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与朱维铮：海阔天空谈学论道的忘年交

　　图 | 1998年9月王元化、朱维铮与李锐（左）等合影

　　朱先生还说起，在元化先生当了宣传部长之后，他家原本冷落的客厅一下子门庭若市，于是，朱先生就不再登元化先生的门了。当元化先生问他：“你为什么不来我家了？”朱先生答：“我这个人生平怕官。”元化先生说：“我算什么官，做事而已！”但是元化先生的这个官仅仅才当了3年，其间还经历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然后元化先生就“下台”了。听说元化先生不当部长了，朱先生立即兴冲冲地去看元化先生。他们又开始海阔天空地谈学论道，好像其间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但是有一次，元化突然问朱先生：“你看我这三年做得怎么样？”朱先生一愣，然后实话实说：“就我看来，你做了三年部长，但是一件事也没有做成。一上台就碰到‘清除精神污染’，你自己又写了那么一篇文章，结果就成了‘清污’的对象，差点成为‘反面教材’。”元化先生听了不作声，有些难过的样子。朱先生看了连忙补充了一句：“有一件事你没有做，就是‘整知识分子’，这是一种功德。”

　　1993年初，元化先生的瑞典朋友罗多弼代表瑞典皇家文学院，请他参加斯德哥尔摩大学举行的“当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国家、社会、个人”研讨会。元化先生特地向罗多弼推荐了朱维铮先生，罗多弼遵照元化先生的意见，向朱先生也发出了邀请。6月初，他们结伴一起去斯德哥尔摩赴会。他们一起下榻在一家名气颇响的饭店——萨尔舍巴登，罗多弼告诉他们，当年康有为流亡到瑞典时也曾下榻这家饭店。

　　会议邀请的人不多，除了元化先生、朱先生、孙长江先生，还有余英时、林毓生、张灏、李欧梵、杜维明、陈方正、苏绍智、刘再复等，都是世界一流的学者。这是元化先生和朱先生谈得最畅最多的一个机会。元化先生每天拽着朱先生沿着湖岸散步。那里清洁无尘、人烟稀少、环境十分幽静。他们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各自的经历，对各种问题的看法，滔滔不绝，成为他们彼此交往中非常美好的回忆。

　　大约在1994年初，元化先生计划筹办一个集学术与思想性统一的刊物——《学术集林》。他与朱先生频频书信往来交换意见，或是电话商谈，朱先生的建议对这个高学术层次的刊物《学术集林》，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朱先生帮着策划、组稿、撰稿，元化先生认为“维铮文很好。有许多稿件或性质不合，或质量不高，均拟退回”。他们坚持严格把关，傅杰和胡晓明也积极协助，做了许多工作。这一年的10月19日，《学术集林》终于面世了，由上海远东出版社举行了首发仪式。刊印这样一本文丛一直是元化先生向往多年而未能实现的愿望，这一天，元化先生如愿以偿了。

　　元化先生爱读朱先生的文章，并从中受到某些启示。朱先生的《訄书发微》，他也读得津津有味，并记下“文中称太炎办《国粹学报》乃效法文艺复兴。又称清人考据具有以史治学的眼光，可破经书神秘或神圣之见”。1995年从朱先生赠他的新书中，又读到有关朱一新的内容有感：“朱是张之洞创办的广雅书院山长，著有《无邪堂答问》。解放前我在北平教书时，曾在琉璃厂购得一本，为广雅书院刊行的线装本五册一函。解放后此书一直未铅排印行。公严夫子曾以第一名考取广雅书院，为朱先生高足。《答问》有整一卷是答公严夫子的。”元化先生专门找出了家藏的《无邪堂答问》中朱一新山长答汪公严夫子的那一本，放在自己身边，随时翻阅，还用毛笔摘录书中他感兴趣的片段。

　　先生曾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不能够建立起一种合理的正常关系。他们不是像刺猬或豪猪（为了避免伤害，你不碰我，我也不碰你）；就是像豺狼（一旦碰在一起，就眼睛发红，露出了牙齿）。”在学术观点上，这两位先生却体现出一种“和而不同”。比如对元化先生的《杜亚泉和东西方论战》，朱先生不仅明确指出其中史料方面有误，而且表示他们俩的观点是相左的。元化先生也知道朱先生早就著文批评杜亚泉，而朱先生也有数，元化先生晚年曾经撰文，是非常赞佩杜亚泉。但是他们相互尊重彼此不相同的声音。

　　上海图书馆新馆建成后，元化先生牵头组建了“上海市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会”，挂靠在上海图书馆。元化先生担任会长，朱先生则是常务理事。除了经常组织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以外，每当有欧美的一些学者路过上海，“上海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会”还请他们座谈或者举办演讲，组织的活动非常丰富。2000年，为纪念戊戌变法100周年，朱先生和台湾龙应台合作编辑了《维新旧梦录》。我记得有一次我从元化先生居住的衡山宾馆回家，林荫道上路灯已经亮了。我曾经看见马路对面，朱先生和一位身着白色衣裙的女士有说有笑地漫步树影婆娑的林荫道，仔细辨认正是龙应台。可想而知，他们的合作很愉快。我没有上前和他们打招呼，不忍去扫他们的兴 。但是那几年，大多数的场合，元化先生那里人来人往，两位先生要想彼此单独相对，安安静静地说说话的机会，好像都很难得找到了。

　　时光荏苒，耄耋之年的元化先生多病，这些热闹的聚会渐渐减少，朱先生来访也不那么频繁了。但是每有新著问世，他们必定即时互赠，通过电话交流心得体会。我想在两位先生的心里，彼此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从元化先生最后把《学术集林》移交复旦大学朱先生和章培恒先生，再和香港《九州学刊》合刊成为《九州学林》，由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合作，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感觉，元化先生像是在“托孤”，朱先生、章先生正是所托之人。

　　元化先生去世的时候，朱先生刚从江西回来。原来他听说元化先生身体情况不好，正准备从江西回来以后去医院探视。不料一早翻开当天的报纸，一条讣告赫然在目，元化先生已经在昨天——2008年的5月9日，与世长辞了。

　　错失了见元化先生最后的一面的机会，出乎意料之外！一整天，朱先生什么事都做不成。直到夜晚方才缓过气来，提笔写下了他对元化先生的纪念文章——《元化先生二三事》。

　　以朱先生的话说：“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极大，一位是陈守实先生，是他逼着我学习理论；第二位导师是周予同先生，是他拽着我去做《中国历史文选》的助手，使我能够在几年间熟悉了乾嘉学派以来的音韵、训诂、考证、辨伪的基本功，怎么样为古书作注释，怎么样写提要等等。所以遇到这两位老师，我很幸运。另外，元化先生是我的又一个难得的老师，我们两个人也可以说是忘年交。但是我不敢谬托是知己，因为自称是他的‘知己’的人，多的是。”

　　如今，他们都走了。在那里，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知己，去没边没际地畅谈学术和人生了，再没有什么会打搅他们。

　　2019年10月25日

　　本文已收入作者《王元化及其朋友》一书，即将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与元化先生心灵相契的朱维铮》载于《世纪》杂志2020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

　　责任编辑 周峥嵘

　　新媒体编辑 杨之立

　　实习编辑 钟凯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