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零度 导言

　　写作的零度 导言

　　作者：罗兰.巴尔特著,李幼蒸

　　埃贝尔在开始编写每一期《杜歇纳神父》的时候总要用一些“见鬼！”和“妈的！”字眼。这类粗俗字眼并不意指着什么，但却表示着什么。为什么呢？这是当时整个革命情势的需要。因此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写作的例证，其作用不再只是去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予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的因素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

　　世界上并不存在无标记的书写语言，《杜歇纳神父》的分析也同样适用于文学。文学也能表示某种不同于其内容和其个别化形式的东西，这就是文学自身的界域，正因如此，文学才被人们称之为文学。文学中一组记号的表达与思想内容无关，语言也与风格无关，它们都在一切可能的表态方式内，确定着一种定型化语言的孤单性。书写记号的这种神圣秩序，使文学呈现为一种组织体系，并显然使其进入了历史的抽象领域，因为任何界域都有待于一种永恒观念才能形成。但正是在历史被排斥之处，文学的表现才最为明显。因此有可能探索一种文学语言的历史，这既不是语言的历史，也不是风格的历史，而只是文学记号的历史。我们可以推测，这样一种形式的历史十分清晰地表现出了同深层历史的联系。

　　当然，这种联系的形式会随历史本身而改变。没有必要依赖一种直接决定论去理解写作的历史。这种功能性的特点使事件、情境和观念沿着历史的时间流动，在这里它所提出的与其说是效果，不如说是一种选择的界限。于是对作家来说，历史象是在若干种语言伦理中的一种必要选择的降临。历史迫使作家按照他无法掌握的诸可能因素来意指文学。例如我们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统一性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写作，而且在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古典的和浪漫主义的）时代，形式不可能分裂，因为人的意识尚未分裂。反之，当作家不再是一种不幸意识的普遍性证明时（大约在1850年左右），他的最初姿态就是去选择其形式的因素，或者是继承或者是拒绝其过去时代的写作。因此古典时代的写作破裂了，从福楼拜到我们时代，整个文学都变成了一种语言的问题。

　　此时文学（这个词不久以前才产生）被明确地看成一种对象。古典艺术不可能被理解作一种语言，它就是语言，即透明性、无沉积的流通性，以及一种普遍精神和一种无厚质、无功用的装饰性记号在观念上的汇聚。这种语言的界域是社会性的，而非天然的。我们知道，大约在十八世纪末，这种语言的透明性遇到了麻烦。文学形式发展了一种独立于其机制和其和谐性的第二性能，它使人入迷、困惑、陶醉，它有了一种“重量”。人们不再把文学看成一种具有特殊社会性的流通方式，而看作一种自身一致、深刻和充满隐密的语言；它既被看作梦一样的东西又被看作威胁性的表现。

　　结果，文学的形式自此以后就可激发那些和一切对象内部相联系的存在性的情感，如异常、熟悉、厌恶、满足、惯习和谋杀等等。因此，百年以来，一切写作都是对这种“形

　　式——对象” 加以控制或排斥的运作，对于这种“形式——对象”，作家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与其交遇；他必须正视、面对或接受它；他决不可能将其破坏而不同时使作为作家的本人毁灭。形式在目光之前摇晃，成为了一个对象。虽然人们掌握形式，但它仍然是争议的话题；尽管它多彩多姿，却似乎已经过了时；虽然是“无政府”式的，但也是非社会性的；对于不同的时代和个人来说，它总是特殊的，无论表现方式如何，它总是孤独的。

　　在整个十九世纪，这种戏剧性的聚结现象取得了进展。对夏多布里昂而言，它还只是一种微弱的沉积，一种轻微的语言欣快感，一种自恋现象，在其中写作几乎与其工具性功能分离，写作仅只被看成是其本身。福楼拜（在这里只指出这一过程的一些典型因素）根据一种劳动价值观的出现，明确地使文学成为对象，使形式成为一种“制作”的项目，犹如一件陶器或一件珠宝一样（应当说，制作即“所指”，它首先被表现为图景对象，被强加于读者）。最后，马拉美通过一切客观化的最终行为，即谋杀（meurtre），完成了“文学对象”的构造。我们知道，马拉美的全部努力都针对着语言的破坏，因此文学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僵尸。

　　思想似乎在一片虚空中愉快地升起于装饰性字词之上，于是写作从这片虚空出发，越过了整个逐渐凝固的状态：首先是一种目光的对象，然后是一种劳作的对象，最终是一种“谋杀”的对象，今日它达到了其最后的变体——“不在”。在我们于本书中称作“写作的零度”的中性写作中，不难发现一种否定的运动和在时延过程中无力将其完成的状况，似乎文学在一个世纪以后越来越在一种无传统的形式中改变其外表，除了在一切记号之不在中以外，再也看不到纯粹性了，于是文学最终完成了俄耳菲的如下梦想：一位无需文学的作家。这也就是白色的文学，加缪的文学，布朗肖的文学或凯洛尔的文学，或奎诺的口头语言写作；这也就是一种写作情热的最后残余，它一步步地追随着资产阶级意识的解体。

　　我们在本书中企图对写作和历史的这种联系加以描述，这就是肯定一种形式性现实的存在，它独立于语言和风格，也就是企图指出，形式的这个第三维面（并非不附加一种悲剧性色彩地），使作家与其社会产生了联系。最后还要说明，任何文学都具有一种语言的伦理。本书使用材料的有限性（其中有几部分曾发表于1947年和1950年的《战斗》杂志上）足以表明，它仅只是一部可能的写作史的导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