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丈夫生6孩子，50岁丈夫却偷娶20岁娇妻，她74岁抑郁而终

　　“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他会沾花惹草。”

　　戴传蕙自豪地说出这句话后没多久，50岁的茅以升便出轨了20岁的权桂云。

　　茅以升，中国著名桥梁专家，他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是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解放后，茅以升还亲身参与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也由此得名“中国桥梁之父”。

　　

　　就是这样一位事业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老牌科学家，却因为一次难以把持的情缘，将原本幸福的家庭搞得七零八落，直到去世，6个儿女都没能原谅他。

　　茅以升18岁那年，经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比自己大1岁的戴传蕙。

　　虽然是桩包办婚姻，不过这对小夫妻完全没有抵触的情绪。茅以升是远近闻名的学霸，将来前途不可估量。戴传蕙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貌美出众，两人的结合堪称郎才女貌。

　　茅以升很有意思，他送给戴传蕙的礼物是一本清朝人沈复写的《浮生六记》。也许他对新婚妻子充满了期待，希望她能够像沈复之妻芸娘一样既贤惠又富于生活情趣吧。

　　

　　婚后第一年，长子茅于越出生，茅以升忙着读书、出国，戴传蕙则带着孩子与公婆一大家子人住在南京，直到1921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茅以升被聘为唐山交通大学的教授后，才将戴传蕙接到唐山，过起了和和美美的小日子。

　　茅以升从来都忙着拼事业，丝毫顾不上家庭，但他有个原则很值得推崇：无论自己到何地任职，都要带着家人。

　　理念是好的，操作起来却给戴传蕙增添了无数负担。茅以升工作频繁变动，从1920年到1949年，茅以升的足迹遍布唐山、南京、北京、天津等地。他向来不过问家事，租房子、给孩子们办理入学手续、聘请佣人等活，通通都落在了戴传蕙瘦弱的肩膀上。

　　身体上的劳累放在一边，精神上的压力彻底把戴传蕙打垮了。

　　1933年，茅以升正在天津北洋大学好端端地任教，却突然接到好友来信，邀请他去杭州筹建钱塘江大桥。

　　

　　茅以升学的专业就是桥梁工程，如今得知有造桥的机会，兴奋得不能自已，立刻辞去教授的职务，举家搬迁到了杭州。

　　和茅以升的激动不同，戴传蕙觉得心头特别难受，几乎要喘不过来气。

　　3年前，茅以升在江苏省当过几个月的水利局局长，可惜运气不好，刚上任就遭遇十年不遇的水灾，大堤决口，淹死了成百上千的灾民。

　　那次决堤事件本就令戴传蕙饱受惊吓，患上了失眠症，偏偏茅以升又接了造桥的重任。

　　戴传蕙自幼在钱塘江边长大，民间形容不可能成功的事情就会用“钱塘江上造桥”这个歇后语，可想造桥的难度之大。

　　当地民间还有种说法，钱塘江上是不能造桥的，若有人敢向虎山行，其家人就会被恶魔缠身。

　　茅以升工科出身，压根不信鬼神，谁知正当他在工地上日夜奋战之际，家中传来噩耗，戴传蕙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当时孩子们年纪小，戴传蕙既要操心他们的吃穿住行，还时不时听到施工过程中的险情。她的性格比较隐忍，不喜欢向别人吐露内心的酸涩，在重重压力之下，精神便失常了。

　　神奇的是，1937年大桥竣工通车的当天，戴传蕙的精神分裂症豁然痊愈，就连先前的重度失眠也好转了许多，看来心病还得心药医啊。

　　只可惜，这座凝聚着茅以升无数心血的桥梁，只存在了83天，1937年12月23日，为了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这座大桥运送物资，茅以升含泪炸断了桥梁。

　　1946年，茅以升接到重修钱塘江大桥的任务，戴传蕙破天荒地没有带着儿女跟随，她选择留在南京，照顾子女和公婆。

　　有人和她开玩笑：“要看紧你家老茅哦。”

　　戴传蕙挺直了腰板：“你永远都不用担心他会沾花惹草。”

　　她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已经50岁的茅以升，会在不久后狠狠打了自己的脸。

　　两人与4个女儿

　　刚到上海没多久，茅以升就经朋友介绍认识了权桂云。20岁的权桂云尽管没什么文化，却生得端庄妩媚，茅以升看到她的第一眼，就产生了好感。

　　面对茅以升的追求，权桂云迅速采取了接纳的态势。她明知道茅以升有妻子儿女，却心甘情愿当了他的“外室”。

　　权桂云对外的说法是，她觉得茅以升脾气好，会心疼人，又特别幽默。实际上，对于一位样貌不错，又没啥能力的女性来说，能够傍到茅以升这样有地位的名人，已经实属不易，所以两人那30岁的年龄差足可以忽略。

　　就这样，茅以升瞒住了所有人，与比自己长子还小一岁的女人快快乐乐地结合在一起，两人还生下了小女儿茅玉麟。

　　茅以升的智商毋庸置疑。他把权桂云的行踪隐藏得严严实实，戴传蕙这样敏感的女子，竟是丝毫都没察觉。

　　到了1950年，茅以升悲催地发现，自己恐怕无法隐瞒下去了。

　　

　　当时，全国展开了一场“忠诚老实运动”，要求每个人将自己工作、家庭方面的隐私全部讲出来。茅以升无奈下，只得把权桂云的事情写了报告交上去，回到家后，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在不刺激戴传蕙的情况下，将权桂云的存在告诉妻子。

　　一天，夫妻两人对坐闲谈，戴传蕙讲起一位朋友的外室在上海报纸上刊登广告，公开披露自己被遗弃的事情。

　　戴传蕙同茅以升分析，外室这样做是为了给男人难堪，而背后则是朋友正室的紧紧相逼，男人没有办法，只好选择遗弃外室。

　　戴传蕙的理智给了茅以升希望，他乐观地想到，如果此时顺水推舟，说不定权桂云会被戴传蕙所接纳。

　　直到现在，茅以升也没想过放弃权桂云，他希望过上左拥右抱的美好生活。

　　于是茅以升鼓起勇气告诉戴传蕙：“我在外面还有个孩子。”

　　接着，他将与权桂云从结识到在一起生活并有一个女儿等事情大胆地对妻子说了。

　　茅以升和权桂云

　　戴传蕙死死盯着茅以升的眼睛，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位为人正直、忙到没有时间搞乱七八糟事情的丈夫，居然背着自己暗度陈仓。

　　她的脸色苍白，双肩抖得厉害，嘴唇嗫嚅了一阵，终究什么都没说，只默默地回到卧室，紧紧关上了房门。

　　经过这番刺激，戴传蕙心情一直不好，失眠、抑郁再次找上门来。

　　外孙女徐依协回忆说，自从记事开始，外婆每天就是眉头紧锁、心事重重的模样，这一方面是拜茅以升的婚外情所赐，另一方面也和紧张的大环境息息相关。

　　从1957年开始，戴传蕙嗅出了空气中弥漫的紧张情绪，每天坐立不安。她早上紧盯着茅以升出门后，就开始担心晚上茅以升回不了家。

　　1967年1月12日晚上，一位外甥来向戴传蕙辞行，两人还谈得很高兴。谁知当天夜里，宿舍大院内火把通明、人声鼎沸，一群人敲开了大门，呼啸着直奔隔壁邻居而去。

　　戴传蕙同邻居关系很好，特别担心他们的安危，同时也不禁联想，说不定下一个倒霉的就是自己，勉强睡下后不久，她就犯了心脏病，等到救护车赶到时，74岁的戴传蕙已经手脚冰凉。

　　妻子去世后，茅以升悲痛万分，他伏案写成了《蕙君年谱》一书，还给刚出世的小孙女起名为“蕙”，看起来对妻子情深义重。

　　

　　可就在戴传蕙去世的同一年，他火速将权桂云和小女儿茅玉麟接到家中，又过上了快快乐乐的生活。

　　子女们对父亲的再婚举动感到异常愤怒，母亲因为他两度患上了精神疾病，这边尸骨未寒，那边新欢已经进门，这叫人情何以堪？

　　其中，最愤怒的人当属远在瑞士的长子茅于越了。

　　茅于越出生后没多久，茅以升就远赴美国求学，母亲辛辛苦苦地独自将他带大，所以他和母亲的感情异常深厚。

　　从1949年起，茅于越就在联合国所属的国际电讯联盟工作，定居于瑞士。母亲去世时，他未能回国送终，内心万分遗憾，好不容易等到1972年，海外华侨可以回国探亲，茅于越赶忙带着妻女踏上回国之路。

　　左一茅于越

　　不过，原本应该父慈子孝的场面，却被权桂云的登堂入室搞得很尴尬。

　　得知父亲光明正大地迎娶了权桂云后，茅于越表示，只要权女士在家，他们夫妻便不会踏进家门一步。

　　茅以升很为难，找侄媳妇茅于轼的妻子商量对策，最后茅于轼夫人给权桂云做工作，希望她能回老家苏州暂住一段时间。

　　权桂云倒也是一位通情达理的人，茅于越是茅以升最心爱的儿子，她不想毁掉两人原本亲密无间的父子关系，于是带着女儿离开北京。

　　年轻时的权桂云

　　茅以升很高兴，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大儿子和大儿媳的到来。

　　不料，当茅于越听说了母亲去世前后的相关情况后，感到异常愤怒，索性住在了宾馆里，亲友们想和他聚会，便只能天天往宾馆跑，年近8旬的茅以升也不例外。

　　见此情景，亲戚们专门安排了一次晚宴，打算令茅于越回心转意。从旧社会过来的老人，对茅以升纳“外室”的做法并不觉得有多突兀。

　　就连茅以升也认为，新的婚姻法是在1950年公布的，自己与权桂云相识于1946年，那时候还允许纳妾呢，儿子又何必气到这个份上？

　　实际上，从民国开始就废除了纳妾制度，倡导一夫一妻制，那些达官贵人们的姨太太，虽说和妾室并无不同，却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纳妾。

　　更何况茅以升还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接受了好几年西方文化的再教育，满嘴仁义道德，骨子里却封建传统，这样的人着实不值得儿女敬佩。

　　

　　吃饭的时候，亲戚们你一嘴我一嘴，劝说茅于越接受茅以升和权桂云的既定婚姻，两人已经领证，况且茅以升年纪大了需要人照顾，你应该理解一下老父亲。

　　茅于越明确地表示不接受。凭什么一直让他理解父亲，那有没有人理解母亲呢？她为了这个家付出一切，最后却凄凄惨惨地离世。如果没有茅以升和权桂云的这段情，说不定母亲现在还快快乐乐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呢。

　　面对着儿子的指责，茅以升垂着头一言不发。大女婿徐旋看得很明白，这并非茅以升承认自己犯错，而是他采取的一种策略：以沉默做抵抗，以无言来反击。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滚刀肉”，你说得都对，但我坚决不改。

　　

　　权桂云的承受能力远不如茅以升顽强，她本以为搬来与茅以升同住是幸福的开始，殊不知茅家的儿女不接受她，茅家的亲戚也时常对她指指点点。

　　50岁那年，心情郁闷的权桂云便离开了人世，茅以升的这两任妻子，精神上全都出现抑郁的症状，也不知是拜谁所赐。

　　1979年，茅以升去欧洲访问，茅于越在瑞士热情接待了父亲。原本这是个大好的弥补父子裂痕的机会，不料茅以升对儿子提出要求，希望他能多关照下生活条件不好的小妹妹茅玉麟，也就是茅以升和权桂云的女儿。

　　茅于越这下被彻底激怒了，原本权桂云就是他心中的一根刺，父亲不帮忙拔出也就罢了，还要恶狠狠地再扎进去一根。

　　从此，他彻底断绝了与茅以升的来往，当年去宾馆劝说他接受父亲这桩婚姻的亲朋好友，也通通被放进了黑名单。

　　1989年，茅以升病重时，身边只有小女儿茅玉麟一人。他一直想再见长子一面，可惜没人能够联系上茅于越。

　　茅以升与小女儿茅玉麟

　　无奈下，茅玉麟仿造了哥哥的书信，给了茅以升最后的安慰。

　　有人指责茅于越不懂事，父亲做得再不好，也终究是父亲。

　　这就有点双标了。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一个小男孩，从生下来就和母亲在一起，见证了她与大家族生活的委屈和隐忍，四处颠簸的辛苦和心酸。

　　好不容易准备安享晚年时，已经到了花甲之年的父亲却出轨了比自己年纪还小的女人，亲手将母亲推向死亡的边缘，这叫他如何不愤怒？

　　特别是茅以升在妻子刚刚去世后便迫不及待地娶权桂云过门，这种坚决寒了所有儿女的心。他去世那天，6个子女无一人前来送终便是实证。

　　茅以升的成就足可以载入史册，但他在感情上没能把持住自己，将婚姻搞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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