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在文学中的位置

　　生态在文学的世界中，已经处于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位置，它不再是博物学意义上动物植物百科全书，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庇护所，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不是惩罚人类的主体。生态是人的家园，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应该尊重、和谐、友好待之的伦理主体。在这一位置上，文学如同塑造人一样，也可以平等地去塑造和刻画生态中每一个元素的性格和命运，也可以提供一个生态人物画廊。这是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作家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舞台。

　　在现代化进程中，“生态”一词已经成为热门词汇之一，预计未来会成为更加瞩目的词汇之一。人们通常根据自己强调的重点，赋予“生态”一词不同的外延与内涵。在最普通的意义上，它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有时人们在与“人”相对的位置上使用它，即指的是植物、动物、山川、河流等“自然”；有时人们在与“污染”相对的位置即环境的意义上使用它，主要指的是空气、水源、土壤等。总之，“自然”、“环境”、“生态”在文化生活中往往不加严格限制地使用。我们是在更根本的意义上使用“生态”这个词，即在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和状态上使用这个词，因此，它理所当然包含了“自然”、“环境”等词语的内涵。从人与自然、与环境的关系和状态上考察，“生态”不仅在中国文学中很早就有重要的位置，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所处的位置、性质也是不相同的。

　　博物学和庇护所

　　人们很早就在文学中表现生态。在《诗经》中有丰富的描写植物的诗句，比如《关雎》中的“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写“荇菜”的样子和采摘；又如《葛覃》中的“葛之覃兮……维叶萋萋”、“葛之覃兮……维叶莫莫”写葛草的茂盛。不仅如此，《诗经》中很多诗歌还直接以植物的名称作为诗歌的标题，如《卷耳》《芣苡》《樛木》等就是如此。据统计，在《诗经》中常见的植物有130多种。除了植物，在《诗经》中还有大量关于鸟兽的描写，如“鲂鱼赪尾”、“维鹊有巢”、“羔羊之皮”、“有狐绥绥”等等，据研究，《诗经》提到的有名的动物也达到100余种。众所周知，《楚辞》中关于“香草美人”的描写是极具成就的。当然，不仅仅是高洁幽香的“兰草”对屈原具有吸引力，事实上南方很多植物花卉也是屈原描写的对象，据统计《楚辞》所写到的植物也有100多种。没有必要列举古代文学关于动物植物书写的详细例证，在《诗经》研究中，古代有专门考证诗经所提及的动植物的专著《毛诗花草鸟兽鱼虫疏》，后世关于《诗经》与植物的研究成果更是数不胜数；《楚辞》之后，关于《楚辞》的考证注疏著作无一例外都充满了关于植物的考证和介绍，后世楚辞学成果中，诸如《楚辞植物图鉴》《楚辞里的植物》等由楚辞引申出来的植物学研究成果也很难一一列举。这些都强有力地证明，在文学史的开端，植物、动物等生态元素在文学创作中有很重要的位置，甚至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意象或者符号。无疑，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关于植物和动物的描写，主要是出于艺术手法的需要，例如，比和兴。作品的主要目的和作者的动机并非是描写生态环境，而且，这些看似极其重视生态元素的作品，更大程度是因为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与植物动物的关系，除了基本的物质生活外，巫术、早期医学等都与动物植物有着紧密的关系。植物、动物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该时代精神生产中的地位。

　　因此，这一现象并不是说《诗经》和《楚辞》的时代，作家们就有自觉的生态文化意识，相反，在文学长河的源头，关于生态的意识和价值的认识，还是与人未能完全从自然界的束缚中摆脱出来的天地混沌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利用、改造的能力还相当低下，人们还处于完全听命于自然界、还处于无条件膜拜自然界的时代。也就是说，此时对生态或者环境的描写与赞美，并不是创作者自觉地认识到生态的重要，而是人类的生存和生活在事实上还极大地依赖着自然界，这些关于生态的书写更多地具有博物学或者医学的价值，它们总结和保存了文化源头关于自然界的认识和知识。

　　在中国文学长河里，源于陶渊明、谢灵运，集大成于王维、孟浩然、李白、杨万里等人的山水田园诗，开创了对自然生态书写的新阶段。在田园诗人的笔下，丰富的自然山川景物不再是博物学意义上的自然，不是知识学意义上被认识的对象，也不是单纯的被崇拜的神秘的力量或对象，也不是艺术手法上的工具，而是真正的独立的审美对象。但田园诗人所描写的生态，无论恬静淡雅，还是隽永优美，都隐含着诗人对现实的不满，对时代生活的回避，对政治生活的拒斥。诗人们试图在宁静的山川、闲适的田野中，创造出一个超越纷乱、烦恼、苦闷的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一个淡泊、和谐、真实、更有价值的精神世界。这一对山川自然的书写追求实际上贯穿着田园诗人对历史、现实以及宇宙、人生的本体论的认识，田园诗只是表达这一哲学认识的艺术方式，在众多诗人的努力下，中国文学把自然或者生态构建成了一个萦绕优美牧歌的庇护所。

　　改造的客体、保护的对象、惩罚的主体

　　从对自然或者生态的顺从、膜拜到漠视并斗争，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而逐渐演变的。20世纪初，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建设、满足广大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贫穷的现实生活、原始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科学技术，使得解决吃饭穿衣的手段和方式极端野蛮和粗暴，人们只能以简单、粗放的方式向自然索取。加上意识形态上对生态自然的蔑视，在人定胜天等违背自然规律的理念影响下，人们对自然生态的服从、崇拜被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所取代。在《山乡巨变》《创业史》《李双双小传》等作品中都有不同程度地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和描写，陈残云的长篇《香飘四季》虽然也是农村合作化运动背景下的作品，但在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加典型，小说不仅生动地描绘了珠江三角洲丰富多彩的水乡风情，而且极富激情地刻画了一群以昂扬斗志改造大自然的青年农民形象。新的时代，到处是改天换地的劳动场面，小说也不例外要表现这一特定农村发展阶段中农民的精神风貌。这一风貌，内在的是通过思想斗争表现进步与落后的斗争，外在的是通过改造大自然的集体劳动，表现人对自然的雄心壮志。

　　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领域的粗放经营和以产值、利润为惟一目的的简单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恶果终于显现，并在20世纪末成为影响全局的社会问题。文学当然极其敏感地触摸到了生态在人类生活中所经历的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批作家率先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了对生态的担忧与批判，并因此掀起了一场关注生态的文学创作思潮，报告文学在这一潮流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徐刚是这一领域的开拓性作家。从《伐木者，醒来！》《中国，另一种危机》《绿梦》《倾听大地》到《沉沦的国土》《江河并非万古流》《中国风沙线》《守望家园》《地球传》《长江传》《国难》等，从森林到沙漠，从河流到土地，从水土流失、沙漠化、滥占耕地、水质污染、地下水，徐刚的创作几乎涉及环境领域的所有问题，作品所呈现的生态问题的严峻性令人震撼，文字间流淌的高度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令人崇敬。作品的数量、描写领域的广泛以及在文学界对环境问题的率先涉猎和一贯专注，使得徐刚成为中国环境生态文学领域最重要的代表性作家。除此外，麦天枢、刘贵贤、马役军、王治安、哲夫、何建明、陈桂棣、李青松等人的《挽汾河》《黄土地，黑土地》《悲壮的森林》《国土的忧思》《人类生存三部曲》《共和国告急》《淮河的警告》《长江生态报告》《黄河生态报告》《淮河生态报告》《遥远的虎啸》等报告文学共同写就了关于中国当代环境问题的报告文学史，这些作品的集中出现对于唤起时代的生态环境意识、对沉浸于迫切推进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思考更加和谐的发展方式，都发挥了重要的引导和启迪作用。当然，在这股生态题材创作热潮中，有些题材是作家们共同关注的，比如森林保护问题、河流及水资源污染问题、土地耕地问题，导致创作显得相对集中，如与淮河有关的作品就有多篇。当然，其中也有的作品虽然关注的同是生态环境问题，但作家切入题材的视角更加独特，视野更加宽广。何建明的《国土的忧思》不是从污染现状入手，不是从生态破坏现实进入，作家把视角定位于人口的增长与资源的有限之间的紧张矛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从矿山资源、从矿难频发、从矿山开掘的泛滥，一层层切进，一步步深入，最后达到呼吁人们在索取资源与保护资源之间保持和谐与平衡的主旨。显然，所有关于生态的报告文学共同发出的声音是：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以报告文学为主力的生态环境文学创作热潮中，小说家并没有沉默。20世纪80年代，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把一个特殊年代青年的爱情与奋斗放在北大荒原始、野蛮、荒芜的背景上，放在人与大自然的激烈冲突与悲壮抗争的背景上，令人难忘地呈现出一代人的理想人格。尽管孔捷生的《大林莽》也并非是写生态问题，但作家把知青的命运放在热带森林中来展现，客观上为一个时代的读者描绘了一幅壮观的原始莽林的面貌。与此类似的创作还有张承志的《黑骏马》、邓显的《中国知青梦》。许多关于西部支边和垦荒的小说，也同样在人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抗争中书写人的命运。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虽然表现的是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冲击，但作品中渔佬儿柴福奎所习惯的打渔生活恰恰是因为工业污染对鱼类资源的破坏而受到威胁。尽管无鱼可打、鱼钩没人生产，柴福奎依然顽强地坚守沿袭的生活方式。作品流露的对柴福奎毫无希望的守望的尊重，恰好是对工业污染的无声批判、是对恶化的生态的担忧。郭雪波是一位在生态环境题材领域里创作成就突出的作家。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的《沙狐》以及进入新世纪后发表的《大漠魂》《大漠狼孩》等都有独特的视点，《沙狐》关注的是人与动物在草原世界中各自应遵守的秩序；《大漠魂》力图在人抵抗沙漠的命运中，呈现萨满文化对人与天地宇宙关系的独特理解；《大漠狼孩》在人与狼的冲突中折射人性与狼性随着生态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的逆转和颠覆，对草原生态文化是有贡献的。此外，哲夫的《天猎》《地猎》，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陈应松的《豹子最后的舞蹈》《松鸦为什么鸣叫》，姜戎的《狼图腾》等，也都以各自独特的题材和艺术追求，为繁荣当代的生态文学创作作出了贡献。

　　小说有自身的创作规律，因而决定了小说进入生态环境领域与报告文学有很大的区别。在我们所提及的小说作品中，在我们没有提及的生态文学作品中，有一些作品的着眼点不一定是明显的生态现象或现实的环境问题，但这些作品或者是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中叙述人的命运，或者是在叙述人的命运的同时凸显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或者是从人与自然的哲学思考上书写人的命运，不管从哪一个角度，作品的终极价值追求和思想指向都不同程度地与生态与自然相关联。与报告文学呈现具体的生态恶化、环境破坏的数字和现象相比，小说进入生态领域，赋予了生态文学更多的生动性、形象性以及文化内涵，小说以具体的人物和人物命运让生态成为有生命有呼吸的生态。不同作家不同风格不同题材的生态小说，共同昭示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存发展之间的息息相关的血肉联系，更令人深思的是，这些小说大致都表现了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的失败及其受到的惩罚。

　　伦理主体：尊重、友好、和谐

　　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极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分阶段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最近20多年来集中出现，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超过环境承载能力，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城市空气污染严重，酸雨污染加重，土壤污染面积扩大，近岸海域污染加剧。水土流失、石漠化、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不仅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危害群众健康、影响社会稳定和环境安全。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人口将继续增加，资源、能源消费持续增长。在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不仅成为严重制约经济的瓶颈，而且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设生态文明被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要求之一提出来。在这一高度上，“生态”不是简单的环境、不是单纯的植物与动物，也不仅仅是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以及生态治理，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关系，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是一种文化价值层面的状态，它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尊重、友好、和谐。也就是说，在生态文明的范畴下，应该把自然、把生态拟人化，把自然、环境视为一个与人平等的伦理主体。

　　从这一生态伦理的理念来看，近年来关于生态的小说创作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魏微《沿河村纪事》(“201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通过三个大学生进入农村的过程，让读者看到传统的质朴的乡村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瓦解并演变为令人陌生的复杂社会。关仁山的《麦河》(“2010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是一部“关于河流、土地、庄稼和新农民的”长篇，尽管作品写的不是环境不是生态意义上的乡村，而是制度、是体制意义上的乡村，但作品追求的核心却是传统乡村的死亡与新生。因此，在生态文明的范畴下，《麦河》依然具有生态层面的审美价值。在张庆国的中篇《如风》(“2011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中，大黑山由于退耕还林政策落实得好，导致野猪成灾并给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困扰。于是小说的主人公陈刚——一个警察、一个猎户的后代——被派到大黑山负责引导进山的领导和客户打野猪。这是少有的关于生态环境变好反而成为一个问题的小说。曹寇的中篇《塘村概略》(“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以城乡结合部一个村庄“塘村”为舞台，以一个刑事案件为切入点，让读者看到当下转型时期乡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环境的颓废。李佩甫的《生命册》(“2012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作品)也是一部关注城市化背景下乡村演变的长篇。在《生命册》中李佩甫“把人当植物来写”，从中原的植物与土壤、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来审视植物的生长、发育、成型，作家试图以此来映照平原人的精神成长过程，思考是什么样的环境滋养并形成了平原人，从而最终挖掘中原农村的精神性格。毫无疑问，这部关于乡村的力作也具有生态文化的意味，它穿越了从环境层面的生态到人的精神生长层面的生态。当然，在此之前，小说界就不乏从生态伦理的视角上来处理生态题材的佳作，铁凝的《孕妇和牛》就是一个代表，在这部充满诗意和牧歌氛围的短篇中，孕妇与怀孕的牛在赶集回来的路上是有着温婉的对话的，孕妇叫牛“黑啊”，牛也是能听懂孕妇的话的。又如张炜的《怀念黑潭中的黑鱼》(1995年)，在这部小说中，黑鱼是可以同居住在水潭边的老夫妇对话的。小说中的黑鱼向老夫妇请求在水潭安身，并被老夫妇接纳，鱼与人于是和睦相处。只有从伦理的理念出发，牛与黑鱼才能与人展开对话。

　　因此，从生态伦理高度进行小说创作，当代文学已经有了较好的开创性局面，作家们需要的是进一步打开视野，整合中国生态文化与历史发展中鲜活的生态现实，在人与作为伦理主体的自然的互动之间发掘更具审美价值的创作空间，奉献更多更有艺术力量的佳作。

　　历史地看，生态在文学的世界中，已经处于一个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位置，它不再是博物学意义上动物植物百科全书，也不是逃避现实的庇护所，不再是被改造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不是惩罚人类的主体。生态是人的家园，是人类的朋友，是人类应该尊重、和谐、友好待之的伦理主体。在这一位置上，文学如同塑造人一样，也可以平等地去塑造和刻画生态中每一个元素的性格和命运，也可以提供一个生态人物画廊。这是建设生态文明背景下，作家可以大有作为的时代舞台。(李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