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发廊情话》读后感 -红尘中的秀发

栏目:娱乐资讯  时间:2023-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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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在红灯绿酒的街头,曼妙的身姿还在眼前晃荡,秀发的情思,从乱世佳人中滑过,流落风尘,妙龄女郎的万种风情,双手在你发间留恋,轻触你的发肤,散发出暧昧的味道,这就是发廊的日常,生活的些许糜烂,用轻佻的言语诉说着这个城市的轻浮,动荡的大上海,人心也开始凌乱,在乱世中求得安稳,我只想过好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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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话说:“红颜薄命”,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长得好看并非有好命,是不是?

  这是王安忆《发廊情话》中的一句话。《发廊情话》的情节并不复杂,在一个苏北人开的发廊里,经常有一些闲客,有一天这其中的一个一时技痒,代发廊的小姐帮客人洗头,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她在言语之间经常夸耀自己的聪明和气质,讲自己也开过发廊,卖过百货、开过餐馆,经历颇为丰富。

  但她走后,两个发廊的小姐在把她的浪漫情话加以重组还原为现实时,却觉得故事时间与其实际年龄对不上号,正在质疑之时,在故事讲述中一言不发静观默察的老板,声气言辞极粗暴地吐出一个字“鸡”,对女主人公妓女的身份给予揭破,一屋的聒噪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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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哲学学士张启智评论该书说:小说以生活的一个断面为切入点,以 “闲人”的闲谈为叙述对象,没有很强的故事性。至此,你也许会以为《发廊情话》的关键在叙述的可靠性上:这个女人,她的话有几分是真,几分是假?当老板在最后揭开“真相”时,我们是否得对她的话重新估量?但恰恰相反,我把这篇小说视为这个女人的胜利和生活的胜利,没有人可以断定什么人必然会有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女人,她像阳光下明灭的水泡般欢快的讲述确证了她自己的生活:独一无二的,无法概括的,也许布满伤痕,但生机勃勃。

  王安忆,小说家、知青、演奏员、编辑,1980年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学习,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1987年应聘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04受聘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1977年发表作品,迄今出版小说《长恨歌》《天香》《小鲍庄》等及散文、剧作、论述等共计六百余万字。现为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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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廊情话》以风尘女子虚实掺夹的情话讲述,对世俗人生的一种人情世态作了生动逼真传神的艺术写照,但它不仅仅只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或者说只是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生活众生相的一种随意勾勒,更是在于写实与象征的结合中所体现出的王安忆认识上的一些东西。语言细腻舒缓、神吹海聊、虚实相生、真假掺夹,生动揭示了上海发廊的社会意蕴,体现了王安忆小说创作独特的艺术气质。

  《发廊情话》是作者另一篇小说《小酒馆》写作风格的延续。在这个容量狭小的篇章里,个个人物都受到多角度多层次的精雕细刻,情节跌宕而又柔和,给人崭新的阅读感受。《发廊情话》获鲁迅文学奖时评委曾说:“王安忆的短篇小说重视文体创新,文本意识强烈,是南方语系小说创作的代表之一。《发廊情话》以白描的手法,自然的风格,看似无法无规的处置,充分表现了作者自由纯熟的小说观念和技巧。作品对底层人群生存现状的深切关注,体现了作者一贯的人文关怀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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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小说整体构成了一个巧妙的象征隐喻系统,其意义和价值不仅止于尺幅兴波中反映出的世俗人生,也不仅止于精当独到的结构安排和语言表达,而在于借此象征隐喻表达的言外之旨,话外之音,在于写实与象征的结合中所体现出的王安忆认识上的一些东西。它启示我们跳出故事之外,想到许多用语言粉饰、遮掩、隐瞒真相的人物与举动,想到那些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历史真相的出示者。

  直接促使作者提笔写这个故事的是因为有一位女作家为了炒作提高自己知名度,为了其妓女文学的系列作品能够卖得更火,以一副我是妓女我怕谁的气势,在报纸、杂志、网络上对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女作家进行连篇累牍的叫骂与喧嚣。在做秀炒作的喧嚣声浪尚未绝响之时,王安忆终于以笔为旗,开始了对妓女作家的回击,以作家的身份和文学的形式来言说文学事端,以她最拿手的小说,以她最熟悉的上海,以她最常描写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形象,以《发廊情话》这篇小说,借“鸡插花翎扮凤凰”的故事,以话语与历史关系探讨构成的象征隐喻结构,对当前女性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丑陋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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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曾往白茅岭的上海劳教农场采访,翻检卡片时,发现在好几个卖淫女的卡片上,都提到同一个人,后来作者从一个女孩子口中得知,那个男人跟她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不要去和年轻的人搞,搞出感情来就麻烦了。”

  这句嘱咐,包含着情感之道,是在通常认识之外的。好像专针对一些失去爱情的人群,可其实又不止是这人群。这感情处境的复杂性,如此简约地说出来,确是简朴的哲学。

  当然这是市井的哲学,注重现实,而将精神视作无意义的浪费,它多少是苟且的。

  可是生活不那么容易,收和支很难平衡,先要保存实力,然后方可再谈争取。

  作者一直想为这句话写一个故事。因这句话毕竟缺乏材料,资源有限,所以这故事不能太重大,但太小了却又承不住这句话,因这句话的内核还是比较结实的。所以,作者需要一个大小适中的故事,既不能辜负了这门“哲学”,又不能言过其实。而且爱情这个题材很难处理,它很容易滑向伤感剧,所以还轻重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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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廊情话》从标题上看,很容易将它归入这些年风靡一时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的范畴之中。但细读之后便可发现,《发廊情话》与有着强烈社会伦理诉求的后两者大相径庭。虽然同样以底层社会的人物为对象,但王安忆关注的并不是这些人物性格、命运以及他们艰难的生存处境,并不想深究深藏其后的社会、伦理意蕴,她醉心的是发廊里散漫、细碎、近乎原生态的日常生活状态,发廊老板,两个洗发的外来妹,一个神秘兮兮的女人,构成了一个狭逼、平淡无奇的小世界。

  那女人的大段讲述构成了小说后半部分的主体,而她滔滔不绝的讲述充斥了日常生活的细节,其嗳昧的真实身份也只是在结尾处作了暗示。人们可从中觉察到世态人情的变迁,但它难以被化约到社会、政治、历史的宏大叙事框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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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可以看到作者对都市经验的娴熟表达,对上海女人的精细观察,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上海风”。

  “发廊”这种场所,藏在都市的皱褶里,司空见惯,但其人生含量却也很杂、很丰富,可以品出多种嘴脸、多种活法儿,品出复杂的滋味。

  王安忆的笔很老到、很从容,最后的“包袱”也抖得妙。

  在《发廊情话》中,王安忆将两种故事元素混合在一起,一种故事元素是发廊里这一天的经历,老板,两位小姐,她,还有来来往往的顾客,他们的行为、交流、心态;另一种故事元素是“她”讲述的自己曾经开发廊的故事。王安忆侍弄语言到了痴迷的程度,她能捕捉到与生活印象最贴切的词语、节奏,于是就有了色彩,就有了情调。

  然而通篇叙述过于冷静,仿佛有一块巨大的玻璃窗,将叙述者与叙述对象分隔为两个世界,叙述者站在玻璃的另一面不动声色地观察对方的一言一行,虽然看对象一清二楚,却感受不到玻璃那边的情感冷热。作者把握了“她”在发廊里的言行的细微末节,从轮廓到色彩都活灵活现地传达给了读者,却无视“她”的内心,所以当小说在“她”是“鸡”的判断中结束时,会令人觉得整篇小说其实是在摆弄“她”的过程,无论“她”是不是“鸡”,这样对待“她”似乎是不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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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路的女子的出现与其情话讲述,故事的节奏加快,并且叙述的视角聚焦在这个神秘的女子身上,这个女子自我经历讲述的话语和行为构成了故事的主干。这个自恃资质与智商,浅薄而又极具虚荣心的女子,把妓女的经历吹嘘得如此浪漫和富于传奇色彩,她的讲叙看似无心的随意闲聊,其实是非常工于心计的,简短的自述的描绘中会聚了时下畅销书的多种要素,有女性创业史,有三角恋,有神秘又具个性的人物,有高智商诈骗犯罪。

  沉迷于故事中的小姐和看客们是难辩真假的,这些都迎合了她们平淡生活中对浪漫传奇的向往,前面描写的发廊生活,正是平凡、缺乏激情的,这样的生活就是为了这种向往打下基础。这种迎合听众心理的自传讲述,紧紧地捉住了理发店里几个人,她们被女子精彩的一生吸引,意犹未尽,加入自己的想象,来满足自己空白的浪漫故事。除了交替出现上述的静态人物及场景描写外,就只是对陈旧“事实”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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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保持这种摆龙门阵似的风格,小说只有描写和叙述,基本废除了对话。在发廊小姐们专心倾听她的话之时,其中她的话就破绽百出,但是小姐们都很投入在她的故事,她的传奇的一生,就像小学生听课,专心致志,然后,都忽略了老板的反映,她说到紧张之处“老板在柜台里打瞌睡,对她的故事不感兴趣的样子”,这与结尾的老板的神情,说话互相照应。正是这样的语言描写,生动体现了王安忆要写的目的,讲述中一系列的破绽,也为结尾做了铺垫。

  《发廊情话》没有情节,它是由一组组细节所构成的叙事节奏,推动着故事的前进。小说从发廊的细节写起,写到老板的形象,写到外来妹的性格,以及理发的诸种细节,几乎在小说展开到三分之一以后才出现了一个新的叙述者,这个女人的叙事与作家的叙事几乎没有区别,融化一体,以至连标点符号也不引用,一气呵成。

  但其所叙述的内容仍然是充分细节化的,而不是情节化,这就是叙述人要在讲光头的故事中途突然转换话题,插入对老法师的细节叙述,这样就有效地阻止了情节化的出现。叙述到最后,叙述人与光头的关系仍然语焉不详,老板以过来人的经验揭穿了叙述者的身份是“鸡”,于是才修补起叙述人与两个男人之间的复杂纠葛。

  这篇小说当然不是写一个发廊女人与两个男人的故事情节,却把改革变化中城市下层市民生活信息的场景通过细节历历在目地显示出来。

  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细节叙述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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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发廊的小窗,你便会看到上海的大门。红尘过客,不曾撩动的心,麻木的神情,熟练地手法,迎接每一个天南海北的客人,谁又路过了谁,谁又成了谁的玩物,我们都败给了这动荡的生活。

  堕落,

  亦是一种生活。

  作者:韩永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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