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代孕乱象调查：中介称90万包生男孩，付款按孕程计费

　　在被问及如何处置意外情况时，陈女士轻松地表示，“业务量大了肯定出现过意外，之前有代孕妈妈生产时大出血，也遇见过胎儿发育畸形，这时我们会立刻要求代孕妈妈把孩子打掉。”她说，这些意外情况都由代孕公司和代孕妈妈协调，与客户无关，她承诺，“客户只等收货就可以了。”

　　与“天使助孕”夫妻档式的隐蔽经营不同，位于上海市杨浦区嘉誉国际广场写字楼1座16楼的一家名为“上海添丁生殖集团”的代孕机构，相对更“张扬”。

　　9月15日下午，南都记者前往该机构探访，发现其办公区域占据了16楼大部分空间，装潢精致，规模气派，内部设置多个接待室，时至晚上6点，前往咨询的客户仍络绎不绝。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代孕业务广泛。

　　负责接待的刘先生把南都记者引到其中一间偌大的接待室，开始滔滔不绝地推销多种代孕套餐。

　　据介绍，该机构可以提供夫妻精卵、男方精子+捐卵、女方卵子+捐精等多种形式组合的试管婴儿代孕服务，价格从65万元到90万元不等。刘先生提示，若代孕妈妈在怀孕过程中发现怀的是双胞胎，客户如果想保住双胞胎则需要额外支付8万元，否则公司将会安排“减胎”操作。

　　刘先生称，“上海添丁生殖集团”自2008年成立，目前每年平均能“生产”上百名婴儿，每顺利“交货”一个婴儿，公司至少可以获利20万元。“可以说，我们已经成了华东地区最大规模的代孕机构。”刘先生自信地表示。

　　除了上述两家代孕机构，南都记者也联系上此前被媒体曝光、但仍在运营的“AA69吕进峰代孕集团”，其自称是“华东最正规的代孕集团”。

　　其客服向南都记者展示的代孕协议显示，他们所提供的代孕套餐价格从70万元到90万元不等，此外还设置“婴儿超重奖励”——客服对此解释，如果婴儿出生超过6.8斤，每多1两客户需要多支付3000元。

　　

　　“AA69吕进峰集团”提供的协议显示，部分新生婴儿还需按体重算钱。

　　南都记者发现，这些纷纷自诩“华东第一”的代孕机构工商信息显示，它们多注册为健康咨询类公司。比如，“天使助孕”背后公司为“上海静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系个人独资企业，经营范围为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商务信息咨询等；“上海添丁生殖集团”背后公司为“上海添丁健康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范围仅为健康管理咨询，并不允许从事医疗活动。

　　隐蔽的“代妈”：

　　藏于民居专人24小时监控，孕期若引产最高只补偿8万

　　地下代孕的中介机构除了对接有寻子需求的客户，还连接着该产业链上的另一环——愿意出卖子宫的代孕妈妈。

　　南都记者通过网络搜到多则代孕妈妈招聘广告，发现多家代孕中介机构都以“高薪”、“高级住所”吸引“代妈”（即“代孕妈妈”）应聘，但对其中存在的风险只字未提。

　　9月15日，南都记者搜到的一则代孕妈妈招聘广告显示，一家名为“上海第一托管公司”招聘“20至28岁已生过一胎的妇女”，当南都记者以“27岁生过一胎的农村妇女想应聘代孕妈妈”为由进行咨询，很快就获得了该机构的回应。

　　

　　一则代孕妈妈招聘启事显示，如中途流产最高赔偿8万。

　　南都记者从该机构了解到，他们对“代妈”孕期和生产各阶段的情况均明码标价，“代妈”只有顺利生下孩子后才能收到全款。

　　若代孕单胎成功，共可获得23万元“奖金”：包括2万元工资，7000元“补贴”，测到胎心时再发3000元“奖励”，直至顺产后收到20万元“余款”。该负责人也指出，如果怀上双胞胎，可有3万元“补贴”；如果是首次剖腹产，另外可获得2万“补贴”。

　　然而，代孕过程如豪赌，若孕期和生产过程出现任何意外，“代妈”的收益则会大大“缩水”。

　　上述负责人坦言，若受精卵成功移植后不见胎心，只会补偿“代妈”1万元；如果见胎心后2-3个月出现胎停需清宫，也只赔偿2万元，而实际孕期达到5-7个月后胎儿出现问题需要引产，也只会补偿5-8万元。此外，在代孕过程中“代妈”出现意外死亡的极端情况，则可获得80万元赔偿。

　　另一家网上招聘“代妈”的“上海世纪助孕公司”也给出了类似标准。该公司负责人陈某还向南都记者强调，该公司与“代妈”之间不会签署任何合同，“一切建立在口头承诺之上”。

　　“代妈”们的权益如何保障？

　　对此，陈某反问：“这个就是违法的，你想怎么保障权益？”

　　为了取得客户的信任，代孕中介还会主动带客户到代孕妈妈的聚居点现场查探。南都记者走访“上海添丁生殖集团”时，负责接待的刘先生带记者探访了其中一处代孕妈妈聚居点。

　　那是隐藏于小区居民楼的一个单元房，距离该公司约20分钟车程。三室两厅的房子里住了6名代孕妈妈，她们有的只是初显孕肚，有的则即将临盆。

　　

　　代孕中介带南都记者查看代孕妈妈聚居点。

　　32岁的小利（化名）第一次做“代妈”，她来自山东，在老家有两个孩子，大的读小学一年级，小的则刚上幼儿园。

　　她告诉南都记者，离婚后为了养活两个孩子，今年4月在朋友介绍下来到上海做“代妈”，头3个月因为胎不稳，她被要求服下大量保胎药，导致妊娠反应严重。

　　小利说，她们平时的活动空间基本都在住房内，虽然可以外出，但活动范围仅限周边，也会有专人陪同。

　　如今是她代孕的第4个月，接下来的半年，她都要在这房子里度过——这意味着她今年春节将无法回老家。“不是没有担心过危险，但我更想为孩子赚学费。”小利说。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的“后勤总监”向南都记者介绍，他们旗下目前有100位像小利这样的“代妈”，来自五湖四海。她们分住在不同单元，由他的团队统一负责管理，每个单元都设置了专人24小时统一照顾和监控。

　　他向南都记者展示的聊天记录显示，“代妈”吃的每一顿饭，要服用的每一粒药，都拍了视频进行监控。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后勤总监向南都记者展示其对“代妈”的管理与监控。

　　“曾经有一名‘代妈’代孕7个月闹着想回老家一趟，我马上告诉她，可以回，但必须先把孩子引产，最后她就不敢回了。”上述的“后勤总监”向南都记者讲述了这个细节，以证明他们对“代妈”管理之严格。

　　看不见的“帮凶”：

　　有医院与医生暗地提供取卵、移植、办证“一条龙”服务

　　“我们从不害怕被举报，也不怕曝光。”在深入交谈中，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负责接待的刘先生表示，代孕中介机构“冲锋在前”，只要背后提供技术支持的“实验室”和医生没被取缔，“代孕生意就可以变个法子做下去。”

　　在代孕的灰色产业链中，因取卵和胚胎移植手术均需要专业的医疗技术，因此提供代孕技术操作的医生和实验室常被视为最关键的一环，但也是被彻底隐藏的一环，成为看不见的“帮凶”，代孕中介亦对此讳莫如深。

　　

　　“天使助孕”机构负责人介绍背后的技术团队。

　　上述“天使助孕”和“上海添丁生殖集团”的负责人均表示，无法向客户提供做手术医生的任何资料，但他们都向客户“承诺”，提供代孕技术操作的医生，均是来自上海三甲医院的主任级医师，具备丰富经验。“他们组建有专门的实验室，下班时间与我们合作赚外快。”“天使助孕”的负责人陈女士说。

　　“代妈”小利向南都记者描述了接受胚胎移植到子宫当天的详细情况。她说，自己在一个下午被公司专车接走，沿途车窗被遮挡，到达目的地时直接开进了地下停车场，经电梯直上实验室，那里已有医生等候，大约半小时移植手术就完成了，术后再由专车接回，全程她都没有看到窗外，也不知道身处何地。

　　刘先生也向南都记者描述了这样的通往实验室的过程。他表示，代孕中介机构背后合作的“实验室”属“高度机密”。

　　“我们和背后医生联系非常小心，交流信息会定期删除，实验室也会定期搬迁，确保把风险降到最低。”刘先生说，提供代孕技术的医生虽隐藏背后，但作为技术提供方，他们能获得中介机构利润至少一半的分成。

　　代孕产下的婴儿，如何在法律层面顺利成为客户的孩子？与代孕中介利益挂钩的医院，为这灰色产业链补上了最后的闭环。

　　“天使助孕”的负责人陈女士向南都记者表示，他们的“代妈”通常都是在三甲医院生产。她表示，只要客户与“代妈”年龄相差不远，从建档环节起就可以由“代妈”冒名顶替，最终开出的婴儿《出生医学证明》也会顺利放在客户名下。“我们已经做了多年，彼此很有默契，通常不会被查。”其承诺。

　　“上海添丁生殖集团”的刘先生也同样提及与一些三甲医院的“长期合作”。他也表示，“如果客户与‘代妈’年龄相差太大，那么‘代妈’只能先到私立医院生产，之后我们也有办法开出在客户名下的《出生医学证明》，只要客户多花几万元也能弄到”。

　　频发的纠纷：

　　法律上仍存空白，无法解决的伦理和情感困境

　　南都记者查询发现，目前关于代孕我国法律法规尚未明确。2001年8月1日起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明确“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是目前关于代孕方面的为数不多的明确规定。

　　此外，据新华社2015年底报道，记者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十九次委员长会议上获悉，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建议删除正在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第五条中“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代孕”等规定。最终表决通过的修改决定中无此规定，这也常被代孕中介视为给地下代孕开脱的“证据”。

　　法律尚存空白，由代孕引发的纠纷不断。

　　9月18日，南都记者以“代孕”为关键词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发现自2012年来共能搜到338宗与代孕相关的纠纷判决，且近两年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2019年共搜索到79宗，2020年仅前8个月搜索到62宗。地下代孕中介机构聚集的上海，曾在2014年底审理了全国首例代孕生育子女的监护权纠纷案件。

　　就代孕监管的问题，南都记者咨询了多名律师的意见。

　　曾关注代孕议题的北京隆安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洁指出，原国家卫生部以部令形式颁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手术，事实上已禁止代孕服务在我国的开展。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千秋则指出，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中对代孕问题均未涉及，就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实施代孕手术的行为而言，虽然违规，但难以构成刑事犯罪。

　　邓千秋认为，地下代孕市场的发展，一方面会带来棘手的“卵母”“生母”不一的伦理困境，另一方面也会引发包括代孕生出缺陷婴儿的抚养问题、因非法代孕引发的法律纠纷，甚至是买卖妇女儿童等犯罪问题。

　　“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在我国代孕合法化的可能性很低。”杜洁说，法律可以从技术上解决孩子身份问题和财产问题，但却无法解决伦理和情感困境。

　　要打击地下代孕乱象，杜洁认为，除了卫生部门对医疗机构和医生应实施更严格的监管，也需要公安、工商、工信部门行成合力治理，打击存在、散布有害信息的网站和代孕中介。

　　采写：南都记者 余毅菁 实习生 诸晓敏 郑刚诚 郭美婷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