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下自我，你没那么特殊

　　

　　20 世纪 60 年代，一位年轻的心理学教授因行为不端失去了在哈佛的教职。这位教授名叫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出身富裕之家，是波士顿铁路大亨的儿子，也是杰出的学者和老师。他是 20 世纪第一位被哈佛大学解雇的教授。他和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一起进行了激进研究，将致幻剂用于心理治疗和意识扩展，所以他无法继续留在哈佛大学。

　　后来，阿尔珀特成了拉姆·达斯。这是一位印度大师给他取的名，因为觉得他不会辜负这个名字的含义——“上帝的仆人”。阿尔珀特确实也没辜负，成了一代灵魂追寻者的向导。1971 年，他出版了开创性著作《此时此地》（Be Here Now）。这本英文畅销书的销量甚至超过了斯波克医生（Dr. Spock）的《婴儿及儿童护理》（Baby and Child Care）。拉姆·达斯将东方古老的精神智慧和实践转化为浅显的西方语言，在这方面，他堪称翘楚——甲壳虫乐队都比不上。

　　

　　我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拉姆·达斯：先是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他刚从印度回来，我成了他的学生；之后我们是同事，他加入了欧米茄学院，领导静修会，也任职董事；后来，我们是朋友，他引导我走出了离婚的阴霾。后来，拉姆·达斯需要帮助。对他来说，这是全新的角色——他成为一个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给予帮助的人。他首先承认，自己正处于凤凰涅槃的过程中，他在学习适应无助的情况。

　　很多人知道拉姆·达斯，是因为读过他的书，或参加会议、静修时远远见过他。他们眼中的拉姆·达斯聪明智慧、富有同情心、风采飞扬。我也认识这样的他，但同时，我还认识另一个他：这个人不喜欢依赖别人，会逃开太过亲密的人际关系，习惯掌控全局。我认识两个拉姆·达斯，第一个拉姆·达斯只会说经过字斟句酌的话，能将阳光瞬间洒满我内心阴暗的角落。这个拉姆·达斯在我经历凤凰涅槃时给予了莫大帮助。我踏入火焰前，他是我的试金石，让我知道即使一切到了痛苦难抑的程度，他也会陪着。当我从灰烬中走出，他帮我回到正轨，让我在想责备他人时回归诚实。他一次又一次让我面对真相——当下的真相，以及关于宇宙的真相。

　　另一个拉姆·达斯则总会激怒我。他会在董事会上和我争执，他拒绝我进行组织管理方面的种种尝试，我会在静修会上怒不可遏。他指责我太过强势，

　　我则说他对精明能干的女人有偏见，喜欢扮演野孩子的角色，把我想象成他霸道的母亲。多年来，我们一直在相互欣赏和保持距离之间徘徊。有一次，他在千人会议上说：“人类的互动反映出爱与恐惧的平衡。”这句话准确描述了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改变了拉姆·达斯，也改变了我和他的关系。一切始于1997 年的一个晚上。当时的他躺在加利福尼亚的家中，思考如何给手头一本关于衰老的书结尾。“躺在黑暗之中，”他在《活在当下》（Stil Here）中写道，“我在思考为什么我写下的句子总是不够完整，不够丰满，不够扎实，不够完美。我试着想象自己很老的时候会怎样——不是 65 岁还能活动那种，不是还能作为教师和演讲者不停地环游世界，参与公共活动那种，而是到了 90 岁，视力衰退、四肢无力的那种……我想感受自己渐渐老去的过程。”沉浸在构思中时，电话响了。拉姆·达斯起身接电话，但双腿无力，一下摔倒在地板上。他伸手够到电话，费了不少力气才拿起听筒，却发现自己说不出来话。打来电话的朋友察觉出情况有异，便问拉姆·达斯是否需要帮助，可没有得到回答。“如果需要帮助，就敲一下电话，”朋友说，“不需要的话就敲两下。”拉姆·达斯一直在敲“不需要”。但朋友还是打了求助电话。

　　救援人员到达时，拉姆·达斯还躺在地板上。“我还在那儿，”拉姆·达斯写道，“仰面躺着，沉浸在对那个老人的‘梦中’。那个腿脚不听使唤的老人倒下了……接着，我就记得一群消防员出现，如电影场景中一样突然，他们盯着那个老人的脸，我本人则靠着门框，仿佛是整件事的旁观者。”接下来的几个小时，他被紧急送往医院，由医生和护士照顾，治疗严重的脑溢血——整个过程中，拉姆·达斯感觉自己就站在一边，看着中风的自己，迷惑不解。

　　后来，逐渐感受到健康状况带来的痛苦时，拉姆·达斯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经历这种中风的人，只有 10% 能幸存。像他这样练习过祈祷和正念艺术、多年来教导人们将苦难作为“磨坊谷物”的人，并没有觉得自己的幸存理所当然。他活着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想到这些，他便决定找到那个原因。

　　拉姆·达斯写道：

　　三家医院，数百个小时的康复治疗，我逐渐适应了中风后的新生活，适应了轮椅、偏瘫、需要全天护理的生活。这样需要别人关注的生活总让我觉得有些不舒服。我这一生，都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甚至跟人合著了一本书，叫《与慈悲的宇宙联结》（How Can I Help：Stories and Refl ections on Service）。可现在我却发现自己需要接受别人的帮助……疾病粉碎了我的形象，为我翻开了人生的新篇章……中风这件事就像一把武士刀，将我的生命切成两段。它是两个阶段的分界线。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就像两种化身合二为一：这是我，那是“他”。

　　我好多年都没见过这个之前的“他”，甚至没跟他说过话。我跟拉姆·达斯的最后一次交流还是通过某次董事会会议后寄出的一封信。我在信中埋怨他开会时说的话，说他没顾及我的感受。他没回信。后来，他再来欧米茄学院的时候，我恰好不在。接着，他从欧米茄学院董事会辞职，我也就更没有理由见到他了。再接着，就是收到他中风的消息。

　　拉姆·达斯康复期间，朋友们总会告诉我他遇到的挫折和进步。开始他得吸氧，无法说话，无法吞咽，右侧身体完全瘫痪。医生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再走路或再开口讲话。朋友们经常去看他，但我因为忙着其他事情所以没去。拉姆·达斯中风前一周，我的父亲——85 岁高龄但身体比我还好的父亲——去滑雪了。他经常去滑雪，这次滑雪之后也如往常一样回家、吃晚餐、在我母亲身旁入睡，只是再也没醒来。晴天霹雳一样，我的父亲去世了。他就是那 90% 未能从严重中风中幸免于难的人之一。

　　那几个月，我心里根本容不下其他事，只有突然失去父亲的巨大悲痛。我甚至不敢想拉姆·达斯受困于轮椅上的样子，不敢想他要重新学习说话，应对身体上的痛苦和内心的落差。但我非常想见到这位老朋友，希望他能原谅我此前的缺席。

　　拉姆·达斯中风一年后，我去了加利福尼亚，见到了“新”的拉姆·达斯。穿过金门大桥，我回想起住在旧金山时第一次见到拉姆·达斯的情景。我仔细回忆了今日之我的诸多经历，才意识到拉姆·达斯几乎从未缺席。在很多方面，他都能让我想到我的父亲——他迈着有节奏的步伐走在小路上，清理灌木，从不回头，认为其他来徒步的人都能跟得上，也应该能独立完成整段路程。4 岁那年，我父亲带我来到滑雪道的顶端，让我的滑雪板朝下，然后说：“跟上！”后来，19 岁的我读到了《此时此地》。现在，我又来到了山顶，向导招手让我跟上，也是头都不回。

　　我父亲离开了，拉姆·达斯坐上了轮椅，现在的我只能靠自己。我走在马林县通往他所住小屋的小路，加州明亮的阳光透过橡树枝条的空隙洒下来。拉姆·达斯坐在门廊上，斜靠着轮椅，颤抖的右臂绑在轮椅扶手上，一头白发乱糟糟的，颇有爱因斯坦的气度。他抬头看看我，抬起功能正常的胳膊朝我挥挥手。“伊丽莎白！”他很是高兴。我屏住呼吸，眼泪一下涌出眼眶。那一刻，我的心被打开了，觉得自己像被放逐已久终于回家的人。

　　“我回来了，亲爱的！”我开玩笑说。

　　“没错，你回来了。”拉姆·达斯非常真诚，“欢迎回家。”

　　之后发生的一切我一直铭记于心。这是生命中难得的时刻，终于可以休息一下——放下努力奋斗的负担，幸福安详的感觉如蜜糖一样流淌在意识的每一个角落。无处可往，无事可做，无人可期——只有当下，只有宝贵的今天，和另一个朋友同在。那天下午，我学到的东西让我受益终生。在我与拉姆·达斯的关系中，我一直能看到这个人的两面性——慷慨激昂的导师拉姆·达斯和令人崩溃的朋友拉姆·达斯。但现在跟我在一起的是第三个拉姆·达斯，这个人比另外两个更单纯、更宽宏。但这并不是这个人的另一面，而是他的灵魂、他的内核、他真正的自我。另外两个拉姆·达斯恭谨地退到一旁，仿佛只是表面的幻影，仿佛“好”的拉姆·达斯是暂时存在的幽灵，由遗传的天赋和命运的奖赏塑造；“不好”的拉姆·达斯则是由后天的防备、应对机制和陈年旧伤塑造。但这个“新的”拉姆·达斯，吸纳了另外两个，三者融合为一个带着光环的整体。他身上发生的事不仅仅让他的灵魂闪耀出光芒，也引起了我内心的变化。所以我的灵魂向他的灵魂致意，我们都“回到了家中”。

　　

　　很多年来，我和拉姆·达斯对抗彼此的个性，但坐在门廊上，坐在温暖斑驳的阳光下，我们两个却心意相通，灵魂与灵魂相连——不是片刻，而是好几个小时。我们两个坐在那里，像学生时代的朋友一样握着彼此的手。

　　拉姆·达斯很难说出完整流畅的句子。他说话很慢，单词之间彼此分离，如孤零零的思绪，孤零零地站在舞台上。没有了语言的外衣，赤裸裸的思想在聚光灯下瑟瑟发抖。大部分时间，拉姆·达斯都在挣扎着为思想寻找合适的语言外衣，但偶尔也会完整地说出一个他的箴言名句。刚开始，拉姆·达斯找不到合适的单词时，我会为他补充空白。一次这样尴尬的交流后，他转头看着我，不无幽默地说：“我现在说话很慢，所以人们能补充我要说的话，回答自己想问的问题。”

　　我问了他中风的情况和影响，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词表达，我就会替他表达。这个过程中，我也回答了很多自己想问的问题——为杰出的演说家遣词造句果真很有意思。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窃取了他的想法，将之转化为语言。他也问了我一些问题，如关于我的生活、孩子们和丈夫。他还称赞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之前的他可不会这样。此外，他提到了我寄给他的一张照片，是我和家人们在爱尔兰过圣诞时照的，说想听听我们玩得怎么样。

　　“你看起来像个喝醉的猴子。”他笑了，“看着特别开心。”

　　我说：“拉姆·达斯，我觉得中风之后的你更有人情味了，更像是个真正的人，与此同时，也拥有了永恒的灵魂。”

　　他的眼里充满泪水，捏了捏我的手。“恩典，”他说，“中风是沉重的恩典，激烈的恩典。”

　　我们坐着，有一会儿没说话，各自消化这几个词。

　　“之前……中风之前，”拉姆·达斯断断续续地说，“之前，幸福的恩典……爱的恩典……好事接二连三地发生在我身上。之后，中风……失去的东西……也是恩典……激烈的恩典。”

　　“我明白，”我说，“你失去了什么？激烈的恩典带走了什么？”

　　

　　

　　“自我。”拉姆·达斯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割喉的手势，“自我，没了。没什么可失去的了。自我打破了，你就能看到真正的自己。”

　　或许我是在完成他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句子，但看着拉姆·达斯的眼睛，我对他想说的一切了然于心。他想说的是：“这就是真正的我。请一定记住，在我所有人类行为的背后，在最好的我、最坏的我的背后，在挣扎求生的自我背后，是我的灵魂，渴望与你的灵魂相融合。”他告诉我，每个人习得的行为和奇怪的癖好背后都潜藏着一个灵魂，如果能将它从自我的缝隙中唤出来，就会知道它早已做好了接触外界的准备。或许，不需要太过激烈的恩典，我们也能破碎重生。

　　后来，我在拉姆·达斯的书中读到了对“激烈的恩典”更有条理的描述：

　　我认为，将中风当作恩典，需要认知的转变。这种转变让我从以自我为出发点转变为以灵魂为出发点。之前，我很怕中风这种事，但我发现，对中风的害怕，比中风本身更糟糕……我现在对恩典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中风改变的是我对自我的依赖。自我无法承受中风，所以将我推向了灵魂的层次，因为“承受了无法承受的”，你内在的某些东西就会死去。我的身份翻转过去，所以我说：“这就是我——我是一个灵魂！”我最终发现，从灵魂的层次出发，我看到的是自己普通平凡的日常状态。这就是恩典，这几乎就是对恩典的定义。正因如此，从自我的角度看，中风并不是什么好事；但从灵魂的角度看，中风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如果能在灵魂中安住，那还有什么好害怕的？中风之后，我可以用前所未有的确定告诉你，信念和爱比所有变化更强大，比衰老更强大。此外，我非常确定，它比死亡更强大。

　　“自我，自我，”拉姆·达斯说，“就像这个轮椅。是……这个是好看的轮椅。使用、享受它！别觉得它是你……别觉得你自己那么……那么……特别。”

　　我们都笑了，之后在斜阳下静静坐着，直到我该离开的时候。

　　“怎么办？”我问拉姆·达斯，我想着的是我们之间的友谊，还有他的生活，“接下来怎么办？”

　　“这就够了，”拉姆·达斯说，“这就是之后。这就够了。”他又握了握我的手，眼泪从脸颊滑落。泪水所表达的，比他中风之前表达得更多。泪水诉说了原谅、爱与期待。一切都说完了。我站起来，亲了亲他的脸颊，拥抱了他，然后拍了拍轮椅。“这是个好轮椅。”我说。

　　沿着小路走出去，拉姆·达斯叫了我一声。我转身看着他。“伊丽莎白，再见。”他声音很大，还像个傻瓜一样跟我挥手，“早点儿回家！”

　　

　　点击图片即可直接跳转至购买页面

　　作者简介：

　　伊丽莎白·莱瑟（Elizabeth Lesser），《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美国奥普拉心灵系列节目常驻主持人，世界上最大的静修和个人成长中心欧米茄学院的创始人。她毕业于纽约市巴纳德学院及旧金山州立大学，有三个已成年的儿子，目前与丈夫住在纽约州的哈德逊谷。

　　内容简介：

　　在《破碎重生：如何在艰难时光中成长》中，作者伊丽莎白·莱瑟将动人的故事、幽默的见解、实用的指导和个人回忆录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帮助我们在面临重大挑战时作出选择：被打败，还是主动打破自己迎接改变？

　　莱瑟分享了普通人从疾病、破产、离婚或失去亲人的火焰中重生的故事，以及自己离婚后凤凰涅槃的真实经历。体验过生命的磨难后，他们变得更坚强，更接近自己的人生目标，更容易安住在此时此地。

　　阅读本书，可以帮你更智慧地面对痛苦，更勇敢地拥抱生命的无常，追寻属于自己的“活着的体验”，绽放出本应成为的真实样貌。

　　

　　点击“点赞”和“在看”

　　向更多人分享我们的文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