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热搜之外的郑州私人往事

　　书信的本质是交流。

　　《“我在郑州挺好的”：父子家书（1992—2001-）》分享代际对话，汇集一对平凡父子纵跨十年的往来家书，并以同一时期的日记、书信、作品为素材，创作旁白，文字质朴有趣味，展现了一个男孩成长为男人的迷惘与喜悦，一个父亲化身为朋友的关爱与指导，一个家庭传承并发展的家风与家教。

　　此书部分内容曾发表于《读库》《天涯》《美文》《大观》等。从十八岁到二十七岁，从中学到大学，从书店到杂志社，从挥别初恋到牵手爱人，主人公涉世之初的种种人生细节，读来或能感同身受，或可会心一笑。

　　后记

　　马国兴

　　这本书，父亲看不到它的出版了。2017年9月20日晚上11点，他因病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

　　“马先儿！马先儿！！马先儿！！！”小时候的夜里，我的美梦经常被这样的喊叫打断。与此同时，还有来人撞击院门的声响，有时还伴着电闪雷鸣。父亲先应答着，穿衣下床，拿起诊箱，出门迎战。

　　故乡将医生唤作“先儿”。父亲与病魔的作战场景，我并不清楚，他也很少给我讲。岁月流转，我铭记的都是些生活的细节。

　　童年的玩具，屈指可数，而仅有的几件，也大都出自父亲的创造。我曾有个“万花筒”，是他用废弃的手电筒改造的。去了电池与灯泡，剪些五颜六色的纸屑，置于手电筒前端，翻转筒柄时，从手电筒尾端观察，可见变幻莫测的景象。

　　进入正月，父亲找出我去年的灯笼，撕去早已破碎褪色的彩纸，再糊上新鲜的，我便有了一个新灯笼。那个灯笼架也是他扎成的，材料是竹篾，形象是老虎。元宵节的晚上，我在灯笼里装上蜡烛，点着，到街上与小朋友去比灯。自然，我的是最有特色的。

　　《“我在郑州挺好的”：父子家书（1992—2001-）》

　　起初，我们哥仨在家打乒乓球，只是拿着球拍颠球，或是对着凹凸不平的山墙单练。后来，父亲砌了两块水泥板，待其凝结后，又用砖块垒了几个柱子做支撑，球台便成了。没有球网，就立一排砖头代替。我们多余的精力终于有了倾泻的场所，玩得不亦乐乎。

　　我家原来只有一个书架，上面放满了父亲的医学书刊，而我们的小人书，只能屈居于纸箱里。某日，他找来一截木头，取出工具，一番锯砍锤钉之后，便诞生了一个简陋又实在的书架。我们将小人书从纸箱里解放出来，刚刚还空空的书架，不久便装满了我们的欣喜。

　　每天早晨起来，父亲总是将屋里屋外清扫干净，角角落落也不放过，然后再用拖把拖上一遍。他说，正像俗话说的那样，“扫地扫旮旯儿，洗脸洗鼻洼儿”，做什么事都不能对付，不能浮皮潦草。

　　闲下来时，父亲搬出自行车，将代步工具检修好，再擦拭一新。他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什么东西都是你对它怎么样，它也对你怎么样，比如自行车，如果平时不注重保养，到用时又是漏气又是掉链子，再着急上火也没用。

　　1996年2月6日，父亲在背后

　　1958年10月，父亲走上医学道路。2007年1月退休后，他仍然坚持发挥余热，为广大患者服务，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乡村医疗卫生事业。

　　“为民除病当为己任，处事求其于心无愧”，这是父亲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的缩影。

　　这些家书能保存完好，主要归功于爷爷。1999年11月27日，他将我的去信集中后捆扎起来，并在某个信封背面用毛笔写上“马国兴来往书信”。也许，当时他并未想过有一天我会去录入整理它们，此举只是他有条理的生活习惯而已。

　　小学的每个寒假，爷爷每日都督促我练毛笔字。刚开始时，他捉住我的手，点点如桃，辟撇如刀，横平竖直，同时晓之以理：“写字和人的坐立行走一样。你看，你的嘴和鼻子，是不是和下面的小鸡鸡在一条线上照着？写竖也要直，要不就不好看！”

　　年岁渐长，我不断读书，渐渐远离了家人。没有了外力的束缚，我不再刻意练字。过年回家，爷爷也不再摁住我写字，只是偶尔指出我写的家书的毛病：“‘我’字是一体的，怎么能拆开来写呢，那和‘找’字有什么区别？”

　　在那之后，我读到一篇《“我”原是一种兵器》，其中提及“我”字本是左右结构，“以手执戈”为“我”。当时，我如同得到了救兵，真理的天平偏向了自己这边，信心爆棚。但是再见爷爷，我却只字未提此事。

　　那时，家里装了电话，我好久都没写过信了。

　　父亲的家书由他执笔，但显然代表了全家人的意思。例如，1993年8月29日，他在信中写道：“在你来信的信封上，关于‘同志’的称呼，你爷爷及在医院工作的同事感到不妥。你要知道，对父老的称谓，不同于同辈。你爷爷说，对父老应称爷、父、妈、姑、姨等以及大人，不能用同志，这让别人看到后会笑话的，因你是大学生了，又是专攻文学的。在给你老舅、你姨父去信时，也要注意这一点。”

　　1998年5月10日·子（邮简）

　　多年以后，翻阅裘山山的书，如是一段话扎了我的眼：“我的字经常被父亲批评，说我写得潦草，而且由字批评到做事，说我马虎。所以我给父亲写信，总要更规矩些，包括信封。父亲认为在信封上一定要写某某同志，不管这某某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因为父亲说，信封上的字是给邮递员看的，写上‘同志’方便邮递员称呼：某某同志，你的信。”

　　此时，父亲刚刚病逝，而爷爷也已去世七年有余。即便他们在世，或许我也不会以之作为证据，与他们交换意见的。

　　今天的我，已不再写信。

　　2015年秋，父亲脑出血病愈后，我忽然有种时不我待之感。当时我判断，上苍大约会给自己三年时间来为他做点什么。

　　2016年12月，当应约整理1996年的父子家书，投稿给赵瑜时，我提出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若可刊登，烦请他建议《天涯》编辑部，尽量安排在靠前的时间，以便父亲能早日见到自己的名字与文字在刊物上出现。

　　随后，我又整理了不同年份的家书，先后发表于《青天河》2016年第4期、《美文》2017年第6期、《大观》2017年第5期。这些，父亲在生前皆曾过目。

　　父亲的毛笔字很好，硬笔字自是不差。他开出的处方龙飞凤舞，不过除了专业的药名，并不难认。他写的家书，也是如此。想来，这也是爷爷训教的成果。

　　说起来，早在1987年，父亲就在空白处方上给我写过信。

　　那年，经父亲联系，我转到教育质量较好的另一所中学上初二。那时他担任磨头卫生院小庄分院院长。离家远了，我便与他住在他的办公室兼宿舍里。中餐和晚餐可以就伙，早餐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早上起来，烧开水，丢两块方便面，放点作料和香菜，为我们准备早餐。

　　有时出诊或回家，父亲会给我留一张便条，告诉他的去向，交代两句我应该注意的事项。比如，1987年10月18日上午九点，他写道：“国兴：你外祖父母都在咱家，你晚上可回去见一下。二位老人来一趟不容易，没见着你这外孙很寂寞。香蕉是他们捎给你和你姐姐的。”

　　1987年10月18日·父（家书前世）

　　这些字纸，可谓其后那十年家书的前世，我现在仍保留着。

　　经统计，往来家书中，1993年有三封、1994年与1996年各有一封遗失，除去写在处方、样报、信封等上面的短笺，目前所存，父亲所写为七十九封，儿子所写为九十四封（其中1994年及2000年各有一封残缺），总计一百七十三封。

　　写信即写心。虽然纸质书信时代已渐行渐远，人们的交流方式也在更新，但今日年轻人面临的问题，与二十多年前相比，并无根本改变，仍需用心面对。而这，也是我出版昔日父子家书的根本原因。

　　谨以此书，感恩父母与家人，并献给每一位用心生活的人。

　　《“我在郑州挺好的”：父子家书（1992—2001-）》

　　马耀武 马国兴 著

　　原标题：《一段热搜之外的郑州私人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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