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网友说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古文明？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具有“天下”观念，也唯有中国拥有一以贯之的历史记录，这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文明兴盛的关键在于融合而非征服，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而异域文明全都昙花一现的根本原因。

　　早在游猎时代，人类还没有受到土地束缚，欧亚大陆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各地发展程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分化出现在农业文明诞生之时，先进的生产力带来了人口大爆炸，东亚人群逐渐向四周扩散，从而形成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世界文明格局。

　　据《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曾经耗时四年之久，远赴西域访问西王母部落。

　　有人因此说周穆王是最早的旅行家，简直胡言乱语。

　　如果对西域一无所知，周穆王凭什么以身犯险，又凭什么准确地找到西王母部落？

　　很明显，这是周天子巡狩天下的历史记录，说明当时的欧亚大陆已处于中原政权的有效统治之下。

　　由于春秋战国乱世，华夏失去了对周边地区的统治地位，周王朝所掌握的西域地理知识也毁于战火，直至汉武帝时才再次恢复与异域文明的沟通与交流。

　　自张骞凿空（西元前139年），汉使对西域进行了大规模探索，《史记》是这样记载的：“而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而天子好宛马，使者相望于道。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馀人，人所赍操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

　　至少在汉武帝（卒于西元前87年）时期，每年都会向西域派出使节，多的时候十余批，少的时候五六批，走得远的八九年，走得近的数年时间才能返回。

　　古时候的出使目的可不单纯，通常还担负着测绘地图、调查人口物产、刺探情报的任务。

　　如此之大的出使规模，数十年时间还不把欧亚大陆调查个底朝天？

　　太史公明确记载：北至位于黑海附近的黎轩国，西至红海之滨的条枝国，南至印度河流域的身毒国，都有汉使成功访问过。

　　笔者对古欧洲一向宽容，依据《史记》记载的“（安息）北有奄蔡、黎轩”，汉武帝时黎轩国应在奄蔡以北的欧亚交界线附近，很可能是受到汉击匈奴的影响才逐渐进入欧洲的。

　　欧亚大草原毫无屏障可言，游牧民族一向来去自由，实力强的占据接近文明中心的有利位置，实力弱的被排挤到犄角旮旯，应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古代东强西弱的世界格局难说与之没有关系。

　　这点事心中有数也就行了，以后不用再提，我们就认为黎轩是一个传统欧洲国家好了，否则让人家“古希腊”情何以堪。

　　言归正传，当时稍微有点规模的文明国家，全都在《史记》中留下了名号，可别说中国人对西域缺乏了解。

　　因此可以肯定，汉武帝时西域并不存在所谓的“希腊化”，也不存在一个“把地中海变成内海”的“古罗马”，“古罗马埃及行省”同样子虚乌有。

　　汉和帝永元九年（西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听说了一个名叫“大秦”的国家，据说是当时西域第一大国，于是立即遣派甘英前去探查究竟。

　　甘英从今新疆皮山县出发，先前往波斯湾附近的安谷城核实消息来源，再远赴阿拉伯半岛西南一隅的条支国，从而确定大秦国位于条支以西、红海以西，需渡海才能抵达。

　　甘英一行因而沿着红海北上寻找海船，抵达了今埃及西北边境城市谢赫祖韦德——当时名叫贤督国。

　　这里已经是西史所说的“古罗马埃及行省”疆域了，但是甘英没有打听到任何大国的消息，也没能找到可供出访大秦的海船，只好继续沿着地中海东岸抵达了安息西界的于罗国。

　　甘英此行遍历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地中海沿岸地区，是继西汉以来又一次对西域大地的全面勘察。

　　《后汉书》云：“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穷临西海而还。皆前世所不至，《山经》所未详，莫不备其风土，传其珍怪焉。”

　　古人的遣词造句十分讲究，“穷临西海”与“临西海”仅一字之差，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

　　甘英团队是实实在在把当时中国人所认为的西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和地中海认认真真调查过一遍的，所得结论与《史记》记载完全一致——西亚地区不存在任何欧洲势力，“古罗马埃及行省”依然杳如黄鹤。

　　行至于罗国，甘英终于找到了自称知道通往大秦国海路的船家。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

　　“安息西界船人”说的实际是欧洲大国犁靬，即西汉之“黎轩”，并非甘英的出使目标大秦国。

　　《后汉书》云：“桓帝延熹九年（西元166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很显然，位于黑海至爱琴海附近的犁靬国根本不可能经由海路入贡，甘英最初打听到的消息准确无误，大秦国当是崛起于埃塞俄比亚高原的阿克苏姆王国，是一个华人华侨建立的国家，跟欧洲人没有任何关系，具体请参看笔者文章《甘英出使路线及西域诸国疆域考》，不再赘述。

　　东汉时中国人没有出访过大秦和犁靬，《后汉书》、《后汉纪》所载大秦国史料，基本出自大秦使节之口，后世将其附会到“古罗马”身上，乃是彻头彻尾的伪史！

　　“安息西界船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再加上汉人不知道红海以西还存在着一个非洲大陆，导致史书记载出现了严重错误。

　　从一开始，大秦国的帽子就戴在了犁靬国头上，而真正的大秦入汉朝贡之后还一直通过海路与中国保持着贸易联系。

　　多说一句，大秦国是华人华侨建立的国家，是有着充分依据的。

　　《后汉纪·孝殇皇帝纪第十五》云：“大秦人皆粗长大，平正若中国人，故云外国之大秦，而其国中常自言是中国一别。其王常欲通使于汉奉贡献，而安息欲以汉缯丝与之交市，故遮不得令通。及桓帝建初（当为“延熹”之误）中，王安都（范书作“安敦”，当为译法差别，如此译法，似乎表明该国王号与国都同名。）遣使者奉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一通焉。其长老或传言其国西有弱水，近日入所矣。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西海至大秦，人相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终无盗贼惊，而有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赉其器，辄害之，不得过。又言旁国渡海飞桥数百里，所出奇异玉石诸物，多谲怪不经，故不述云。”

　　“大秦人皆粗长大，平正若中国人，故云外国之大秦……”

　　这不但是与大秦在海中交市的“安息诸国”之民的观感，而且因为大秦使团访问过中国，汉朝士大夫对其使团成员与中国人相貌相近应该也是认同的，如果来的是一群白种或者黑种人，史书中怎么也不可能记成“平正若中国人”的。

　　“其国中常自言是中国一别。”

　　大秦人“常自言是中国一别”，就与“安息诸国”和汉朝官员们的观感对应起来了，虽然无法考证这群人是什么时候、经什么路线移居非洲的，但其华人华侨的身份应可就此敲定。

　　“又云从安息陆道绕海北行，出西海至大秦，人相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终无盗贼惊，而有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赉其器，辄害之，不得过。”

　　据今人研究，非洲没有老虎，“猛虎、师子”之语可能是史官依照自己的理解随手误记了，当改为“猛兽、狮子”较妥。

　　“人相连属，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署，终无盗贼惊”显然无法跟“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赉其器，辄害之，不得过”并存于一地，大秦长老这句话说的必然是两个地区，前者当指人烟稠密的大秦本土，后者应是通向亚洲的北非无人区。

　　永元九年时甘英在贤督完全打听不到通往大秦的陆路，六十九年以后，大秦长老入汉朝贡时说“有猛虎、师子遮食行者，不有百余人赉其器，辄害之，不得过”，两相佐证，足以得出今埃及地区东汉时乃是无人荒野的结论，“古罗马埃及行省”再次证伪！

　　在西方人看来，我“古罗马帝国”东汉时就能远赴重洋抵达中国了，肯定存在着独步天下的航海技术，对吧？

　　这么厉害的技术当然只能来自于辉煌的“古希腊文明”，所以“古希腊”必须善于航海，没粮食可以从地中海沿岸购买，所以是最早的“海洋商业文明”。

　　但是从地中海前往中国毕竟不大现实，那么“古罗马帝国”一定拥有红海附近的疆域，再进一步“把地中海变成内海”也就理所当然了。

　　既然地中海都成了内海，何不进一步把整个西亚都“希腊化”，为以后的殖民扩张制造借口呢？

　　西方伪史就是这样一步步层类叠加，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模样。

　　可惜，《后汉书》所说的“大秦国，一名犁鞬”，纯粹是个美丽的误会，欧洲大国犁靬一直被牢牢地束缚在地中海以北，无缘踏入亚洲一步。

　　《魏略·西戎传》云：“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

　　《魏略》已经把大秦跟犁靬混为了一谈，有必要区分清楚：

　　“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说的是大秦国；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其民人户数不能备详也”说的是犁靬国。

　　此条史料可证，小亚细亚半岛的陆道直至三国时期才得以打通，所谓的“亚历山大东征”根本不具有任何可能性，与《史记》、《后汉书》等对西域的记载完全相符。

　　心怀天下的中国人对地理发现一贯极为重视，即便中原尚处于三国鼎立的状态，小亚细亚陆道打通之后，曹魏也立即派人对犁靬国进行了调查。

　　《魏略》记载：“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西南诣大秦都不知里数。驴分王属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从驴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渡海道西南行，绕海直西行。”

　　此处说的“大秦”，指的是犁靬国。

　　驴分城位于当今所谓的“特洛伊遗址”。

　　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安谷城位于波斯湾附近，与泽散国根本就不在一个海域，这是对大秦国使节提供的资料产生了误解。

　　渡海，渡的就是今土耳其境内的达达尼尔海峡。

　　飞桥长二百三十里，指达达尼尔海峡欧洲一边的加利波利半岛，其长度六十英里，约合232汉里，与史书记载完美吻合，因而是一个极为可靠的地理标志。

　　从驴分城绕过爱琴海，西行二千汉里到不了雅典城，更与罗马城和伊斯坦布尔风马牛不相及，犁靬国都城当时另有其地。

　　泽散国明显是爱琴海上群岛，应是北斯波拉泽斯群岛中相距较近的那一部分岛屿。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大致测一下泽散国与驴分城之间的海路，看看“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究竟是个什么速度，这可是出自曹魏使节的第一手资料哦！

　　不卖关子了，笔者测量的结果是：正常，4.4千米/日；风疾，26.2千米/日。

　　按《后汉书》中“安息西界船人”所说的“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可得：善风，31.4千米/日；迟风，3.9千米/日。

　　“风疾”和“善风”差不多，两相比较，可知东汉时的安息人比三国时的犁靬人航海水平要强上一些。

　　考虑到安息人航程更远、困难更大，两者差距可能还要再大上一点，“安息西界船人”说的全是实在话，没有任何欺骗甘英的意思。

　　在依靠风力驱动的年代里，地中海气候天生不适合航海，史书提供的数据充分证明了这一常识。

　　中国史书对西域的记载固然简略，但是历代史料环环相扣，历史逻辑贯穿始终，哪会像伪史一般存在那么多的争议？

　　可以断言，就算“古埃及”曾经存在过，不管是犁靬国还是所谓的“古希腊”，凭借如此糟糕的航海水平显然不具备从非洲引进物质或者文化的条件，仅凭自己贫瘠的土地，又能孕育出什么样的文明成果？

　　犁靬国的文明只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通过北方大草原从地理位置较为接近的的奄蔡、康居获得一部分，二是通过有限的海路来往从安息获取。

　　而草原文明和安息文明自古与东方世界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欧洲文明同样只能来自东方，这就是西方伪史所要极力遮掩的历史真相。

　　北魏以后犁靬国覆灭，欧洲大国变成了拂菻国，这或许就是“古罗马”取代“古希腊”的原型。

　　据《经行记》记载：“拂菻国苫国西，隔山数千里……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数千里，胜兵约有百万，常与大食相御，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萨突厥。”

　　由于《经行记》里首次记载了非洲国家摩邻，中国人对非洲已有认识，不可能再认为红海和地中海联通一气了，这时候的地理观念应较前朝有所改变。

　　西海，即地中海。

　　南海，应指红海、阿拉伯海、波斯湾，或者其中一部分。

　　不管怎么看，拂菻国“西枕西海，南枕南海”，疆域肯定位于地中海东岸至阿拉伯半岛，而北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已为突厥可萨部占领。

　　这是不是唐击突厥带来的连锁反应，不好妄加论断，然而拂菻国其时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亚洲国家是可以肯定的。

　　据《新唐书》二二一：“自拂菻西南度碛二千里，有国曰磨邻，曰老勃萨。其人黑而性悍。地瘴疠，无草木五谷，饲马以槁鱼，人食鹘莽。”

　　《经行记》云：“摩邻国在秧萨罗国西南，渡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食鹊莽——鹊莽即波斯枣也——瘴疠特甚，诸国陆行之所经。山胡则一种，法有数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寻寻法，其寻寻蒸报，于诸夷狄中最甚。”

　　碛，即沙漠。

　　蒸报，简言之即乱伦。

　　秧萨罗国，耶路撒冷。或有作“勃萨罗”、“秋萨罗”者，非也。

　　《经行记》以前中国人不知有非洲，摩邻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地理大发现。

　　而无论从经济还是文化方面，摩邻都是一个非常落后原始的小地方，杜环对其不吝笔墨，显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重要意义。

　　试想，这么重要的地理发现，怎么可能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作为参照地呢？《经行记》里前往摩邻国的起点一定是秧萨罗——即今历史文化名城耶路撒冷。

　　《新唐书》记载为此提供了佐证，同时表明耶路撒冷即是拂菻国西境城市。

　　从耶路撒冷西南行二千唐里，位置落在今埃及马特鲁省的拜哈里耶绿洲和锡瓦绿洲附近，该地存在多处水源，乃是北非沙漠上的交通要道，符合“诸国陆行之所经”，当是杜环所记载的摩邻国所在地。

　　第一次发现非洲，杜环浓墨重彩地记录了一个原始落后的沙漠小国，却对伟大的“古埃及”视若不见，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啊？

　　甘英记录了“古埃及”东侧的贤督国，杜环记录了“古埃及”西侧的摩邻国，总不能两个人都是聋子瞎子，或者都对“古埃及”心存偏见，故意不予记录吧？

　　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自然无法直接证伪，把史料挖掘到这个程度已经足够揭露事实了，当然肯定会有人抵死不认，涉及立场问题，已不是讲道理能够解决的了。

　　史书中第一次能与“古埃及”扯上关系的记录，大约要追溯到《宋史·诸蕃志》记载的勿斯里国。

　　“勿斯里国，属白达国节制。国王白晰，打缠头，着番衫，穿皂靴。出入乘马。前有看马三百匹，鞍辔尽饰以金宝。有虎十头，縻以铁索。伏虎者百人，弄铁索者五十人，持擂棒者一百人，臂鹰者三十人。又千骑围护，有亲奴三百，各带甲持剑；二人持御器械导王前。其后有百骑鸣鼓，仪从甚都。国人惟食饼肉，不食饭。其国多旱；管下一十六州，周回六十余程，有雨则人民耕种反为之漂坏。有江水极清甘，莫知水源所出。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田畴充足，农民藉以耕种。岁率如此，人至有七、八十岁不识雨者。旧传蒲啰吽第三代孙名十宿，曾据此国；为其无雨，恐有旱干之患，遂于近江择地置三百六十乡村，村皆种麦，递年供国人日食，每村供一日，三百六十村可足一年之食。又有州名憩野，傍近此江；两年或三年必有一老人自江水中出，头发黑短、须鬓皓白，坐于水中石上，惟现半身，掬水洗面剔甲。国人见之，知其为异，近前拜问今岁人民吉凶。如其人不语若笑，则其年丰稔，民无札瘥；若蹙额，则是年或次年必有凶歉、疾疫。坐良久，复没不见。江中有水骆駞、水马、时登岸啮草，见人则没入水。”

　　“岁旱，诸国江水皆消减，惟此水如常”，应该指的是尼罗河。

　　勿斯里国与尼罗河三角洲也没有扯上关系，就算是宽容一点，把它当做是“古埃及”诞生的证明，也已经到了宋朝了，跟本没办法向“古希腊”传播文明。

　　明代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云：“利未亚东北有大国，曰厄日多。自古有名，极称富厚。中古时曾大丰七年，继即大歉七载。”

　　厄日多、勿斯里、埃及，三个名字毫无共通之处，不知道学者们是怎么把它们硬是撮合在一起的，我们仍然保持宽容，姑且认为它们是一回事好了，看看艾儒略是如何记载的。

　　“有城曰该禄，是古大国都城，名闻西土。其城有百门，门高百尺，皆用本处一种脂膏砌石成之，坚致无比。街衢行三日始遍。五百年前，最为强盛。善用象战，邻国大小皆畏服。属国甚多，今其国已废，城亦为大水冲击，啮其下土，因而倾倒。然此城虽不如旧，尚有街长三十里，悉为市肆。行旅喧填，百货具集，城中常有骆驼二、三万。”

　　《职方外纪》成书于明熹宗天启三年（西元1623年），“五百年前最为强盛”，时间大约在十二世纪初，距离怛罗斯之战一百多年。

　　该禄，即是开罗另一种音译。

　　且不说“其城有百门，门高百尺”具不具备可能性了，艾儒略这厮满嘴跑火车，“其国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骡不孽生，惟此地骡能传种”之类的胡言乱语都能说出口，对开罗城夸张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就算艾儒略不打诳语，在西方传教士的认知中，“古埃及”的兴盛也只是数百年之前的事情，与中国史书记载豪无相悖之处，与现行西史可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究竟孰真孰假，还用得着再说下去吗？

　　综上所述，“古埃及”、“古希腊”或者“古罗马”即使存在，也完全不像西史吹嘘的那样能支撑起整个西方文明，地球人类从古至今只有一个文明中心，近代之前在中国，近代以后转移到了西方。

　　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说“中华文明是唯一真正古文明”，确属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