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诺奖得主古尔纳：“我们谈论的不是过去，而是仍在继续着的东西”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Gurnah），1948年出生于桑给巴尔，1967年作为难民移居英国。从1980年代开始，陆续出版了十多部小说，作品围绕身份认同、种族冲突及历史书写等，代表作有《天堂》《赞美沉默》《来世》等。 （视觉中国/图）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来自桑给巴尔。尽管已经在英国生活了超过50年，但当别人问起他是哪里人的时候，他还是会干脆地说：“我是一个来自桑给巴尔的人，住在英国，我在写作。这就是我的身份。我不会说我是一个非洲作家或一个英国作家或其他什么。”

　　古尔纳跳过了坦桑尼亚，直接把自己的家乡定位在了桑给巴尔。从现今的世界政区划分来看，位于东非海岸之外的岛屿桑给巴尔是坦桑尼亚的一部分，然而从历史上看，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即坦桑尼亚的大陆部分）各有相对独立的历史，直到1964年，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才合并为坦桑尼亚。

　　了解桑给巴尔的历史并非多此一举。作为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古尔纳的几部重要小说都与桑给巴尔的历史有关，而古尔纳也曾在采访中说过，他作为一个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桑给巴尔多文明交织的历史对他的创作尤为重要。瑞典学院给他的颁奖词则简略地道出了他多年来对殖民主义历史的兴趣：“对殖民主义的影响和身处不同文化、不同大陆之间鸿沟中的难民的命运，进行了毫不妥协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

　　几年前从肯特大学的教授职位退休后，古尔纳便一直居住于英国坎特伯雷，深居简出，专心从事写作。对他来说，卸下教职的负担，可以让他享受纯粹写作的乐趣，每天从早上开始写作，一直写到下午两点头脑发胀为止，然后将一天剩下的时间用来看书。直到这样周而复始的生活被突如其来的获奖打断。

　　获得诺贝尔奖后，贺电、采访、约稿蜂拥而至，但人们很快发现，古尔纳出版的几部小说在英文世界都已经绝版多年，他的小说大众知名度并不高。《纽约时报》在报道他获奖的消息时，文章标题为《他获得了诺贝尔，为什么他的书很难找到？》。古尔纳自己倒是一向对获奖非常坦然，早年他的作品入围英国布克奖短名单，他便对媒体说，“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奖项都是一件好事，它让这么多人来听你的故事，并对你感兴趣。我享受这一点。”

　　诺贝尔奖确实极大地拔高了这位作家的知名度。他的小说中译本于2022年推出了第一辑共五本，并将于2023年8月推出第二辑。2023年4月7日，古尔纳接受了包括南方周末在内的四家中国媒体的视频采访。视频里的古尔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头发花白，语速颇快。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他已经接受了世界各地媒体的采访。

　　离散、错置与流亡

　　也许现代的中国人对桑给巴尔岛并不熟悉，但桑给巴尔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节点，宋代的航海家们在文献中将其音译为“层拔”。

　　几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人来到印度洋之前，桑给巴尔一直是环印度洋贸易圈的商贸中心。阿拉伯人凭借着先进的航海技术，掌控着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半岛南岸、印度西海岸合围而成的海洋贸易网络。阿拉伯人在这些地区建立殖民地的同时，也将伊斯兰信仰广泛传播。因此，桑给巴尔很早便是一个国际性都市，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和非洲当地人在此杂居，印度教、拜火教和伊斯兰教彼此共存。在古尔纳的小说中，这样的“大熔炉”景象随处可见。西方流行文化中最知名的桑给巴尔人、皇后乐队主唱弗雷迪·墨丘利，便是一个出生于桑给巴尔的印度帕西裔拜火教徒。

　　桑给巴尔于1890年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对岸的坦噶尼喀则沦为德国的殖民地——德属东非。此后的几十年间，德属东非经历了惨烈的暴力与镇压，这段痛苦的殖民历史成为他的小说《天堂》和《来世》的背景。

　　古尔纳1967年刚刚抵达英国的时候，英国人对待外国移民的态度和今天截然不同。“当时英国正处于对难民和黑人移民的恐慌之中。”古尔纳回忆道，那时他18岁。整个1960年代，非洲大陆各殖民地被独立浪潮席卷，伴随着各地的独立战争，大量非洲难民和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欧洲。1963年底，桑给巴尔独立。但是独立与合并并没有给桑给巴尔带来和平，反而过去的那种多民族融合杂居的生活一去不返，降临桑给巴尔的是针对阿拉伯裔的种族仇杀。“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杀，整个社区被驱逐，一种报复性的恐怖统治了我们的生活”，作为穆斯林，古尔纳和他的兄弟不得不逃亡英国。

　　1968年，英国保守党议员埃诺奇·鲍威尔发表了著名的“血河”演讲。在这篇颇具煽动性的演讲中，鲍威尔引述了他接触到的多位普通民众对黑人移民的恐慌，并批评了当时英国的移民政策和正在进行中的反歧视立法。“血河”演讲迎合了英国民众对黑人移民问题的担忧，放大了恐慌情绪，并导致了此后多起种族袭击事件。尽管《泰晤士报》严厉批评了“血河”演讲，称之为“邪恶的演说”，并指出“我们战后历史上首次，有一位严肃的英国政治家如此直接地鼓吹种族仇恨”，但当时的民众情绪已经被点燃，以致保守党戏剧性地赢得了1970年大选。

　　“那是相当困难的时期，很多人利用这个演讲来反对移民，新闻界、政治家、工会成员都在制造一种气氛，他们声称有一飞机的人从肯尼亚和巴基斯坦赶来。从高层到街头，都有一致的敌意。”这段初到英国的战战兢兢的流亡体验，成为他的写作源泉之一，“写作是我试图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的一种方式。”多年后，古尔纳对媒体说。

　　“写作来自我所处的情况，贫穷、思乡、没有技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从这种痛苦中我开始写下东西。”在古尔纳的家乡，独立革命之后，政府关闭了一些图书馆，许多优秀的教师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在英国，他至少获得了阅读和写作的自由。一开始，他写的东西并不像小说，而是混合着思绪与故事的“一团东西”，古尔纳说，但这团东西一直在增长、成形，然后有一天，他发现它可以被称为“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离别的记忆》（1987年出版）就在这种“跌跌撞撞”的状态下于1973年完成，但他在十几年里都无法为其找到出版商。

　　古尔纳的好几部小说都涉及离散、错置与流亡，他以写作为工具来理解和记录他作为难民的经历。《赞美沉默》中，尽管叙述者在英国建立了生活和家庭，但他发现自己既不是英国人，也不再是桑给巴尔人。他的人物往往背井离乡，被疏远，不受欢迎，令人感觉他们的心中有着对世界的怨恨。《赞美沉默》《海边》和《遗弃》都涉及移民可能产生的疏离和孤独，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分裂的身份和对“家”的反省。这些人物移民后往往在国外难以取得成功，于是他们在书中惯于用讽刺和幽默来应对他们的处境。

　　很多评论因此将古尔纳称为后殖民主义作家，古尔纳并不反对这个概念，却也不愿自己被搭上这个标签，“人们可以用它在学术项目中进行比较研究，或用于营销和出版，然而，我不会用这些标签来描述自己，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文学的解释，文学包含了比这种描述更多的东西。”他说。

　　“无一事有终局”

　　2020年代，英国已经是一个与1960年代完全不同的地方。“当我作为年轻人来到这里时，人们当面说一些我们现在认为是冒犯性的话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古尔纳说，当时他和他的兄弟到达英国时，他们持的是旅游签证，两人总共只有400英镑，他们被海关官员审问，并遭到“厌恶”。“现在，公开的、自以为是的种族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已经减少，但有一件事几乎没有改变，那就是对待移民的反应。”

　　古尔纳的担忧与现实国际政治的发展有关。他担心每隔几年，“种族狂热”和移民恐慌情绪就会在英国和欧洲上升，特别是最新一轮的来自阿富汗、叙利亚，乃至乌克兰的难民潮，让难民问题重新成为欧洲的重要议题。古尔纳希望通过自己的获奖，“让有关殖民主义和难民危机的重要问题重新得到讨论”。

　　对曾经身为难民的古尔纳来说，文明社会对难民的拒绝是不可接受的。小说《遗弃》的第一幕用一个反向的故事说明了他的观点：一个英国人在穿越沙漠后到达了东非的一个沿海小镇，差点死掉，但被一个热情的当地人搭救。“当人们面临生命危险时，在我看来，人类有义务伸出援手。因此，无论我们是否把这些人说成是难民，人类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拒绝他们。”古尔纳说。

　　“无一事有终局。”古尔纳喜欢印度裔作家安妮塔·德赛在《白日悠光》里的这句话。生活连绵不绝，没有终点，“它永远不会结束，即使它看起来已经结束，但它实际上从未结束。”古尔纳在小说《赞美沉默》中借用了这个意思。

　　然而对古尔纳来说，这句话还蕴含了另一层意思，殖民主义不会因为殖民者的退出而终结，它会如幽灵般以各种形式回到人们的生活，“过去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生活在我们的想象中，作为我们想象力景观的一部分，过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活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永远不会结束。”从各个前殖民地涌向欧洲的难民潮，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殖民主义的因果循环。

　　有时候殖民主义会以一种更加戏剧性的方式回到欧洲。小说《来世》中的一个人物伊利亚斯·哈桑跟随着德国人去和英国人打仗。后来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基督徒，离开家乡，生活在他所服务的德国人中间，然而除了得到他们的鄙视之外，伊利亚斯几乎没有任何回报。古尔纳以他在历史文献中发现的一名桑给巴尔士兵为原型塑造了伊利亚斯，在真实的世界里，这位士兵在一艘远洋轮船上当服务员，最终于1920年代抵达德国，在纳粹崛起之前，享受了短暂的演员生涯。后来德国人将他关进了集中营，他死在了那里。

　　古尔纳的母语是东非斯瓦西里语，从小接受的是阿拉伯文化，但他的写作语言却是英语。如何处理民族语言和殖民者的语言之间的关系，成为很多前殖民地作家关心的话题。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认为英语可以以某种方式适应反殖民主义的功能，但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则持相反的观点，因为语言侵入了你所知的一切——你的阐释方式、你的价值观。而古尔纳认为自己不在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个，“我认为两者都不是，或者应该说，我不同意这些理解语言功能的方式，特别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我不认为语言是以那种方式运作的。”在古尔纳的英语小说中，他试着加入更多的斯瓦西里口语和阿拉伯语，“我把另一种文化和另一种语言的想象力带入英语，这产生了一个动态和相当有趣的组合。”

　　在英国生活了多年之后，古尔纳回到家乡桑给巴尔，就像《赞美沉默》中的“我”一样。古尔纳发现，桑给巴尔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英国，而英国人却对这个远方的岛屿懵懂无知，更遑论它被殖民的历史。“这不是他们的错，”古尔纳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告知这些事情。因此，你一方面要有学术研究和深入调查，另一方面，你需要有一个面向大众的话语。在我看来，小说是它们之间的桥梁，是学术研究和大众认知之间的桥梁。”

　　为了写小说，古尔纳做过学术研究，但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讲故事。他从小生活在一个聚居的大家族中，妯娌们口中的故事成为他热爱故事的源头。他关注家庭的兴衰，喜欢描写家庭的复杂性，小说是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他会不惜笔墨地谈论人物的挫折、失望和愤懑，“如果我看到我面前的不公正，那么我就想谈论它。”他说。

　　

　　获得诺贝尔奖后，贺电、采访、约稿蜂拥而至，但人们很快发现，古尔纳出版的几部小说在英文世界都已经绝版多年，他的小说大众知名度并不高。 （视觉中国/图）

　　一个人应该看看这个世界哪里是荒谬的

　　南方周末：在德国人和英国人到来之前，桑给巴尔因其印度洋贸易中心的地位，已经是一个多宗教、多民族杂居的熔炉。那么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桑给巴尔内部是否也存在着种族歧视？当时的种族关系是怎样的？

　　古尔纳：我想你必须不仅仅把这种多民族杂居的情况看作是桑给巴尔的特点，更是横跨整个非洲东海岸、阿拉伯南海岸、印度西海岸的网络的一部分，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印度洋贸易网络的一部分。我确信，在欧洲人作为殖民者到来之前的18世纪，阿曼人已经来到桑给巴尔和非洲东海岸建立了自己的据点和贸易地位，所以你可以说这是在东非发生的第一次殖民化。甚至在18世纪之前，这种人员的、文化的、贸易的流动等等，已经促进了非洲东海岸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社会形成，不只是桑给巴尔，还有更北方的蒙巴萨、马林迪和拉穆，都是比桑给巴尔更古老的沿海城邦政治实体。桑给巴尔在17世纪才变得更加重要，但在更早的时候，北方的城镇更重要，那里既是学术中心，也是文学中心，还是贸易中心。

　　当然，另一件事也发生在18世纪，那就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之前的奴隶贸易，这主要是指从非洲大陆的内陆捕获人口，并将他们运送到印度洋的各个地方，不仅是阿拉伯南部和海湾地区，还有印度的部分地区，实际上还有毛里求斯、科摩罗、马达加斯加和南部非洲等地区。贸易并不只有在阿拉伯世界内部进行，而是跨越整个海洋的。

　　你可以看到当时已经发生了大量的不公正现象，而英国人或者说欧洲人用他们的殖民主义带来了另一种不公正。

　　南方周末：在你个人的记忆中，在这样的多民族熔炉之中，当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和非洲本土的居民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古尔纳：当你在说“非洲的本土居民”时，你必须要小心，因为在这个文化混合的时期，并不总是能够区分所有这些人。当然，他们也都保留有自己的社区，一个社区里的人也保持着自己的相对独立性，就像阿拉伯人、阿曼人，以及桑给巴尔岛上的各种印度人一样。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他们都知道自己是谁，无论他们是来自印度古吉拉特邦，或是来自锡金，还是来自孟加拉。所以即使说“印度人”也不能涵盖他们的复杂性，因为印度人中也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等等。

　　我的意思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有一种放任的宽容，就像我说的多文化、多语言、多宗教的社会，我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和我一起上学的人都来自所有这些社区，人们和所有这些社区的人一起踢足球、打曲棍球、打板球或做其他什么，有种混合的感觉。但在革命后，这些都发生了变化，很多人被迫离开，因为在去殖民化的时代，政治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种族化了，人们开始根据特定的种族来识别自己。当你看着某人，他说他是阿拉伯人，而你认为不是，“你看起来像非洲人”，但没用，人们已经以这种自我的身份认同来定义自己了。

　　南方周末：你的一些小说存在着内容上的内在联系，如和坦桑尼亚历史有关的《天堂》和《来世》，以及《赞美沉默》和《最后的礼物》，它们创作的时间都间隔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多年，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你为什么会想到重新给它们写续集呢？

　　古尔纳：确切地说，这些不是续集，而是一些未完成的东西。就《赞美沉默》而言，是那个抛弃家庭跑掉的家伙，他后来怎么样了，他坐船离开，然后呢？我对此感兴趣了很久。但后来其他写作计划优先了，所以在《赞美沉默》之后，我写了《海边》，在那之后，我又想写点别的东西，就写成了《遗弃》。最后，把它写出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在《最后的礼物》中讲述那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堂》和《来世》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一直对1918年之前德国殖民统治时期发生在德属东非的暴力事件感兴趣，但我没有做足够的研究，我知道的还不够多，后来当我做了足够多的研究，我就能把这两个故事联系起来。你知道这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续集，因为你没有再在其中看到之前的人物，像在《最后的礼物》里，你不会再看到之前出现过的母亲和继父。《天堂》中的尤素福，最后加入了德国征兵队，那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花了二十年时间去思考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就像《来世》的其中一个人物，伊利亚斯·哈桑，他在德国的殖民统治之下，却开始喜欢上德国。其原型来自真实的历史档案，你当时是怎么在文献中发现他的？

　　古尔纳：当我在做研究准备这篇小说的时候，我在一篇文章中看到了一个脚注，脚注里藏着这个人的故事。当时我已经想虚构一个热爱德国人的“伊利亚斯”，他有一段被德国人帮助的美好经历，然后我看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当我研究完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事实上还有很多像伊利亚斯这样的人和故事，他们在德国终老，或者有孩子在德国长大，包括在后来的纳粹时期。所以这是一种连接历史的方式，殖民主义以这种方式又回到了欧洲，并继续下去，我只是做了这种过去与现实的连接，我们谈论的不是过去，而是仍然在继续着的东西，它仍然需要被理解。

　　南方周末：你在小说中会经常使主人公或者叙述者流露出自嘲，或冷眼旁观式的冷幽默，这让他们看起来有点愤世嫉俗，你在生活中会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吗？

　　古尔纳：我不认为这些幽默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愤世嫉俗的人，而是他们流露出对自己的否定、对自己的一种贬低，他们不想郑重其事，所以这实际上是一种与愤世嫉俗相反的说法，是在说：“不要把我太当回事儿，我可不是什么大人物。”我自己不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我一般都很乐观，但同时我也认为一个人应该看看这个世界，看看哪里是荒谬的，哪里是自欺欺人的，所以，这是一种我试图传达给人们的态度，对他们说，确实应该对自己和周围的东西要有清醒的认识。我认为这和愤世嫉俗不是一回事。

　　我们不得不相信下一代人

　　南方周末：一战之后，英国人取代了德国人，成为如今坦桑尼亚大陆部分的殖民者（桑给巴尔岛则早自1890年以来一直是英国的保护国），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和德国人的殖民统治有什么不一样呢？

　　古尔纳：它们确实不一样。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对1918年之前发生在德属东非的暴力事件感兴趣。德国在非洲的殖民统治风格，特别是在德属东非（也就是后来的坦噶尼喀，即今坦桑尼亚）有一种特殊的暴力，而且在德属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和德属喀麦隆（今喀麦隆）等地，德国的殖民主义也有一些特殊的侵略性。德国的殖民主义当然在欧洲已经持续了好几个世纪，但在非洲，德国是1880年代才出现的“新人”。有可能这和德国在这一时期的军事化有联系，也有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面对的就是低等人，于是他们可以任意对待，他们不需要把非洲人当作正常人对待，所以他们的统治风格是非常暴力的，德国在德属东非的殖民主义时期从1888年左右到1918年，三十年的时间里，德属东非的殖民地几乎一直在打仗，殖民政府要面对一波又一波的起义和反抗。

　　一战后英国人来了，坦噶尼喀这个词是英国人在1920年到来之后才发明的，经过多年的战争，当时大家都已经筋疲力尽，英国人带着不同的态度来了，因为他们有“国际联盟”的授权。从理论上讲，坦噶尼喀不是英国的殖民地，而是被授权托管。托管的概念已经在人们心中形成，整个社会在为了独立而做准备，所以从一开始，英国已经是一种不同的态度、一种不同的思想来做这件事。当然，英国人也会有同样的歧视当地人的想法，但他们被他们所持有的托管委任状所束缚，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态度来为当地人的独立做准备。如何为人们做准备？给他们建学校、建医院，告诉他们英国人知道的新思想等等。

　　我认为这充分解释了德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区别，德国人是作为一支军事力量进入东非的，他们想要征服一切，而英国人是被“国联”告知进入的，让人们为独立做准备。好吧，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殖民主义在其他地方会同样的温和，因为在这之前，他们的殖民主义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根植好几个世纪了。

　　南方周末：你不仅在小说中关心移民问题，也非常关心现实社会里英国的移民政策，你会在媒体上抨击英国的移民政策，你认为它目前的问题在哪里？

　　古尔纳：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正在发生着的不公正，有超过16万人被拘留，或者其他形式的拘禁，而他们的案件被审查多年，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十几年。他们不被允许找工作，也不被允许谋生、旅行。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决定该如何处理他们，所以只能放任他们身处非法的环境中，他们被剥夺了公民权利。而且政府总是威胁要把难民送回那个使得他们有生命危险的地方，很难理解这种不友好的政策。现在因为移民问题成为了一个选举问题，每到选举政府都会提出一些疯狂的想法，比如把他们都驱逐出去，或者提议把他们放在船上，即使人们有生命危险，所以这些行为是不人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英国的移民政策不能令人满意，尽管我自己的生活并不差，但你必须说，有些事情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你在《赞美沉默》中也涉及了桑给巴尔的当代政治问题，你在英国会经常关注桑给巴尔的政治发展吗？

　　古尔纳：当然，我会关注，我的家人还在那边，通过邮件、互联网，我也会时常回去。我们目前的政府是联合执政的政府。让我们保持希望，这对桑给巴尔人民的和平来说，将意义深远。我们不得不相信下一代人，不得不。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它们不能被扭转，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看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我确实感觉到有一种要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愿望，尽管有很多事情目前并不在正确的轨道上，比如很多公民生活的基础设施，像医院、学校，它们还没有走上正轨。政府必须负起责任，但如果它对自己撒谎，对公民撒谎，它就无法负起这个责任。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