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户学（儒学、朱子学）的封建伦理、忠君思想是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化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

　　如何评价“水户学（儒学、朱子学）的忠君思想是造成日本军国主义化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源头”、“水户德川是幕府反贼二五仔”的观点？

　　不是。村通网了上一个网站叫百度搜索一下，日本的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就是儒家人，毕生崇拜孔子，它是明言反对侵略中国的。

　　儒黑才是导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譬如福泽愚鸡这个儒黑就经常写文章鼓吹侵略东亚国家，伊藤博文这个儒黑也是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力推手。

　　呃.....你这提问的几个内容都是风牛马不相及啊。

　　这玩意儿得分开来看啦。

　　首先，水户学≠儒学≠朱子学

　　水户学是一个非常广的学派，从时间段分为前期水户学与后期水户学。

　　前期水户学是指初代水户藩藩主德川光圀/水户黄门搞出来的学派，研究手段是围绕编写日本史，主要以朱瞬水的实学（包括部分阳明学）为中心，辅以日本的国学、神道学、考古学、兵学等内容，可以说百家齐放的大杂烩。

　　但是从1737年开始，因为相关领导的死亡，水户学（包括修史工作）断了整整50年。

　　50年后，由第6代水户藩藩主德川治保重新开启，此时的研究人员变成了彰考馆一派出来的立原翠轩，这家伙是学徂徠学（朱子学）与折衷学的。所以这时候水户学的内容就已经变味了。立原翠轩

　　此时水户学内部也开始分裂为两派，分别是立原翠轩为主的翠轩派，与他大徒弟藤田幽谷为主的幽谷派。二者矛盾日益加深，最后幽谷派跳出去自立门户。藤田幽谷

　　后来幽谷派靠着激进的言论逐渐夺取了话语权，水户藩的藩校教师基本上都是幽谷派成员，其中最出名的是藤田幽谷的徒弟会沢正志斎（あいざわ せいしさい）这个人，他通过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的赏识，把自己的思想------尊王攘夷论 散布到了整个日本，后面的吉田松阴就是此人的小粉丝。会沢正志斎

　　起初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顺风顺水的时候，水户藩内无论是激进派还是保守派（由会沢正志斎领导）间都相安无事。

　　但是随着安政大狱的爆发，德川齐昭以及他儿子现任水户藩藩主德川庆笃、尾张藩藩主德川庆胜都被关了禁闭，一年后含恨而亡

　　这一下水户藩内激进派藩士们就炸锅了。

　　感情我领导又献策又出力，你反过来把我领导给折磨死了？

　　那我凭啥还拥护你？

　　我的第一步就要先干死水户藩内妨碍我的人（指水户藩保守派），然后再干死整个德川幕府！

　　于是激进派在1864年宣布造反，史称水户天狗党之乱。天狗党之乱

　　天狗党一路从水户往京都打，差一点就打到京都边界了。

　　然而好景不长，那时候德川幕府虽然已经是强弩之末，但毕竟瘦死骆驼比马大，数月后天狗党被镇压，天狗党主力成员800多人里有300多人被斩首。水户藩内由保守党牵头，把参与天狗党造反成员的家人诛三族，没参与造反的其它激进派成员也被勒令切腹。

　　再后来明治维新的戊辰战争里，幸存下来的激进派成员（此时他们隶属于明治新政府）又疯狂对保守派展开各种报复甚至不乏私刑。

　　最后弄得整个明治维新以后水户藩人才都死光光了......

　　与侵华战争更是八竿子打不到一起去，侵华战争时候水户藩那群人坟头草都几丈高啦，水户学的内容也早就被魔改得妈都不认识啦。

　　任何以文化与意识形态为借口的侵略行为都是遮羞布而已。

　　对了，最近日本沉没上热搜了吧。

　　回归一下现实主义吧。

　　不过说实话，哪怕没有之前的各种恩怨纷争，哪怕日本文化与我们的文化有相互认可的部分，我们会接纳他们吗？他们会是第二个犹太民族吗？

　　这一切都是未可知的。

　　但就现在而言，千万别打他们，打下来反而还成我们的责任，不带这么玩儿的。

　　无论是朱子学还是阳明学，都是在日本才有的名词。在中国一般称之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实际上，又会用理学或者道学[1]统称在宋代出现的儒学中的心性之学。名称上的差别虽不能证明两者实质上的差别，但儒学传入日本后，必须做本土化改造，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

　　日本的朱子学传自于藤原惺窝，但实际上藤原的学术并非直接来自中国，而是受万历侵朝时被虏的朝鲜退溪学门人姜沆[2]所启发，形成了日本的朱子学。藤原的学术经其弟子林罗山的推广，在德川幕府时代成为官学。而作为德川幕府御三家[3]的水户藩，在其藩主德川光圀[4]影响之下而形成的水户学必然受朱子学的影响。但明朝遗民朱舜水对于水户学的形成至关重要，因此需要探寻朱舜水的学术脉络。韩币1000元上的头像即为朝鲜退溪学的创始人李退溪，日本的朱子学实际是传承于退溪学

　　朱舜水出生于浙江余姚，但其学术思想并非是同乡王阳明的心学[5]，甚至对王学末流[6]非常排斥，即便是对王阳明后学中的正学江右王门[7]，他也颇有微词，这一点从他对江右王门的邹元标的一些评价中可以看出来。

　　同时，他对程朱理学亦有微词[8]。虽然他和朱熹有极大可能是同宗同祖[9]，但他还是抛下一句“人贵自立，不必攀附紫阳也”，断然拒绝了其族人欲与朱熹后人合并族谱的请求。他对东林学派中偏向程朱的高攀龙[10]的严厉批评也可证实这一点。嘉、隆、万历年间，聚徒讲学，各创书院，名为道学，分门别户，各是其师。圣贤精一之旨未阐，而玄黄水火之战日烦，高者求胜于德性良知，下者徒袭夫峨冠广袖。 优孟抵掌，世以为笑。是以中国问学真种子几乎绝息。

　　从上引朱舜水之言即可知，虽然他认为朱子道问学是正学，但朱熹是通过道问学而尊德性，这实际上与王阳明良知之学尊德性是一致的。所以，朱舜水的学术实际上是对整个宋明心性之学的反思，这和明末儒学的转向趋势[11]是一致的，即“廓清宋明，直溯孔孟”。明清易代的屈辱使明末儒学家痛感宋明理学的无用，因此清儒转向两汉和先秦寻找答案

　　而在当时，日本同样提倡“复周孔”的古学派正初露锋芒，朱舜水的到来也向他们印证了古学学术方向的正确性。古学派创始人之一伊藤仁斋即通过朱舜水弟子安东省庵[12]想投入舜水门下，但其时伊藤仁斋尚浸淫于宋儒心性之学，因此朱舜水以学术之别为由婉拒。其在给伊藤仁斋的信中写道：陆象山，王阳明之非，自然可见矣。无论中国与贵国，皆不当以之为法也。伊藤诚修止之为妙。

　　伊藤仁斋显然接受了朱舜水的劝导，在其后的岁月中，他尽弃宋儒心性之学，推出了“气一元论”[13]，这也得到了朱舜水的高度评价。从此，伊藤仁斋成为了日本古学派的宗师之一。

　　此外，朱舜水有感于宋明心性之学空谈形上之道而忽略践实，因此他亦受浙东地区的另一学派事功学派[14]影响，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而朱舜水对水户学的影响即在实学上，水户学起于修《大日本史》期间，而朱舜水在水户藩主德川光圀的邀请下，成为修史的顾问，参与修撰的藩士则基本都是朱舜水的弟子。在其指导下，大日本史以“求实”为治史之准则，因此，不同于中国史书修撰者通常将自己的看法作为“论赞”部分出现在人物传记中，大日本史将对人物或者事件的臧否另造别册，从而尽可能地使内容不参杂修史者的主观看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其真实性。而由于朱舜水的遗民身份，实学思想也只能直接作用于史学，不能渗透到现实政治中。但其“实学实理”“尊王攘夷”“四民平等”[15]“王政复古”“义利合一”[16]等思想还是经由其东国水户藩的弟子以及西国柳川藩的弟子安东省庵，在全日本流传开来。相互成就的朱舜水和水户黄门

　　而在此同时，正如程朱理学在中国被列为官方之学后，饱受诸如明代心学，清代汉学，实学的攻击，朱子学在日本被幕府列为官学后，也受到了同样的待遇。日本古学派，阳明学，国学派群起而攻之。这一情况在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網吉禁止除朱子学之外的学术传播后[17]，愈演愈烈。而水户学置身于其中，不可能不受影响，因此水户学在后期实际上与朱舜水时期已经有所不同。而对后期水户学影响最大的则是日本国学派。

　　如前所述，朱子学之所以被德川幕府所接受并列为官方正学，是林罗山之功。但德川幕府显然是有自己的政治原因的。其一，林罗山肯定汤武革命[18]的正确性，因此德川家康对其旧主丰臣秀赖的讨伐可以称为正义之举；其二，林罗山认为日本的天皇只是祭主[19]，主管祭祀而不具备政治意义，这对于掌握军政大权的德川幕府显然很有利。林罗山这两个观点实际上与朱熹是一致的，只不过对象不一样而已。日本朱子学集大成者林罗山强烈的排佛和排基督教言行也对德川幕府稳定统治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林罗山的这些观点遭到了日本国学派的强烈驳斥。在日本国学派的理论中，天皇是万世一系，不可变更的统治者，是天照大神，是神灵。因此日本如国泰民丰则是天皇之功，如国家凋敝则是臣下之罪。这样，德川幕府就是随时可以替代的武家，并且侵占了天皇的权力，所以，国学派也力主还政于天皇。此外，日本国学力辟儒学(包含朱子学，阳明学，古学)的影响，强调日本文化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顺理成章地与将天皇神格化的本土神道教[20]紧密结合，倡“皇国一体”，这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滥觞。靖国神社即是神道教的产物

　　日本国学派虽受古学派的“复古”思想很大影响，但古学派是认识到中国是由封建[21]到集权，而日本是由集权到封建[22]，因此，基于日本的实际情况，古学派的复古是要复周孔之古，而国学派是复古神道，即复日本之古。而水户学在幕末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古学派和神道教的影响，其学术中的“尊王攘夷”虽然成为了明治维新的口号，但此时的“尊王攘夷”与朱舜水时代已完全不同，此中的王已并非中国文化中奉行王道的王，而是具有神格，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而夷也就成了非日本国人的他国或者他邦之人，因此，这已是血统而非文化上的尊王攘夷[23]。

　　水户藩的御三家身份使得其在明治维新中的处境相当尴尬，水户藩士力擎尊王攘夷大旗，结果却是造的自家德川幕府的反[24]。因此，在一桥庆喜[25]成为幕府将军后，在明治维新前期非常活跃的水户藩士退出了历史舞台[26]，取而代之的是萨摩和长洲的藩士[27]。而在吉田松阴[28]，福泽谕吉[29]，井上哲次郎[30]等的一步步推动下，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一去不返，直至二战结束。此后，日本天皇在驻日美军的监督之下正式消除了神格。然而，日本对于军国主义的清算并不彻底，吉田松阴，福泽谕吉，井上哲次郎却依然在现代日本有很尊崇的地位，而由于日本国学及神道教在近代日本国族构造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两者也存在于现代日本的方方面面。在最近的东京奥运的开幕表演中体现的所谓“物哀”即是日本国学的美学文化[31]。呜呼哀哉？

　　不过，在最近的日本，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涩泽荣一[32]取代福泽谕吉成为新版万元日币的头像人物。涩泽荣一是水户藩士，其在幕府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明治天皇后，倡导商业救国，并著有《论语与算盘》，而其所持的“义利合一”说正是当年水户学之余绪。而在明治维新期间，征韩论，征服中国论甚嚣尘上之际，涩泽荣一却断然驳斥这些理论[33]，尽管已经不能阻止那些几经疯狂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但这也可算是其对东亚三国儒学文化同质的脉脉温情。而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之下，我们的近邻将转向何处，还真的是难以琢磨。不仅钞票上的人换成了涩泽荣一，今年的大河剧《势冲青天》也是以他为主角

　　这个说法最早大概出自司马辽太郎的《春灯杂话》，是司马辽太郎记述细川护贞与其师狩野直喜的对话，在直喜临终的病榻前，护贞问他“为什么我们如此baga地失败了”

　　“都是因为朱子学！！”直喜说。

　　狩野直喜一生祖述清朝考据学，护贞也是考据学的铁粉。

　　所以是学派之争，众所周知异端比异教更可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