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审视生活，刘瑜这样说丨上书房

　　

　　出版13年后，刘瑜的《送你一颗子弹》再版了。

　　在书里，她说：我相信是一个人感受的丰富性，而不是发生在他生活中的事件的密度，决定他生活的质地；是一个人的眼睛，而不是他眼前的景色，决定他生活的色彩。这几乎是我们推荐这本书的理由。

　　《送你一颗子弹》举重若轻地重新审视了生活的诸多层面。作者刘瑜通过独有的敏感知觉和细腻笔触，把日常生活陌生化，打开了一系列我们习而不察的维度。这些维度在我们熟知的知识体系中分属不同的范畴，但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既远且近的互文效应。

　　这本书主要收录了刘瑜2005—2009年的生活点滴，初版于2010年，在2017年做过增删修订，随着生活各个阶段的变化，作者与读者对于其中内容的感知也有了不同的维度。对于刘瑜而言，十几年前的生活“非常稀薄”，需要通过“用感受来弥补事件的贫瘠”，来积攒“倾听自己呼吸的耐心”，在一定程度上，她相信，“这是度过有意义人生的唯一方式”。因此，这本书里充满了杂七杂八的事物和细微的感受，随着情绪的起伏而流动，展现着对待生活的热忱，包含着相信生活值得热爱的善意。

　　面对被搁置的生活，她说：我默默焦虑着，自作多情地为每个人伤感。每个人的心里，有多么长的一个清单，这些清单里写着多少美好的事，可是，它们总是被推迟，被搁置，在时间的阁楼上腐烂。为什么勇气的问题总是被误以为是时间的问题，而那些沉重、抑郁、不得已的，总是被叫作生活本身。

　　接下来两篇文摘，出自《送你一颗子弹》，作者刘瑜。

　　

　　作者: 刘瑜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 胭+砚（YY） PROJECT

　　文/刘瑜

　　Send You A Bullet是一部巴西纪录片。影片分两个线索：一个是讲述一个巴西腐败政客Jader的贪污、被起诉、被释放、重新当选议员的故事；一个是讲圣保罗市蔚然成风的“绑架富人”现象，在这条线索上，导演采访了一个被割掉耳朵的女孩、撕过票的蒙面绑匪、专门做再造耳朵手术的外科医生、每天在胆战心惊中研究防身术的商人。

　　有点像我几年前看的另一部绑匪电影：Secuestro Express。只不过那是一个故事片，场景在委内瑞拉。看来绑架流行很可能不仅仅是巴西现象或者委内瑞拉现象，而是一个拉美现象。

　　那个胆战心惊的商人说他最吃惊的是，有一次他遭抢，抢劫犯在大街上抢了他的钱之后，竟然公然站在几米之外慢悠悠地数钱。

　　“抢劫犯一点也不害怕，被抢的人胆战心惊，这就是巴西。巴西在向一个非常危险的方向前进，它可能会变得更糟。”

　　也是，有钱人随时随地可能被绑架，那谁还敢到你这个国家或者城市来投资？而投资萎缩伤害的仅仅是有钱人吗？有钱人不去圣保罗投资还可以去北京、去孟买，而失去就业机会的巴西人却不可能随随便便移民到北京或者孟买。

　　但是绑匪不会或者不想明白这个道理。他说他抢来的钱有一部分分给贫民窟里的穷人看病，即使他说的是真的，他间接伤害的穷人可能比他直接帮助的穷人要多得多，这一点，他未必明白。

　　某经济学家说过，一个坏的经济学家和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经济成本，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那么，可不可以说，一个坏的绑匪和一个好的绑匪，区别就在于前者只计算看得见的行为收益，而后者还加上看不见的行为收益呢？好吧，绑匪哪有好坏之分，根据定义他就不可能好到哪里去，用康德的话来说，他的行为违反了“绝对律令”。

　　看不见的不仅仅是他，而是拉美大陆。拉美民粹主义成风，思想基础往往在此：民众往往愿意为了暂时的、直接的利益分配而牺牲长远的、间接的收益。这种“短视”也恰恰为腐败官员提供了机会。起诉Jader的检察官在Jader重新当选议员之后痛心地说：这样一个假公济私的人，竟然还能再当选议员，实在令人悲哀。仔细想想，为什么呢？Jader玩的无非是民粹主义那一套：用短期的救济发放等小恩小惠来笼络地方选民，小恩小惠是直接的、现实的、看得见摸得着并且有一个集中的受益群体的，而制度扭曲的代价却是间接的、长远的、看不见摸不着并且分散在全民甚至接下来几代人当中的。民粹主义式的救国，是饮鸩止渴。

　　改善贫困向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的利益再分配，一种是间接的投资激励。前者往往可以成为政客发家的捷径。直接的小恩小惠，加上政客充满激情的民粹主义口号，可以造就查韦斯这种“拉美英雄”。问题只是，拉美人民热血也沸腾过了，有钱人也给诅咒过了，能国有化的都国有化了，也庇隆过了，也格瓦拉过了，他们所指望的繁荣富强以及均贫富等贵贱就是迟迟不肯来临。

　　当然，你永远可以诅咒美国。

　　对于失败的格瓦拉们来说，幸亏还有美国。

　　看完电影，同看电影的×感于最后绑匪说自己给穷人医药费，说：“弄半天是个罗宾汉啊！”

　　我不以为然。穷人很多，但不是所有的人都用杀人放火去解决贫困问题，所以不能用社会根源来为个人暴行辩护。阶级当然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如果阶级可以为一个人的行为言论辩护，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法院对案件一个一个地做个案分析？只要是富人，就通通送进监狱，只要是穷人，就通通放走好了。

　　影片结尾的时候，记者问绑匪：“你绑架那些人，割掉他们的耳朵，事后会想起这件事、这个人吗？”

　　“不想。”他说。

　　也许，他也只有通过“不想”来逃避这件事情的沉重，因为一个人认识论的飞跃恰恰就发生在“想”的那一刻，因为人道主义的起点在于一个人面对另一个受苦的人并且心里“咯噔”一声：如果我是他呢？

　　文/刘瑜

　　政治的尽头是同情心，马蒂奥和朱莉娅的尽头是尼古拉。

　　《灿烂人生》里有一个镜头是这样的：防暴警察马蒂奥的同事鲁伊奇被左翼示威者打成了瘫痪，马蒂奥在哥哥尼古拉家悲愤地说起这事，尼古拉的妻子朱莉娅，一个激进左翼分子，当时就不干了。

　　“太糟了，你站在错误的一方。”

　　“你肯定？那什么是正确的？穷人的一方算是正确的吗？”

　　“对。”

　　“鲁伊奇比你更懂什么叫贫穷。他是个穷人，把他打成植物人的人却不是。我们在这里吃蛋糕，他却躺在医院里。”

　　“我受够了你的垃圾言论！”

　　尼古拉只好出来调和：“请你们都别说了！“朱莉娅转身弹琴去了，马蒂奥调侃道：“你老婆不错。”尼古拉笑道：“你俩相处得也不错。”“她是那种永远正确的类型吧。”“嗯，跟你类型一样。”于是两人会心地笑了。

　　《灿烂人生》里有好几个类似的情形：一场充满火药味的争论，最后以温情脉脉的谈笑收场。尼古拉的父母争吵时是这样。妹妹的婚礼上，尼古拉的被解雇工人好友和银行家好友之间的对话是这样。尼古拉父女在争论一个腐败官员是否值得同情时也是这样。

　　对此女儿是这样解释的：“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

　　“我太爱你了，我不会真的跟你闹翻”，似乎道出了人世间喜剧和悲剧分叉的那个秘密。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的所作所为是出于爱，其实还是不够爱。另一些时候，你忙着轰轰烈烈地爱人类，却忘记了爱身边一个一个的人。

　　马蒂奥和朱莉娅都未曾深入这个道理。他们都试图通过政治斗争的途径去改变身边的世界，结果发现政治斗争的前提是对真理的掌握，而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确切地掌握了真理。朱莉娅在1960年代的左翼运动中越来越激进，抛家弃子投奔了一个恐怖组织，从事暗杀工作，最后沦为阶下囚，世界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好一些。马蒂奥终其一生都在和丑恶的制度作斗争，从僵死的考官到野蛮的精神病院，从等级森严的军队到黑幕重重的警察局，但他被碰得头破血流，在一个新年之夜，他迎着窗外绽放的烟花从阳台上纵身跳下。

　　而朱莉娅的丈夫、马蒂奥的哥哥尼古拉则不同。他温和而不消极，明辨是非但不急于求成。改造世界对他来说不是将一个制度连根拔起，而是从给予身边的人一点一滴的温暖开始。佐珍，片中那个被精神病院非法电击的女孩，最后不是被左翼朱莉娅或者警察马蒂奥拯救，而是在尼古拉几十年的照看下慢慢恢复。当佐珍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时，他对她说：你每天来给我的植物浇水吧，它们需要你。

　　如果说改造世界是一场龟兔赛跑的话，马蒂奥就是那个兔子，而尼古拉则是那个跑得慢却跑得远的乌龟。马蒂奥在不断的碰壁中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那样的耐心啊，在与可爱的姑娘美瑞娜相识之时，他这样自我介绍：我叫尼古拉。

　　也许为我们的行为守卫底线的，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不是法律，而是尼古拉的考官所说的“同情心”。读书读到“文革”时某派怎样毒打某派的暴行时，我总是惊骇不已，因为这全都是假真理的名义。若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同情心的底线呢？一个政治、法律、宗教都无法突破的底线呢？也许人世的希望不在于发现真理，而在于追问一句，发现真理又如何。

　　这个电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片中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却不虚假。我想导演真是个善良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柔情似水。他让激进的朱莉娅弹得一手好钢琴，让暴躁的马蒂奥成为一个书迷，让美瑞娜在失去马蒂奥之后得到儿子，让尼古拉在女儿离开后重新得到爱情。他端详、雕刻、安抚每一个辗转反侧的灵魂，让你觉得世界可以变得更好，正在变得更好，还会变得更好—只要你像尼古拉的父亲所提醒的那样，不放弃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发掘他们的动人之处：“你要让朱莉娅弹琴，告诉她她有多美好，你要说，朱莉娅，为我演奏吧。

　　

　　文 编辑 韩哈哈

　　资料提供 联合天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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