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宇在抚顺虎口脱险始末

　　1929年8月，时任中共抚顺地区特别支部书记的杨靖宇深入抚顺煤矿，领导矿工开展反日斗争。被叛徒出卖入狱后，杨靖宇坚贞不屈，与日本警察署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斗争。最终，杨靖宇以“反革命未遂”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

　　1929年8月末，日本人控制的《满洲日报》《盛京时报》等报纸纷纷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共党地下首领张贯一在抚顺落网”的新闻。报纸上所称的“张贯一”，即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将军。

　　被刘少奇亲自任命为抚顺特支书记

　　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23年考入河南省第一工业（开封纺织染料）学校。杨靖宇积极追求真理，不久便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6年被吸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杨靖宇回家乡确山县领导农民运动。1927年6月，杨靖宇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1日，杨靖宇组织发动了著名的刘店秋收起义。1928年年底，杨靖宇以中共河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先后到信阳、洛阳、开封等地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化名“张贯一”。

　　自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即笼罩全国，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入狱，遭受严刑拷打，甚至惨遭杀害。这期间，中共满洲省委也屡屡遭到破坏，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处境十分艰难。1929年7月，杨靖宇被党中央调往东北从事党的工作。

　　在当时，辽宁抚顺是东北四大产业中心之一，产业工人集中，觉悟高，革命基础好，满洲省委在此设立了抚顺特别支部。但由于叛徒告密，中共抚顺特别支部负责人被捕，党组织遭到破坏，急需派一位有工作经验的同志打开局面。由于杨靖宇在河南有过领导地下斗争的经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任命杨靖宇为中共抚顺地区特别支部书记，具体领导煤矿工人反对日本把头的斗争。

　　深入抚顺煤矿开展反日斗争

　　1929年8月，杨靖宇来到抚顺。按照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精神，他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产业工人中，以“八大矿、南满大厂、发电所”为中心开展工作。当时抚顺矿工中山东人居多，杨靖宇便自称是与河南东北部毗连的山东省曹州人，拿起丁字镐，和矿工们一起下到潮湿阴暗的矿井挖煤。矿工们对杨靖宇不摸底细，怕是矿上派来的侦探，都很少与他说话。杨靖宇对此非但不急躁，反而暗自高兴，因为矿工们对自己冷眼相待，正说明他们警惕性高。

　　一天，一位老矿工因为没钱看病，家里又无米下锅，硬着头皮找工头借钱，蛮横无理的工头非但分文未借，更将其打成重伤。杨靖宇闻讯赶到老矿工家，送去自己仅有的两块大洋。从那以后，矿工们对杨靖宇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一段时间的接触过后，耿直、热心、体贴的杨靖宇成了矿工中的核心人物，工友们都亲切地叫他“山东张”或“张大个子”，有困难都愿意向他倾诉、同他商量。杨靖宇也根据实际情况，采用组织兄弟团、识字班等形式，把矿工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当时，抚顺矿区矿工的死亡率很高，每天都有人被饿死、打死，被爆炸的瓦斯熏死、烧死。而日本矿主为达到最大限度地压榨矿工的目的，还不断地裁减人员、延长工作时间。矿工们劳动强度过大，身体难以负荷，加之生活条件恶劣、疾病蔓延，生活苦不堪言。杨靖宇决定组织领导煤矿工人大罢工，为矿工争取权益。

　　杨靖宇首先号召矿工团结起来，不上工，不出煤，从经济上卡住日本人的脖子。在日本矿主因为扛不住罢工带来的损失，提出要与矿工谈判解决问题后，杨靖宇又带领矿工代表向日本矿主开出复工条件：立刻召回被裁矿工，改善矿工劳动条件，增加矿工工资，加班加点须额外付给工钱。杨靖宇明确表示，如果日本矿主不答应以上要求，坚决不复工。4天后，遭受巨大经济损失的日本矿主被迫答应了矿工们的条件，煤矿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党在工人心目中的威信。

　　遭内奸出卖被捕入狱

　　煤矿大罢工震惊了抚顺城，日本关东军也有所察觉，认定此事与共产党有关，于是下令驻守抚顺的日本警察署必须尽快找到中共地下组织并伺机逮捕领导人。此时，抚顺特支委员、千金寨矿区党小组长王振祥因在矿区张贴号召工人罢工的标语不慎暴露行踪，遭到日本警察署的逮捕。王振祥在重刑下变节，供出张贯一是他的上级，并提供了张贯一在抚顺新站地区的住址——福合客栈。

　　8月30日下午，日本警察署动用大批警特对福合客栈进行严密监视。晚上5点，毫不知情的杨靖宇刚一迈进福合客栈的房间，即遭日警逮捕。日警在杨靖宇的住处搜出六面红旗，《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以及一些药品。另外，由于王振祥的招供，8月30日至9月5日，日本警察署还逮捕了古城子、大山坑、东乡等矿的10名中共党员和工会会员，中共抚顺特别党支部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破坏。

　　与日警署展开机智勇敢的斗争

　　杨靖宇被捕后，被关押在日本警察署拘留所的一个单人监号里。当晚，日本警察署对他进行了重点审讯。日本警察署根据王振祥的口供及搜查到的物品，断定这个名叫张贯一的人，就是抚顺新来的共产党“头目”。在昏暗的审讯室里，敌人企图使杨靖宇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进而承认是共产党的“头目”，从而探知抚顺共产党组织的全部机密。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未能从杨靖宇口中套出一句有用的话。

　　8月31日清晨，杨靖宇再次被提审，但他始终坚持回答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于是，日本警察把从杨靖宇住处搜出来的红旗及《满洲省委工作计划草案》《二中全会决议与精神》《省委通告第三号》等印刷品拿了出来，妄图让杨靖宇在“物证”面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杨靖宇面对这些“物证”沉着应对，说这些印刷品是别人给他送药时留下的，并不是他自己的，并反问道：“如果我是共产党员，怎敢不自检点把这些东西放在明处呢？”日本警察只好亮出了最后一张牌，将叛徒王振祥带到审讯室，让他与杨靖宇对质。杨靖宇用鄙视的目光瞅着这个叛徒，拒不承认与他相识。在大义凛然的杨靖宇面前，叛徒王振祥无地自容。

　　日本警察见杨靖宇拒不招供，便施展淫威，连续五六个昼夜对其严刑拷打。皮鞭抽、杠子压、坐老虎凳、灌凉水，日本警察无所不用其极，将杨靖宇折磨得遍体鳞伤，多次昏迷，但杨靖宇依然坚贞不屈。最后，日本警察干脆将杨靖宇扔进了水齐胸深的水牢里。酷刑逼供留下的伤口，受水浸泡后刀割般的疼痛。但是，面对敌人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和折磨，杨靖宇始终咬紧牙关，没有吐露党的任何机密。水牢中的浸泡，使杨靖宇的伤口大面积感染、溃烂，高烧持续不退。而日本警察署由于只有王振祥的口供而无其他证据，迫于舆论，也不敢贸然加害杨靖宇，最后不得不放弃了酷刑和审讯。

　　脱离魔掌继续战斗

　　1929 年10月中旬，日本警察署以杨靖宇在狱中患病为由，把他引渡给国民党抚顺地方法院。自此，杨靖宇脱离了日本人的魔掌。在辽宁省档案馆馆藏档案《为报羁押犯张贯一患病由》中有这样的记载：“府羁押日署引渡人张贯一，该犯人入所时即身负重伤，现伤痕虽属稍愈，惟又添头痛之症，势甚沉重，恐有危险，理当签报核示……”几句话揭示了杨靖宇曾遭受日本人的酷刑。

　　引渡到抚顺地方法院后，面对审问，杨靖宇始终咬定自己是山东来东北经营煤炭的商人，并在法庭上以伤病之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残酷蹂躏中国人民、肆意践踏中国法律的罪行。该法院只好将杨靖宇引渡到辽宁高等法院检察处。

　　12月25日，辽宁省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陈士杰以“反革命嫌疑罪”对杨靖宇予以起诉：“被告意图宣传共产主义之所为，实犯反革命治罪法第六条之未遂罪，应依刑事诉讼法第253条，送付公判。”

　　最终，杨靖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押往奉天第一监狱服刑。1931年春，杨靖宇刑满出狱，随即投入到新的战斗。

　　“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代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吉林省磐石县组织抗日游击队，走向了战火纷飞的抗日战场。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杨靖宇率部长期转战吉林、辽东等地打击日伪军，威震东北，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蒙江县（现靖宇县）与日军作战时壮烈牺牲，时年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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