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中的希腊世界图景

　　  自青铜时代孕育希腊世界的萌芽以来，希腊世界就面临着发展的诸多选择，人生的命运就是由诸多的选择构成，正是因为希腊世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才有了古风时代与古典时代前期的辉煌。

　　  然而希腊世界的危机潜藏在盛世繁华之下不易辨明，虽然早已有发端，但是均没有得到实质的解决。希腊世界城邦和部落林立，彼此之间的关系忽冷忽热；城邦内部也是如此，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在磨合中艰难前行，斯巴达始终受国内希洛人的制约；雅典帝国建立后，雅典也始终受到附庸城邦的掣肘，并实施对附庸的压制。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希腊文明古典时代的巅峰、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如前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将之前的矛盾激烈地呈现出来，试图给出一条解决的路径。然而斯巴达始终没有解决好皮里阿西人和希洛人的公民权问题，雅典人始终没有解决好附庸城邦人民的公民权问题，希腊各个城邦也没有解决好和其他城邦的融合问题，城邦内部的党派也没有解决好和平协商的问题，战事不断地升级，人民品性不断地败坏，所有人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自私，和平解决的可能性一点点被扼杀。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没有出现扭转时局、实现和解与变革的伟大人物是希腊世界的不幸，然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世界的体制为希腊世界的危机埋藏了伏笔，希腊世界种种矛盾与冲突是希腊世界的体制的结果。希腊世界的狭隘使得每个阶层、每个城邦都固守自己的公民价值与公民群体，不能解决好和其他城邦、其他阶层的问题，武装冲突频发，内耗不断；同时小国寡民的城邦力量弱小，扩张程度有限，不能适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回溯历史，希腊体制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希腊人“拒绝相信神灵会给予任何个人或精英神圣的统治权”[11]，这导致像古埃及一样的中央集权王国在希腊很难建立，希腊人以城邦共同体作为自己的组织形式，并且努力探讨“希腊问题”[12]的解决模式；希腊世界对“希腊问题”的普遍答案是拥有理性能力的人治国，但是各个城邦对拥有理性能力的群体的界定产生了很大的差异，雅典人认为神明赋予了全体男性公民平等的理性能力，而斯巴达则强调精英治国，有关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希腊世界差异、冲突与矛盾的一大根源。

　　  但是更重要的是，希腊世界各个城邦在目睹了相互的差异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对“希腊问题”的回答，这导致他们对公民权利的理解十分狭隘与吝啬，公民群体的固化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矛盾、城邦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内耗不断，扩张乏力，雅典帝国必然崩塌，希腊世界势必走向衰亡，伯罗奔尼撒战争必然发生。

　　  所幸，罗马没有重蹈希腊的覆辙，建立了一个希腊人所根本无法想象的大帝国。经过王政时期和共和国前期对体制的修补与更新，罗马的战斗力大大提高，扩张的势头不可阻挡，但最重要的是罗马人拥有占有并维持一个帝国的统治智慧。罗马从建城开始就是一个开放和包容的城邦，在征服过程中，也因地制宜地为各征服区域提供了一套合适的接受罗马统治的方案，不改变原有的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这是雅典和斯巴达所做不到的），并且不吝惜授予其他地区公民权；同时在罗马城内，随着政制的完善和公民群体流动性的保障（授予一部分奴隶公民权），被统治者加强了自身对罗马身份的认同与归属感，帝国基础的加固使得没有多少人想要颠覆帝国。

　　  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是两条不同的理路，希腊文明面临着罗马文明根本不会遇到的问题，罗马文明也面临着希腊文明根本不会遇到的问题，虽然希腊文明并没有在危急的关头实现自我修复而走向了衰亡，但是罗马文明为希腊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罗马式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