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现代产权制度”宜保持适当距离

　　在数字时代，什么才是真正 " 现代 " 的产权制度？西方现代产权制度显然不是，它是以所有权为中心的产权制度，只是对工业时代来说是现代的；虽然它占着 " 现代 " 这个名子，但对数字时代来说，已不够现代。而更现代的产权制度，是为数字时代量身定制的以使用权为中心的生态产权制度。某些经济学者把这种分别说成是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虽然言过其实，但提醒人们注意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构建，确实到了一个选择路径的关口。其中需要在路口重新判断的重大方向性问题包括：产权制度的现代是不是 " 新时代 " 的，或者只是延续工业时代（" 旧时代 "）的；产权制度是不是中国特色的，还是继续沿用 " 美国特色 " 的。

　　一、传统现代产权制度的历史局限：" 新时代 " 与 " 中国特色 " 为什么会成为新解

　　中国在工业化时期遵从现代产权制度（甚至在工业化完成后，在两化融合中主要涉及工业化的部分继续吸收其合理因素），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中国自近代以来，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资本主义阶段，需要在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基础上补课，不是补资本主义的课，而是补工业化的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在补工业化之课。在产权制度方面，在西方现代产权制度基础上补到传统现代产权制度（工业化产权制度），也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事情有个度。过了度之后，过犹不及。传统的现代产权制度是有工业化特定的时代局限的。这个局限来自其深层逻辑。现代产权制度之所以遵从所有权中心论，是因为符合工业生产方式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条件。将政治经济学 "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的公式，套在威廉姆森公式上，可以得出 " 技术专用性决定资产专用性 " 这个元逻辑，现代产权制度本质上是从中导出的产权结论，它与工业化高度适配，不仅是工业资本主义制度的元逻辑，也是工业化的元逻辑，同样适用工业社会主义。

　　但这种以专用为前提的产权制度，适合不适合信息资本主义与信息社会主义，可就说不定了。因为它的局限在于，与合作博弈是不相容的。新时代（数字时代）新在什么地方，就新在 " 技术通用性（通用目的技术）决定资产通用性（通用性资产）这个新逻辑上。通用背后，是外部性（梯若尔），生态、共同体（柯布）；对 " 中国特色 " 来说，通用将意味共享发展，合作共赢。这都需要一种根本上不同于传统产权制度的新理论来作为立论的总的基础，这就是使用权中心论，以解释比传统使用更高的使用（" 通用 "）可不可以作为生态产权制度的基础。现在美国（除了硅谷）不接受这套逻辑，坚持零和博弈，就轮到中国做选择了。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当小跟班，跟西方学了这么久了，现在要不要在产权这一关键路径选择上独立思考一回？值得大家认真考虑。

　　说两个非常现实的情况，中国农村改革与数据基础性制度，都具有使用权中心论的鲜明色彩（悬置所有权，强化使用权）。它可以说是实践中已现实存在的中国特色。因为只有中国把使用权独立出来进行主流化的产权实践，它与美国（包括整个西方）的现代产权制度在大方向上是相反的（当然操作上也可以进行两化融合）。也就是说，今天有资格来讨论使用权中心论，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对 " 中国为什么成功 "（更准确说是 " 为什么能走出一条不同于美国的路 "），给出一个同时满足新时代（数字生产力）与中国特色（制度）两个条件的产权解。

　　二、生态就是外部性经济，生态产权是包容外部性的产权

　　生态产权制度可以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权制度的底层逻辑。本来，以使用权中心论为特点的生态产权制度对全球都是普适的（西方也在微观层面接受共享经济，如 Airbnb；欧洲也一直在倡导生态经济），资本主义要想用它来构建数字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也无不可。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使用权中心论对所有权的态度是悬置（原来是公有还是公有，原来是私有还是私有，原来是混合还是混合），因此它只相关于生产方式（工业化还是信息化，专用还是通用），而与姓社姓资无关。

　　但美国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导致他一定要把这个功劳让给中国人，因为他非要与中国道路脱勾。这就在文明的总分野上产生了两种不同选择，美国坚持的文明方向，是理性文明（传统的工业文明），其行为取向就是零和博弈；而中国即将走向的文明方向，是生态文明（数字文明的本体），其行为取向是合作共赢。

　　生态文明，不仅中国在提，世界许多学者都在提（如柯布），但目前还只是民间立场（绿党还没有上台）。只有中国将生态文明体现在执政理念中。从理性到生态，这将成为工业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核心分别，中国倡导生态文明，代表着正在发展出一种与西方启蒙运动不同的普世理念（既中国又世界的普世价值）。其中体现着以下中西分别：

　　一是产权的哲学基础不同。

　　理性的基础是原子论，是个体论主张，个体是同质性的，主张党同伐异；生态的基础是关系论的，是共同体主张，共同体是异质包容的，主张求同存异。二者的关系相当于波粒二像性。传统现代产权制度相当于粒论，从我（自利）出发，象西部牛仔一样，是单打独斗的；生态产权制度相当于波论，从共同体（互利）出发，象互联网一样，是互联互通的。

　　西方现代产权制度的传统性表现在，明晰产权，是在明晰个体的原子式权利的边界，这种 " 粒 " 式的权利反对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是美国反对中国提出命运共同体的范式根据），是西部牛仔式的权利（社群主义不过是用西部牛仔同质化一群人），属于实体存在论；生态产权制度，以共同体（这是生态经济学的核心假设）为权利边界，强调个体（节点）之间存在主体间性的异质性权利。这种波式的权利肯定 "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强调共同体中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不能认为生态是在模糊产权，它是在明晰共同体中关系的权利实存，属于关系实在论。

　　二是产权的关系逻辑判断相反。

　　对关系本身的经济性的认识，理性与生态也是相反的。关系的实际存在，主要通过外部性现象表现出来。理性的经济与生态的经济的区别，也反映在对外部性经济性的相反判断上。

　　理性文明也承认关系存在，但认为关系是同质性的共同利益，是可以抹杀个体之间区别的公共关系（生人关系）。出于这种理念，必定推出科斯式的判断，即认为外部性是不经济的，不可内生于市场（只能到市场外边去解决）；而生态文明强调的作为共同体基础的关系，是共同利益与不同利益的集合，在社会关系中不能抹杀个体特性，这种关系是伙伴关系（即朋友关系、邻居关系）。出于这种理念，必定会推出科斯定理的反概念，即认为外部性是经济的，可以内生于市场（梯若尔首先提出用双边市场利用外部性）。

　　朋友帮助朋友，邻居帮助邻居，就是这种外部性的呈现方式，这种关系的行为模式就是合作博弈。中国希望与美国建立的正是这样的 " 非我非敌 " 的关系（伙伴关系）；而美国坚持非我即敌，拒绝实质上的伙伴关系，没有在 " 敌、我、友 " 中为居间的朋友留下余地，一定要搞零和博弈。

　　映射到产权上，外部性不经济就是西方现代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利益关系的总判断。科斯定理的实质就是拒斥外部性（不赞成朋友帮助朋友这种命运共同体的玩法）。这只对于财产不可通用的经济（工业经济）适用。而生态产权制度将会把外部性经济，作为对经济社会利益的总判断。经济学家正在认识到，数字经济的生态特征就在于用市场（双边市场）来内生外部性（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为此而选择反对科斯定理：" 市场是双边的必要条件是科斯定理并不适用于双方之间的交易 "（戴维 .S. 埃文斯：平台经济学：多边平台产业论文集 [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5-6）。这拉开了清算西方现代产权制度的序幕。

　　总之，中国经济学到了一个关头，需要也可以从美国经济学的产权班车（旧时代班车）上下来，另走一条路，一条比美国在适配数字经济上更先进的路。要上新时代的车，走中国的路，走向 " 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 " 生态产权制度

　　（文 / 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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