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

　　作者 | 萬葉堂主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史记菁华录》，六册，原函装，清光绪丁酉年（1894年）湖南维新局刊。书高25cm，宽15cm，装订采用的是比较少见的六眼线装，竹纸，书内钤“梅氏书斋”印。

　　《史记菁华录》的编选者是清康乾时期浙江钱塘人姚祖恩，号苎田。姚苎田对《史记》一书情有独衷，他从《史记》当中节选了十余万字，分六卷，收录了本纪、表、书各三篇，世家九篇，列传三十三篇，并且加以点评。此书删减得当、点评独到，自刊行以来就深受读者喜爱，成为清代《史记》点评本中影响最大的一个选本。关于姚祖恩留下的记载很少，只知道他的堂号叫“扶荔山房”，在此堂号下刊刻了大量书籍，或许姚苎田本人也具有书商的成分。就目前所见《史记菁华录》有扶荔山房道光四年（1824年）甲申红黑双色套印本，是此书现存比较精善的一个版本，这套双色版一直到光绪壬午年（1882年）还在印行。

　　《史记菁华录》除了扶荔山房本身的多个印本外，不少书坊对此书也进行了覆刻，湖南维新局刊本就是其中一种。覆刻本是指依据原版书的内容进行重新翻刻，相当于再版。古人制作覆刻本一是为了通过覆刻将罕见的孤本善本广为传播，还有就是因以前的印版漫滥不清而重新刊刻。一方面《史记菁华录》因内容受欢迎，市场需求量大，另一方面扶荔山房的原刻本印版因印刷次数过多，同时代的刻本字迹已经模糊不清，这两方面的原因就滋生了各种覆刻本的出现。

　　《史记菁华录》的覆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和原版一样为红黑双色套印，这样的覆刻本有光绪九年广州翰墨园刊刻本，另一种形式就是维新局刊本这样，将原本的双色套印改为单色，也就是说将原本红色批注的文字和符号都改为黑色，这样一来减少了印刷环节，降低了成本，但同时也让版面美观程度大大削弱。除此以外，维新局本还将原本中姚苎田的序言删掉，整本书不署姚苎田的名字，并且在书的函套署书名为《史记菁华录传》，而书的扉页上却用的是原书名，这一系列操作难免给人一种弄虚作假的感觉，与其说它是覆刻本，不如说更像是盗版书。

　　从《史记菁华录》的道光刻本到维新局刊本已逾70年，按照现在的版权理念，这样的书版权已经属于公版，覆刻不属于盗版，但我们不能用现在的观念去看待过去的事情，在当时的版权观念和现在肯定是不一样的，否则我们又该如何理解维新局这种篡改书名和隐去作者姓名的行为呢？如何看待覆刻本的性质，以及它们与原刻本之间的关系，不能以盗版一概而论，还是要具体个案具体分析。有些覆刻本在覆刻的同时也会做一些修正和改进，与原版相比并非一无是处。从制版工艺的角度看，古代的覆刻本也是手工雕版，与原版相比所花费的工力是一样的（像维新局这种改双色版为单色版的情况属于例外），古代的“盗版”书毕竟同样属于手工艺品，与现代通过扫描制版的廉价盗版书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此套湖南维新局刊印的《史记菁华录》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此书每一册的目录页和正文第一页版心处几乎都有“三味堂”三字，细审发现此书版面与光绪二十二年新化三味堂刊行的《史记菁华录》完全一致，只是在书的牌记处改为“光绪丁酉仲春湖南维新局刊”，甚至连牌记的外形轮廓都是一样的。新化地属湖南，而光绪丁酉年就是光绪二十三年，也就是说此书是在新化三味堂刊行一年后维新局从三味堂借来，或是购来重印的，但为什么在印刷时不挖去原来的“三味堂”三字这是让我不解的。三味堂与维新局之间有什么关系很难解释得清楚。

　　关于湖南维新局的文献记载也很少，按我的推测它极有可能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为支持维新运动而设立的，陈宝箴也就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祖父，是清末支持维新变法的实力派人物，他于甲午年秋升任湖南巡抚，在湖南推行维新变法，设立了矿务局、铸币局、官钱局等一系列新政机构。目前我所查到的年代最早的维新局刊物是甲午年刊行的牌记为“光绪甲午岁维新局新镌”的《四书灵捷》，而对比牌记为“光绪甲午岁裕德局新镌”的《四书灵捷》一书，会发现二者版面完全一致，实属一书，而维新局牌记上的“维新”二字明显是通过挖版后加上去的，那么很有可能维新局的前身就是这个裕德局，在陈宝箴于同年秋任巡抚后更名为维新局，因此才会产生这种挖改牌记的情况。

　　这些维新局刊印的书无论是《四书》还是《史记》，似乎都跟维新拉不上什么关系，并没有什么新意。在《史记菁华录》刊行的后一年戊戌年（1895年）即发生了戊戌政变，陈宝箴被免职永不录用，后被秘密赐死。但是维新局却意外的没有被波及，直到光绪丁未年（1907年）还刊行过书籍，它能够存活下来的原因或许和它刊行书的内容有关吧，可以说无论是在保守派、还是在维新派的眼中，《史记》都是公认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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