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鹤岗籍导演耿军：我拍鹤岗20年，见证她从东北普通小城成为“流量密码”

　　这些年来，别人介绍耿军时，总会加一个前缀，“鹤岗籍导演”。

　　2021年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的颁奖典礼上，有人问获奖导演耿军：“您从房价最平易近人的城市鹤岗来到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之一，有什么感受？”

　　耿军笑了一下，说：“那么我们就互相看一看，挺好的。”

　　这年他摘得电影节桂冠的电影《东北虎》取景地就在家乡黑龙江鹤岗市。获2013年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的《镰刀锤子都休息》、入围2017年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的《轻松+愉快》，也都有“鹤岗出品”的烙印。

　　耿军是1976年生人，他见证了鹤岗作为煤城辉煌的末端，也目睹了近年来因为网络流量鹤岗被推上风口。他把自己电影创作中的鹤岗笑称为“鹤岗国”。《东北虎》影片开头主人公驾驶的 “龙工”推土机，将鹤岗依靠煤炭等重工业兴起的特点道出；镜头也曾在地产广告上停留，“78平方米 6.3万元”的字样，或许正是取材自前几年“去鹤岗买房成本低”的新闻。

　　“电影也是城市工业的一部分，很重要！”当地的工作人员引荐他时说。毫无疑问，耿军和小城鹤岗是相互成就的。

　　现在耿军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通州区创作，到了电影拍摄阶段就会回到鹤岗。我们和这位鹤岗籍导演以及他在鹤岗本地的演员们对话，听他们讲述电影内外的“鹤岗国”。

　　

　　2018年，耿军和几位演员在鹤岗回到了曾经拍摄《轻松+愉快》的主场景上。 薛宝鹤供图

　　耿军的“鹤岗国”

　　耿军特别能走。对耿军来说，步行2小时以内都是可接受的距离。

　　他描述自己在鹤岗小城那些大致雷同的傍晚：“晚上7点，父母开始看新闻联播了，我会出来溜达，我就是走这个城市的半径，从家出发，穿过六号（地名）、穿过大陆（地名），到麓林山，再走到南山，从南山比优特商场走回来，耗时1小时50分钟。”

　　在这个城市里漫步，他发现以前最常去的地方，在近10年里都被“时代”掉了，而新的东西，他还不熟悉。耿军常说，自己在创作中，会对当下的热点新闻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太近的东西不好消化”。但是他对这个城市依旧保持着作为当地人的敏感和关注。

　　他向当地政府部门的人提建议：“那天我去萝北县爬山，发现山上景区有一部分公共厕所好像因为整修被锁了，那游客来了怎么解决上卫生间问题？是不是该多设些指引牌？”

　　上观：大家都认为您的影片中，有明显的“黑色幽默”风格，这和从小在鹤岗的成长经历有关吗？

　　耿军：小时候，我父母在鹤岗的煤矿区卖鸡蛋，没有工夫管我和我弟，现在有溜达鸡、溜达猪，我们就是溜达小孩。郊区的孩子比较淘气。我们那一拨孩子里边通过上学改变命运的人很少，大部分读到中学就不读了，去机电厂、去矿上工作。

　　虽然没有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们也不是文盲。我们还有充分的童年自由，童年自由会给少年带来无拘无束的感觉。到青年的时候，也不会被那些既定的东西所约束。这给我后来的创作奠定了特别好的基础。没有被束缚住，才能打开自由度，想象力和创造力才不会被抹杀掉。

　　上观：从2002年开始拍短片到现在，将近20年里您的影片大多还是以鹤岗为取景地，这是否一定程度上传达了您的创作理念？

　　耿军：鹤岗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城市历史更短，但它仍然能承载住三代人的记忆。

　　我们的生活好像都是在既定轨道中,在社会惯性里边人会走得特别被动。这种被动让你更主动去追逐，结果却是越主动越被动。

　　我要在电影里跟现实生活的巨大惯性拉开距离。你会发现，现实中40来岁这帮人会越活越胆小，为什么大家会越来越不敢付出情感？我觉得这可能是特别值得用电影来拍的话题。电影创作就是对平庸生活的对抗，保留梦想。

　　我在1996年到北京时，像我这种没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到北京就是一个来京务工人员，睡半地下室、频繁换工作……没想过我有一天会频繁回鹤岗拍电影，但我的确是带着鹤岗的故事走的。

　　我19岁在家写了一个剧本，写的是我弟弟他们美术班里的故事。此后我再写剧本时，自然而然会写到鹤岗的故事。我写的鹤岗是我在青年时熟悉的东西，写完之后我又回到那个地方去，发现很多东西已经不在了。

　　到后来我在鹤岗拍了两三部电影，我会想为什么还要拍其他地方呢？我索性就在我的家乡，找那些跟其他城市不同的，只属于这个城市的质感。

　　上观：在您眼中，鹤岗这个城市有什么样的质感？

　　耿军：很难用具体的形容词描述。比如10年前我有回在鹤岗站闻到的味道，我就觉得这个地方的味道怎么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呢？不是煤城污染的味，它是火车内燃机和火车站里卖的茶蛋混杂的味道。

　　创作中有很多东西说不清楚，但它又是人类情感的一部分。这些东西就是质感本身带来的，是这个城市独有的。我们不拍这个地方最瞩目的地标，比如时代广场和鹤岗市人民医院，我们去拍鹤岗人都见过的一些承载历史的小楼，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上观：您的一位朋友说耿军电影拍到鹤岗哪里，哪里就很快会被拆迁了。

　　耿军：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拍完之后，有的时候是两三年，最短可能是半年，那个地方就会面临拆迁改造。

　　我觉得这好像是“监控器发怒了”。现在城市无死角，每一个角落都有监控。我们拍到哪可能相关部门的人会从影像中发现这块地方的城市面貌不太理想，这地儿他们就要改了。

　　就像这次电影取景的一个地方也很快迎来了改造。那是伪满洲国时期，日本人在鹤岗勘探开采煤矿修建的4栋楼，我们当地人叫“日本四楼”。当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这个城市的变化很快。

　　

　　耿军剧组在鹤岗老建筑日本四楼前取景。 王欣供图

　　这也和我的拍摄习惯有关。我倾向于拍些有点类似于城市文化遗产的内容，我觉得对历史建筑、早年生活区的拍摄也承载了文献精神的东西，所以我对以前那些不重样的、没有被规划过的生活区特别来劲，这些东西在影像里头特别珍贵。

　　鹤岗对我来说，既是我的家，又是一个有陌生感的地方。我20岁去北京，到现在已经二十五六年了。我回来之后很多地方都特别新，我家是2015年棚户区改造后才搬到楼上的，之前都是平房，在一个叫“获胜屯”的地方。现在每年我都会去我家原来的位置看看，那已经变成平地了。家里动迁后，我有差不多三年的时间，晚上跟朋友们聚完会，夜里10点回来找不着家，因为我看这些楼房都是一样的。

　　但另外一面，搬到楼房后，生活的确方便舒适了。我们那块本来就是煤炭开采后的地质塌陷区，再加上那片常年有供水问题，要用板车去一桶桶拉水。

　　时代的变迁就是这样，旧的东西被淘汰掉，新的东西成长起来，新的东西变成旧的东西，再被淘汰掉。但人类是有情感的动物，就会伤感。你没有办法，又伤感，就要用艺术方式去表达这样的情感。

　　上观：你之前把自己的作品称为 “寒带电影”，为什么呢？

　　耿军：对，因为从中国的区域里边，大家会聊南方的影像创作者、北方的影像创作者，我觉得可能需要新鲜的词汇来概括我们拍有雪景地方的影片。

　　有天谁讲笑话说有一个省在地图上怎么没有。别人问是哪个省？回答是“东三省”。我觉得既然这么聊的话，那就再广阔点，用“寒带”这个词汇概括会比东北更具体，“寒带电影”本身就是一个有些喜感的说法。艺术需要开玩笑，大家都不开玩笑，就死水一潭了。

　　上观：长期在大城市生活的客人，包括您说的北京过来的文学策划、张献民老师等，他们来鹤岗后觉得这儿怎么样？

　　耿军：他们太喜欢这儿了，鹤岗和北欧的纬度一样，冬天下午3点就黑天了，完了之后喝了三顿酒一看表才晚上10点，就觉得现在休息是不是有点早？

　　酒吧、咖啡馆，这些别的城市有的我们都有了。还有这里特有的享受，就像熏酱、烤串这些美食，几十块钱就能好好泡个澡的洗浴中心。

　　上观：作为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导演，这些年屡获国际电影节大奖，你是如何看待这些专业级别的荣誉的？

　　耿军：首先是对你有心理上的肯定：感觉这两年我干得还行。也会影响很多人看待你的态度，让你的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到，不再是别人眼里无足轻重的那伙儿了。这是既残忍又有游戏感的事情。

　　不过我觉得对一个电影作品，狂热的喜欢和愤怒的批评是比较接近的，更多还是观影者主观的表达。从虚荣心层面，你被喜爱这件事，对你有作用力，之后又会有警惕感。比如有的影评文章确实比我的电影还要深刻。他们会对我电影中出现的一些事物做符号学研究，有的分析甚至是我写剧本时也没想过的。但我还是很感激的，这可能是对我的电影“一种喜爱的变形形态”。

　　

　　耿军接受上观新闻记者专访。 王倩? 摄

　　我的鹤岗演员兄弟

　　徐刚、张志勇、薛宝鹤，是耿军电影里的熟脸，他们也是耿军生活中的朋友。

　　在鹤岗小城里，这些本地演员都有自己的工作：发小张志勇在残联，铁哥们儿徐刚在中学做宿管，薛宝鹤是离“影视文化界”最近的，以前在鹤岗电视台工作，而选角导演王欣还是当地街道办事处的主任。耿军一回鹤岗，这群人几乎每天都扎堆在一起，可以聊电影、剧本、表演，聊毛姆和契诃夫，也可以说家长里短、宠物猫狗。

　　这些在现实和影片中同样平凡的小人物，和耿军一年又一年一起对抗庸常的生活，也互相陪伴，从青年走向中年。

　　

　　耿军和他的鹤岗兄弟，自左二起分别为徐刚、耿军、薛宝鹤、张志勇。薛宝鹤供图

　　上观：为什么您的作品里面演员角色都是青少年时期在鹤岗认识的伙伴们完成的？

　　耿军：一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我不知道谁能演，谁不能演，所以我的同学就会出现在我的电影里。

　　2001年我在北京得了一场肺结核，回鹤岗养病养了半年，2002年我就拍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片《山楂》，当时我让一位女同学来帮我拍个片子。她说你拍片子还用我陪你去吗？她以为我要去拍X光片。我说我要拍一个短片，她才听明白。

　　刚开始，大家也都没有片酬，有时候还会搭进去一些钱。但是当时大家都是玩的心态，觉得拿着DV在街上拍东西是有趣的，谁也没有想过我们后来会做到什么程度。

　　上观：创作的时候，会把角色往这几位兄弟的性格习惯上靠吗？

　　耿军：没有那么别扭，我不向他们靠，我直接拿他们写。

　　有一年大年初三我在鹤岗汽车中心站碰到了徐刚，他当时手里也没提东西，在拜年的人群中有些奇怪。他说要去新华镇找人报仇，因为他家的狗让人给吃了，“我干他去。”徐刚当时对我说。后来就有了《东北虎》的开头。一个三十四五岁刚结婚不久的男人，老婆要生孩子，他要找吃他狗的人，这个人也就是后来章宇饰演的主人公徐东。

　　《东北虎》当年拍的话可能就是刚哥出演了，因为写的那年他35岁。不过后来开拍时，他已经40多岁了，他“长大”了，不太适合演三十多岁的自己了。

　　上观：在拍摄中，如何要求这些非科班出身的鹤岗本地演员？

　　耿军：每回拍摄都挺有难度的，因为我是常年在艺术创作的过程里，他们是各有各的日常工作。生活巨大的惯性忽然叫停是很难的。我们最方便做到的办法就是让演员别回家住，在酒店里住，来会议室，我们都是在聊创作。再进一步就是在剧组要多和你的对手戏演员相处。我说你别穿成生活里的样子，你就得穿成电影里边角色的样子。

　　我这些非专业演员也有自己的优势，这是生活本身带来的东西。他们已经被生活给“熏酱”好了，他们对电影里边的细节有自己的认识。

　　上观：记得一个插曲，徐刚穿了自己的衣服来片场被骂了。

　　耿军：我们正拍到重要部分的时候，拍到一半，他就戴着墨镜牛气冲天进来了，我就朝他喊，你离这儿远点！

　　徐刚：发哥（耿军）说保持角色的服装，也是为了给我找感觉。毕竟我们在生活里头混得久了，不是专业的电影演员，但是每回发哥回来拍电影的时候，带回来的都是专业的东西，他对所有镜头都会精雕细琢，他回来拍一次，我们基本上也是重新学一次表演。

　　上观：有没有想过总是用这几张面孔，会让影片风格有局限？

　　耿军：那取决于我接下来要拍什么，比如说我要拍一个戏曲故事，他们可能演不了，又或者我们到后来情感破裂了，也就算了。

　　法国导演特吕弗在拍《四百击》的时候，他跟踪十一二岁的小演员，后来拍了20年，经历了他的童年、青年、中年，创造了“安托万五部曲”，这在影史上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拍过电影《青年》，《东北虎》记录的是他们中年的状态，老年电影叙事还没开始，之后如果到老了，大家身体和精力还允许，也可能会继续玩耍。

　　新的创造力，并不一定是要换新面孔才能带来，去挖掘人的不同层面、不同情感也可以实现。电影纵深度那么宽，我们做的还那么少。

　　

　　耿军在鹤岗城区的电影拍摄现场。 王欣 供图

　　上观：在鹤岗的普通人，认识您和几位影片里的鹤岗演员的人多吗？

　　徐刚：不少，但是没有在北京多，比如我们到宋庄或者电影学院那儿遛弯，甚至在酒吧坐着，就有人说你不是拍那个什么的导演吗？

　　耿军：我这些兄弟感觉最舒适的场所就是影展，影展上那些人全认识他们。

　　张志勇：我前天去修车被修理工认出来了，他说：“哥我瞅你这么眼熟？他就在想了老半天说，哥你演电影的！”鹤岗做演员的不多，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特别热情，说是要给我好好修修。

　　耿军：电影也是文化力量的一部分，在这个城市，即使是认识你的人，也会因为你是演员、导演对你特别友好，这些都是电影带来的，是文化带来的。

　　上观：一直在鹤岗的几个兄弟表演时，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帮你一起打磨影片中的细节吗？

　　耿军：会，比如特别简单一件事，我不会骑摩托。我就问刚哥这玩意儿怎么弄？有时写了自己陌生的东西，这些该怎么建立，他们会提供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弥补我闭门造车的干瘪。

　　上观：当你们在创作中获得越来越多认可，你们对待友情以及对待创作的心态会不会变化？

　　耿军：最初拍电影，就是一帮好哥们在一块玩。后来要求越高了，就不是玩了，真的是创作，你差一点都不行。获第一个奖的时候，大家就是想对创作再多付出一点，现在的认识不一样了。从刚一开始的玩到现在的喜欢，到最终可能走向热爱，都是不一样的层面。

　　张志勇：我和发哥是发小，认识时我6岁，他8岁。刚开始拍电影也是玩和帮忙，我自始至终没觉得我能当演员，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很有戏瘾。回看之前拍过的电影，觉得电影这个东西留住了我们的青春，我哥带着我们一起这么慢慢走过来，我挺幸运的。

　　王欣：我从小学器乐的，大学期间也搞过乐队。我喜欢电影，我在组里边基本上是处于学习、“偷艺”的状态。整个剧组是一个工业体系，我是挺乐意跟组的，确实学到很多东西。自己业余时间也写点小东西，发哥有时间会帮我看看，我觉得提升很快。

　　徐刚：如果没有遇到电影，我们在小城市里朝九晚五的，也还是一样生活，原本就是个开心人儿，怎么生活都是开心的。只不过是碰上电影了，有了另一种开心的方式。

　　但现在，电影已经渗透到我日常生活中了。比如我之前说台词是很快的，现在说话敢把速度放慢，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有了出演《东北虎》的历练，我才能去感知导演要的那种说话节奏。现在我就会意识到，说一句话要让对方有思考回复的时间，这也是对别人的尊重。

　　

　　耿军在片场。 薛宝鹤供图

　　不是“底层”而是“广大层”的鹤岗故事

　　采访过半时，耿军忽然提问，“你们怎么还不问鹤岗房价的事？我在路上就在想你们会不会问我鹤岗的房价？我想聊这事儿呢，其实这是一个可以聊的话题，不用回避。”

　　耿军对于鹤岗房价有充满人文情怀的论调，他说：“鹤岗房价低是对很多普通家庭这些年受到高房价伤害的弥补。”在鹤岗，耿军的物质生活世界相对单一，他没有像身边的同龄人一样买房置业，回家拍电影就和父母同住，他调侃说：“我对国家土地最大的贡献，就是没有一处房，留给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吧。”

　　上观：有人说您的电影，“擅长表现边缘的小人物、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之后创作的关注点也是这个人群吗？

　　耿军：“边缘”和“底层”，这两个词我都不认领。对于我来说其实叫广大层。中国有14亿人口，可能有8亿是广大层。广大层在电影里边出现的频率挺高的，我们在广大层里边要拍什么样的人，当然要拍跟我生活关系最密切的这个人群——我要用我的角度来拍我接触的小人物以及我在每个创作阶段对时代的看法。电影一共干两件事，一个是做接近自我的创作，另一个是充分的遥远，比如说拍科幻片。我还在创作的幼稚阶段，还在拍接近的，过一段时间我可能更“幼稚”了，我再拍遥远一点。

　　上观：您从鹤岗这个城市汲取最多的创作养分是？

　　耿军：情感本身。如果不是因为电影，像我们这种（朋友）可能都渐渐疏远了。他们刚开始和我一起干，也没有报酬。但大家在一起做事儿，有机会一起对抗平庸的生活，能让人生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还能在电影和文化上获得尊重，这对于我和他们来说，都特别珍贵。他们到哪去，都会有人喊勇哥、刚哥，我心里边特别高兴。

　　上观：这几年也会关注鹤岗房价的一系列新闻和舆论热议吗？

　　耿军：我觉得鹤岗房价是一个特别好的社会话题，不要回避。房价低是找机会弥补被伤害的情感和被伤害的家庭，我觉得鹤岗是最先一批开始弥补人们失落情感的地方。不过就个人而言，高房价对我没有造成特别大的伤害，因为我没买房，所以我也没有承受后续的一些压力。

　　上观：这些年，您觉得大部分自媒体人对鹤岗的评价是真实客观的吗？

　　耿军：这类信息，基本上是认识我的记者或者影迷转发我的。都是从各个角度看鹤岗的真实一面吧，我觉得都是合理的，但无论他们怎么概括都不是鹤岗的全部。

　　面对一些偏见，我看到了一般也不会刻意去解释，因为我自己都概括不了这儿，更希望大家有机会能过来自己体会一下。凭着文字、短视频概括了解一个城市，太武断、太片面。一个城市它哪里出现了一点问题，我觉得这就是特别具体的事儿，它的优势和舒适感在哪儿？你不体会，都没办法知道。我觉得需要更多角度来描述这个地方，这挺好的。而且一个地方什么都可以聊，是这一个地方宽容度的体现。

　　有段时间，大家可能会把鹤岗房价低作为自己的“软肋”，我觉得当一个人可以聊自己的软弱，可以聊自己的不足，他就是一个敞开的心态，才能往前走；当一个人掩盖自己的虚弱和不足时，他就真的特别虚弱。

　　上观：这几年有许多外地人都来鹤岗置业，但也有一些人口流出，您如何看待？

　　耿军：说到底，还是这个城市需要给年轻人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大学毕业之后，哪能提供就业机会年轻人就去哪。北京孩子也有可能去上海或者国外工作，这都是很自然的人口流动。鹤岗这样的城市想要留住年轻人，那自由度能不能再打开一点？打开一点意味着新的活力，比如这个城市能给外来的人提供什么样的便利，怎样的舒适感。

　　上观：您大部分时间都在北京、鹤岗生活，两头的重心分别是？

　　耿军：我的电影创作实际是在两头完成的。我大概一年3个季度在北京，1个季度在鹤岗。北京是文化中心，小城市的人对文化中心会有向往，这件事特别自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参加大学的讲座交流，也会在北京做日常写作。等到拍摄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鹤岗。

　　北京是一个特别庞大的城市，前些年，我说北京可能就像是我的房东。大城市你在那的时间越长，你会对那越模糊，因为太庞大了。

　　上观：因为城市生活成本低，吸引了许多外地人来鹤岗安家生活的社会现象，会成为您后续创作的素材吗？

　　耿军：会，但是这些新闻素材距离我太近了，我还没有把它消化掉。我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把它消化掉，才能把这么宏大又具体的事变成故事。

　　

　　耿军和他的鹤岗演员们出席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颁奖礼。薛宝鹤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