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际穿越》：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原标题：《星际穿越》：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

　　这幅19世纪的拼贴画则提出一个疑问：如果这世界已是一切，那么，在这个世界的外面还会有些什么呢？

　　文·李宁

　　■影像空间

　　“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这是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一书中对于人类生存境况所作的生动比喻。

　　在这本忧深思远的著作里，贝克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概念。他指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愈演愈烈与科学技术的肆意应用，核战争、生态灾难、经济危机、人口爆炸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已经裹挟着人类步入了一个危机四伏的“世界风险社会”。贝克居安思危的预言式描绘，在电影《星际穿越》中已然呈现为日暮途穷的末日景象。就文本而言，重要的不是神话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神话的年代。影片《星际穿越》饱含着对于人类命运的关怀与追问，它在深层次上所映射的，正是风险重重的现代性社会中弥漫的集体式的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情绪。

　　阴霾重重的天幕下，沙尘暴肆虐横行、各种基础农作物相继因枯萎病灭绝，看不到未来的人类在亡在旦夕的焦虑中苟延残喘，倒数着所剩无几的光景……面对着人类命运的日暮降至，《星际穿越》充斥着安全感的丧失、焦虑感的升腾与信任感的崩塌。在这个被惊颤、无助、没有未来的感觉所重重包围的世界里，生存成为人们关心的头等议题，“农民”则成为最为稀缺的职业。当主人公库珀说出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上大学、成为一名工程师时，他的想法遭到了别人的哂笑。显然，此时的人们无力也无心去选择与建构自己的身份，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认同危机”之中，这种处境，用查尔斯·泰勒的话来说，便是“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的形式，人们常用不知他们是谁来表达它，但也可被看作是对他们站在何处的极端的不确定性。”而颇有意味的是，影片中行使国家权力、实施阶级统治的政府是不在场的。影片中唯一出现的政府机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为了逃脱世人“乱花钱”的指责，也是以隐秘的方式存在的。在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却几乎看不到国家机器的影子。影片的这种无政府主义立场，显示出世界末日的认同危机与信任缺失，给政府的合法性所带来的巨大的挑战与消解。

　　影片中，主人公库珀作为宇航员在拯救人类的过程中立下赫赫之功，然而影片三番五次想要着力形塑的，却是他的“农民”身份。影片开端，在倒叙的影像中，迟暮之年的墨菲介绍自己的父亲库珀是一个农民，而且是“一个非常会种田的农民”。影片中，墨菲建造起一艘硕大无朋的“库珀空间站”，拯救了濒临灭亡的人类。而当年过百岁的库珀苏醒于空间站里时，工作人员告诉他，墨菲经常说起他当农民的故事。而在影片末尾父女重逢的画面中，库珀微笑着问女儿：“你跟他们说我种田种得很好？”海德格尔在评价荷尔德林曾说过：“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影片对于库珀“农民”身份的执着建构，正显示出女儿墨菲对于作为“家”与人类本源的地球的念念不忘，这是失去故土的人类对于自身身份危机的一种想象性解决之道。

　　尽管不时流露出孤独、焦虑与无助的情绪，影片《星际穿越》却并没有一味沉溺于犬儒式的悲观主义，而是坚定地秉持了乐观主义的立场。然而有趣的是，影片并没有将纾解身份焦虑与认同危机的援手伸向科学理性，而是伸向了人类最基本而丰盈的情感：信任与爱。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注意到信任与自我认同、与本体性安全之间的关联。他认为，对他人的信任是一种持久而经常性的心理需要，从中所获得的是一种情感的再认。信任能够消除时空的距离感，奠定自我认同的稳定基础。库珀答应加入拯救人类的计划，在于对于布兰德教授的信任；库珀在每一次绝境时保持昂扬斗志正在于对于儿女的爱所产生的归家的渴望；而库珀最终成功将黑洞奇点数据传达给墨菲，也源于一种信任与爱的连接。

　　然而，人类的信任与爱，并不是《星际穿越》终极的解决之道。可以看到，在墨菲、布兰德、库珀等诸位救世英雄背后，还有巨大而无声矗立的“他们”。是“他们”放置了虫洞，是“他们”制造了五维空间，是“他们”选择了墨菲来拯救千万人于危难。尽管并没有对“他们”是谁给出确切解释，但这并不能掩盖影片浓郁的神秘主义与天启神学色彩。影片中，拯救人类的计划叫作“拉撒路计划”，拉撒路（Lazarus）是《圣经》新约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在他患病而死的四天后，耶稣令其死而复生。《圣经》里有上帝选择诺亚制造“诺亚方舟”以拯救人类，《星际穿越》里同样也有“他们”选择墨菲打造“库珀空间站”以济时拯世。“拉撒路”与“库珀空间站”的设定，其中的宗教隐喻色彩自不待言。与此同时，影片还显露出对于科学理性的些许怀疑与批判。例如在布兰德等人前往米勒所在的星球时，因为科学计算的疏忽，致使同伴独自守候飞船二十年。显而易见，在科学与宗教之间，影片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后者，投向了悠远而不可捉摸的“神”。《星际穿越》的这番选择，《圣经》里说得很明白：“神就是爱”。

　　面对着高度现代化世界中脱缰野马般的科学理性，吉登斯曾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充满忧思地发问：“我们，作为整体的人类，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驾驭那头猛兽？或者至少，能够引导它，从而降低现代性的危险并增大它所能给予我们的机会？现在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如此失去了控制的世界上，它几乎与启蒙思想家们的期望南辕北辙？”这一番发问，谏争如流，充满了警醒人心的力量。面对科学理性制造的风险社会，《星际穿越》指出了一条宗教救赎之道，还有许多其他的路径亟待我们去探寻。毕竟，没有人愿意“怒斥光明的消逝”，也没有人希望“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来源: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