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激活人们友善本性的可能书写与价值评价

　　一、问题提出所涉关键词

　　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个题目?我对马步升长篇小说创作关注已久，希望将之纳入“文艺评论价值体系的理论建设与实践研究”课题覆盖之下成为批评实践的个案。苦于如何角度迟迟未能动笔。最近，杭州豪宅保姆纵火案引发了社会舆论极大关注，网络上从赌博成瘾是一种精神焦虑、雇主缺乏边界和防范意识等各角度予以反思这。我内心也非常痛苦。我关注和思考的是，尊重生命、不杀人放火，不撒谎、不奸淫是人类最低伦理底线。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为什么如此优厚待遇的高新保姆，竟然恩将仇报，纵火将女主人和三个孩子一起烧死。是原本就没有人应有的起吗人性?还是外在原因让她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性?联想到文学，文学书写能否帮助人们留住人的善良天性?如果业已失去，能否找回来?这不就是文学的功能和价值问题吗?“文学激活人们友善本性的可能书写与价值评价”就这样提出来了。

　　题目涉及了如下关键词。

　　第一个，文学能“激活”人们的什么本性吗?笔者给予肯定性回答。文学存在已经很久远了，假设它不具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可能早就不复存在了。“激活”什么“本性”?人的七情六欲、认识、理解等可通观地认定为人的“本性”。“激活”人们的什么，这个判断应没问题。采用“激活”这个动词，意味原本人性中就有，或者暂时休眠，或者已经丧失。诸如文学这样的“手段”“激活”休眠或者丧失的人类本性。进而具体到人类本性究竟是性善抑或性恶?这是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传统问题。笔者会在后面的部分涉及这个问题并予以论证。文学具有“激活”人们的…?…?本性这个定义，还可进一步细化和学理化。比如文学最独到的魅力是适于表达人类各种冲动及其秩序。艺术家乃是“细枝末节”方面的专家。由此，雪莱说，道德的基础不是由说教者而是由诗人奠定的。都是关于文学特殊功效的理论支持。

　　第二个，文学的“可能书写”。

　　书写概念显然带有“作家中心”和“文本中心”的色彩，但是本文有意淡化这两种色彩，重心放在文学特性，即凭借独属的文学特性发挥“激活”作用。于是，“可能书写”必定包括“写什么”和“如何写”两方面。这仅为表述清晰的区分。其实，“写什么”的确切涵义，不是客体有什么，而是主体即接受者(读者)读到了什么?读到了什么，可表述为：主体和作品接触后发生了怎样的意义。这个意义仅指人类从文学中获取的意义。从其他媒介和方式也可获得意义，但那已不是文学的意义。人类不仅需要意义，更需要文学的意义，这是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具体到本议题，就具体化为：怎样的意义书写发生在怎样的文学风格、审美追求的“如何写”中实现的?这就是文学“可能书写”具体包含的两个方面。

　　第三个，“友善”。

　　在当下语境中，“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念下的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等三个层面的个人层面最后一个范畴。也可看作十二个核心价值的最基础范畴。十二个范畴以其内在逻辑组成一个观念形态。具体到文学批评领域，关于“友善”可提的问题是，如果说，“友善”可否为终极性或者最基础性的人文意义范畴?围绕“友善”，可以延伸扩展到哪些个人层面的较为基础性价值范畴?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诚信”、“敬业”?这些价值范畴，对于批评家评价一部作品的书写领域和感情倾向等是否具有参照标准的特质?

　　再说中国文化的语境中的“友善”。“友”的文字源流为“会意字，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友像两只方向相同的手。友的本义指志趣相同的人，即朋友，引申指相好、亲近。友也表?示结交为友的意思，用作动词”。“善”的文字源流也为会意字。“善在古文字中是会意字。在金文中，这个字由表吉祥的羊和言(两个言合成的字，此字字典没有查到，特说明。)组成，合起来表示吉利话、吉祥的言辞。善的基本义是美好，特指人的言行、品德符合道德规范。善又作动词用，表示使事物向好的方面发展，把事情做好，由此引申为善于、擅长，又引申为容易出现的或经常发生的。善也用作意动，表?示认为好之义，由此引申表示同意，为应对之词。善还指双方关系融洽，作形容词。善也作副词用，指尽心尽力地”。以上叙述了可以看出，分别考察“友”“善”两个词，可见均显现出绝大多数词义都具有现代合成词“友善”的词素，由此，“友善”可囊括诸多涵义：与人友好、融洽地相处、亲近、协力、团结、符合道德规范、努力将事情引向好的方面等。

　　笔者特别注意参考西方学术对“友善”的理解和思想。柏拉图说过：“美德就是一种对好事物的向往和获得它们的能力。在这个定义中，这种向往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共同的，在这方面没有人比他的邻居更好”。柏拉图把人人向往的善确定为共同的善，强调共善是其伦理学的特质，它要求个人生活对于政治共同体之目标的彻底服从。有学者通过对希腊文中“善”的形容词(agathon)和名词化(to agathon)的梳理，对柏拉图思想的思考，认为“希腊人对善的追求，最后、都趋向于至善，也扩展于共善。共善概念包含多个层面的伦理意义：首先，共善事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个人必须在共同体中生活，并在此过程中形成心理上的共生共存感，共同体的成员应当以共善为自身的终极目标与价值;其次，共善是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的有机结合，共同体要倡导一种由相互信任、合作和利他主义为标志的价值观;再次，共善是一种社会伦理规范，可以用来引导共同体成员偏好，规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古希腊民族的求善精神止于至善，成于共善”。可以认为，“求善精神止于至善，成于共善”的精神与共识，不仅属于古希腊人，也同样属于中国人。如果说，整个共同点可以被认可，那么，怎样的路径可以实现“共善”?这个路径就要和国度、民族的传统相关联地探究了。关于国度、民族的传统，恰是本论文要依据马步升三个长篇要讨论的。后面会具体涉及。

　　第四个，“本性”。

　　本论题的“本性”是被“友善”修辞的中心词，和“友善”关联地考察与思考。“本性”就其义，指人原本就有的人之为人的基本特质。按照马斯洛的《人的动机理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五种。这五种其实已经包括了人之为人的全部需求。但我的问题是：人是在和他人和社会关联实现这些需求的，那么，就有可否“友善”地实现这些需求?进一步提问：人有“友善本性”吗?或者问，人有“友善本性”的基本条件吗?联系文学书写问题，进?而深?入提问：文学的“友善”书写与艺术风格、文体、作家一贯艺术追求、艺术储备、知识积累有怎样的关系?

　　人类可否“友善”地实现“基本的需求”问题，或者问，人有“友善本性”的基本条件吗?笔者借鉴康德的思想，作为理论依据，肯定人性中具有“友善”的可能。康德对此问题的经典表述为“论人的本性中的向善的原初禀赋”。所谓原初禀赋，意味人都有这些禀赋，“向善”的禀赋是“友善”的前提。由此逻辑，以“友善”来做参照就是合理性的。康德提出，人有动物性、人性、人格性三种原初性禀赋。原初指人作为存在物所必然具有，而且三种原初禀赋均具有且合成为人之本性。具体说，即第一，动物性禀赋，来自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存在物，这种禀赋不以理性为根源，而且可能顺着动物性欲求出现诸种恶习;第二，人性的禀赋，出自人基于比较的自爱(为此就要求有理性)的总名目下。这种禀赋虽然是实践的，但却以隶属于其它动机的理性为根源。因此也可能产生诸如妒贤忌能、幸灾乐祸等不正当欲求和恶习。上述两种禀赋，都有可能产生与善相反方向的欲求和恶习，但绝非必然。第三，“人格性的禀赋是一种易于接受对道德法则的敬重，把道德法则当作任性的自身充分的动机的素质。这种易于接受对我们心中的道德法则的纯粹敬重的素质，也就是道德情感。这种情感自身还没有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而是仅仅当它是任性的动机时，才构成自然禀赋的一个目的。由于这种道德情感，只有在自由的任性把它纳入自己的准则时才是可能的，所以，这样任性的性质就是善的特性：善的特性一般与自由任性的任何特性一样，都是某种只能获得的东西。但尽管如此，要使它可能，就必须有一种禀赋存在于我们的本性中，在这种禀赋之上，绝对不能嫁接任何恶的东西。…?…?它就是人格性本身(完全在智性的[intelligibel]意义上看，它就是人性的理念)。但是，我们把这种敬重，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其主观根据显得就是人格性的一种附加物，因而理应被称做一种为了人格性的禀赋”。这第三种禀赋以自身就是实践的，但却无条件地以立法的理性为根源。关于第三种禀赋中的“任性”概念，笔者以为，就是将外在的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的情感。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将外在道德法则内化为自己内心道德情感的禀赋。这就将人虽说具有动物禀赋、人性禀赋、但由于同时也有人格性禀赋中内化能力，由此，人性中具有“向善”的可能。这就是康德表述的，人身上所有这些禀赋，都不仅仅是(消极地)是苦的，也就是与道德法则没有冲突，而且都是向善的禀赋。即它们都促使人遵从道德法则。它们都是原初的。笔者认可康德的这个观念，认为如果人格性禀赋发生了作用，那么，它就抑制了人的动物性禀赋和人性禀赋可能“嫁接”出的各种各样恶习，既保留人之为人的本性，又充分发挥人格性中“向善”的禀赋。可见，“友善”在人来说是可能的。而这点恰好与前述的“古希腊民族的求善精神止于共善”互相印证了。

　　第五个，“价值评价”。

　　价值是客体可以满足主体某方面的需求所形成的主客体关系性的概念。本论题具体涉及的价值，是就“文学激活人们友善本性的可能书写”的价值。再说评价。按照冯平的《评价论》和弗·布罗日克的《价值与评价》等价值理论著作，笔者概括与本论题相关的观点为：关于价值，涉及到两种主体：实践主体和评价主体。某事物让某主体得到满足而生成了某种价值，满足的主体为实践主体。对于这对客体与主体构成的价值如何评价，这是评价主体的任务。具体到本论题：满足主体即实践主体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作家，满足了他文学书写的欲望，满足了他要抒发感情和表达传达思考的愿望。另一方面是读者，他在文学中得到了仅在文学中可获的信息，阅读让他感到某种满足：情感慰藉、获得了知识、提升了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评价主体的涵义是这样的，从对于文学作品评价的具体实践者来说，当然是批评家。批评家要对文学激活人们友善本性的书写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肯定性判断基础上，还要能说出为什么这部作品可能发生怎样的意义?这样的意义有怎样的功效和价值?更要进而说清楚这样的作品“如何写”的。看来评价主体的批评家要占有特定的文学价值观和批评乃至评价标准。最起码他对人类“友善”为根基的诸多价值要有稳定的站得住脚的观念。这样，就自然引出了评价主体的出了批评家之外的另外一个涵义：社会共识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所谓“社会性”的涵义是，因为任何人都不是孤立地与他人隔绝地生活，文学对人的价值获得哪些方面实现等问题，究其实是社会性问题。只有这样社会共识性的文学价值观念和批评标准，方可给文学批评家以合理性的根据和标准。从这个角度说，文学的价值评价是社会性行为。担负着对全社会负责的任务。概而言之，学批评是社会性行为。需要具有全社会利益的大视野。

　　二、为什么选取马步升的三部长篇小说为中心

　　1、关于作家。

　　马步升是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六十年代出生作家。同时活跃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两.领域，是既有生活积累和创作才气、热情又有关于文学的理性思考的复合型作家。在创作领域，他既写散文，也写小说。曾经出版过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等。同时操持两种文体，两种文体元素互渗的条件和艺术探索可能性大。更重要的是历史科班出身，他熟悉陇东历史地理，而且广泛阅读了民俗、民间故事、民谣、野史、民间信仰、宗教等方面大量书籍。由此又是知识积累厚重的作家。籍此，笔者选取他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为中心，分析文学书写的意义世界，探究上述提出的问题。

　　2、 三部长篇分别是出版于2008年的《青白盐》，2010年的《一九五〇年的婚事》，2016年的《小收煞》。其他的长篇还有《陇东断代史》，中短篇小说集《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等。这三部长篇，均以陇东地区子午岭县乃至具体到西峰镇为空间，所叙的故事1899年正月起始，终于文化大革命。三部故事都以马家为中心所组成。三部长篇普遍受到读者喜欢，拥有广泛读者群。读了《小收煞》之后有读者说，有幽默精神，是哲学水准的幽默。语言土的掉渣，土的接地气，语言老道和魔力，是内叙述。人读到句子就像见了亲人，能接受，能领悟，能交心…?…?等等。就些都是一般读者的最质朴最真实的感受。据笔者所知，三部书都销售不错。有读者是笔者考察分析的重要原因，读者多意味意义发生的机会多。

　　3、三部长篇的简要介绍。

　　《青白盐》。

　　《青白盐》以1899年正月颁布青白盐令引发的陇东地区知府铁徒手府第前的群体性事件为时空起点。以十几岁的孩子“我”第一人称的补叙、追叙等方式，叙述了一个马家、年家以及徒铁手等涉及官府、富商、农民和城镇民众等多方人物漫长复杂的故事。这个大故事有两个相伴展开的分支故事线索。一条是“我”亲见亲历始于60年代的故事线索，一条是从爷爷马登月嘴里和其他人嘴里听来的1899年以及此前发生的故事线索。两条线索穿插进行。第一个线索托着第二个线索。形成了如下效应：首先，始于19世纪末年的陇东府镇故事在一个马家后代的体悟和叙述中延伸。其次，“我”的第一人称叙述随时插进体验、回忆和追忆。第三，19世纪末叶以来的故事线索，涉及官府、耕读传家的富商、农民、脚户等几个阶层，缘于盐业官营与私营的利益关系交织成相互牵制的复杂人际关系和人性博弈。这种人际关系和人性博弈以婚姻及婚姻依托的男女之爱为主要情节展开：官府方面铁徒手和原配夫人乌兰以及丫头泡泡;耕读传家的富商马正天和原配夫人马氏以及丫头六两。泡泡则作为流通性人物，因青白盐利益纠结从铁徒手家流通到马正天家为二房夫人。延续出马正天儿子马登月。富商方面还有年如我家。马年两家虽说都是富商，却以马家故事为中心，年家故事则始终从人性品格角度衬托马家故事。脚户方则以牛不从为代表。此外，围绕富商马家和官府铁徒手的博弈，原本为仆人的帐房海树理，也是流通性人物，但与泡泡流通方向相反：从马家到铁家。两个人物反向移动人物，都有自己后代。后代命运设置与人性之不同形成了比照性效应，其中可体悟并到作家深层思考。这是一部容纳多个人物的大故事。

　　《一九五〇年的婚事》。

　　《一九五〇年的婚事》顺着1950年5月1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为意义线索，展开了1950年5月1日到1952年春天止这一年北地地区和子午岭县，上至地委书记、县长、县委副书记等领导，下至诸多一般干部和农民的婚恋以及婚姻和与其相关的诸多故事。主干性故事，基本局限在对《婚姻法》理解和推行的观念、思维方式和处理方法不同，引发了子午岭县几百名妇女去县府闹事。主干性故事线索粗放，并没有细致展开。主干性故事线索的最主要作用，是牵连出婚姻法引发的县府闹事相关联的诸多散点的婚姻?片段和故事，这是作家兴趣和关注点所在。由此全篇结构可概括为：攀附着《婚姻法》颁布发生的大事件的主干线，如同血肉般诸多人物婚事的小故事，共同构成了《一九五〇年的婚事》的大故事。

　　散散啦啦若干人的婚姻故事，有很高的自由组合度。随意穿插到哪里都方便。叙述方式多样、自由、方便，可以随意插叙、倒叙，勾连出久远时代的往事。时间维度可自由向回追溯。空间维度可自由移动，从政府领导干部到一般干部，到一般百姓…?…?。这样，写出了若干人的婚姻小传：赶山爹和大妈、二妈的故事(《革命者的爹娶了两房老婆》)、地委书记祁如山和那妃的故事(《地委书记的绝版爱情》)、赶山与大女的婚姻故事(《县长家的日常风景》…?…?)、古里和柳姿的爱情与婚姻的故事(《把革命者捆绑成夫妻的全景展示》…?…?)等。

　　《小收煞》。

　　《小收煞》从1950年春节正月初六开始写起。即1950年2月24日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戒毒令》为故事倒叙的起点。如何戒毒并未成叙述主干线，叙述出来的主干线由三部分情节组成，一部分是马素朴因《戒毒令》颁发回忆起来的北平读书、娶妻、吸大烟、1935年被国民政府假枪毙等情节和情境。第二部分是马越权西去运送军用物资在兰州解散后，和白臭蒿一路结伴返回家乡员外村并结成夫妻的故事。第三部分是以1949-1956年的我国政府发起的扫盲运动事件为背景，讲述马素朴如何从一个活死人变为扫盲先生，焕发了生命活力。

　　马素朴作为主要人物，依托于中央政府发布的戒毒和扫盲两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展开。两大历史事件的影响遍及全国广大城乡，尤其是乡村。马素朴既是以是扫盲先生，又是戒毒对象。两个身份密切关联两个重大事件。从小说特质来看，《小收煞》似乎缺少主干性故事线索。也可表述为人物间没有主干性矛盾，自然没有主干性故事情节。全部叙述中不时穿插诸多人物的故事片段、往事和局部性纠葛。比如马素朴妻子马白脸、马白脸娘家爹、娘家哥哥、白臭蒿娘家父母、周麻子和乔小乔、刘道门和陈少艾、马法古和侯菜菜、马嗖嗖和他爹、马嗖嗖儿子马赳赳，马发明、匪兵甲乙丙丁等。这些人物有他们的前世今生，有他们和家人、和马家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为什么选择这三部长篇?显然，写法有些特别，比如，融合进一些散文元素。至于哪些散文元素，下面还会具体讨论。文体是被理论家总结概括出来的，为什么会出现某种文体特点，是与表达出来的东西相关的，或者从读者角度说，是读者可以发生的意义相关的。因此，下面我们将进入讨论看看三部长篇有怎样的意义发生可能性。

　　三、三部长篇小说的意义发生可能性分析

　　“意义发生的可能性”，是指读者和作品相遇并体悟了接受了某种感情倾向、价值观念等，即发生了某些意义了，这就具有了意义发生的可能性。至于哪个读者，逻辑地说不可考察和确定。但是可以说，理论家和批评家也是读者，是懂行的理性读者。因此，笔者从以读者角度出发，讨论读出来的意义，作为意义发生的可能性，是合乎逻辑的。至于“可能性概念，缘于意义不封顶：读者不同角度的阅读，读出某种意义的可能性持续性地存在，时光推移，后续读者与作品接触，将有更多意义发生机会。意义发现和表述没有止境。此为“可能性”的涵义。何为分析?是指仅依赖我们当下的体悟，分析还指基于小说的内容，综合性地上升到理性层面概括、归纳和总结。

　　1、人性之善与恶：超越阶级、党派层面的文学发现与叙述

　　文学因为和人的精神世界联系而有自己存在的独立理由。所以，文学总会表现出对于善恶的倾向性。凭借什么表现这种倾向呢?依赖故事。三部长篇以人物多，形成散点叙述等特点讲述多个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局，是自然客观显示善与恶的重要途径。尽管他们的命运和解决乃为作家设计。比如，《青白盐》马正天的命运和结局，《小收煞》里马赶山的命运和结局等。因为人物多，多个人物的善恶总会呈现出一定的规律，也就自然见出善和恶的倾向了。

　　散点结构以及多人物结构，对于善与恶的叙述，还有一个机制：即产生多个人物多个故事的叙述力量均衡分散，在多人物命运全方位呈现和解决、交代之外，还可产生一种转移性人物。即从一种力量过渡到另一种力量的人物，如果这种人物在一个故事语境中超出一个，自然形成过渡性人物命运的比较。这是发生意义的重要机制。以《青白盐》为例，总体故事发生在官府铁徒手、富商马正天家、富商年如我家，以及脚户牛不从、帐房海树理家等官府富商之外的社会阶层等这样三大块力量之间。其中的过渡性人物有：原马家原来的帐房海树理，从马家流动到铁徒手家。他原本得到马正天的信任，但是忘恩负义，缺失了人格和人性。遭到乡里人们唾弃，小说描写了海树理家后代的海豁豁家杀猪的一个奇异场面：猪毛煺去一半了，“这时，只听屠案上一声闷哼，煺去一半黑毛的猪，一个鹞子翻身，从案上跳了下来，一个急冲刺，没眉没眼地奔出?大门”。“杀死了，已经煺去一半毛的猪又活过来，逃走，这种离奇的事极其罕见，在方圆百里范围内，被人们口口相传的仅有一桩。这是一个从马家移动到铁家的移动性人物。如此命运处理显然可让读者体悟到善与恶的倾向性。牛不从是脚户的代表，曾得到马家倾力帮助。但他也忘恩负义，在帮助铁徒手平定了脚户叛乱后，得到了不少赏银，那一年春节，牛不从特意买回?一只大肥猪，在杀猪时，发生了与海豁豁家类似的事情。按照乡俗，杀死的猪逃离屠岸，必主大凶。这个情节自身具有针砭忘恩负义的不义小人的意思，主观性叙述到：为人不做亏心事，“亏人”是人之大忌，“亏人”的人不如做贼。“做贼也没啥不好，贼还有义贼恶贼之分哩”。再看从铁家过度到马家并成为马正天二房夫人的泡泡。秉承诚信、正直、敢担当、不嫌贫不爱富，以人格为第一的原则，把人活出了人的品性。得到家里家外一种尊重。她和马正天的后代也得以延续和受到尊敬。这种对善的褒扬和对恶的唾弃，在故事和人物的编织中非常明显。我们发现了一个规律：善与恶不是在阶级或者党派层面区分的，而是在均为人的层面区分的，依赖多人物多故事机制形成了如此层面的比照，意义由此得到凸显。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说清楚了“人性之善与恶：超越阶级、党派层面的…?…?叙述”，但没有依然没有说清楚“文学发现”。这是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让我们回答西方文学理论遇到的类似难题。具体地说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理论家马修·阿诺德、利维斯、瑞恰慈、燕卜逊等人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主阵地发起过的一场浩荡的自由人文主义的文学运动。这个运动，强调作为主体的人的自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比如伊格尔顿等对之有诸多批评。认为自由人文主义倡导的抽象是无政治党派人文主义。更有雷蒙·威廉斯这样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的重要奠基人对之的批判。认为自李维斯开始至现代主义艺术家们不断发起的少数人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对立的。但是，无论他们之间有怎样的不同。自由人主义特别是利维斯的关于文学总是处于一个伟大传统的思想，无疑在当下我国文学批评中依然有借鉴。即强调文化传统，阿诺德、瑞恰慈、利维斯等都特别强调文学是可以依赖的，文化传统的崩溃将导致精神上的混乱状态，“诗可以拯救我们，它完全可能是克服混乱的工具”。关于传统的思想，给予看待三部长篇的思想方法，那就是如是善恶观念，是来自怎样的文化传统?回答了这个问题，也就回答了在我国“成于共善”的路径何在的问题。

　　2、耕读传家文化是培植人性之善的优秀传统

　　纵观三部长篇的几个关键性人物和故事的走向。《小收煞》扫盲运动中马素朴当了扫盲先生，活死人变成了活人，有了精神，重拾人的尊严。马家虽然衰败了，可是威严还在。诸多农民经过扫盲班认了字，人都有了变化。《青白盐》中的马正天家，作为读书人家，有规矩，有担当。铁徒手虽说是县太爷，但他的文化让他懂得克制，对于泡泡发乎情止于理。而且，即便穷人，读了书识了字，也有所改变。比如《小收煞》中处的陈少艾，以往陈少艾欺负过扫盲先生马素朴一家人，但她识了牛字，识了会写了自己名字“陈少艾”三个字之后，连她丈夫刘道门都有感觉：“平静下来后，刘道门还能觉得出陈少艾大不同于往日的情景，他感觉到了她的异常温柔，也觉察出它从未有过的心事浩茫”。“而陈少艾都能得到的礼遇，又让大家觉出，识字是一桩多么美好而神圣的事情，先生的心胸比常人不知要宽阔多少倍”。这样的故事展开，让读者很容易体悟到：文化似乎让人向善的禀赋得以实现。或者说，文化是行善的基本前提。三部长篇在叙述语境中，特别的效应是，读书人都是出于地主、富商家庭。于是，耕地与读书联系了起来。或者说，经营耕地——读书而有文化——向善，形成了逻辑链。概而言之，这就是中国文化耕读传家传统。

　　“耕”，可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是为生存之本;“读”，可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是为教化之路。“耕读”是在求生存之余，读圣贤书，在日常生活里接受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化;“传家”则是相继承的带有社会性的家庭生活方式。耕读传家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当一部分儒家学者或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们基于家庭建设目的而提出来的一种以劝人勤于耕种和善于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思想，它反映了儒家在士、农、工、商诸业选择中基本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寄托着儒家学者关于家庭建设和社会风气建设的理想，具有深刻的伦理文化意蕴。

　　清康熙年间扬州人石成金编撰的《传家宝》中有言：“人生在世，惟读书、耕田二事是极要紧者。盖书能读得透彻，则理明于心;做事自不冒昧矣。用力田亩，则养赡有赖，俯仰无虑…?…?若不读书，何以立身、行道、显亲、扬名?若不耕田，何以仰视父母?何以俯畜妻子?唐人诗云：’天下良图读与耕’。要知一切事，总不如此二字之高贵安稳也”。

　　由文化让人发挥了向善的禀赋，而文化来自己中国耕读传家的传统。书写了这个逻辑，自然超越了阶级、党派和各种政见。马步升素以西北农村生活为题材并有了此三部长篇，可见他的思路。说到人之向善、文化与耕读文化传统，马步升三个长篇还有一个与之相连的问题即性欲、情欲的文学书写与理论问题。

　　3、情欲和性欲的文学书写与伦理观念问题

　　马步升三部长篇对人的情欲、性欲均有较多书写，较多的涵义，首先，指诸多人物性格促发行构成的情节中都有情欲和性欲表现。《青白盐》中有铁徒手和泡泡的情欲、马正天和六两、与泡泡的情欲，马登月与诸多女性的情欲。《一九五〇年的婚事》有马赶山和妻子大女的情欲，和姚妙妙的男女情欲等。在《小收煞》中有马越权和白臭蒿的情欲等很丰满的描写和叙述。其次，情欲和性欲的文学书写与前面分析的人之向善不构成矛盾。也就是情欲或性欲强烈并不妨碍善行，但也可能与人的恶之本性相关。比如《小收煞》中的周麻子，穷且不善。他妄想占有马白脸。是人之性欲释然，但却是他恶性的外在表现。第三，情欲和性欲书写，在马步升的文学书写中有所区分。凡是与美好事物比如与诗词、人生之理想、耿直刚正、善良等优秀品质相关联时，就可谓情欲。即可在人文范围得到解释，乃至与人文关怀相联。凡是仅与人之生物本能相关联时，就可谓性欲。情欲如铁徒手和泡泡的情欲、马正天和六两、与泡泡的情欲，甚至《一九五〇年的婚事》中马赶山与姚妙妙的关系，都可界定为情欲。性欲如《青白盐》中的年干部对叶儿的欲望，即可谓性欲。没有丝毫人文关怀，只有肉欲的满足，而且是单方面的。另一方处于屈辱状态。第四，马步升的三部长篇没有受到贞洁观念束缚。这与地域文化和前述的人之向善本性与文化等关系的逻辑相关。记得甘肃作家王柏原曾经在一篇小说中说过，陇东地区人烟稀少，人与人见面有天然亲近感，农村人们对于婚姻之外男女之事的约束并不苛刻。从马步升的三部长篇很容易看出这个观念。同时，笔者以为，情欲和性欲文学书写，与马步升三篇的意义发生总体逻辑相互吻合：即善恶超越阶级、政党的人性中向善的禀赋是普遍的，以及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向善禀赋依赖文化传统中的耕读传家的总体逻辑对接并吻合。

　　4、文学书写依据的大历史视野

　　前面分析了三部长篇可能发生的意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的历史视野才能获得如此文学书写的空间和逻辑?或者问，怎样的历史视野才能写出如此长篇?

　　我特别在意和品味《小收煞》标题，《小收煞》命名自己的长篇小说有怎样的思考?

　　中国传统戏剧中有 “大收煞”和“小收煞”之分。“小收煞”的涵义是一部大戏的一折。大戏全部结束时就是“大收煞”。广义叙述学有个“区隔”概念。认为在人的意义活动中，“区隔”不仅是认识工具，更主要的是人的意识得以展开意义活动的根本保证。它把人的意义活动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画出意义活动区的内外。戏剧是人类为了获得意义的艺术创造活动，需要在没有边界的广阔时空中区隔出一个特定的时空，划出意义活动区的内外。其内就是戏剧世界。但是一出大戏有分为若干折。一折就是小收煞，大戏结束就是大收煞。同样是艺术创造，同样是为了展开意义。马步升《小收煞》，“小收煞”作为体悟，其主体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作家本人马步升，作为体悟主体将该作的世界作为呈现出的意义，另外一个就是《小收煞》的主要人物马素朴对历史的体悟。正如作品封底有一个见解，似乎将此感觉和理解归属于了马素朴：“富家子弟马素朴是民国时代，…?…?，这使他认识到，新政权的成立，只是社会发展的前奏，只是一部大戏的一折，只是’小收煞’，要达到’大收煞’，还有漫长的路要走，重要的是要改良国民的精神世界。由此，他积极投身于扫盲运动中，由’活死人’，再度升格为’活圣人’”。我以为，将“小收煞”看作是马素朴的理解，固然没有问题，但我认为，更是作者三部长篇小说乃至他全部文学书写的历史眼光。概而言之，大小“收煞”的概括不仅是马素朴的体悟，更是故事逻辑自身显示出来的道理。谁在驾驭故事走向和逻辑，当然是作家，所以，可以推断，作家需要有如此体悟，才有如此故事的逻辑。

　　隐喻，通俗地说，是“以此喻彼”或者“以彼喻此”。隐喻与小说的关系，一般有通过形象来隐喻某事物、意思等;通过意象隐喻某事物、意思等;意象生成隐喻个案而发生的整体性意义等三种。其中第三种“意象生成隐喻个案”最典型的小说作品是张爱玲的《金锁记》。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陈述句的概括：金子打造的枷锁锁住了曹七巧的一生。…?…?金锁意象贯穿全篇”。我们看马步升的三部长篇，“小收煞”不是依赖这样的隐喻方式，当然更不是依赖某种形象或意象。这个分析可推导出，此乃为作家文学理念，而不是手法和技巧。理念自然更具覆盖性，笔者以为这是大历史观视野的文学观。

　　大历史(macro-history)观出自黄仁宇的。黄仁宇认为，我们的生命纵长也难过99岁，可是，中国的革命，好像一个长隧道须要101年才可以通过。以短衡长，只是我们个人对历史的反应，不足以为历史。将历史的基点推后三五百年才能摄入大历史的轮廓。《万历十五年》就是“大”历史观的实践。所以，黄仁宇说，叙事不妨细致，但结论却要看得远不顾近。文学抒发表达人类精神追求最自由，叙事不妨细致方面，与历史有共同点，但比历史叙事更自由，可叙已然，更可叙或然。叙可然或者叙或然，从均具理解和总结性质的角度看，都要有最少三五百年的大视野。作家有如此大视野，他的叙事和人物呈现的样态就会不一样。恰如庄子说的“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有机心而有机事。我们前面通过对三部长篇的善恶、情欲、性欲乃至文化的看法，乃为来自机事，由机事反推出机心。机心乃为大历史观。文学需要?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毕竟是眼光和观念，诉诸怎样叙事风格?则又因人而异。让我们来看马步升三部长篇的叙述。

　　四、主观性叙述风格的基本特点、效应与要求

　　1、主观性叙述概念的提出

　　广义叙述学提出，叙述体裁按照基本时间向度分类的话，可以分为“过去”“过去现在”“现在”“类现在”“未来”等五类。其中的“过去”类，“适用媒介”有“记录类：文字、言语、图像、雕塑”等，其中的“纪实型体裁”包括“历史、传记、新闻、日记、坦白、庭辩、情节壁画”等，在纪实型体裁中的“虚构型体裁”有“小说、叙事诗、叙事歌词”等。现在我们捕捉住了小说。小说在本质上是叙述过去的，是文字(言语)的，是“纪实型体裁”中的“虚构型体裁”。这些因素，就决定了小说不同于诗歌，也不同于散文，小说要用文字来纪实、虚构与历史有诸多相似之处的“过去”的事情。因此，小说要有因循历史性质而有的客观性。而且近200年以来的现代文学概念，也是基本将小说定位在小说以叙述为主要特质。散文不存在叙述者问题，散文约定俗成地以“我”叙述。即便不出现“我”这个人称。小说则必须有叙述人称。这就决定了存在叙述客观、真实与否的问题。逻辑上基本要求自然为客观，努力与时间维度的历史现实相吻合。这可用叙述学关于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三个层次划分理论得到旁证，既然有如此区分，那么，叙述者就必定不同于作者和隐含作者。但是，是否所有小说都在这个理论覆盖下得到合理解释呢?现在，笔者在马步升三部长篇中看到了与如上理论相龃龉最起码有一定差异的现象：主观性叙述。

　　主观性叙述，是笔者借鉴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概念提出来的，以应用到与诗词“有我”“无我”相仿佛的小说现象中。王国维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是美学意义的关于境界基本形态的概括和分类。我所谓的主观性叙述，就是根据马步升长篇小说中的叙述者均“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特点的概括。

　　2、主观性叙述的基本特点

　　基本特征有如下方面。第一，主观性叙述超越了叙述学第一、第三人称的划分，虽然叙述形式依然有或者第一人称，或者第三人称叙事，但在实际上没有任何不同。即所有叙述都“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第二，从表达方式角度看，已经没有清晰的叙述、抒情、描写和议论的区分。换句话说等，难以指认出句子或句子群为哪种表达方式。叙述与描写充满了主观性感情和价值取向的议论、抒情甚至感慨;议论、抒情和感慨中同时又有叙述因素。第三，随着主观性叙述，自由调遣移动时间，随时可能出现顺叙、倒叙、插叙和追叙等。总而言之，作家想给自己最大程度的叙事自由。他不愿意小说特质限制自己，所以，大胆地突破小说规定。

　　笔者以为，马步升以以散文突出成就活跃并知名于文坛，对于小说的主观性叙述来说，是不容忽视的影响因素。他曾经出版过散文集《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等。也有不少散文入选课本和各种选刊、选本等。他在《我说散文》中有这样的看法：好散文要具有三种元素。分别为：载道、言情、明事。所谓载道，载的是家国大道，人间大道。而非一时一地的应景时尚。言情，则是言真情，出乎至性发乎至情。当然可以包括男女之情。明事，其实意思是明事理。就是对某些事如何看和理解，如何从中汲取人生见识。我以为，在他看来，散文有道，小说也有“道”，“载”的方式有差异而已;小说也要有“情”，“言”的方式有差异而已;小说也要有所“明”，所选和处理的“事”有差异而已。如果说这个推理可以成立，那么，就知道了他将可与小说兼容的散文理念和风格融入了长篇。我以为，主观性叙述就是散文理念和元素渗透于小说的最突出表现。

　　3、主观性叙述有哪些特殊的艺术效应?

　　有趣好读，吸引读者，信息量大，又不艰涩，是马步升创作的意愿，其实，这是他贯穿所有文体的意愿。有读者在读了最晚近出版的《小收煞》后评论说：有幽默精神，是哲学水准的幽默。语言土的掉渣，土的接地气，语言老道和魔力，是内叙述。人读到句子就像见了亲人，能接受，能领悟，能交心…?…?等等。就些都是一般读者的最质朴最真实的感受。用批评家语言说，就是作品有内涵，信息量大，如果是具有历史感和深刻的内涵，就是有哲学内涵了。幽默是指产生的易于被人领悟又哑然失笑的效果，土得掉渣和接地气，是指读者感觉亲切。这些都可在主观体验性叙述覆盖之下来探求，究竟是怎样的效果。

　　(1)民间传说等亚文化信息自由地贯穿在叙述流中。

　　我国传统文化有很多有趣并且蕴含有价值的观念的故事，存载于话本、评书、民间故事中。既有现当代小说也常有穿插和借用。马步升的特殊手法和效应是：例如，《青白盐》讲述的“当时，西峰镇上最能闹的，是一个绰号叫乏驴的”的故事。讲了这个人物一些有趣的片段。“说起来，这人还是一个义士呢，他有五不偷，一不偷寡妇，二不偷妓女，三不偷僧尼，四不偷赶考的秀才，五不偷患有重病的人家。他只偷官府和大户人家。…?…?他这人不贪财，偷够几天的生活用度就收手了，用完了，再偷。他虽是贼，却行不改名，坐不更姓，得手后，总不忘了给现场画一头驴，表示是他所为…?…?”。这是明显带有主观倾向的叙述，然后，就写他透过马家、徒铁手家等。自然如是偷法。有趣是自然的了。读者怎们能不喜欢?但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则知道，民间传说中有“神偷”故事，活跃于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因每次行窃成功就画一枝梅花在墙上而得名“一枝梅”。凌濛初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的“神偷”就叫“一枝梅”，“一枝梅”的传说也被大约成书于1640年左右的《欢喜冤家》的第二十四回《一支梅空设鸳鸯计》所用。由于“一枝梅”形象很有趣，后世流传并广泛借用到其他艺术及文化传播方式中。可以广泛地被其他艺术媒介借用，马步升则以他的特殊叙述方式借用，叙述与刻画人物为一体，最主要效应在于，形成了和牛不从、海树理两家的无信、背叛、没有操守相对比，对于“盗亦有道”之“道”的感情赞许和推崇。其中有价值观，并与三部长篇总体价值观保持一致。

　　(2)历史、文献、民风民俗和地理山川知识融入穿插于叙述语流中

　　小说要好看，就要亲民，信息量大，读者能懂，让读者感到亲切。出身历史的马步升熟悉西北尤其陕西和甘肃交界处的地理和历史。因此，主观性叙述中自由地穿插西北民风民俗，比如《青白盐》有一段不算短的写春联的文字：说描写吧，又有给海豁豁家写春联的具体情节，说是情节吧，又有对春联民俗的知识介绍。可谓集叙述、描写、介绍和感情评价为一体，可产生几种效应。“一副春联，是对一家历史的盖棺定论，是对一家人一年来所作所为的操行评语。往年，海豁豁家的春联也是马登月写的。大家能记起来的，前后有这样几副”。第一副是：上联：晴天白日泥作怪，下联：半夜三更土成精，横批：事出有因。第二副是：忽忽是是非非一一明明白白，下联：想想前前后后念念子子孙孙，横批：从头再来。第三副是：上联：泪酸血咸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下联：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横批：年年有余。第四副是：上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下联：一刀割断是非根，给、横批：大好手段。再如《小收煞》1950年春天中央政府发布了戒毒令，马越权作为在党的村干部最头疼的就是父亲马素朴能否接受禁种罂粟和愿意戒烟，但父亲出乎意料的理解和配合。这时有一场“马素朴的书生病犯了，…?…?汤汤水水倒出一大片鬼话来”的场面描写与叙述。“再，臣接准部谘：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他背诵的是“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的禁烟奏折”。这是一段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文献，现在穿插在人物刻画中。既推动了情节前行，又有细细品味之功用。

　　4、主观性叙述的优势与要求

　　上面大致分析了主观性叙述的基本特点和艺术效应，其实，最主要的效应，是叙述者随处不在的价值观渗透和倾向干预。阅读马步升小说，基本就是顺着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往下走。一则他叙述的有趣，容不得你不跟着他走，二则他的道理浅白容易被接受认可。比如《小收煞》中有马越权在兰州被遣散时有一段心理活动：“哦，马越权心有所悟，在整个人生洪流中，他只是上游的一条小河，一滴清泉，一股山水，汇入大河后，那个名叫马越权的人，作为独立的个人，已经不存在了，留给他做的，只是回到出发的地方，继续做一滴清泉，一条小河，一股山水”。叙述者似乎无所不知，他可以自由进入小说世界所有人物的内心世界，进入到这虚构世界既有时光中的任何一段时光沉淀的人情事理，进入到人与人之间的心里琢磨和较量，甚至进入到氤氲在事件、场景发生语境中的磁场和空气中，如果这个描述是准确的，那么，就可概括为，叙述者不仅是发现者、描述者、叙述者，还是对所叙述的且有着深刻理解的叙述者。这就印证了有的朋友说的，马步升式的叙事就是他的，不是别人的。确实，读者喜欢有趣味又有明确引导的文学，特别是大众阅读，马步升的主观性叙述就适应了读者的这个心理需求。那么，给读者的引导究竟正确与否，价值大小?这就自然向主观性叙述的作家提出了较高要求。我们前面分析出那些意义，意味马步升的“主观”是有价值的。但同时，主观性叙述对于作者的要求也自然高。即一旦作者失去了对自己主观叙述的控制，也会损伤艺术效果。笔者以为，《一九五〇年的婚事》，有些地方叙述过于琐碎，就是主观控制不当所致。

　　马步升

　　

　　甘肃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散文委员会委员。现任甘肃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天水分院院长、研究员。

　　散文集代表作:《一个人的边界》《天干地支》《陇上行》

　　中短篇小说代表作:《老碗会》《马步升的小说》

　　长篇小说代表作:《女人狱》《青白盐》《一九五0年的婚事》《陇东断代史》《小收煞》

　　学术论著代表作:《走西口》《河边说文》《兵戎战事》《西北男嫁女现象调查》《刀尖上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