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的快乐：扯淡的灵魂最有趣

　　一、古今中外的差异

　　读外国的书和读中国古代的书有很大的不同。外国的书读到最后就是一句话，而中国古代的书往往一句话就是一本书。

　　外国的书，比如多年前很流行的《穷爸爸，富爸爸》，宣传得天花乱坠，归结起来就是“合理避税”。穷爸爸老老实实的有多少交多少，交够国家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然后再去消费支出，而富爸爸预先把支出列入成本，这样达到合理避税乃至逃税的目的，日积月累，穷的还是苟延残喘，富裕的却不用给国家出钱出力。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上说美国富人是不交税的。当然，其中还涉及很多专业问题，不是想要这样就能做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已经避税呈现得很清楚。又比如诸多大神膜拜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许我才疏学浅没看出什么门道，反正就是觉得韦伯讲的就是“赚钱有理”，给那些新教徒们提供一个突破宗教伦理界线去大胆赚钱的解释。这又说到西方的人和上帝之间死磕的问题了，在中国却不存在这样宗教审判的问题，只要“取之有道”，未尝不可“多多益善”。至少，陶朱公功成身退之后做了富豪，吕不韦还可以明码标价的和父亲计算投资储君的收益。“官当”“赎罪银”等都是官方的明码标价，只要价格合适，没有什么不可以谈的。又比如《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是说“观念”是引发革命的主要原因，《官僚体制的政治》主要是说官僚阶层是个有着自己阶层利用的集团，《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主要是说泛化的政治参与会造成动荡，《君主论》主要是说君主又要狠又要诈，要做狮子+狐狸。当然，上述著作也并非就能完全用一句话概况的，但是总可以越读越薄。到了近现代，商业化、泡沫化的结果，是很多书只看书名就够了。

　　反观中国古代的书，稍有名气的总是一言难尽，越读越厚。周星驰拍的《鹿鼎记》中，陈近南给他的武功秘籍及目录就完美的呈现了这个特点，电影中看似无厘头，我却觉得恰如其分。典型的比如《素书》，单看这本书，全是断言，并且一句一个问题，这和陈近南给韦小宝的那本目录有什么区别？我很怀疑《素书》就是个目录，要是没有师傅引导，靠自己得揣摩多久呢？传说黄石公把这本书传给张良以后，故事并未结束，而是带着张良研读此书，俩人还做了推演，由此产生了象棋。口口相传，可能这才是中国古代文化内核的真正传承方式。又比如张居正给万历黄历写的讲稿《权谋残卷》，相比于《四书直解》，就显得十分简略了。可以认为《四书直解》是张居正的讲义，而《权谋残卷》只是个纲要。当然，可能和小皇帝的年龄阶段也有关系，小学的教案备课总要详尽一些，到了大学讲座时，很多牛人只需要拟个提纲、带张嘴巴就够了，而《权谋残卷》就是个提纲，具体内容全凭老张的一张嘴。相比之下，《韩非子》可谓十分详尽了，二十余万字。韩非子不是口吃么？所以写成书各自读去吧，能不能学会就看君王自己的造化了，这也省去了后世学者冥思苦想、抠掉头皮的麻烦。从韩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点来看，其文化传播是开放性的，和其他秘不外传相比，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学说和理论得到发扬光大和传承，至于谁来用，哪个国家哪个君王倒是没什么关系，“从道不从君”，毕竟读过与做到是两回事。由此，也可见某电视剧《大某赋》的扯淡，韩非这样把自己思想和套路毫无保留写出来的人，怎么可能固守韩王而不为大秦所用呢？他的学说著作在身前就已流传到了秦国，嬴政还是他的粉丝。如果他不愿为他国所用，大可以在韩国做个谋臣，或者口口相传的培养个优秀的韩王，再不济也可以像张良那样带着秘笈下葬。再说《易》，那可能就是周文王起卦时的备忘录了，和中学生做题时查看元素周期表或者数学公式没什么不同，而《周易》中的那些解释，更像是读易笔记，帮助理解记忆的。从周山所著《读易随笔》来看，《周易》也并非江湖中传说的那样神乎其神，反而《读易随笔》更接近《周易》的本来面目，但也远非如此简单。任俊华教授所著的《儒学与易学》认为易最初就是用来算卦的，张岱年教授所著《中国哲学大纲》认为儒家著“十翼”后，周易才从算卦变成了哲学。从这点上来讲，周山的观点也是返璞归真。

　　二、书背后的玄想

　　要说起中国古代的书籍，除了《周易》《老子》《论语》《红楼梦》之外，最有意思的当属《西游记》了，《三国演义》还在其次，《水浒传》可能还排不上号。为什么呢？你看看前面五本书养活了多少人就知道了。有易经算命的，有搞宗教玄学的，儒家子弟食禄千年就更不用提了，就连年代不甚久远的《红楼梦》也养活了许多红学家们，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西游记》可谓异军突起，借鉴其中鬼怪神魔故事而兴起的网络游戏、角色扮演真人秀、网络修仙小说以及衍生的偶像剧等，其产生的财富总量以当代货币计算，似乎可以大过前四者之和。《三国演义》总有些神乎其神，但其中的套路却并非常见常新，因为大多数计谋都是迂回战术，包括但不限于断人粮道、两边夹击、迂回包抄等。这些招数已被成吉思汗用得滚瓜烂熟。拿破仑凭借他的方阵打遍了欧洲，到了当代有洋人开了窍，写了《战略论—间接路线》，总算把思路从排队枪毙调整到迂回上面来。但和《三国演义》乃至《孙子兵法》相比，总有沐猴而冠的味道。而魔幻小说，却总没有超过《西游记》的范式，即英雄、神仙、鬼怪。

　　前些年管理学挺热门时，很多人又把《致加西亚的信》翻了出来，把一个为了完成信使任务的人推到了近乎于“千里走单骑”，只为找到大哥的关二爷的高度。为啥？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瞬息万变，有的财务人员卷款潜逃了，有的采购人员吃了回扣了，有的包工头把楼修塌了。于是老板们内心暗苦，难免感慨一声“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忽然抬头一看，“你看看人家洋人！”实际上，中国也有这样的书啊，《西游记》不就是吗？师傅1人和4个动物（人也是由动物转世），为了御弟哥哥给太宗皇帝的一句牛皮和普度众生的洪誓大愿，不远十万八千里，一路打怪练级，最终“站着把钱挣了”，不仅取回真经，还成了佛。

　　虽然研究《西游记》养活了很多人，可是为啥很多人推崇的是那个送信的洋人呢？也许因为《致加西亚的信》是“事交我办你放心”，不要粮草不要加薪，这样的下属太贴心太省心太放心了。而孙猴子本事虽大，脾气不好，有时候要讲价钱，有时候还要反水，而且还是观音姐姐介绍来的，处理不好还要被告黑状。其他几个徒弟也都不是省油的灯。况且，唐老先僧还得亲自带队呢，就算是骑马也不轻松啊，刘备经常骑马的时候大腿上都没得肉了。唐老先僧十世元阳未泄，岂不颠簸？期间还多次以身犯险充当诱饵，制造引怪练级的机会。真是创业艰难，一把血泪才换了个位子。除了创业之主以外，哪个后主愿意如此折腾呢。

　　为啥老板们愿意推崇《致加西亚的信》，而表面上看并不愿意学《西游记》呢？因为《西游记》的西天取经就是一场大型的以遴选干部为目的的“跑男”真人秀。各方势力在秀场客串，折腾出九九八十一难，在渡劫中产生搬救兵的需求，然后通过给面子的方式进行人情的交易，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神仙界的“GDP”——功德就此产生了。就像城市的街道修了挖，挖了修一样，不折腾点事情，哪有好处，况且在漫长的神仙生涯中不是很无聊？所以，他们不是去学习、求经，而是身处其中。

　　这场捧红唐老先僧的真人秀是怎么操作的呢？

　　首先是制造需求。把太宗忽悠到阎罗殿去恐吓了一番，给他制造了超度亡魂的需求。嘿！西天恰好有大乘佛法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买它买它买它！接着带货直播的唐僧就自带背景音乐地出场了。之前早已经造势成功，江流儿、小乘佛法讲师等传奇经历及高颜值高学历已充满看点，太宗结拜、观音送礼更是让吃瓜群众翘首以待。

　　其次是全程直播，实景拍摄。安排了几十个珈蓝揭谛穿上隐身衣随身跟拍。各路神仙鬼怪都本色出演，中间穿插点吃人等情节，用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道具。可是中途还是出了点岔子，本来已经给了唐僧顶级装备防御袈裟和魔法禅杖，原本可以披荆斩棘，一路打怪修炼成为文武皆备的旃檀功德佛+斗战胜佛的，可是他不会使用，这样娱乐性就大大降低了。这种意外情况在场务观音的小算盘意料之外，但在总导演如来的大算盘之中。如来给的不是三件宝贝吗？其中一件被观音私吞了。现在不得不拿出一个来收伏几个战斗力的宠物宝宝，用以弥补唐僧战斗力的不足。当然，他还是私下留下了两个套住黑熊精和红孩儿，本来有这两个大号参与组队的话，孙悟空远程物理攻击、红孩儿中程魔法火攻、黑熊精贴身护卫，一路上妖魔鬼怪基本上都不存在威胁的，但被替换成了搞笑担当猪八戒、旁白“大师兄，师傅被妖怪抓走了”的沙和尚。观音姐姐相当于偷吃了唐僧的盒饭，所以在后来的演艺中不得不出场几次打个圆场。

　　对比之下，黑熊精和红孩儿是没犯事儿的“素人”，而猪八戒和沙和尚是犯了错误被封杀的老油条了。既然大家原本都是编制内的领导干部，多少有点交情，借机复出，也是天庭和佛界之间以干部交流名义做的人情交易。毕竟当天蓬元帅、卷帘大将期间谁还没沾过油水？处分影响期限一过，换个途径复出嘛。领导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啥孙悟空后来越来越放得开了？因为他从临聘的群众演员的身份变成了正式演员的事业编制，结束时不仅仅是领盒饭，还有一个专技岗的领导职务。他是咋转变的呢？因为他理解了这是一场游戏，真正想吃唐僧的只是野路子的白骨精，她就像球场上突然跑出来的裸奔球迷。你想，唐僧有绝对防御的袈裟皮肤，不坠轮回。还有超强魔法攻击的禅杖。有打怪和拾取的宠物宝宝，这些装备都有了，差的只是级别而已。取回真经就是NPC交办的任务，完成了就有奖励可以升级了。所以观音才派了那么多穿隐身衣的沿途记录打怪经验值，各位神仙是在看直播呢。况且，从太宗神游阎罗殿、悟空篡改生死簿、复活乌鸡国王来看，就算唐僧玩死了，观音和太上老君那么好的，要颗药丸就可以原地复活了。再不济也可以返回复活地，重新投胎轮回复活，只不过有个冷却期，要等到重新成年而已。以上的“玄想”不过是瞎猜，自二十年前吴闲云《煮酒探西游》上线以后，对《西游记》的解构算是打开了新的思路。直到近年来的《脑洞西游》，算是达到一个新的顶峰。可以看出，书背后的故事更精彩，这也是中国古代书籍的一大特点了，正应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理。

　　三、书中的幸福论

　　美国人认为最幸福的人是梭罗，在瓦尔登湖旁边搭个小木屋种土豆，还可以靠给易卜生测绘土地挣点零钱。但梭罗所追求的是生活的体验，而非陶渊明式“耕读”。无论是《终身成长》的心理学类作者，还是叔本华这样的哲学家，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家，都认为哲学是闲出来的，有钱、有闲，再加上点才华和好奇心就够了。有闲工夫才能细吹细打的品出唐僧肉的味道，迫于生计的网文作者日更万字，错别字和BUG总是难以避免，所以还没见到得诺贝尔奖或茅盾文学奖的网文。正如叔本华所说的，财富最好的作用是使人免于生计的困扰，不必为生存而工作，可以将宝贵的时间和年华投入到热衷的领域中去。从这点上来说，当代中国幸福的人，如果不是马爸爸，就是樊登这样的人了，喜欢读书，而且读书的同时把钱挣到了。虽然，有时候读到不喜欢的书也是件很烦恼的事情。就像青春期的少年觉得鉴黄师是个完美的职业，但身在其中的人也是有苦说不出。好在“书中自有黄金屋”，总体上读书还是可以挣钱的，写书反而是花钱的事情。路遥就因为没有领奖的路费而骂道“日他妈的文学”。对比先秦诸子，《吕氏春秋》《韩非子》都是二十余万字，在当时得用多少竹简、多少铜钱堆出来呢？装这些竹简要用多大的房子呢？搬运这些竹简要用多少人力和牛车呢？还需要抄录多少副本才得以保持？没有官爵底蕴的支撑，可知一般学子难以负担，也有人说《老子》不过五千字照样是经典，当然，老子是化外之人，写本书出来已是恩赐，有滴两毫升以示雨露均沾之意，但后世争论《吕氏春秋》和《韩非子》的较少，而对《老子》却多处未有定论。虽然有秦朝奉行法治、焚书坑儒、火烧阿房宫等因素，也和副本数量有关系。也许等到挖开秦始皇陵找到大秦的地下图书馆，很多先秦经典才有定论。

　　说到这里，吕不韦固然是买的文凭，但韩非子却是实打实的专家学者，虽然身死却道传千年。那么，韩非是幸福的吗？虽然他的死被《大秦赋》改得面目全非，但从他怕死的角度上来看，他却是不幸福的，不仅有“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惆怅，还有“栽倒在龟儿子手里”的愤恨。但他却是幸运的，起码没有看到暴秦二世而亡，否则比范增的“竖子不足与谋”还要气血灌顶。况且，以他的学说来看，也是不可能幸福的。法家崇尚的是“露头就打”，而且轻罪重罚，就像拿着尺子剪草坪，超过尺寸的就剪掉，草不停的长，剪刀就得不停的剪，在草坪还只有秦国大小的时候勉强应付，草坪大到囊括六国的时候，剪草的成本就不是一个数量级了。剪到最后的结局无非就是气死、累死，或者用力过猛、剪无可剪的时候开始内卷。虽然秦朝的耕战体制在战争中很有效，20万骊山囚徒就可以武装起来打得六国满地找牙，但在治平之世就不那么适用了。正如《君主论》所讲的，暴力要快、要猛、要触目惊心，一刀砍下去要能够保证长时间的和平稳定，不能长期、多次、反复，否则群众被杀到麻木时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了。就算还能镇得住江山，也难免有朱元璋那种“奈何朝杀而暮犯”的奈若何之叹。

　　相比于韩非，屈原可能是更贴近幸福的了。为啥？因为屈原虽然心里苦，但好歹也是既殉了道，又殉了君，而且还是死于自己心之所系、情之所寄，自个儿抱着石头跳的江，有些人就是喜欢醉心于自己的情绪，拍成电影还能感到自己，总比崖山陆沉被逼跳海要好吧。从这点来看，有学者分析认为林黛玉是蹈海而亡是极为可信的。覆巢之前先自个儿了结了，不待粉身碎骨，先留个清白在人间，挥手从此去，不和你们玩儿了。王国维跳湖也可以印证这种观点。还有学者认为，在宋灭之前文人雅士暗爽梅兰竹菊，因为它们高洁、经得起风霜，实际上是在为迎接宋朝的灭亡做心理准备，正所谓“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至少面子是要绷起的。同理的，可猜测清朝时期乃至历朝历代文人雅士是有属于那个时代的跳水传统思想的。这个传统从屈原开始，中间还有柳如拉着钱谦益跳水，虽然水太凉，不便于湿身，但还是搞了行为艺术。在王国维之后也有文学大咖跳水。当代也有告知跳了。各行各业有自己的范式，要是跨行业跨专业去做不擅长的事，就可能产生隔行如隔山之感。比如，在古代高楼不多，所以坠楼官员似乎少见，官员通常选择上吊，例如崇祯。上吊的还有《水浒传》里的吴用等人，他自身的定位应当是官员了。刎颈的主要是武将，例如关天培。曾国藩兼具文人、武将、官员三重角色，所以遇到太平军围攻时跳湖未成，这时他已从文人转变为武将“曾剃头”了。成为武将后主动裁撤湘军，保住了脖子。从武将变为大官以后，六十多岁就死了，避免了勒脖子。上面三种死法，都有共同特点，无论是跳水还是勒脖子、抹脖子、砍脖子，就是在呼吸方面下功夫。比如被勒死的有官员和珅、贵妃杨玉环，被砍脖子的武将关羽等，用属于他那个行当的死法范式来赐死他，算是对他职业精神的尊重吧，否则常见的就是毒药了。韩非子就是吃毒药吃死的，同样的还有武大郎，以及宋江等一大票好汉，还有大明王朝一茬又一茬等着下昭狱的官员。所以说死于毒药并不是什么好事，也由此可见李斯对于韩非并不是什么贴心豆瓣。否则，杨玉环为啥不是被毒死而是勒死的呢？所以，综合起来看，文人投水跳海蹈湖，是自由程度最高的档次了。

　　四、读书与实用

　　读书不只是快乐的问题，而且还解决实际问题。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在这方面，皓首穷经的老学究们比之领袖就差得天远了。小平说，“英军如拖延，解放军就开进香港，一锤子砸死!”根本不陷入对方的套路，关键不是理清乱麻，而是解决问题。

　　为了实用而写的书，最有名的莫过于世界第一本兵法——《孙子兵法》。《老子》秉承了《孙子》的理念，特别是在势方面。可以说是先有孙子，后有的老子。解读《孙子》和《老子》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战略战术到底是什么？和《老子》一样，似乎总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味道。实际上，王鼎杰先生已经触碰到了《孙子兵法》的核心，即孙子兵法就是讲石头砸鸡蛋，“以碫投卵”。《孙子兵法》，说到底就是“以碫投卵”，石头砸鸡蛋。男人不一定要做啥事，但一定要硬。“硬硬的还在”，才有存在感和力量感。其他形势、虚实，或者抟圆石于千仞之山，都是为了形成石头砸鸡蛋的态势。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也很清楚的体现出此种思想。无论是在反围剿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都是集中优势兵力、在高度机动的情况下，迅速歼灭相对弱势的、孤立的敌人。所以，毛爷爷在评价诸葛亮的“隆中对”时，才认为诸葛亮的战略不可能成功，因为犯了分兵的大忌。认为蜀汉灭亡，“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在战术方面，虚实、形势强调的是欺骗性和机动性，敌人不知道我的主力在哪里、命门在哪里、进攻方向在哪里。而我可以随时的“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主力忽然之间出现并形成合围。其过程首先是“先知”，即采用间谍情报及军事侦察、数据统计、庙算推演等手段，达到“知己知彼”。其次，是布局。布局的目的是为了积势与隐藏，形成石头砸鸡蛋的态势。积势是为了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的压倒性势能。参考物理学原理，势能取决于重量、加速度、距离（高度）。短距离、高速度无疑可以放大自身力量所产生的冲击。隐藏是主要是为了缩短攻击距离，快速投放力量，抓住时机一招制敌，所以“其势险，其节短。势如扩弩，节如发机。”隐藏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薄弱环节，避免分兵把守，进而更好的集中拳头力量。博福尔认为，战略是力量在时间空间上的运用，这个观点和孙子兵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孙子兵法所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在敌人意料和防备之外，突然之间将刀尖抵到敌人的心脏。最后，接下来只需要轻轻一推就可以解决战斗，“兵不顿而利可全”。其中最考手艺的部分，应该是虚实。毛爷爷将胡宗南部队牵着鼻子走，“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而胡宗南方面过了一年都还不知道共军主力在哪里，这就是把虚实用到了极致。虚实是什么呢？就是运用快速的机动或者战略欺骗手段，使对方随时睁眼看到的都是我方主力。类似于金融资本家常用的“100个瓶子和1个瓶盖”的手段，只要瓶盖的流动性够快，你看到的每个瓶子上都有瓶盖。

　　五、读书、认知与修行

　　真相只有一个，可是人们只能接近却不能重现，因为认知真相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情，哲学家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真相也是如此，就算是还原真相，无非是个拼图，在侦查中还被简化成了“五何要素”。《心经》中说“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就是说聪明绝顶的时候，脑袋亮得像是圆形LED灯泡一样，散发出“无无明”的“大圆镜智”，像手术灯一样360°无死角，那时候就能看见真相了。但看见的真相是啥？就是啥玩意儿都没有。因为还有个哲学家说了，“绝对的光明就是绝对的黑暗。”叔本华的唯意志论说得更具体，你看到的摸到的听到的都是表象，你永远无法触碰到事物的本体。现代的心理学也证明了这一点，至少《重塑大脑，重塑人生》这类书籍中就列举了许多科技带来的奇迹，比如使用仪器模拟感光刺激，帮助盲人的大脑在不用眼球的情况下看见事物等。圣人们也为了认知问题而愁得心慌，为此想了一系列的方法措施以帮助人们客观公正和全面的看待事物。

　　《周易》走的是客观规律+趋势预测的路子，即“履霜坚冰至”，虽然有时候有霜也不一定会有冰，在南方更加明显。其对策是讲道修德，“终日乾乾”，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等到“否极泰来”。这就像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样的诗意废话。如此，我说“春天到了，夏天还会远吗？夏天到了，秋天还会远吗？秋天到了，冬天还会远吗？”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框架内，上述废话还是很有道理的，至少我们等不到宇宙毁灭的那一天，因为到了宇宙毁灭的时候，太阳系可能早就没有了，春夏秋冬之类的概念也就毫无意义。

　　孔老夫子采用的方法是“日三省乎己”，在元认知上下功夫，“时时检点，过举自稀”。具体范式是“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瞎猜，不固执，反正“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常人来说还是挺务实的策略和修养途径。只不过，后人自省过了头，老夫子都说了“再思可矣”，后人还是非得“三思而行”，不仅如此，更多的是变成犹豫不决，还把犹豫不决当成深思熟虑的美德。可惜“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思来想去也难以突破思维的边界，因为掌握的信息本身就是极其有限的。实际上，《大学》里面已经讲了很清楚的方法，治平修齐，落脚点是“致知在格物”，可是格物致知多难呀，要从加减乘除一直学到量子科技，讲道修德不是更简单吗？后世儒家在格物致知方面杀偏了方向，一是抛弃了科学，二是抛弃了科学方法，只在雕文酌句、皓首穷经上面下功夫，咬着自己的尾巴转圈圈，嘴里不停的念叨，“天灵灵地灵灵，皇帝你要施行仁政才行啊！你看，秦朝二世而亡了吧？”所以念了两千年，还是没有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到了明代，格物致知就剩下了“八股”，如贾政所说，“什么《诗经》、古文，一概不用虚应故事，只是先把‘四书’一气讲明背熟，是最要紧的。”试想，要是贾宝玉不是钻进了这样的牛角尖，哪怕是会补锑锅底，也不至于“举家食粥酒常赊”吧？而贾宝玉喜欢的王阳明也好不到哪儿去。王阳明学习“格竹子”，格了七天直到吐血，实在格不了啦，他没有像贾宝玉那样耍赖皮，而是另辟蹊径，最后格出个“心学”。反正不玩“格物致知”那套了，干脆自己玩概念，反正良知是我心里的，用“ABC”理论来说，我先假设自己已经“行深般若波罗蜜多”了，那我看见的当然就“无无明”了，既然致良知已经是“无无明”，当然可以反推出“明明德”。这套逻辑当然是循环往复，无往不利的，但缺点在于不可证伪，也就无法证实。就像烧香拜佛许愿，香火钱给了，但菩萨没把事情办成，大师们往往解释说，你心不诚。你仔细一想，好像是吖，烧香的时候屁股撅得太高，菩萨生气了，或者烧香前没吃斋，水煮肉片的蒜香味太重等等。和儒生骂皇帝不施仁政，不是老婆多了就是老婆话太多了一个模式。

　　相比之下，《老子》就高明得多了。《老子》先说，“道，可道，非常道”。意思是这个世界是可以认知可以描述的，但人的认知和描述并非世界本身。反正是可以知道一些的，但不是知道全部。又说，“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是可以定义的，但这个定义不能涵盖这个事物的全部。比如构成人体的这些物质，堆在一起就是个人了，换个方式又可以组装成一只二哈，而构成人的这些物质的基本粒子，可以拆开了，一会儿摆成个“S”，一会儿摆成个“B”。所以老子觉得上善若水，“几于道”，不是因为利万物而不争，而是水无形，你说它是啥它就是啥。这么说来，郭德纲相声中把狗狗的名字叫作“猫咪”，把猫咪叫作“兔子”，还是很符合老子的思想的哟。

　　话说儒家在格物致知方面杀偏了方向，为何没被抛弃呢？反而越吃越香，每隔一段时间就被翻出来炒一下，甚至剩饭炒成了爆米花的味道。可能是因为中国人的聪明吧，其中还得益于道家思想的泽润。为啥？因为中国人即聪明，又务实。西方人纠结于哪家上帝是真神，忙于调解神、人、社会的关系，编造出一大堆神和人、半神半人的英雄事迹。要么是神仙闲得无聊拉偏架，帮助坏人打好人，要么变成牙签钻进美女肚子，生个大BOSS出来，美女却还是处女。有时候读西方人的书，感觉他们的文明和科技都是基于对抗他们的神仙而发展起来的，就像叛逆期的青春中二离家出走、江湖中摸爬滚打一样。一边是许多神迹，说家长有多牛掰，一边弄个钢铁机器人出来，说我也很牛掰，不靠神仙也可以打死你个龟孙。要么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弄出个第三方，即“魔道”，这个魔道不是牛魔王那种靠修仙成的没有编制的神仙，而是通过变异、外星移民等多种方式形成的超能力。总之就是向他们的上帝证明人也可以很牛掰。

　　但是，中国人早已经用“天人合一”解决了这个神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人只需要“以德配天”就可以了。具体到人和神仙的关系，首先是神仙并不神秘，玉皇大帝姓张，孔老夫子姓孔，姓张和姓孔的可以不用“免贵”，也就是说人是可以和神仙平级的。其次，人可以封神。从这点上来说，神更像是人所任命的干部。比如关二爷就封了帝又封了神。封了神可以接受香火，受了香火就得干事，没本事又不干事的还会被弹劾，请下神坛，猪八戒就把三清的塑像扔进了粪坑里。第三是神仙和凡人之间存在干部交流和民间活动。比如《西游记》里边，地上的妖怪可以到天庭任职，比如猴子就进行了神仙在册登记成为天庭弼马温。天庭的神仙也可以到下界基层来当山大王锻炼实践经验，比如黄袍怪、金角银角大王等。地上的妖怪还可以到仙界当临时工，比如黑熊精。天上的神仙也会到下界出差办事，比如太白金星下凡招安孙悟空。天庭在凡间还有派出机构，比如土地神、山神，以及二郎神等。这些基层神仙还会定期到天庭述廉述职，比如灶神。地上的地仙可以到天上进行学术交流，比如镇元子到天上去听学术讲座。民间交流和联谊活动也不少，牛郎还捡了七仙女的衣服。如果神仙界与凡间的关系出了问题，比如神仙不作为、乱作为，或者选人用人不公平不公开不公正，干部交流渠道不畅，人还可以正大光明的造反。比如黄巾军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孙悟空的“皇帝轮流做”，又或者自己创造些神仙出来，弄个“五斗米教”“拜上帝教”等等。也就是说，在中国人心中，神仙没啥了不起的，大禹治水也是靠个铲铲，没有神仙帮忙搬走太行、王屋两座山，愚公照样可以把山移走。只不过呢，有神仙帮忙的确实是要快一点，所以很多人是出于偷懒和依赖的心理才求神拜佛的，给神仙一点好处帮我把事办了吧，和托关系走后门没什么分别。我还见过有基督的信众加入教会是为了认识一些农村的“兄弟”，买土鸡蛋更方便。至于“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更是一种人情世故问题。基于上述原因，产生了最后一个特点：第四，中国的神仙通常是帮忙而不添乱的。不像西方的那些神，不是打这个就是打那个，或者直接加入其中，帮助一边打另一边。中国作恶的都是妖魔鬼怪，神仙一般是品学兼优的谦谦君子，像巨灵神那样的抠脚大汉都是少数。中国的神仙通常主动介入人类战争的少之又少，无故祸害人类的也是少之又少，总体上是收了香火后偶尔做点事，比如保佑哪个香主五谷丰登啊，解除病痛啊，等等。比如女娲创造了人、补了天，然后就没啥动静了，既没有闹绯闻，也没有其他方面不良反映。猪八戒那样的好色之徒，在当天蓬元帅时也没有下界来霸占高小姐嘛。至于《封神榜》则是个异类，所以有人认为它是邪书。因此，在中国古代的神话里，神仙只是个特殊的群体，或者是个阶层，但不是超然于上的主宰，感官上更像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尽管本领高强，但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并非不可超越不可触碰不可战胜。

　　解决了和天、神的关系，剩下的就是人和人、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古代中国人一方面和人死磕，一方面和自然环境死磕。后者如大禹治水、几千年来的小农经济、精耕细作，把自然资源改造和利用到了极致。前者则是政治和战争，也是发展到了极致。政治方面自不必言，诸子百家绕来绕去都围绕着政治在出谋划策。战争也不必多言，光是白起就坑杀了40万赵卒，项羽又坑了20万秦卒，动不动就“伏尸百万，流血漂橹”。纯粹的战争机器总能绞碎只是包了铁皮的棒槌。再厉害也会踢到铁木真的铁板，在蒙古大军的“速度”与“诡计”面前，宋军就难免又弱又慢了。即便如此，看《斯巴达克斯》时还是觉得西方人挺可怜，凯撒还想有个两万军队就能横扫世界。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打来打去也就十几万人，他的经典战役所用战术，在诸葛亮火烧藤甲兵时就用过了，火炮换成火把而已。

　　六、格物致知与历史周期律

　　人的发展犹如树根树干树枝，前期基础决定了后续发展方向。例如，中学时就眼睛近视，决定了我不能参军不能从警更不能当飞行员，由此失去了成为将军、警督乃至开歼20、成为宇航员的机会，英语水平决定了难以考上博士。读书就是个裁剪枝叶的过程，通过在每个节点的选择，决定你最终成为什么样的人。剖开王朝更迭、家族兴衰事件的构成，人类的历史就是“将以有为”的人与身居权位的草包、恶棍之间的斗争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就是韩非老夫子为什么气得写了《孤愤》，说“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范增老大爷骂项羽说：“竖子不足与谋！”

　　中国的历史周期律，当然不是从独尊儒术才开始的，但是从独尊儒术之后成为常态的。儒家在历史中的作用，不是在于政治，因为人们也知道“儒为表，道为里，法为用”，汉宣帝说的很清楚，“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更不是在于战争，而是在于政治与战争之间的间隙，主要集中于两次王朝更迭的战争之间，作用在于从武将手中夺权，再忽悠百姓，直到忽悠不下去了再次引起战争。

　　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合一”，以道德理想主义掩盖现实斗争和矛盾，总有兜不住的时候。可见“天人合一”并不是万能的，更像是和稀泥。为什么呢？因为缺乏可操作性。至少可以质问他，“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天干嘛要和你一个土皇帝合一呢？话说《秦始皇大传》里面的秦始皇在祭坛上坐了一晚上，终于感受到一种类似于“天人感应”“天命所归”的顿悟。在心理学上大概叫作高峰体验。实际上呢，他可能是感动了自己，想通了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突破了以往迷茫而产生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思想瓶颈，换句话说是完成了自己证据链的闭合论证。且不说后来皇帝们都有兴趣枯坐一晚去体验天命，更有幸产生高峰体验，夏天的蚊子和冬天的寒风都是十分具体的考验。就算想通了又怎么样呢？项羽自刎之前说的是“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崇祯皇帝上吊前说：“朕非亡国之君，大臣全是亡国之臣。”对比来看，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项羽方面，如果天要灭亡项羽，说明天与项羽并非合一，但是天不可能降个炸雷把项羽一锤子砸死，那么天和项羽之间的罅隙将体现在哪里呢？天只有作为幕后推手，通过战争的方式来亡项羽，因此项羽只有在使用错误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而其对方只有在符合天的意图的战争方式的情况下，才可能灭亡项羽，所以项羽的战争是错，项羽对方的战争是对，结论是项羽因使用错误的战争方式而被天灭掉，所以项羽直接的罪或者错误是“战”。崇祯方面，如果“朕非亡国之君”是真，那么作为天子，他和天应当是合一的，既然他是天人合一之君，怎么会有亡国之臣呢？他的灭亡不就代表着天道的灭亡吗？天道是不可能灭亡的，所以“朕非亡国之君”是假。太平时节，泥菩萨可以坦然的享受香火，一旦到了“疾风知劲草”的时候，才知道“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包子不被咬破不知道馅儿的味道。皮鞋没开口的时候，还真不容易知道里面的夹层是什么。到了兵败亡国的时候，可知“天人合一”只是虚妄。也许某个时节，天道与人心像两条直线出现了交叉点，短暂的交集过后依然各奔东西。而亡国者的失败，就是在两条直线各奔东西之时的渐行渐远，逐渐背离天道而积重难返。

　　但是，天道是什么，人心是什么，先哲说得玄之又玄。有的说天道就是人心，所以柳宗元写了《捕蛇者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如果观人风者长了天眼体察民情，还需要柳先生写文章干什么呢？况且，人风、人心是什么？最终的答案似乎是由《旧制度与大革命》揭晓的，即“观念”。虽然苛捐杂税并不算重，但人们的心理观念依然难以接受，就会越来越觉得难以忍耐，导致社会变革或者揭竿而起。美国的独立战争火苗起源于茶税，一个不想交，一个非要收，哪怕税额不高也难以忍受，就像新冠疫情期间让戴个口罩就要了他的命一样。而这个“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在心理学上才得到了解释。归结起来，一是文化传统，二是环境，包括自然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等。比如新冠疫情期间，西方人认为有病的才戴口罩，而东方人戴口罩是为了预防。印度人居于中间，警察拿着棍子打人屁股，不戴口罩的要挨棍子。要是美国的警察敢这样，可能又要闹出个“打人屁股就是打脸”之类的运动出来，而印度人却习以为常，还其乐融融。又比如转基因食品，欧洲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无害的就可能是有害的，而美国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有害的就视为无害的。放在其他领域，比如司法领域，有罪推论和无罪推论，依然是法律人与普通民众之间认识的沟壑。如果说文化传统为观念预设了前提和方向，那么环境的变化往往潜移默化的发生着实质性的推动作用。比如对于性的态度变化就很明显。余华在《兄弟》中就调侃了这种观念的变化，在相对保守的时代，屁股是难得一见的尤物，而到了开放的时代，屁股就是烂大街的东西了，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随时随地都能见到个屁股。归结而言，天道就像是沿着预设的轨道，依据惯性而稍有变化的向前移动，和河流十分相似，所以老子爱用水来比喻道。中国古人应对道的方式，要么堵，要么疏。后来大禹治水证明了疏通和顺应的方式比较靠谱。“天人合一”不如说是人和河道的斗争。古时候黄河总是不停的泛滥—治理—泛滥—治理，就是天人合一或者逆之者亡的循环往复。对此，老子倡导的是疏通和顺应的方式，并总结了天道变化的总体规律，即“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此句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大意如此，久乱思治，治世并非常久，其中掩藏的矛盾日积月累，积重难返就会生乱，所以社会总是在治与乱之间摇摆，就像叔本华说的人总是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但是叔本华陷入了要么痛苦，要么无聊的两个极端，并没有提出解决途径，即没有发现中间道路。中国先哲就聪明多了，他们发现了人的“痛苦”与“无聊”的中间状态是“寡欲”，而社会的“治”与“乱”之间的中间状态是“无为”，从易经“亢龙有悔”开始莫不如此。前者如《菜根谭》所说“浓不欣，淡不厌，才是了手功夫”，后者如《老子》所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归纳起来就是“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一切恰到好处。当然，这也是很考手艺的事情。理想是丰满的，丰满固然是好，但要达到前凸后翘、长腿细腰，还有很大的难度。现实通常是要肥先肥脸，要瘦先瘦胸。

　　“中庸”说了两千年，“无过无不及”的人少之又少，乡愿或者草包、伪君子倒是不少。为什么呢？

　　首先，“寡欲”和“无为”的标准和界限就很难界定。比如，很多人玩手机到半夜，饿了，并且饿出了必须吃东西的刚需，那么此时的食欲就有其必要性，不能要求常人在要饿晕的时候还按时按量的吃饭。解决了是否应当吃的问题，接下来需要解决吃什么的问题，比如想吃小龙虾、烧排骨、烤全羊、卤鹅、板鸭、盐水鸡、火锅等等，都想吃是可能的，都吃是不可能的，比起全都吃而言，只吃烤全羊是否是寡欲呢？这就涉及到能吃多少的问题，点了个烤全羊，吃了一片烤羊腿就饱了，那么剩下的羊肉就显得多了。吃了一片烤羊肉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有的晚上吃了肉消化不了。因此，这是一个是否应当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结果的系列问题。分析到最后，实际吃了一个苹果三块饼干，不饿也不胀，躺下就能睡，醒来不积食，也许就是刚刚好了。

　　其次，难以有有效的数据及计算模型。在没有格物致知，哪怕调查研究的情况下，“两端”是个啥情况都不知道，哪能准确的知道“中”是个什么样子呢？在缺乏数据和实证的情况下，对术和数的忽视，当涂之人的方法是偷换概念，把“两端”设定为“仁政”或“暴政”，举起道德的批判武器，要么各打五十大板，要么“咔嚓”一声从中间对折，没有精密分析，只有简单粗暴。所以只有大致的折中平衡。

　　再次，是难以坚持，堂堂苏轼也有“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的时候。可见，“民鲜能久矣”，所以孔老夫子才感慨“道之不行”。

　　由于“格物”在技术上不可能实现，难免就只能向内心寻找真理了，即产生“致良知”的“心学”，而若干王朝也同“格物致知”的衰败顺序，沿着“道、德、仁、义、礼”的顺序，走向“礼崩乐坏”，以至于周期性的崩溃。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失败的原因在于脱离了辩证唯物主义。

　　七、诗与生活

　　相对于古代文人的雅致与婉约，今人更感慨于“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以前我也曾对远方的灯光感到过好奇和温暖，特别是在赶夜路的时候，在远远的山上，星星点点的灯光，藏着远方的陌生人的生活。他们是否温暖而惬意的躺在沙发上，他们是否一样有喜怒哀乐？直到后来的一次，看到远处房子的窗帘后面有人张望，我才想到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别人眼中的远方。而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在张望，我也在张望。只不过我是倚靠着窗户抽烟，姿势要潇洒得多。诗，可能只是远方的苟且吧，浪漫的只是一厢情愿的情愫。毕竟，“水冷水暖鱼自知”，那些甜蜜的爱情电影如果平铺直叙而不不用点儿背景音乐和蒙太奇的手法，就只是感到里面的角色很痛苦，却不会感同身受。比如，有的人看电影看到主角“车祸、癌症、风景好”的时候，可能会哭、会笑，要是看到两个相爱的人没有在一起，可能更是哭得死去活来。但是，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周围朋友身上，谁会有看电影那样的感受呢？也许觉得好烦，“又打电话来诉苦”。

　　到了2021年，“诗”变成了回车键敲出来的“屎尿体”，再远的远方，也是隔离。诗是感情的共鸣，应该是用来唱的，至少也是可以吟的，但回车体是无法吟唱的。比如《网》，又比如“我很讨厌上厕所不冲水的人。”后面那首还可以稍微义愤填膺的喊出来，但前面那首就不太好读了。从这点来说，现在的诗就赶不上歌曲了。基于大脑对节奏的偏好，歌曲的旋律犹如药引，加上MV的火候，很容易让歌词入脑入心。比如很多经典歌曲，例如最近被吉他的天空翻唱出来的《暗里着迷》，抖音上翻出来的周董的《轨迹》等，思绪+情绪，犹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如果不是最后的那首《你在终点等我》起到归总点睛的作用，整个电影就和《恶棍天使》没啥区别。

　　有人说诗已经死了，我觉得诗倒是还在的，只是“诗人”死了。就像郭德纲在相声中调侃于谦“死的死你，你是你哥哥”。有一年，我自驾到了甘孜，再绕道云南。路上的山如海子所说，都有一个温暖的名字，雪白雪白的斗大的藏语，虽然哪些字我都不认识，但就是觉得好看。在一座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上有个停车场，这个停车场只有一面墙和一座塔，有一些过路的游客在塔下朝拜。墙下面有根小板凳，小板凳上面坐着个穿着厚厚皮大衣的男子，浑身上下只露出眼睛。我的车刚刚停下，那男子慢慢的走过来，心中闪现过无数片段，也许是绿林的汉子，也许是祝福的信徒。不过，那男子只是慢摇摇的走到我的车子旁边，徐徐如林的堵住了整个车门，然后不愠不火的敲了敲我的车窗，淡淡的说道：“停车十块。”我下了车，大风吹透了衣服，感觉自己在冬天的河水里裸泳。收了钱，他又默默的转身，到小凳子上静静的坐下入定，仿佛周围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收费收出了云淡风轻的出世感觉。一路上，除了香格里拉左转道在右边以外，遇到这个收费的人可能是旅程中最有意思的事情了。其他地方收费的人总是害怕你跑了似的，看见车进了场就心急火燎的跟过来伸手要钱。

　　也不知道海子到过藏区没有，这句“给每座山、每条河取个温暖的名字”是怎么想出来的，或者藏区山上的名字是什么时候开始标注出来的。这些并不重要，诗人没了，诗还活着，只是“你说的曙光，究竟是个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