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的职业伦理：我该何时放下相机

　　记者的职业伦理：我该何时放下相机

　　              凯文·塞埃斯（Kevin Sites）

　　作者简介：凯文·塞埃斯（Kevin Sites）先生在过去的十年里，先后担任ABC、NBC、CNN和Yahoo!的记者和制片人，报道过世界上多场战事和灾难。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战争的书籍，如由哈珀永久出版社（HarperPerennial）出版的In the Hot Zone: One Man, One Year, Twenty Wars（2007）、The Things They Cannot Say: Stories Soldiers Won’t Tell You About What They’ve Seen, Done, Or Failed To Do in War（2013）。2005年，他成为了Yahoo!新闻的首位签约记者，并一直待在热点地区，在一整年中为他的个人网站“Kevin Sites in the Hot Zone”采写了全世界发生的每一场重要的战争冲突。

　　凯文·塞埃斯的实践，开辟了移动记者的新天地。移动记者们独自工作，仅背着便携式电子设备外出摄影、采写、编辑，并为全世界传送着多媒体报道。这启发了新闻界在现场报道中使用“背包客”，凯文·塞埃斯也被业务刊物尊为“背包客记者教父”。2006年，他获得“丹尼尔·珀尔”奖，2010年被选为哈佛大学尼曼学者，201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Ochberg研究员。现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副教授，为多家网络和平面媒体撰稿，如ViceMagazine, Aeon, Men’s Health and Salon。目前，凯文·塞埃斯（KevinSites）先生在香港和南加州两地生活。

　　 

　　我希望大家不要介意，我决定今天即兴一点。我知道你们早上已经听过一场长的演讲，所以用来替代今天之前准备的战争的教训，我们决定谈论一些更刺激的话题，那就是记者的职业道德问题。大家觉得这个话题可以吗？如果你们不喜欢的话，我们之后也可以谈论一下战争。但是我们可能要重新敲一下锣，重新开始。

　　作为专业的媒体从业者，不管是记者还是广告的撰稿人，不管是在私营行业还是公共部门，或者说作为一名发言人，我们的成功就意味着对我们的职业所做出的承诺，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来做好我们的工作。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赋予我们的责任，可能会干扰到或者说跟我们自身的职业道德感和我们作为一个人与其他人的义务相冲突。所以，我想向大家提一个问题，一个之前你们也许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对你来说，是什么决定你的职业义务的结束，以及你作为一个个人人性义务的开始？

　　而我作为一名多媒体记者，我经常会问我自己的一个问题，角度虽有些不同，既是比喻性的也是实质上的，那就是，我什么时候应该放下我的摄影机？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对于记者来说，我们的职业道德告诉我们，我们的职业优先应该是找到并且报道新闻的真相。那么由我们的摄影机或者我们的记录本身记录下来的真相的重要性以及它的影响力是否比一个个人的生命和健康更为重要？

　　我想和大家分享几个案例，对我来说，考虑过去所做的事情以及思考这些问题对我非常有益。接下来有3个案例，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个案例把大家带到非洲，发生在一个叫苏丹的国家。

　　这是在1993年的时候，当时那儿发生了一场大饥荒。有一位来自南非的年轻记者，他是当时被叫做“帮帮”俱乐部的一名成员。他当时在南非多数是报道种族隔离，为了喘口气，他来到了苏丹。在联合国的一个救助站附近，他看到了一位年幼的即将要饿死的女孩，蹲缩在地面，在她身后有一只秃鹰，一直蹲在她脚边。这名摄影师等了大概有半个小时，想等这个秃鹰展开它的翅膀，但它从始至终没有展开翅膀，最终他就拍下了这个画面。后来这个摄影师说拍了这张照片后他把那只秃鹰赶走了。然后这个女孩独自抵达了求助站。这张照片最后卖给了《纽约时报》，并在1993年3月26日首次见报。照片刊出后，一夜之间，数百人打电话给报社询问这个孩子有没有活下来。

　　

　　这名摄影师的名字叫凯文·卡特。后来他受到了非常严厉的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人们责备他只是拍了照片但是没有帮助这个小女孩。当时位于弗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时报》写到，“这个人他调整了他的光圈并选择了最好的角度去拍摄这个女孩受苦的画面，他也是一名施暴者，也是在现场的另一只秃鹰。”

　　凯文·卡特自己患抑郁症多年，在南非拍摄各种暴力场景的工作没有帮助到他，他的朋友说那时他已经得了灾后应激综合征。在拍摄这张秃鹰照片之后，他的这种情况每况愈下。在他的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两年之后，卡特就选择了自杀。他当年只有33岁，调查显示他死在他的卡车里面，最终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你们会做什么呢？你们当时会不会拍这张照片？你们会先把秃鹰赶走吗？你们会在之后帮助那个小女孩吗？卡特曾经的一位同行曾经这样写道：“如果不是这张照片，我们到现在都还不知道如何拼写‘苏丹’这个单词”。最重要的就是这张照片和它的影响力是不是比那个小女孩这个个人更加重要？我只是提请各位自己想一想这个问题。

　　第二个案例发生于2012年12月纽约市49大道的地铁站站台上。这个地方位于时代广场附近。这是一个发生不多久的事情，有些人可能听说过这个事情。

　　一位叫韩基锡（韩国裔）的男人在等地铁的时候被推下了站台，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开进来。调查发现，推下他的人是一名患有精神疾病无家可归的人。一位自由职业的摄影师当时也在等同一辆车，他本来是去完成另一项任务的，但他目睹了这个事件的全过程。这个摄影师说，他当时的位置离被推下的韩基锡很远，不能及时地救他，但他本能地举起了照相机，不停地按下快门，以便使闪光灯引起车上乘务人员的注意，让这辆车停下来，但没有奏效。韩基锡最终被列车撞击而死。第二天的《纽约邮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

　　《纽约邮报》的标题是“注定会死：被推下地铁轨道，这个人马上就要死了”。《纽约邮报》由此受到了全面的各种的批评，批评他们哗众取宠，以标题来吸引大家的注意，同时大家也批评这幅图片以及拍摄这幅图片的摄影师，他的名字叫做乌玛尔·阿巴西。但是人们的愤怒并没有停止在邮报那里，阿巴西的照片和他写的新闻故事被大家拿出来细细地分析，许多批评家认为他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能拍下40多张完好的照片但是没有办法去救人。在《纽约邮报》之后的文章中，阿巴西曾说由于这件事情他处于极度痛苦的状态，但他确实没有时间去救这个人。下面是他所说的话：

　　“我刚开始跑，我把我的相机拿出来，甚至没有把它调整到正确的设置上面，我就开始了拍摄，不停地闪光，希望列车的驾驶员注意到发生的事情，然后停住车，我并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拍摄些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当时认识到了正在发生些什么，我只是看着这辆列车的前进，它发生得太快了，从我听到叫喊的声音一直到这辆列车撞到这个人大概只有22秒。同时，那名推他下去的嫌犯也在向我跑来，我也很害怕他可能把我也推到下面去。这名受害者离我的位置非常远，我没有办法到他的跟前。这辆列车在我接近他之前就已经撞上了他，比我离他更近的人也没有试图将他拉上来。”

　　你们会做什么呢？邮报是否应该登这张照片？你们觉得阿巴西当时有没有时间来救这个人？即使有时间为什么这会是他的责任呢，当时站台上还有很多其他人，并且他也害怕会丢掉自己的性命。作为记者，我们的工作是做一名目击者，阿巴西当时既不是消防队员也不是医护人员，为什么他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批评？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案例的时候，请大家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

　　第三个案例发生在2001年，在阿富汗北部一个叫达什阿克拉的村庄附近。在那个时候是当时的塔利班政府以及北方联盟斗士的前线，当时这些北方联盟斗士正想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会战塔利班政府。这些北方联盟的战士刚刚占据了上风，有利的地位，但是塔利班也在拼命地发起回击。当时有一组记者跟这些北方联盟战士在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塔利班发起了一起迫击炮的攻击，并且攻击的炮弹落地离他们非常近。接下来一段视频里大家会看到一名为美国一家媒体工作的自由职业记者记录了这些画面。大家刚才看到这个弹片伤到了一位《国家地理》杂志制作人的大腿的上部。这名记者当时是在这位制片人的敦促之下继续记录并且拍摄这些画面。但是当时的情形是如果弹片伤及了他的大腿上的动脉，这名制片人大概在4分钟的时间内就会流血过多而死。这名记者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但是他仍然继续拍摄。他大概拍摄了1到2分钟，然后他拿掉那个制作人的围巾过来并且帮他绑在伤口上面，但是这个时候摄像机放在地上还是继续录制的。他们随后就撤离了这个现场，而这名制作人也存活了下来。这个图像也就成为了一个证明，这是第一位在攻击塔利班政府中受伤的新闻记者。

　　但是在这之后，有很多的同行批评这名记者为什么当时没有立即放下他手中的摄像机而去帮助救治他的同事。而这名记者就是我。之后，我也经常想回想发生的这件事，很多年后我还是在想，我认为我当时做了正确的决定。你们会做什么呢？你们觉得我为什么会认为我当时做了正确的事情？如果是你的话，你当时会做什么？为什么记录一名受伤的记者的影像会在一场他们毫不涉及的战争中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如果和大家诚实地讲，我当时并不认为他的动脉受了伤，因为出血的节奏和他的心跳的节奏并不一致。但这整个事件让我思考在战争中的行为，我要重新思考一下我的反应。从此之后，我决定在将来我一定会由于某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而放下我的照相机或者由于我的良心告诉我要放下我的照相机。我并没有即刻下这个决心，过了一段时间，发生了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在黎巴嫩，2006年我受到了测试。

　　当时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停火协议生效的时候，在边境的一个小镇上，他们受到了以色列的攻击和空袭，有很多的记者聚集在那儿。当时有一些老弱病残从地下室的躲藏当中跑出来，当时我在想是记录下这个场面还是帮助他们获得救助？然后，我的良心告诉我要去帮助他们。当时有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就拍摄下了这个画面——我在帮助这位老人。很多人批评我在战争当中选边站。我并没有选边，我只是帮助了一位老人，我也不后悔我当时的决定，我觉得当时学到的一个教训就是听从你的良心。这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三个案例，反映的都是记者会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继续你的职业工作，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要重新回到一个人的位置。

　　所以，我就想邀请在座的各位，不管是研究人员，或者是学者，或者是记者，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你的工作更重要，还是你的工作可能引发的影响力更重要，还是一个人的性命更重要？

　　我的正式发言到这就结束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很高兴能和大家一起交流。可以谈一下我之前的一些经历，或者我作为战时记者的经历，或者大家在你们的职业当中发生的事情，你们的经历。

　　精彩问答

　　提问：您能谈一下您作为战时记者在战争中的经历特别是关于战后应激综合症的一些事情吗？

　　回答：当然，没问题，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之前拍过的视频。它们可能可以更好地解释我之前所做的事情。我有25年的记者从业生涯，非常不幸的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我都是在报道战争。这并不是在我计划之中，它只是就这样发生了。我被派遣去报道一场战争，然后我活着回来了，然后他们就不停地派我去报道战争。我去过阿富汗和伊拉克，事实上我参与了雅虎新闻的一项一年的项目，就是在一年的时间之内走遍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战区，并且研究或者说发现战争真正的原因以及它带来的影响力是什么。我接下来给大家播放一个视频。

　　刚才这个画面展示的是在2004年费卢杰这个地方，我当时和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一起。他们遭到了反派分子的袭击，他们并不知道是谁袭击他们，但是当时做的决定就是同时向他们做出回击。这种情况在战争当中经常发生。中大家都认为战争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双方的交火。但是我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真相，那就是作为记者和我们的社会都对战争的特征认识有误区。

　　我们作为记者经常会认为斗争特别是打斗的场面才是战争的真相，但事实上这只是它非常小的一个部分。真正定义战争的一个更大的特征就是对平民的伤亡以及在战争当中附带的损失，也就是对平民以及平民的建筑所造成的伤害。我们记者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也经常会受到战争这种场面的诱惑，因为它内在的这种戏剧性会吸引大家。举个例子来说，比如有一场火灾和一场会议，大家会选择报道哪一项呢？大多数都会选择去报道这场火灾，因为它更具冲击力，可能有人的家没有了，有人受伤了。而一场会议则是静止的，没有任何活动的场面，所以可能不会有人去报道这场会议。所以对我们记者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或者挑战也就是如何能让不具冲击力的事情变得具有冲击力和吸引力？如何能让一场会议变得像一场火灾一样吸引受众。

　　回答你问题的第二个方面，你问了关于战后应激综合症的事情。

　　那么我刚才说到的大家只关注战争本身的误区，其实参与战斗的人，那些武装人员以及士兵都是附带的损失。每次他们扣动他们的扳机或者说杀人的时候，他都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抹杀掉。我写过一本书叫《他们不能诉说的故事》，这本书采访的是参与过战争的战士，他们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而这些战士并不是经常在新闻中见到的那些英雄一般的战士，来分享他们胜利的或者开心的时刻。他们向我分享都是他们向自身提问的一些问题，问他们自己这样做的对还是不对。我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视频，其中采访的是一名年轻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这个采访是在他刚刚杀了六名叛乱分子之后进行的。在这个视频中我问了他，“你感觉怎么样？你对你刚才做的事情有什么想法？”然后他说了很多的事情，有一些方面就是他觉得脆弱的地方。这个视频是我用来宣传我的书的，它有一定的警示意味。在播放这个视频的过程中，我可能会停下来向大家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

　　视频标题：“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做了什么？他们做的事情永远不会被消除。”

　　视频中被采访的士兵：“我只是想做一名普通人，过普通的生活。我已经厌倦了这种声音（枪击炮火声），我在这里杀的人更多，我就不用担心，在这度过时间越长就越想杀人，真想把他们全部都杀光。家人会担心我，我觉得杀人并不自豪，我只是想救我的兄弟。我不想再回到这里。我对杀人并不感到自豪，我只是自豪我服务于我的国家，杀人并不困难，但是不被别人杀掉才是最难的。我刚来到这的时候非常害怕，我今天杀了6个人。”

　　所以当这名叫威廉姆·沃特的士兵离开部队的时候，他的脑部受到了损伤，他同时也患有战后应激综合症。在我采访他两年之后，他在圣地亚哥的一家海军医院去世，死因是药物用量过度。当时他服用治疗他身体伤痛的一种止痛药同时也服用治疗精神伤害的其它的药物，我觉得他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杀害了6个人这件事情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后来，我发现其实还有其它的事情。他在伊拉克的一个检查站执勤的时候，有一辆车向他开过来，那辆车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所以他的上司命令他开火。这辆车整个都被枪打穿了，最后这辆车停了下来。当他打开车门的时候，里面是一家人，其中有三个孩子。这一经历就是他不能继续生存下来的原因。这就是作为战争中的战士如何也成为附带损失的原因。所以，直率地讲，任何参与到战争中的人都不会不受伤地从当中走出来。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从记者的职业道德角度来讲，我想知道有没有一些规则制约记者在报道的时候特别是涉及其他人的时候应该做什么或者不能做什么，这些规则起作用吗？

　　回答：当然，我们在道德方面也吸取了之前的一些经验，之前我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我自己的经历，什么时候应该放下摄像机，什么时候应该继续拍摄。当然，在这之外我们也担心我们做出的报道会不会伤及其他人，会不会引起一定的反响，导致更多的人的死亡或者伤害。但是作为记者，我们的任务就是报道真相，报道事实，找到它们其中的价值。但是，我们不能背负着这些真相，比如说这个上等兵威廉姆·沃特，他之前的经历里面，他的母亲就非常不希望我把他的故事讲出来。因为，其实他也不想伤害那些平民，那些孩子，这些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是也是造成了人员的伤亡。您刚才提到的也让我想到了这个叫做詹姆斯·福利的人，大家可能都知道去年夏天他被伊斯兰国杀害。我和詹姆斯都是西南大学的校友，他的事情发生之后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记者同行，那就是记者现在也变成了战争的附带损失。

　　提问：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讲的3个案例其实严格分析起来是不一样的。比如第二个案例引起了很多人关注，我认为这个案例中人们不仅批评《纽约邮报》还有的那张图片。在第一案例中，人们更倾向于迁怒于记者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之后记者实际上自己有所反思到底该做什么。我认为这和你的那个案例是不同的。

　　回答：这位同行提到了我之前的3个案例，当然这3个案例是不同的，但是总结出来的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在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家虽然是通过职业训练得到的一种自然而然的反应，就是本能地去拿起摄像机记录这些事情的这种反应。但是，在现场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在什么情况下放下我们的职业感而重新成为一个个人。

　　提问：我认为您是非常专业的。每一种职业都意味着相应的责任。作为记者，你也有要完成的任务，要报道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认为你的同行所做的是对的，即使救了那个女孩，也要进行报道。

　　回答：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希望两者能兼顾，都能做到，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一定保证能生存下来。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的存活的话，可能当时丧失的就是两条生命，而不是一条生命。而且，在能保证这种可能的情况下，要听从你的良心，因为这样这个事情发生之后你才不至于受到谴责。

　　提问：如何应对战争中所遭受的创伤？

　　回答：这个提问是关于战后应激综合症的。我认为，现在美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们已经花费了巨资并且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和努力来应对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还会不停地聚集起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应付，今后我们世世代代可能还有很多人要为此付出代价，而不仅仅是在钱财的方面，同时也是对这些参与战斗的人的家庭造成了伤害，或者身体上的、精神上，或者其它方面的伤害都是巨大的。我希望以后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府在考虑到战争的时候，都不仅仅是考虑目前要为它付出的代价，一定想到日后为它付出的代价。不管这里面战略性的利益有多么大。因为任何战争，结束之后会有更大的代价要付出。

　　（注：本文稿根据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所第52次品道午餐学术沙龙现场录音，由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博士后工作站孙美玲博士整理，部分内容有修订和删节。稿件未获演讲者本人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