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药王孙思邈，另一身份竟是道士，隋唐道教与中医到底有何关系

　　引言

　　传统中医作为我国的国粹，在中国医学史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救治了无数人的性命。

　　而道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本土宗教，从东汉末年开始已经陪伴中华民族将近两千年的历史，见证了历代王朝的兴衰。

　　这两者看似都在自己的领域熠熠生辉，并没有多大的联系。但实质上，从双方诞生之日起双方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道教的创建和改造时间，大概是从东汉张陵创教开始，到魏晋南北朝为止。在这一大的历史时期背景下，根据道教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特点，大致又可细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两汉是道教思想的始创阶段。

　　这一时期道教思想的主要特点：一是以道家思想、易学等为理论基础；二是把道家思想神学化、宗教化，实现了其向宗教思想的转变；三是形成内养和内外丹兼修的修道原则。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道教从早期原始的民间宗教向比较成熟的官方正统宗教演变的重要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通过道教学者对学理的阐发和修道实践的发展，使道教思想的内容得到了很大发展，使其在本体、宇宙论、天人关系、生命观、修道观等方面较之两汉都更为理论化与系统化。

　　

　　隋唐道教思想经历了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与充实之后，在隋唐得以更大发展，这是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结果，也与其所处的隋唐这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隋唐王朝的建立，结束了300余年的南北分治局面，国家重新获得了统一。这不仅使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也是古代王朝的一个盛世时代。

　　此时的社会高度繁荣，经济、传统医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在思想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道基于此开始了进一步的与社会各方面进行深度的融合。

　　在南北朝时，道教就已经由民间性质的宗教逐渐趋向上层，逐步成为统治者所控制和利用的官方宗教。南北朝之后的三教融合到隋唐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促使道教在理论上提升自己。

　　隋唐时期，统治者除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外，还出于个人对神仙方术、长生成仙的渴求，力倡炼丹采药，使得道教继续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崇奉，官方宗教的地位更为牢固。

　　隋唐道教进一步发挥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道教主体思想，在对于世界观以及自然规律的认知上都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使道教的世界观得以更深入、全面的进步。

　　

　　因此道教思想在隋唐这一特殊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呈现出这个时期与以前不同的特点。形成了融自然、社会与人于一体的“道之本体”，宇宙演化论、生命观和天人关系等具有独特思想与内容的道教思想。

　　隋唐道教思想的发展给之后几个朝代的道教思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对之后社会思想的完善也有很大的影响。

　　由此可以说明，隋唐时期是道教发展较为重要的时期之一，对道教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与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的密不可分，对中医的发展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按照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与发展的特点，隋唐前的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可划分为两个阶段。

　　中医理论的确立阶段大概为战国至东汉时期。这一时期代表著作是《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是医学知识实践、积累到中医基本理论初步确立的标志，体现了古代中国医学理论整体论治的特点。

　　另一本著作《神农本草经》对战国至东汉时期医药学家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作了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奠定了我国古代药物学的基础，同时极大地促进了临证医学的进步，并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也是传统医学的完善时期。虽然在这个时代经常发生政权更迭的现象，但是中医方面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反而继续发展起来。这个时期也算是古代中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隋唐时期，各类医学人才与医学著作的涌现，促进了传统医学基本理论的发展，也促使药物学、方剂学及临证各科等方面得到了全面的开拓与发展，由此诞生了一大批著名的医学家。

　　此外，国家在关于设立医学机构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模式主要是师徒相承制，时至隋唐，方开始设置“太医署”作为全面最高的医学教育机关或院校。

　　唐代太医署整体人数大概有将近千人，由此可以看出此机构规模之大，因此，唐代太医署成为我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国家教育机构。

　　“太医署”的设立提高了医家的地位，扩大了医学知识的教育传授范围，并有利于医学人才的选、育、用、留。

　　

　　这一时期传统医学理论系统化主要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隋唐时期的医学家对《黄帝内经》做了编次整理和注疏阐发，从而使中医理论更为系统化与精密化。

　　二是唐孙思邈所著《千金方》等综合性医著的出现，使隋唐医学理论在病因症候学、临症治疗、中药方剂学、针灸学等方面都有了全面和系统的论述。

　　唐孙思邈的《千金方》将妇科与儿科置于书首，突出了妇、儿科的重要地位，并奠定了后世中医妇科、儿科的理论基础。

　　在治疗理论的发展上，孙思邈首先运用“类推思维”，将人的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相类比，并用自然现象解释人的生理现象、心理现象及其过程。

　　孙思邈认为人与自然是同构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与自然现象也应该是一致的，甚至人的五脏六腑在结构上数量上都与自然界的事物有着对应关系。这个观念其实是与道教思想有相同之处的。

　　在中国人看来，饮食五谷一直是摄取营养、维持人体生理活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在隋唐时期，尤其重视饮食在养生、预防、治病方面的作用，发展了中医治未病思想。

　　隋唐时期的传统医学理论，一方面融合了汉族与藏族、蒙族等多个民族医药学理论精化及日本、印度、越南等世界各国的医药学知识，如王焘所著《外台秘要》中就记载了印度传入中国的眼科治疗方法等。

　　另一方面，由于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鼎立，传统医学理论也分别受到了儒、释、道三教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传统医学对儒释道三教思想兼收并蓄，呈现融合化的态势。

　　

　　此种繁荣景象是与国内外文化与医药学术的频繁而持久的文化交流密不可分的。此举极大地丰富我国医药学内容，有利于借鉴吸收先进的医学成就。

　　中医学发展到隋唐，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医理、药方等方面已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而隋唐时期《诸病源候论》等著作的出现确立了中医病源学和证候学说的发展，使中医学理论体系更具完善，基本达到了全面和详尽的程度。

　　我国自古就有“医道通仙道”之称谓，因此可以看出中医与道教二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联系正逐步加深，变得更为紧密。

　　古代巫术活动是人类医学知识的最初载体,随着社会的发展后来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又成为了传统医学理论和道教思想的重要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

　　道家在先秦时期主要是老庄道家的思想传承，及至秦汉之际，黄道家成为当时的主要思潮。

　　我国传统中医的理论系统形成的标志是《黄帝内经》的出现，这本著作吸纳了道家的许多思想，并用其作为医药理论的根据。

　　由此可以看出隋唐以前道教思想与中医就已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远古的宗教仪式和民间巫术活动以及春秋战国的老庄学说、秦汉道家学说等思想一起为二者提供了思想源泉。

　　隋唐传统医学理论的发展也为道教思想探求生命的奥秘提供了可靠依据，并促使其由重外丹服食转向重心性修养的修道模式的转变。

　　此外，隋唐医家直接援道入医，汲取道教思想的思想来解释、丰富传统医学理论和医学的临床实践，如道士杨上善、王冰在注释《黄帝内经》时，就直接以道释医。

　　

　　随着道教活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道士都开始将道教活动与传统中医结合起来，依靠中医的医学知识以及道教思想来进行实践。于是社会上便出现了道医或崇道的医家，他们的桥梁作用沟通了道教与医学理论之间的联系，使隋唐道教思想与传统医学理论之间各取所需、各补其短、共同促进。

　　传统医学“贵人重生”的思想被道教所吸纳，在中医对人身体本身的认识上，继续形成了贵人重生、人是精气神、性命的统一体等为主要内容的生命观。道教在不断完善自家思想的同时，也对传统医学的“脏象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大的影响。

　　隋唐时期，初步建立了以脏腑辩证为基础的病理学说。这是隋唐医家在疾病临床表现与病因之间关系方面取得的极大进展。

　　隋唐孙思邈传承了以脏腑功能辩证为疾病分类模式的思想，使得对脏腑的生理功能和疾病病理表象的认识在整个证治过程中得到了统一。

　　

　　道教认为人生命的形成是天地自然运化的结果，那么人的生长和生老病死也与自然运化相类。

　　由此可以看出道教在隋唐得到了极大发展，其在本体论、宇宙观、天人关系、生命本质等问题的探讨更为深入，使得本来就与道教有着同源、互为融通关系的中医理论也有了一个可靠的、生长的土壤。

　　结语

　　道教与中国传统医学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几千年文明中的宝贵财富。

　　隋唐时期道教思想与传统医学的发展为后世对其二者的研究以及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道教与中医的基本问题，有利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在的新时代来说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二十四史》

　　《中国道教史》

　　《备急千金要方》

　　《中国医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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