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文学故事里的爱尔兰人

　　假期里读闲书，看了不少与爱尔兰有关的小说。众所周知，爱尔兰人非常会讲故事，经典如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是文学课上不可能绕开的名篇。近几年，我们翻译引进了不少爱尔兰作家的作品，其中有我非常喜欢的威廉·特雷弗，我还曾为特雷弗台湾版的短篇小说集《雨后》写作推荐序。此外，爱尔兰小说家科尔姆·托宾曾来过上海，与王安忆教授对谈。谈到托宾的小说《长冬》时，有一段话我印象很深。《长冬》写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大雪覆盖的群山中，搜寻离家出走的酗酒母亲。在寒冷忧惧的等待中，他艰难度日，等待雪化后可能出现的母亲的尸体。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孤儿，孤儿劝慰他说，好在这样的事你只会经历一次。王安忆说，“从感情上来讲，我觉得是真正有过丧亲之痛的人才会说这样的话。”可见，爱尔兰作家又是非常懂得生活的，懂得生死、懂得丧失、懂得真正的抚慰。

　　我偶然读到美国华裔作家任璧莲小说《谁是爱尔兰人》，小说里写到“我以前总以为爱尔兰人和中国人一样，拼死拼活修铁路，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为啥中国人要比爱尔兰人强……”修铁路的爱尔兰人，我在美剧《大西洋帝国》里也看到过。似乎在刻板印象中，住在布鲁克林（托宾也有一个长篇小说就叫《布鲁克林》，女主人公从爱尔兰的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漂洋过海到美国当百货公司售货员）的爱尔兰人，男性从事修地铁的苦差事、女性则是做缝纫。这可能与大饥荒移民潮有关，1845年，土豆疫病致使爱尔兰陷入了饥荒，也改写了历史。任璧莲小说里刻板印象的中国人比刻板印象的爱尔兰人强，印象中大概只有去年的电影《英伦对决》做到了。成龙扮演的关玉明是一个唐人街开餐厅的普通华裔，因故卷入一场争斗，可见都是劳工阶层的苦难与传奇。仿佛在小说或影视剧中，爱尔兰人不是当劳工，就是当流氓，颇有些生活所迫的意味。今年也有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电影《爱尔兰人》会上映。

　　比起爱尔兰男性的艺术形象，在美国的爱尔兰裔女性形象也很有特点。托宾的《布鲁克林》当然是一例，说的是去美国消费社会见过世面的爱尔兰姑娘回乡之后心态不一样了的故事。爱尔兰姑娘的野心在《大西洋帝国》里也可见一斑，玛格丽特就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出身底层，通过自己的智慧挤入上流社会，最后甚至肩负起了一定的社会责任。爱尔兰姑娘这种复杂的进取心，在别的作品中也可以见到。譬如我最近看了美国作家马修·托马斯的长篇小说《不属于我们的世纪》，说的是一个爱尔兰移民家庭在美国的故事。里面的爱尔兰男性是个知识分子，社区大学里教书，如果不是太太艾琳盯着他买房子，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诸如“我们已经来美国一百年了却没有自己的房子”这样的事。艾琳在少女时期就很明确地知道，不能嫁给那个很有感染力的卡车司机。她会挑选生活搭档共同奋斗，热爱在劳动的基础上过上更好的生活，对生育问题很焦虑，热心为孩子比较学区房，喜欢计划分配经济生活……总之，和我们现在会看到的女性非常像。当然，她也会失算，也会迷茫，她失算的部分就是她没想到丈夫在退休前就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这冲击了她一生的规划。这令我不禁想，最好的爱情故事大约都是和信念有关的。小说里的爱尔兰女人怀有着这样的信念。信念没法战胜贫穷、疾病，有时也没法战胜诱惑。但是没有爱的信念，有质量的爱并不会作为廉价的恩赐降临。好像小说里，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丈夫过世以后，妻子艾琳决定如果真的有来生，她希望自己能够被归入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标签类型里——某些标注着“假日”或“阳光”之类热情奔放的词条中。不过，这一辈子的她仍旧是她，永远不会再婚。“这就是人生：你只能破釜沉舟”。

　　我没有去过爱尔兰。好在有文学，让我在心灵层面感觉到某种亲切。（张怡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