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缙绅化背后，房价高企租金上涨，央企外迁北京有缙绅化趋势

　　房租不断上涨、连锁品牌入驻、熟悉的面孔越来越少、在地文化逐渐消失——这就是缙绅化：旧社区在重建后因地价及租金上升，吸引高收入人群迁入，原有的低收入者不得不迁往条件相对较差、生活成本较低的地区生活。缙绅化是在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和政策倾斜的支持下，驱赶城市中的穷人，聚集更多精英富人，让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过程。资本的大量流入，逼迫原生社区与文化妥协退让，群体驱逐之下，城市从充满回忆的故居变成精致而巨大的空洞。美国新奥尔良、底特律、旧金山、纽约的缙绅化不是百万名消费者的选择，而是因为几百个官员、政治家、企业家的私心。缙绅化的进程一再深入，未来的城市能否真正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空间，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1、美国的缙绅化美国各个经济、人口和地理上差异甚大的城市——纳什维尔、迈阿密、路易斯维尔、奥斯汀、克利夫兰、费城、洛杉矶，都在经历缙绅化，这并非巧合。缙绅化不是由个人的行动造成，它立基于美国数十年来种族歧视房屋政策下的系统性暴力，否定有色人种，特别是黑人跟美国白人一样取得房屋、获得同等财富地位的权利。在高租金小区取代公共住宅、私立学校取代公立教育等因素的作用下，新奥尔良短短几年间发生了人口巨变。新奥尔良是一座美国南方城市，密西西比河从城南蜿蜒而过。最晚4000年前，包括奥尔良城区在内的一大片地区还是墨西哥湾的一部分，之后河水带来了沙子，沙积成岸，形成了今天新奥尔良城区所在地。随着河岸向两侧拓展，一部分海水被“包”了起来，不再与大海连通，于是形成了新奥尔良城北的庞恰特雷恩湖。因此，新奥尔良可以说是密西西比河的造物。新奥尔良地势低洼，最高处海拔7米，市区有65%低于海平面。自1718年建城以来，新奥尔良常年面临洪涝困扰，这一事实决定了城市的传统分布格局。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正是一个绝佳的切入口。飓风来临之前，由于疏散措施得力，新奥尔良80%至90%的居民提前离开了城市，直接人员伤亡不算太大。飓风过境后，新奥尔良出现了大量空置旧建筑。重建局决定将其夷平，然后启动了一批以办公楼和高档公寓为主的综合体项目，其中至少有6个就在重建局所在的街道上。早在卡特琳娜之前，新奥尔良的缙绅化就已经发生，但飓风把情况推向高峰，从2000年到2010年，在城市最时尚的滨水区，黑人人口已经减少了64%。到2010年，白人人口已快回到飓风之前的数字，而今日还有将近十万名黑人，再也没有回到新奥尔良。贫穷和死亡的陈述，逐渐被浴火重生的说法所取代，新奥尔良要重新出发了。在每条街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趋势，新的潮流象征咖啡店、精品店、艺廊开始大放异彩，尽管很多房屋在卡特琳娜飓风后还残破待修。居民无法确知这样的变化有多少发生在2005年卡特琳娜之后，因为没有飓风后直接的数据，但多数专家同意主要的人口变化是在卡特琳娜之后发生。在新奥尔良，人口的改变已超过十年之久，也因此成为一个研究缙绅化的最佳起点：飓风和灾后城市的改变，可以让人们从头到尾了解缙绅化的过程。城市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政府官员在媒体上巡回庆祝飓风十年之后城市的重生，地方政府（包括联邦和州政府单位）已停止追踪甚至谈论流浪在外的人口。有上万人还寄居流浪在休斯敦和其他得州城市，有些人搬到路易斯安那的小镇，或是犹他州、纽约州等遥远的地方，只有新奥尔良的黑人社群至今仍记挂着这些消失的人。如果不是因为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缙绅化无法发生，如果美国人都是平等的，就不会有驱逐别人的精英，也不会有被驱逐的弱势群体，不会有坏人和受害者。当联邦政府对于房屋、交通、各种公共服务的投入减少，美国城市被迫依赖本身税收去负担基础服务，而城市的税基越高，就越容易支付这些服务，这意味着城市会积极吸引有钱人，将穷人推开（这是城市的财政缺口），而这些年来大多数城市似乎更加倾向于后者。缙绅化首先是一些“先锋者”搬进小区，开始置换原居民，之后引动更多人开始跟进。房地产公司、连锁店等企业随之看到商机，成为缙绅化主力。这些企业并非蓄意谋划，只是企业的购买力远远超出个人，缙绅化无可避免地令社区落入企业的控制。在这些阶段之前，有一个先期的阶段：第零期，政府当局通过土地分区、税收减免、品牌营销等一系列政策，为城市的缙绅化铺路搭桥。在底特律，零期发生在2013年市政府宣布破产的时候，这促使市政府在衰退的产业中另觅财源。底特律缩减对穷人的服务，花了上亿去吸引拥有财富的精英。对于一个人口只剩下过往1/3到1/2的城市，人们也许不认为缙绅化是什么问题。但在底特律，城市却以特异的方式正负消长，在市中心、中城、考克城小区，由于财团在基础建设和房地产开发上投入巨量的资金，看起来欣欣向荣，但城市的其他地区则岌岌可危。上述三个地区的房租每年上涨10%，有些建筑每平方英尺的租金高达两美元，比几年前的价格高出60%。多数人认为纽约缙绅化的零期发生在1970到1980年间，当时城市因为产业缩减和“白人迁移”，差点面临破产。但实际上，纽约的政策制定者早在一百年前，就开始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富人的、以房地产为核心的、反工业化的纽约。纽约的规划者似乎预见到了新的、消费主义至上的美国城市经济潮流，为了确保取得领先，他们为金融和房地产资本进驻纽约铺路。他们清除了城市旧的制造业，过去这些产业曾为穷人和中产阶级的居民提供就业机会，负担住宅。虽然有远见的纽约规划者有机会将城市改造得更平等，他们却志不在此，有金融机构和房地产资本的撑腰，他们的目标摆明了是要填满赞助者的口袋。纽约超过数十年的缙绅化历史已经带来最糟的结果：房租高到除了最有钱的人以外，没有人可以负担。旧金山则与众不同——它没有经历重大的经济危机，可以像其他三个城市那般以调整政策作为借口。它没有那么多老旧制造业要清除，而是蓬勃发展的高科技产业涌进城市（通过政府的支持），快速改变了周遭的一切。淘金热似的经济迫使旧金山快速而全面地启动缙绅化，旧金山湾区让人们一窥缙绅化经济的未来，穷人在城市里没有容身之处时，只能搬到郊区，面临更稀少的工作机会、大众交通、小区服务。在全美各地，特别是在纽约和旧金山湾区，郊区都因搬入的居民而人口增加，郊区人口的贫穷比例，几十年来上升得跟内城一样高，到2000年，已经超过了市区的贫穷人口比例。对纽约的穷人来说，缙绅化不是一种社区特质无形的改变，而是他们真切面对的群体驱逐、金权暴力，还有悠久在地文化的铲除。无数个家庭被迫搬走，文化被摧毁，每个人的经济生活更加窘迫。除了缙绅化的野心企图之外，还有什么能够形容这场由政府领袖、政治家、商业利益主导的行动……

　　2、城市更新一条新商业街开业了，一个新楼盘开市了，一家老羊汤馆关了，一个老小区拆了……偶尔有一个朋友从北京搬去了漳州，这只是个人事业不顺罢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连新闻都上不了。类似的“城市更新”在中国同样屡见不鲜。缙绅化像一个伤口，一个由流入城市的大量资本所引发的破坏而造成的创伤。当你认知到这个问题的广泛，你会发现缙绅化不只是一种时尚或潮流。缙绅化下有胜利者也有受害者，双方都在同一场游戏里，尽管他们都不是游戏的设计者。缙绅化不是偶然或意外，缙绅化是一个重视资本需求（包括城市财务跟房地产利益）甚过人民需求的系统。但在每个缙绅化的城市，总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件发生，先于这些街道景观的改变。造成城市缙绅化的政策是在房地产大亨的办公室和市政府的会议厅里成形，咖啡店只是露出的冰山一角。如果我们希望逆转这个过程——希望在城市改变的过程中，低收入的人能留下来，建造我们城市的劳工不用被迫迁移到城市的边缘，推向交通不便、设施不足的地区，我们就必须了解实际发生了什么。原住民或任何地方的人当然不会抱怨改善的小区环境，可是当这些改善带来他们无法负担的餐厅、房租，然后是街景、自行车道，甚至路面修补都成为迫迁和文化流失的征兆，也代表着政府看重新住民更甚于以往居住在此的老居民。同样的城市，以前人们可以维持生计，现在却不行，居民没变，但他们周围的环境却改变了。缙绅化不只是这样，新贵的增加、原住民搬迁、生活质量恶化，是缙绅化造成的结果，不是它的起因。缙绅化是个有目的性的行动，而不只是一个大众趋势，要定义缙绅化，我们必须要能辨识它背后的行动者以及他们的行为。缙绅化，最根本的意思，是将城市原本为穷人和中产阶级提供的空间，改成为供有钱人累积资本使用。北京作为首都，既是政治中心又是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创中心，影响无远弗届。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北京的一线城市地位始终极为稳固。中国互联网最发达的城市，不是深圳（腾讯）、杭州（阿里巴巴），而是北京。根据世界互联网大会和互联网发展论坛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评估，北京互联网综合实力最为突出，位列全国互联网行业第一位。北京以超过30家的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不仅聚集了以字节跳动、美团、百度、京东、小米、滴滴、贝壳、新浪为代表的龙头企业，而且不乏以央视网、新华网、人民网为代表的主流新媒体矩阵。相比而言，深圳、杭州拥有的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数量均不足10家。北京不仅是中国互联网的主要发源地，更是互联网企业最为集中的互联网第一城；不仅是金融监管、决策部门的集聚地，还是大型金融机构云集的金融中心；虽然制造业已经退出主要经济支柱产业，但北京仍旧是科技创新的高地；不仅是交通物流意义上的国际综合交通枢纽，而且是服务贸易对外开放的积极探索者……2023年3月21日，北京发布的2022年的经济发展公报显示，年末常住人口2184.3万，同比减少了4.3万人，北京的常住人口，已经连续下跌6年了，总共11.1万......北京央企总部的数量98家占了69家，占了全国总数七成！从2014年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部分央企总部已经迁出北京，在其它地区设立总部，企业外迁可带动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是首家搬迁到雄安新区的，中国中化控股、中国华能集团总部搬迁到雄安，助力雄安新区建设。三峡集团、中国电气装备、中国船舶集团、中国物流集团、中国稀土集团等央企会把总部搬迁到其它城市（武汉、上海、深圳、江西等）。近5年北京已迁出673家高新技术企业，它们选择迁往惠州、韶关、河源、汕尾、中山、肇庆这些周边城市，那里拥有更富余的土地和更优惠的地价。“科技型企业在北方的优势不明显，产业不集中，人才相对稀少。这时候南方传递了一个信号——只要迁移过来就可以获得员工住房优惠、廉价办公地以及各类现金补贴。这对中小型企业的诱惑力是非常大的。”高企的房价，很多人租金可能都还没着落呢，实在卷不动的，就去别的城市了。

　　3、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国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工作者的状态发生根本性改变。事实上，新型文化媒介人在新中产阶层形成、城市中心区域再中产化、缙绅化过程中，也发挥了先驱者的作用。城市中心区域缙绅化分为四步：首先是自由艺术家寻找廉价住房；接着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投资者接踵而来置业投资；然后是媒体的报道使一个区域变得广为人知，中产阶层对此区域产生兴趣，导致房价上升；最后是自由艺术家、中产阶层专业人士被商业精英排挤出去。创意阶层，是一个圈层式概念：核心层成员主要是科技、建筑、设计、教育、艺术、音乐和娱乐等领域的工作者，其经济职能是创造新理念、新技术和新的创意内容；外围层成员包括法律、商业和金融等领域的专业人员，主要负责解决复杂问题，需要作出大量的独立判断。创意阶层的所有成员，不管是艺术家还是工程师，作家还是企业家，都具有创意精神，即重视创造力、个性、差异性和实力。当代经济正在从由大型企业定义的以企业为中心的体系向以人为推动力的体系转变。从获得酬劳的主要方式来看，创意阶层与劳工阶层或服务阶层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主要通过执行规定来获得酬劳，而前者主要通过创造来获得酬劳。文化从业者的职业稳定性发生了明显变化，如今文化生产者作为自由职业者并不少见，而以往多是铁饭碗，这是中外共同的普遍现象。由于缺少大型企业的安全保障，与组织化时代的劳工阶层相比，创意阶层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在工作和家庭中也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和情感压力。新兴中产阶级拥抱创意工作的理念，尝试没有福利或者福利大幅削减的工作，这是实验性地再造中产阶层的过程。尽管工作保障和福利缩减了，但创意和革新理念发挥了补偿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使萎缩的保障、福利和权益模糊不清或不再重要。20世纪90年代前，中国多数艺术家是为国家艺术机构工作，自由职业者少。文化活动基本由国家机构主办，艺术展的参展作品通过文联、协会层层选拔。80年代的经济转型和政治改革带来了社会转型，部分文艺工作者不再单纯依靠文艺界的旧有工作模式，而是不断探索新的工作方式。中国传统安居乐业的职业观念和体制内艺术家的固定精神状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面临了强有力的挑战。商品经济中个体经营在短时间内获得的成功让人们意识到，脱离固定的单位体制或许更能体现自我价值。这一时期，一批艺术家脱离原有工作单位，与一批体制外艺术家一起走向社会，希望在社会变迁中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和创作可能，“盲流艺术家”或“自由艺术家”越来越多。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业态快速更新，民营的文化工作室、文化经纪机构、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组织大量出现，网络作家、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等新的文艺群体日渐活跃。为了打造国际化大都市和全国文化中心的形象，2008年奥运会前后，北京掀起了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在政府和开发商的支持下，什刹海地区重新整修了街区的外部环境，通过引入现代商业来激发街区活力。但是，随着居住条件和配套设施得到改善，缙绅化现象开始显现。在旧城改造后，街区的环境品质得到提升，进而带动地价和租金持续上涨，吸引高收入群体生活和居住，造成上层阶级替代原住民的社会现象，从而导致一些人逃离北上广，放弃北京的公共环境，置换到小城市生活。在什刹海地区的商业价值及文化内涵的吸引下，部分高收入阶层买下四合院并加以改造，打造成他们的定居场所或度假休憩之地。与此同时，咖啡馆、酒吧、手工艺品店等服务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设施开始增多，街区原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社会观念遭到冲击。从上述发展趋势来看，街区内部的人口结构发生改变，阶层区隔现象愈发明显，早期熟人社会形成的社会关系正在走向没落。城市是由强大的利益所形塑，通过指认这些特殊利益，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设计，去重新塑造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