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鲁迅的母亲养老送终,朱安在别人的爱情里悲剧一生

栏目:娱乐资讯  时间:2023-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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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北平城。

  天不算冷,但冬的气息却很逼真。满目青黄,枯枝乱舞

  

  五十八岁的朱安女士裹着一件粗布棉袍,踉跄跄颤微微地穿过萧瑟的秋风里小小的庭院,把大门口的一盏白麻布缝制的素灯点起来。几片落叶在石阶上打着旋,在朱安缝了白布条的三寸金莲旁边缠绵不去。

  朱安躬着腰身转进宅子,从充做厨房的下屋里把几样小菜拿到正厅的方桌上仔细摆好。菜不精致,简直有些粗陋,但这已经是现在家里全部可以拿来做菜的东西了。

  桌子下有一小壶酒,朱安小心翼翼地拿出来摆到桌上,再放上一对碗筷,对了,纸烟,还有纸烟,大先生最喜欢抽纸烟。从柜子上摸到纸烟,抽出一支摆在筷子旁边,她默立了片刻,她转身把丧盆挪到桌前,然后缓缓地坐下来,一只手拄在桌上,从袋子里抓了一把黄白锡纸叠成的金稞子银稞子,一个个丢进去,看着那些蒸腾着化做灰烬地纸钱拖着一股股热气在屋子里四散开来。她呆呆地抬起头,墙上,一张短发如针密髯似草瘦削的画像不苟言笑,默默不语。

  窗外,夜色四合。

  次日,上海虹桥万国公墓。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中华文化革命的主将、有中国托尔斯泰之称的鲁迅先生的葬礼上人如蚁聚,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白色的灵旗,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大字。

  五十五岁的鲁迅,坚硬得一敲便铮铮作响,一直给人一种拖不垮打不烂铜筋铁骨金刚不坏的感觉,却没能活过比他尚大三岁的结发妻子朱安。

  

  1.安姑

  除了这个她一手布置的老宅中场面不大的葬礼之外,对于一生波澜不惊的朱安来说,她生命中的另一件大事,应该算是她的出嫁了。

  三十年前,光绪三十六年,按时兴的公历来算,是1906年,她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7月6日。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嫁期,是终生不忘的。

  绍兴的传统是女子要比丈夫大上两三岁,这样的女子会疼人,懂操持。早在几年前,便有多事者给朱安议婚了,毕竟那时的朱安也二十多岁了,而浙江古训“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长辈都急得不行。于是议婚的结果,是这个名叫周树人的没落的京官世家的长子成了朱安族氏内部的婚配对象,说起来两家还多少有些沾亲带故,朱家是周家叔祖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同族人都称之为“安姑”。

  时值周树人在南京读书,本来商定的成亲日子敲定下来了,树人却拿到了留学日本的奖学金,机会难得,婚事自然还要拖上一拖。

  树人赴日之后接受了左派新思想,并与一些激进人士结成社团。在新思想的感染下,1903年树人回国探亲时辫子已经没有了,西装革履,而朱安却没觉得有什么不好,留洋在外,自然要有一些变化,拖着一条马尾般细长的中国式辫子身在异国多少会让他感觉别扭,但令她吃惊的是,树人居然要她放开缠了二十多年的小脚,还要进学堂读书。朱安倒也识几个字,读书只需假以时日便可,这缠小了的脚却是无论如何放不开的。随之而来的坏消息是,这个激进的左派青年在日本把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运动搞得火热,在树人的倡导下,日本东京的华人社团里,新文学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树人自己也全神贯注乐此不疲,根本没有回国娶亲的意思。朱家看着自己的女儿年龄渐长,无奈之下只有拼命地催促周家母亲。

  周母鲁瑞也心急如焚,于是一封母病危速归的电报把周树人从大洋彼岸催回了老家。

  婚轿刚一落地,这个媒妁之言的新娘子的小脚便露了馅:为了让夫君感觉到自己真的放了脚,新娘子特地做了一双很大的鞋,下轿的一瞬间脚下一滑,鞋子居然落到地上,宽大的鞋子里包裹着的居然还是一双极标准的三寸金莲。

  新郎倌的第一眼便落在这双代表着落后愚昧的中国式小脚上,而几年的日本生活,接受了先进的思想洗刷的树人对这些实在是忍无可忍。

  虽然订婚很久了两个人却从未谋面,在第一印象的小脚很煞风景之后,新郎细细地端详着这个小巧得有些弱不禁风的旧式女子,面庞清瘦,略有病容,大嘴秃额,几乎可以用丑来形容,尤其那双堪堪一握的小脚更让树人作呕。

  当天晚上,树人领着新婚的妻子拜过先人祠堂后便进了书房再没出来。第二天便托人定了回日本的船票。第三天便辞别母亲匆匆离去,对于新婚妻子,他甚至连个正眼都吝啬投递。

  朱安疑惑着,却默默无语。旧中国出嫁从夫的道德沉积让她无言以对且毫无怨恨,她只知道男人出去是要做大事,而自己,一个抽旱烟的小脚女人,应该做的是多费心于一日三餐的安排和如何伺候好婆婆的起居。

  在树人心中,旧式的以传宗接代为目的的婚姻早被新式的精神领域的举案齐眉并由此产生的共鸣和幸福所代替,而在朱安心中,相夫教子的传统概念却无从实现,只是在形式上维持了一种嫁做人妇的精神牌坊供族人敬仰。

  

  1909年,树人终于回国,并在离家只有一小时路程的绍兴学堂做教员兼监学。虽然离家很近,树人却几年不曾归家,只是借故留在学校描描写写,除了偶尔信致安好之外,再无任何消息。

  1918年,树人以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狂人日记》,随后名声鹊起,被称为“文学革命思想之急先锋。”从此一发不收,佳作连连,海内共仰。

  直到1919年末,朱安才有生以来第二次见到了这个在当时已经领导了新文化潮流的举国共识的自己婚约之内可以称之为丈夫的男人。

  就在这一年,困窘到底线的周氏家族生计维艰,不得已将绍兴老宅变卖给大地主朱阆仙,举家进京投靠鲁迅。也就在这一年,始终与鲁迅一起从事域外小说翻译的弟弟周作人也来到京城与母兄团聚,于是鲁迅在北平西直门外买了一处院套。

  朱安惴惴不安地以为经过漫长的十三年,自己操劳恪守的回报至少是夫君的回心转意吧?没想到的是鲁迅仍然与其形同陌路,这是一套三进的院子,外院鲁迅用做书房,中院安排给朱安与母亲同住,里院则是弟弟周作人与其日本妻子的住所。形式上鲁迅一直承认朱安原配妻子的地位,但却没有任何婚姻以内的实际内容。经常有朋友或是学生到家里来说古论今,朱安只是以女主人的身份端上茶水便撤到后院,而鲁迅也不止一次地对友人说:“朱安是我母亲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 只这一句便把朱安定性为伺候母亲的下人和使丫头。“她是母亲强加给我的一件不甚美好的礼物,我可以心存感激地收下,也可以不动声色地还物奉还。对于她,我只有赡养的义务,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在这个习惯叼着烟管的小脚女人身上,鲁迅找不到他的爱情,而同样在这个名动一时的新潮人物的身上,那个乡下村妇的爱情,同样是她所不知道的。荒如沙漠的十三年之后,朱安心中仍然只能守着一份残酷的孤寂,而已经年逾四旬的鲁迅对这个比自己尚大三岁的面目丑陋毫无美感和兴趣可言的乡下女子更提不起任何同床共寝的美妙感觉,他依然坚持着与朱安在名分以内的互不侵扰相安无事。也就在这一年,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中如此留下了心情写照:“无爱情结婚的恶结果,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帐。……”

  清晰可见鲁迅的无奈。

  四千年的旧思想鲁迅想一锤敲碎但却力有未逮,与朱安离婚是看来最快刀对乱麻的手段,但新名词的“离婚”在那些旧思想根深蒂固的年月里就约等于“休妻”,而一个被夫家休掉的女人,定是遭人唾弃惨不如死的。虽然从未有过夫妻之实,也从未对这个老态龙钟的朱姓女子有过什么好感,但毕竟娶了回来,且多年如一的孝敬操持毫无擅越,如此灭绝人性的事,鲁迅是做不出的,他只有痛苦的冷漠,冷漠的淡视,淡视朱安的爱,也淡视自己的痛,他甚至不止一次的远远避开,因为似乎无所不能的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带路人,偏偏对自己的婚姻无可奈何手足无措,他可以指挥文字和思想,却无力指挥父母之命,他可以革了文化的命,却革不掉几千年旧思想的命,至少一下子、短时间内,是没有效果和办法的,他无能为力。而淡漠得几近沉默的朱安却还在婆婆的膝前端茶送饭,时不时信致一句“纳个妾吧,你是周家长子。”不缠绵,不婉转,不妩媚,只是晓之以情的规劝,而婆婆鲁瑞无意间提及此事,朱安的回答便多少有些埋怨,“大先生(她一向称鲁迅为大先生)碰都不碰我,甚至连句话都不说,我怎么会有孩子?”少许的愁郁中透着轻轻的怨,淡定得很平静,平静得很无奈。

  几年之后,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因为政见不合分道扬镳,决定搬出去另买新宅,鲁迅问朱安是准备回老家呢还是跟着一起搬出去。朱安的回答很明确,“嫁做人妇自然夫唱妇随,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没有豪言壮语,却透着无比的坚决。

  新居同样不大,同样的四合院,只是这次再没有他人干扰,只是单独的一家,虽然仍是各住各的,但却至少可以安然相处。每每落日时分,鲁迅伏案奋笔,朱安会蜷坐在婆婆身边,吸一管烟,琢磨着下一顿的饭菜。毕竟,她还是这宅子的女主人,毕竟,她习惯了这种漠视,习惯了漠视之下的家务操持。

  

  2.“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一九二五年,鲁迅任职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许广平的学生躲进了鲁迅的家。

  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这自然引起了众多师生的反对和强烈抗议,许广平是抗议的发起者之一,而鲁迅正是许广平的激进思想启蒙者。鲁迅广博的知识、硬朗的外表、新潮的思想和迎合年轻人的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让许广平深深向往、敬佩和沉迷。于是在警察大肆搜捕抗议学生的时候,走投无路的许广平躲进了鲁迅的家一住数月,而朱安则以师母的身份笑脸相迎茶饭伺候,这个四合院里,这个男人的身周围,朱安永远与新潮无缘,永远是腐朽落后的代名词,永远脱不开灶火和茶饭,革命,和她是讲不通的。

  此后鲁迅与许广平师生二人书信频繁,情意暗合。虽然鲁迅身为师长,平时不参与到学生集会之中,但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学生之后,鲁迅再不可忍作文声讨,称三月十八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其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便写在此时。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被通缉,惊恐焦急之下肺病发作入院,让朱安有了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丈夫的亲密接触。在鲁迅入院其间她尽心尽力。近二十年来丈夫对她视而不见,而这一次,她是他身边唯一一个嘘寒问暖端饭倒茶的人。

  就在这一年七月间,病愈的鲁迅因被政府通缉不得不隐姓埋名南下厦门,而与他同行的就是那个叫许广平的比鲁迅小十八岁的女学生。

  朱安继续陷入无边的等待之中,一直等到鲁迅与许广平的孩子周海婴出生,一张三人合影寄到老宅。做为周家长媳,这一次,在没有完成传宗接代任务的基础上,朱安彻底的失望了。“我就象一只蜗牛,虽然爬得慢,但只要不停,总会爬到有阳光的墙头上去。可是现在我没办法了,我没有力气了,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错,我待他再好也没有用。”

  说归说,对于丈夫有后,朱安还是兴奋异常的,“先生的儿子也是我的儿子。”而这时候,婆媳二人的生活已经难以为继了。

  

  3.“她的确是个好人”

  鲁迅去世后的凄苦日子里,周作人与许广平虽然会按时寄些家用过来,但局势动荡,物价飞涨,区区毛厘之数无异于杯水车薪,婆婆苦熬到一九四三年春也撒手去了,朱安独守空房,周作人以“俸母之优”为名的资助随即中断,而许广平也因故入狱,第二年朱安已欠债数千元,破旧的老宅与那个落寞得憔悴不堪的女人一样摇摇欲坠不堪一击。

  周作人建议朱安卖掉老宅里保存着的鲁迅手稿和藏书以期勉强度日。随即派人携款来取,朱安“逊谢不收”,;因信告之:“虽感竭蹶,为顾念汝兄你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这个骨头钢硬的弱女子由此将鲁迅手稿遗物保存到今,实为忠烈之极。那一日她私自做主将鲁迅的一支钢笔卖与他人,信中无意提及此事,立即招来许广平严辞批评,责怪她擅自做主处理先生遗物,并随即在报上刊登启示称“我夫一切遗产若无广平首肯,私擅出售绝不承认。”这时的朱安多少有些怒意了。“要保护大先生遗产,我同意,可你们想过没有,我也是大先生的遗产啊,你们谁来保护我啊?”而这句话之后,她甚至连一个冷笑都没有得到。

  而对待鲁迅的亲子,她却不遗余力,就在如此艰难日子里仍不忘他们孤儿寡母,多次去信称“许妹及海婴为堂上所钟爱,倘肯朝夕相侍,可上慰慈怀,亦即下安逝者,倘许妹稍有踌躇,尽请提示条件,余无不接受。”在心底深处,她一直自视为鲁迅的长妻,“大先生即殁,老母亦终,余可勉为顶门立柱之事而不敢稍有怠迟。”此时的朱安将自己视为周家主人,为的只是顺养鲁迅遗孤,坦荡胸襟令人汗颜。她将周海婴视为周家命脉,也视为已出,无微不至细致周详。而略显小器的许广平却心存感激之余以周氏传人生母的身份对朱安遥加指挥,甚至当朱安想祭拜一下大先生的时候也被以“时局不稳,路途凶险”为由拒绝。朱安逆来顺受不以为忤,一如既往地对海婴照顾有加,直到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贫困交加的朱安一病不起。

  病榻之侧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碗汤,没有一个象征周家大太太的威严和礼遇,有的只是无边黑暗和光秃的四壁。曾有记者来访,朱安面容很平静。“周先生对我并不坏,我们之间甚至没有红脸,就如先生所说,我们各有各的人生。广平待我也很好,懂我的想法,维持接济,她的确也是个好人......”

  六月二十九日晨,朱安借纸留言称“死后可否入伴大先生之侧以正名份?”随后求守在身边的邻居老太将此信立即寄于许广平,待邻居老太再返回床前,朱安早已凉透。

  最终朱安仍是没能和大先生合葬在一起,婆婆的坟侧是她寿终正寝之处。她以一个女人的身份活了六十九年,嫁入周家四十一年,陪伴了婆婆四十一年,也默默地注视了大先生四十一年。这期间,甚至她没有拉过大先生一次手,没被大先生正眼端详过一次,她其貌不扬思想老套,与激昂地站在新思想的风口浪尖上的大先生格格不入。但是她完成了一个女人除开生儿育女之外应该完成的一切,孝道、贞洁、刚烈、大度、体贴、明理、慎微,一个旧式女人的全部美德在她身上都体现无遗,这个青衫小脚面黄肌瘦的纯善女人把一种释然与坚忍诠释得淋漓尽致,她操持家务,伺奉公婆,有怨却无悔,她习惯在落日之时倚门而望盼望着大先生在归家的路上出现,一天天一月月累加了四十一个年头,枯井一般的婚内生活与从不迁怒旁人的本分,在婚姻的概念之中所有的责任义务道义迁就她统统做得十全十美。

  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但显然,在朱安问题上,他对自己剖析得还不够。而“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毁灭给人看”这句话在朱安身上则体现得淋漓尽致。“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这句话,分明就是写给他的发妻朱安的。

  “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出戏的男女两个主角,都可以站在某一角度,把这句话说得理直气壮。

  历史不言不语,把所有微笑和哭泣,轻描淡写的一笔带过。

  

  人物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更名周树人,浙江绍兴人,中国新文化先驱、著名革命家翻译家。1918年5月发表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由此名声大振,领导了中国新派文学的走向。1936年10月19日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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