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犹太儿童的保护

　　战争的后遗症

　　通过隐藏自己存活下来的犹太儿童，在战后很长一段时期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被确定为羞耻感。因此，羞耻感是创伤的一部分来源，它带来的影响会瓦解幸存儿童的自我认知。

　　对于那些将自己隐藏起来的犹太儿童来说，羞耻一方面是创伤的来源和后果，这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另一方面，这是幸存儿童用来处理他们所承受的创伤的途径。

　　

　　羞耻感伴随着一种深深的屈辱感，这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尤其是因为这些事件是在儿童时期经历的，这意味着孩子们将在这种影响下构建他们的人格。此外，另一种形式的隐藏就是隐藏他们作为犹太人的身份特征。

　　二战期间犹太儿童确实被明确地排除在社会群体之外，因此，他们认为自己已经丧失了人类地位，因为纳粹“最终解决”政策的目的是消灭所有犹太人。幸存儿童的羞耻感也来自于他们认为自己是被遗弃的。

　　

　　寻找归属感

　　此外，对于一个依赖成人的小孩子来说，被遗弃是一种最严重的痛苦:为了不被排除在人类的世界之外，他或她能联想到什么？依附于什么?羞耻感与依恋感有很强的联系。

　　因为依恋是所有达到归属的必要途径。归属不仅是身份的归属更是组成对象的归属。孩子属于他的父母，属于他的家庭。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不仅对家庭有归属感，而且对社区、国家和文化群体也有归属感。

　　

　　这种归属感通过语言、习俗、宗教和实践得以体现。隐藏起来的犹太儿童所经历的耻辱的具体表现在于对这种归属感的挑战。这些挑战在这些孩子的整个隐藏过程中都可以被发现：被捕中逃脱，躲藏的时期，为了生存必须与不同的团体交往，以及从躲藏中现身。

　　此外，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放弃犹太人身份，必须加入另一个团体。为了被爱和接受，他们不得不让自己沉默，放弃自己的一部分。例如，改变名字以及需要忘记他们的身份是他们自我重新建构的一部分。

　　

　　宗教的选择

　　对这些孩子中的一部分来说，加入天主教也是一种充满矛盾的身份建构。当时，教会认为犹太人对耶稣的死亡负有责任:自七世纪以来，在天主教的耶稣受难日礼拜仪式中，信徒们被邀请为“背信弃义的犹太人”祈祷。

　　祈祷文接着陈述了这最后的审判:“永恒全能的上帝，他甚至没有把背信弃义的犹太人从你的仁慈中驱逐出去，听我们为这族人祈祷”。因此，对这些孩子来说，这种集体谴责的效果强化了他们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是负面影响的深刻认知。

　　

　　犹太人的孩子必须把别人对他们的坏印象进行自我消化，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被认为坏的，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在纳粹试图消灭犹太儿童的行动中，努力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是一个明显的、仍然存有研究意义的群体。

　　他们是在设法抵制杀害犹太人团体道路的一群人。对于幸存犹太儿童来说，只有改变他们的个人社会身份，他们才能生存。犹太儿童或多或少地有意识地断绝了与犹太教的联系，改信天主教，放弃了注定要被灭绝的群体的资格，努力成为身份不明的犹太人。

　　

　　犹太儿童的童年

　　犹太儿童身份认同也就成为战后被关注最多的问题。全球化、多元化和现代化等现象使身份变得更加多变性和可选择。这些特殊性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的身份是可以建构的。

　　波兰“隐藏儿童”的种族和宗教身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个过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内部因素比如年龄、性别、外貌，外部因素比如隐藏的位置和条件、花在隐藏上的时间、社会背景、照顾儿童的人或机构所宣扬的价值观。幸存儿童的身份形成与他们是在被占领前出生还是被占领期间出生有关。

　　年幼的孩子对自己的犹太身份背景基本一无所知，因为他们对犹太教或犹太文化没有形成记忆。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今天仍然认为自己是波兰人，因为他们是在基督教传统中长大的，而人们也出于安全原因掩盖了这些孩子是犹太人的事实。

　　

　　犹太儿童的隐藏

　　1939年以前出生的犹太儿童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犹太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一般来说，他们不是十分清楚作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但是他们知道自己与外族人的差异性。

　　他们的犹太血统意味着在法律上会被判决死刑。因此，他们试图掩盖自己的身份。菲拉这样说：我知道犹太人是被禁止的，但我说不出为什么。我父亲教导我，永远不要向任何人承认自己是犹太人。

　　

　　我把这个秘密深深地藏在心里，因为我知道我还要四处流浪。此外，这种害怕被揭露的恐惧也存在于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孩子和父母是异族通婚的孩子中，这些孩子也被视为犹太人。

　　犹太儿童被他们的父母或波兰救助者有意的剥夺了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的放弃和压抑是获取生存的唯一的途径。此外，仅仅隐藏自己犹太人的身份是不够的。

　　

　　借宗教隐藏

　　因为宗教是将犹太人与波兰人区分开来的重要条件，所以孩子们不得不假装自己是天主教徒，因为对天主教及其习俗的了解增加了他们生存的机会。许多犹太父母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交给波兰人，原因是担心孩子会被基督教化。

　　尽管如此，躲起来的孩子们还是被教导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与其说是为了改变他们的信仰，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救助他们。图尔考维斯修道院经常会受到纳粹的检查，他们怀疑那里藏有犹太儿童。

　　

　　事实上，有36名犹太儿童在这个修道院避难。长相不好的男孩会被要求脱下裤子，所以年轻的男孩们偶尔会装扮成女孩来隐藏自己的性别为了躲避检查。

　　鉴于反犹情绪的加剧，一些父母早在迁往犹太区之前就开始与犹太宗教、文化和传统决裂：他们停止给男孩行割礼，或者开始给孩子做洗礼。在被驱逐到华沙犹太区之前，汉娜·利基曼的一位天主教邻居建议她的孩子接受洗礼。

　　

　　逃去雅利安

　　决定逃离贫民窟的父母们给孩子们提供各种证明其雅利安人身份的文件（日基督教的出生证或受洗证），教他们基督教的教义和祈祷文，让他们逐渐适应了在脖子上佩戴奖章或十字架，以便让他们尽可能自然地生活在雅利安人世界里。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孩子假装是外邦人，尽管他们没有像菲拉这样的证明他们是雅利安人的文献，比如她取了海伦娜·比恩纳克这个名字。当这些犹太儿童转向雅利安人身份时，就标志着他们的生活迎来了转折点。

　　

　　由于居住在雅利安人区随时都面临着危险，犹太儿童被迫不断改变他们的居住地。Fela记得，在一年的流浪中，她只有在一个地方待了大概两个月，这已经是时间最长的一次了。

　　正因为如此，许多年轻人无法建立起应有的地域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反过来又导致了一种与她们相伴终生的疏离感和不安全感。

　　

　　生活中的隐藏

　　生活不仅靠虚假的文件，还有“英俊的外貌”，还需要熟练掌握波兰语，不能有丝毫意地绪口音，还要有冷静的性格，以及了解天主教的习俗。男孩必须找到解决行割礼留下的痕迹的办法。

　　这种时刻，来自被同化的犹太家庭的孩子就发现自己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的家庭往往战前就有波兰保姆，能讲流利的波兰语，并且熟悉天主教及其习俗。

　　

　　被同化家庭的孩子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担心一旦暴露就会被交给德国人。与非犹太人共处时要极度谨慎，一个细微的错误都有可能暴露他们的身份。

　　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必须学会撒谎。犹太儿童用一个基督教的名字和一个关于他们过去生活的虚构的故事创造一个新的身份，他们以巨大的情感代价隐藏自己的犹太身份。

　　

　　改变身份

　　懂得如何“伪装”成一个波兰孩子，熟记天主教祈祷词，能够看着别人的眼睛，对他们撒弥天大谎，能够编造人名、姓氏、日期和事实——这些都是让你有机会活在雅利安报纸上的东西。

　　许多年轻人编造了虚假的传记，这些传记必须是可信的、详尽的、没有改动的。他们经常装扮成波兰战争时期的孤儿或父母被驱逐到首都强迫劳改营的波兰儿童，这需要非凡的创造力和永不停止的警惕。

　　

　　在潜在的危险情况下，他们不得不隐藏自己的情绪，保持沉默。然而年幼的孩子是最脆弱的，因为在那个年龄他们无法控制自己，他们常常在公共场所脱口而出，暴露出他们的犹太血统。

　　这种犹太身份到波兰身份的转变并没有在儿童中引起任何特别的抵触，他们太小了，无法反对成年人施加给他们的教育。在外邦人的生活中，以及与其他犹太人的偶尔接触甚至完全没与接触，导致较大的孩子都会逐渐忘记自己的犹太身份。

　　

　　宗教的庇护

　　对迫害和死亡的恐惧使他们追随天主教徒的行为：他们每天祈祷、参加教堂礼拜、佩戴十字架和勋章。菲拉这样说“为了避免暴露我的出身，我和其他孩子一起在教堂里念祈祷文，参加弥撒。

　　他们让我为父母的归来祈祷。一个巩固从犹太人转变为波兰公民的象征性的举动是受洗。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得到父母或者监护人的理解的情况下犹太儿童是不会受洗的。

　　

　　一些藏在修道院的孩子想接受洗礼，修女们常常会劝他们等到战争结束再作决定。但是，皈依天主教是可以被选择的方式，因为这样不仅加强了和天主教社会的联系，而且加强了波兰身份认同。

　　至于孩子们希望受洗的主要动机是希望加入天主教社区，这是为犹太儿童提供庇护的和安全感的主要团体。接受洗礼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种重生，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意义上的受洗使它们成为上帝的孩子。

　　参考文献：

　　徐新:《犹太文化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肖宪:《中东国家通史——以色列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张倩红:《以色列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