员在现实社会中便彼此熟识，甚至是亲属关系，基于此进行的线上交流是对原有“熟人社交”的延伸和补充。因此，以村落为单位的微信群大多是较为活跃的。村民们在微信群里联络感情、交换意见、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一个属于村庄内部的、稳定的“虚拟共同体”，实现了村庄内部的“强连接”。村落的公共交流空间也完成了由槐树下、祠堂内、广场上等现实空间到网络虚拟空间的转变。

　　这一变化在诸多学者的田野调查中得以印证。典型如牛耀红对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冯村的调查中发现，村民们在微信群中的交流和表达十分积极，他们会在群内主动发起关于乡村未来发展的线下活动，例如对河道垃圾的清理，对水源的治理等等，微信群成为村民们讨论乡村公共事务的重要场域。此外，冯村的微信群还发挥着舆论监督的功能，村民们会定期在群内展开一些话题的讨论，话题又和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例如关于夫妻相处，孝敬父母等问题的讨论。..（1.1）这一现象在高莎莎的研究中也得以体现，作者主要观察了在昆明打工的少数民族群体微信的使用情况，发现微信群始终较为活跃，每天早晨，微信群内都会有一个“固定仪式”，以一个公鸡打鸣的小视频开启新一天的互动，仿佛在传统村落时代，公鸡啼叫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此外，作者还发现微信群承担着对传统仪式的重塑功能，例如，如当村中举办婚礼，进行传统的祭祀活动时，微信群成员会自发在群里进行“直播”，使得身在他乡的成员也能实现“共同在场”，增强了村落共同体的凝聚力。在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处于家乡和城市之间的游离地带，他们既难以全然与故乡割裂，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这种漂泊的状态使得这一群体亟需通过参与传统的祭祀活动，在精神上与祖先和族人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在虚拟空间中营造出一种归属感。对于微信群的舆论监督功能，作者列举了一个典型事例，小李在外务工时意外身亡，其妻子获得80万元赔偿。但婆婆发觉儿媳私吞赔偿款并与他人有“奸情”，于是到儿媳家大闹一场。谁料婆媳之间打斗的场面在微信群里实时“直播”，村民们就此事发表意见，对儿媳施加舆论压力，这件事情最终以小李妻子拿出了20万给公婆而告终。“于是乡村的实体舆论空间与网络舆论空间，通过微信实现了神奇的对接。”..（1.2）

　　此外，微信群的交流能够加强村庄内部群体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例如，孙信茹将视角聚焦于少数民族村落，通过观察云南普米族乡村微信群的活动，发现很多村民会在微信群里转发与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有关的信息，并在互动和交流过程中表示对普米族文化的认同。此外，他们也会在群里讨论关于本民族和本村落的发展问题，议题包括如何改变村落面貌，如何留住青壮年劳动力建设乡村，以及如何实现村庄的脱贫致富等等。..（1.3）

　　如果说以微信为代表的移动平台是将村庄的公共空间转移至虚拟社区，那么以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社区则为村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放的自我表达平台。在传统媒体时代，乡村民众是被记录的客体，他们没有发言权。而随着新媒体平台的崛起，话语权逐渐下放，他们的积极性和主体性被激活，成为乡村叙事的主体。短视频的勃兴更是助推了村民从失语的“他者”到自我言说者的转变。短视频中的农村用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媒体接近权”，他们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于一体，叙述着以“我”为中心的乡村故事，成为自己的“代言人”，展现了真实的乡村农民形象，也在网络空间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短视频打破了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展现生活的精彩碎片。加之短视频制作的技术门槛低，具有草根性、即时性、互动性、碎片化的特点，现已成为乡村民众记录生活点滴、展现劳动场景、传播风土人情的新平台。如“我的农村365”是三农类短视频中的佼佼者。其背后是三位生活在河南省周口市的农村小伙子，他们不仅是视频内容的策划者和生产者，更会直接出现在镜头中，以“农民”的身份同用户展开面对面的交谈。与传统印象中木讷、呆板甚至愚昧的农民形象不同，视频中的“主持人”有着极强的自我表现欲望。三位农村小伙在视频中不仅展现乡村美食和生活，也关注农产品种植情况，甚至动用互联网的力量，帮助村民们网上销售农产品，改善了村民生活。

　　短视频的普及，不仅是对乡村日常生活的记录与注视，也打造了讨论乡村公共议题的公共领域。许多短视频用户将拍摄内容聚焦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农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乡村环境治理、精准扶贫、民俗文化的发展与传承等话题上，以乡村“主人公”的形象展现现实乡村面临的困境，引发大家的关注和思考。快手用户“快乐小学堂”主要关照乡村教育问题，他用短视频记录了乡村教师和留守学生的学习生活情况，展现了基层教育直面的困境。..（1.4）

　　当然，短视频平台在大大解放农民话语权的同时也给他们戴上了重重的“枷锁”。短视频场域中的农民正在经历“数字异化”，逐渐沦为服务于资本平台的“网络劳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大量涌现，对用户和内容的争夺变得愈发关键，为了激励更多的用户进行短视频内容的生产与传播，大多数平台采用金钱补贴的方式吸引用户，实现流量的变现。然而，相较于短视频平台获得的巨额广告收益，用户得到的金钱补贴可谓是九牛一毛。金钱的诱惑加之“成名”的巨大吸引力，致使越来越多的农民自愿加入短视频内容生产的行列，他们自发成为短视频平台的免费劳动力。然而资本方提供的微薄补贴与农民付出的劳动是不成正比的，因此，他们沦为了流量时代的“网络劳工”..（1.5）。此外，由于农民群体的知识水平和媒介素养有限，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流量，他们也会迷失自我，陷入“娱乐至死”的境地。2016年6月，X博士在微信公号上发表《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一文便指出快手平台上的种种乱象。虽不能以偏概全，但短视频中的猎奇性、低俗性表演确实不妥。例如，有快手用户直播吃电灯泡、直播假慈善，甚至有用户直播怀孕，这些有违伦理道德的内容引发了争议。

　　因此，短视频平台是否能够真正为农民的表达赋权，或者说数字时代的新媒体传播能否真正重启乡村公共文化生活，依然值得深思。但正如威廉斯所说，“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1.6），我们依然乐观，并相信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尊重乡村的内生性，相较于电视时代，农民的表达权以及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麦奎尔说：“传播既是基本的权力，那么权力的拥有与实践就必须建立在平等与多元的基础上，特别是既有结构的弱势者其权利更应该受到尊重，让人民得以参与媒介的运作。”..（1.7）纵观乡村媒介变迁史，从广播到电视，再到以微信、短视频为代表的移动终端，乡村民众在一次次技术浪潮中获得解放，由乡村叙事中的“他者”转变为自我言说的“主体”。这不仅彰显了农民主体性和公共意识的崛起，更是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格局，推动乡村振兴的发端。重塑乡村公共空间，绝非站在精英主义的视角“为农民发声”，而是交出手中的麦克风，通过权力的下放，让农民发声。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警惕，在由资本操控的数字平台上，农民究竟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巩固、重塑和维护公共空间，抑或是在无意识中沦为“数字劳工”?

　　注释：

　　（1）李良荣：《新闻学概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7页。

　　（2）方晓红、贾冰：《论〈人民日报〉“农民形象”塑造--兼议衡量媒介三农报道的一个重要指标》，《新闻界》2005年第8期。

　　（3）《宁波大众》，1958年10月16日第3版。

　　（4）沙垚：《吾土吾民：农民的文化表达与主体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60页。

　　（5）杨星星、孙信茹：《电视传播语境中的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建构》，《现代传播》2013年第6期。

　　（6）沙垚：《向往的生活：乡村振兴的多元主体》，《现代视听》2019年第5期。

　　（7）黄艾、熊皇：《大众传媒与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互动与现实路径》，《湖北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8）陈新民，王旭升：《电视的普及与村落“饭市”的衰落--对古坡大坪村的田野调查》，《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4期。

　　（9）丁未、田阡：《流动的家园：新媒介技术与农民工社会关系个案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2期。

　　（10（1.1））牛耀红：《网络公共空间与乡土公共性重建》[D]，南京师范大学，2018。

　　（11）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2）孙信茹、杨星星：《媒介化社会中的少数民族村民传播实践与赋权--云南大羊普米族村的研究个案》，《现代传播》，2012年第3期。

　　（13（15））刘楠、周小普：《自我、异化与行动者网络：农民自媒体视觉生产的文化主体性》，《现代传播》2019年第5期。

　　（14）高莉莎：《“移动主体熟人社会”：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手机微信使用的研究》，《新闻大学》2018年第4期。

　　（15）雷蒙·威廉斯：《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社会主义》，祁阿红、吴晓妹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封底。 （16）Mc Quail:Processes Of media effectsin O.Boyd-Barrett&P.Braham(EDs),Mediam,knowledge and power[M].Lodon,Rout ledge,107-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