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续书之我见

　　中国的小说史上多续书，而且几乎没有一部续书的艺术质量可与前书相媲美——这是勿庸置喙的。因之，就某一部续书本身来说，视之为“续貂”，叫做是“蛇足”，并不为过，甚至说是“狗尾之不若也”，也未为不可。

　　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方面，或者说这只是以前书之长比续书之短，从艺术比较的角度去看待续书。而就另一方面来说，续书的出现，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已经发生过的现象，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作为小说发展在某一阶段上出现的一种创作倾向，这些又说明了一些什么呢？清人刘廷玑可以凭个人的爱憎而任意褒贬，因为一位小说评论家，他可以止于仅限作品本身的以至于作品局部的评论；而对于小说史的研究者，则需非但要不遗佳禾，更须不弃莠草；要总揽全局——历数小说发展的足迹，以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和条件，从而探讨小说自身发展的规律。

　　续书，就其广义而言，包括对前书（以及前期有关故事）的增删、加工、改写、补撰，以使前书及有关故事更加充实和完美。如余邵鱼的《列国志》，经冯梦龙改订为《新列国志》，蔡元放又写成《东周列国志》。褚人获继熊大木等人之后撰《隋唐演义》，以及钱彩于熊大木等人之后撰《说岳全传》等等——这种现象，在中国小说史上屡见不鲜，曾经是提高小说艺术水平的一种写作形式。就其狭义而言，也有两种类型：一是就前书中人物或情节进行引申或者衍义，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青莲室主人的《后水浒传》、无名氏的《天门阵十二寡妇征西》之类；二是对前书立意之反动（全部的或者局部的），如《后西游记》、《荡寇志》之类。

　　综观中国小说史，尤其是明清两代，从内容方面去续作，和在形式方面的摹拟，这两类小说作品数量之多，是不容忽视的。假如在研究小说发展史时我们统以“续貂”、“效颦”而弃之，那么我们将不仅看不到小说史的全貌，而且一些在历史上已经发生的现象及其渊源关系，也便无法理解了。

　　在小说名著中，《红楼梦》的续书最多，也算得上又一个世界之最吧。这现象尤足发人深思。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无论人物塑造之高超，或故事描述之完整，确已无可补续了；更何况接前书已死去的人物，或还魂，或升天，或转生，自必陷于荒诞离奇。续书作者不是不可以另假人物自成一书，而他们为什么要不避荒诞离奇之诮，宁为续貂之讥呢？借前书之盛名以求售贸利者可能有之，但不是主要的。如仲振奎说：《后红楼梦》“大可为黛玉、晴雯吐气”（《红楼梦》传奇跋）。郑师靖说：“《红楼梦》为记恨书”，《续红楼梦》“遂使饮声吞恨之红楼，一变而为快心满志之红楼”（《续红楼梦》序）。看来，续书所涉及的不是艺术质量的高低，而是如何看待小说创作中的悲剧与喜剧、现实与理想、歌颂与暴露及其关系等等理论上的问题。

　　从第一部红楼续书问世以后，便议论纷纷。虽然毁誉相兼，但毁多誉少。然而为什么在一片责难声中竟不断有人冒文人之大讳而作续书？且续书之风愈演愈炽呢？清末著名小说家吴趼人有一段解释，说：“《红楼梦》出版以来，后人又撰了多少《续红楼梦》……种种荒诞不经之言，不胜枚举，看的人没有一个说好的。我这个《新石头记》岂不又犯了这个毛病吗？然而，据我想来，一个人提笔作文，总先有了一番意思；下笔的时候，他本来不是要人家赞赏的，不过自己随意所如，写写自家的怀抱罢了。至于后人的褒贬，本来与我无关。”（《新石头记》第一回）吴趼人的这番话，是很有代表性的。原来《红楼梦》以其深刻的内容，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续书的作者们，围绕着《红楼梦》所提出的家庭的、婚姻的、伦理的、道德的……种种社会问题，抒发着自己的怀抱，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例如，逍遥子主张林黛玉不要那么柔弱而任人摆布；吴趼人则以维新的眼光看宝、黛，并寄以爱国自强之心；而南武野蛮的《新石头记》又派宝玉、黛玉到日本留学去了。看来，红楼续书又不仅仅是个小说艺术问题，它们在研究社会思想史方面的价值，似乎超过了它们的艺术价值。

　　红楼续书，都披着一件色彩浓重的荒诞离奇的外衣而令人生厌，又都以其对前书中的人和事提出了相同与不相同的看法而令人深思。例如《后红楼梦》通过贾政之口，说宝、黛的悲剧全是王熙凤一手造成的；而秦子忱《续红楼梦》则让王熙凤在林黛玉面前作了辩白，说她只不过嘴尖舌快说出了老太太和王夫人的心里话，主意是由她们拿定的。他如对晴雯、金钏儿之死，对袭人之嫁，对尤氏姐妹的命运，以至于对焦大、周瑞家的、妙玉、一僧一道……等等人物莫不有所评论。勿庸琐述，与其把红楼续书当作小说，勿宁看作是《红楼梦》的“评论”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