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在影响生育意愿——日本少子化50年

　　

　　▲2021年4月25日，人们走过日本东京浅草寺附近关闭的店铺  图/新华社

　　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然而，生育意愿像是探测器，生育率并非社会问题的根源，而是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与结果。或许，这些年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可以佐证这一点——盘根错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着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深远影响着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孟依依 欧阳诗蕾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从少子化到超少子化

　　少子化，这个日本在面对本国人口新形势时创造的新词，近几年越来越为中国社会所熟悉。也因地缘文化的亲近，人口转变的总体模式都面临相似的老龄化以及生育率下降的过程，日本的人口问题值得我们反复观察与思考。

　　少子化即生育率下降、幼年人口不断减少的现象。1974年，日本第二次婴儿潮结束后，长期少子化正式开始。接下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并且从总和生育率来看，日本从少子化到严重少子化再到超少子化阶段仅用了 3 年和 15 年的时间（全龙杰《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

　　2022年6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数据：2021年日本全国出生人数为81.16万人，达到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2021年的死亡人数为143.98万人，这意味着总人口减少62.82万人，也是日本有记录以来最大的自然下降。这一数据也许不令人惊讶，从2010年开始，日本的总人口数已连续10年出现绝对数量的下降。

　　放眼全球，目前除了非洲仍保持着较高的总和生育率之外，其他大洲的总和生育率都较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全球生育水平一直呈下降趋势，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2019》显示，全球平均总和生育率在1960-1965 年间曾高达 5.02，此后一路下降，到2015-2020 年间已跌至 2.49。就地区而言，东亚的生育水平下降得最为剧烈。1970年之前，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东亚生育率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下降70%以上，成为世界上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地区之一。

　　其中最早出现生育水平下降的就是日本。如何摆脱低“生育率陷阱”、应对少子化，已成为日本政府、学界和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

　　一个普遍的结论是，晚婚与不婚、晚育和不育是导致日本少子化的直接原因。在日本，非婚生育比例极低，绝大多数生育行为都发生在婚内，而在传统的婚育伦理观念中，生育权属于身份权的范畴，必须基于婚姻这一行为才能获得，失去婚姻大背景的生育是被社会舆论所唾弃和歧视的（陈佳鞠《20世纪以来国际生育水平变迁历程及影响机制分析）。因此婚姻状况的变化对日本的少子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从战后到现在的长期数据显示，日本呈现出明显的晚婚化与非婚化趋势。从1975年至2018年，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4.7岁上升至29.4岁，男性则从27.0岁上升至31.1岁。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研究显示，日本的终身未婚率在1960 年仅为男性1.26%、女性1.88%。截至2015 年，日本男性的终身未婚率高达23.4%，女性的终身未婚率也达到14.1%。

　　此外，2021年，日本共有大约50万对新人办理结婚登记，较上一年减少两万多对，创二战后最低纪录。

　　在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再选择婚姻？成因复杂多样。

　　一个原因是育儿成本增加与经济发展放缓后就业环境恶化的矛盾。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部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张继元有着10年留日生活与学习经验，他谈到“日本有很多人才派遣公司，实际上派遣类的工作不是正规就业，它就导致一个陷阱，使一批人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放缓，日本非正式员工从2004年的604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1980万人，占企业员工总数的比率也从15.3%增加到37.5%，而且工资水平远低于正式员工（丁英顺《日本应对低生育政策再探讨》）。

　　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结构与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的矛盾。2019年，一项少子化社会对策相关意识调查报告显示，20至49岁中不想结婚的人群最主要的理由为“一个人生活更容易”，占比64.7%。女性群体中，第二大理由是“婚姻生活本身似乎很麻烦”，占比55.5%；而男性群体中，第二大理由是“没有钱”，占比45.1%。

　　生活方式也变得多样化。就像张继元留学日本时曾听周围人讲起的那样：“我们都想要更自由的生活。”

　　

　　▲2022年3月22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机器人展上，一位老者与一只机器狗互动  图/新华社

　　从零开始的少子化对策

　　在人口学中，有两个值得警惕的数字，2.1和1.5。

　　2.1，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平均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15到49岁）生育子女数量达到2.1，即总和生育率为2.1时，可维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量不变，因此它被定义为人口更替水平；适当低于更替水平时，移民等措施可抵消生育率降低的影响；1.5，人口学家麦克唐纳在分析30个总和生育率低于1.5的国家后认为，低于1.5后低生育率的负面影响将很难抵消，重回1.5以上也会变得困难，因此1.5被视为警戒线。

　　日本真正意识到少子化危机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的综合生育率降至1.57，引起普遍震惊，他们称之为“1.57冲击”。

　　老龄化远未解决的同时叠加了少子化，直接且广泛的影响是日本财政赤字不断扩大，长期的少子化则会波及至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各个层面，“生产年龄人口减少导致经济生产供方与需方的双向下降，社保基金缴付者的减少加重了社保基金平衡的压力。少子化以破坏性的代价，让政府和社会认识到了传统社会时期家庭内部再生产的价值。”张继元在家庭社会学年会上如此提到。

　　于是，在接下来三十多年中，为应对少子化危机，日本政府推行了诸多政策。

　　1994年，日本文部、厚生、劳动、建设四省制定《今后育儿支援政策的基本方向》，即“天使计划”，提出“构筑快乐育儿的社会”，五年后又推出“新天使计划”。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开始积极介入曾被视为家庭责任的育儿，着力于改善保育设施，延长保育时间，如果家庭无力照顾孩子，甚至可以出生没多久就送入托儿所。以这些举措来协调工作和育儿的同时，政府试图带来一种观念上的变化——1998 年的《厚生白皮书》指出，“我们要抱有灵活的育儿态度，不能受到‘母亲最好不要在孩子小的时候工作，尽量在家里带孩子，所有都要自己来做’等想法束缚。”这一观点不仅否定了当时流行的“三岁儿神话”，还对 20 世纪 60到 80 年代政府倡导的“家庭照顾神话”的观点进行了积极的自我批判（张继元《少子化时代日本照顾儿童责任意识变革》）。

　　2003年，日本政府将之定为“少子化对策元年”，首次从法律层面确立少子化对策的重要性，成立专门会议，愈发密集地推出新政。次年6月，基于《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少子化社会对策会议制定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政策目光从保育措施和女性抚育转向全社会的支持保障。此后“地方自治体、企业和社区必须协同对社会整体进行意识改革”。

　　张继元观察到：“支援”一词在日本育儿政策中用得最多，这是一个较为中性的词汇，但“声援”与“支撑”则可以清晰地体现出态度的变化。2005 年，日本出台了“儿童育儿声援计划”，2007年出台了“‘声援儿童及家庭的日本’重点战略”，这两项政策使用了“声援（応援）”一词。2010 年的“儿童育儿愿景”政策则提出“社会整体支撑育儿”的基本理念，“声援”和“支撑（支える）”两个词汇的变化，很清晰地让人看出政府的姿态变化。

　　如今，日本已然进入全社会支持育儿阶段，生育补贴范围扩大、力度增强，0岁至大学毕业的托育教育保障完善，倡导男性育儿休假、改革男女工作方式等等。2020年的第四次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中还提出了“建立结婚·育儿时代男女可以没有制度制约选择生活方式地展望工作与生活的环境”，“满足多样化育儿家庭各种各样的需求，育儿主体多元化与代际间互助”以及“积极使用科学技术成果等新资源”。

　　沿此经济援助、支持生育以及改革工作方式三条主线，日本政府仍在继续摸索新政。

　　关于这些政策究竟给少子化的改变带来了多大影响，目前暂无定论。2005年，日本总生育率达到了最低点1.26，之后回升至1.45，稍有浮动，但始终没有再达到过1.5。即使有所回升——在张继元看来——也不排除是日本第二次婴儿潮（1971-1974年）的群体进入生育年龄造成的微波。那些政策的代号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演变到2017年的“育人革命”，颇显露出逐年加深的迫切和无奈。

　　政策的实行并不乐观。即使提倡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育儿责任，但2021年内阁府《男女共同参画白书》中的数据显示，无论是双职工家庭还是专业主妇家庭，妻子在“家务、育儿、看护”上花更多时间、丈夫在“工作”上花更多时间的状况并未改变：从2006至2016年，丈夫在“家务、育儿、看护”上所花时间为每周59-84分钟，为妻子的六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过长的劳动时间也未改善，正如小林美希在《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中写的那样：从妻子的角度看，丈夫休短短两周的育儿假，不过像是人生中一个小小的纪念日；但对丈夫来说，让妻子不屑一顾的两周育儿假，他们却常常需要抱着决一死战的心态向公司申请。

　　除此之外，保育园数量不足、保育员薪资过低等问题也仍然存在。2017年，一位日本妈妈写的《上不了保育园，日本去死吧》的匿名博客引起许多共鸣。至于为保障少子化对策的财政来源——2019年10月起日本政府将消费税提高至10%，使人们的生活成本加重，遑论育儿——看起来仍是悖论。

　　究其原因，财政支出不足、性别平等意识欠缺仍是主要原因。除此之外，结婚意愿的下降也未能从政策方面改善，全龙杰曾在《日本少子化问题研究》中对206条政策进行分布分析，发现在基本政策工具中，环境型政策工具占据46.6%，而供给型和需求型工具较少，这意味着日本的少子化对策通过“提供良好的环境，对目标人群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作用较大，但在增强婚育意愿方面的推动作用和减少婚育障碍方面的拉动作用都略显不足”。而从生育行为全过程角度来看，少子化政策大部分集中于育儿方面，占67%，针对生育的对策较少，占26.8%，而针对结婚的政策严重不足，仅占6.2%。

　　政策可为“不敢生”的国民减少生育的后顾之忧，但对于“不想生”的国民似乎仍是束手无策。

　　

　　▲2022年3月9日，一对母女在日本东京旧中川沿岸赏樱玩乐  图/新华社

　　生育意愿是社会探测器，也是个人意志

　　在东亚地区，每当谈到低生育率的问题，传统观念下的社会舆论往往将提高生育的压力与责任归结到女性身上。

　　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直接决定了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像是探测器，生育率并非社会问题的根源，而是社会问题的综合体现与结果。或许，这些年日本政府应对少子化政策的实际效果可以佐证这一点——盘根错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着育龄妇女的已婚比例和婚内生育率，深远影响着一个人口群体的生育水平。

　　恋爱、结婚、生子，这在过去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流程，但近年来也有一些反思。日本这些年讨论当下婚恋的影视作品并不少，无论是探讨亲密关系之复杂的《约会～恋爱究竟是什么呢～》《最完美的离婚》，还是讨论婚内生活与劳动的《逃避虽可耻但有用》。《逃避虽可耻但有用》探讨全职妻子在婚姻中的劳动付出，如等价换算成社会时薪是一小时多少钱。剧中两位主角出于社会压力而“契约结婚”，在外装作一对恩爱夫妻，在家实质为雇主和职员的角色。

　　在社会调查方面，日本记者、作家小林美希的相关研究在这些年引起了讨论。《不让生育的社会》探讨父亲缺席下女性的“孤独育儿”、分娩机构中医师紧缺且疲惫等问题；《有恨意但不离婚的妻子们》用跨越十年的追踪调查、案例、数据，描摹婚姻真实的裂痕。小林美希曾以为，制度改变，少子化的社会现象也会随之改变。但经过了20年的观察，小林发现，就算雇佣和育儿制度有所改变，日本的生育困境依然没有得到改善。需要不断追问的是，“婚姻究竟是什么？夫妻是什么？家是什么？”

　　30年来，日本的少子化对策虽然收效甚微，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系列的少子化对策延缓了日本生育水平下降的步伐，如果没有采取这一系列的少子化对策，其生育水平可能会进一步降低，给人口结构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这或许不只是同样地处东亚的中国与韩国的人口问题的镜像，也在21世纪给全球人口将何去何从寻找方向。

　　“‘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都是类似的想法，是过度地干预了家庭夫妇的生育行为选择，而忽视了生育本身是家庭夫妇主观意愿和自主选择的结果。”2018年，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曾在人口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提到，“调节性人口政策的价值，实际上不在于调节生育的行为，而在于调节影响生育意愿和生育应为的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家庭夫妇对生育的知识、理性和选择。而这恰恰是当前以生育数量为核心关注的人口政策所未必足够重视的。”

　　关于生育，落到每个人身上，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是一个分量不小的选择，都是各自选择和承担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