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伦理与小道德——谈《英国病人》（3）

　　   文艺史上质疑婚姻戒律的作品并不少，文学如《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电影如《廊桥遗梦》、《失乐园》、《走出非洲》等等，这些作品里几乎所有的婚姻陷入了乏味无趣的境地，生活有如一潭死水，毫无乐趣，于是主人公在遇到某位充满活力、自由浪漫的外来者时，便不由自主地与之发生恋情。这样的作品如果出现在19世纪，会显得惊世骇俗，甚至惊动法庭来审理（《包法利夫人》即被当作道德败坏之作审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日后渐渐得到了宽容和理解。这说明什么？并不是现代人要彻底废弃婚姻制度，从善意的角度看应该是：向往自由、丰富、精彩的生活是人类之天性，倘若婚内的生活能够丰富多彩、生机勃勃（少数优质的婚姻能够达到这种境界），人们就不会质疑婚姻，但现实中的不少婚姻往往限制了生活空间的拓展，因此才会产生这类作品。

　　   《英国病人》比上述作品要更激进一些：嘉芙莲与杰佛的婚姻是正常的联姻，并没有被迫或功利的成分；杰佛是一个善良体贴的丈夫，嘉芙莲对他也颇有感情。这使得本片的道德立场显得有些暧昧难辨，为它辩护必须花更多的力气。或许正因为如此，影片中杰佛、嘉芙莲、艾马殊都先后死去，才使得他们曾经面对的道德困境不解自破。尤其是嘉芙莲哀婉的死亡、艾马殊为救她付出的艰辛，以及他后来对她的绵长怀念，都使这段爱情显得更加凄美动人。但是，即便死亡没有插手解决这个三角恋，我们也能感到电影的倾向：更符合人性、更能帮助生命走向优质、丰富境界的爱情（亦即艾马殊与嘉芙莲的爱情），其价值更高。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对“道德”和“伦理”作一概念区分，以便进一步探讨《英国病人》的道德立场。

　　   从严格意义上说，“道德”指某个社会现行的、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相处的规范，它常常以明确的条令形式出现，主要限于操作层面；“伦理”则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它包括对道德之起源、发展的考察，努力超越现有道德的时效性，探索人类未来理想的行为准则和生存的至善境界。道德有较强的时代性，受到较多因素如宗教、政治、经济等的影响，往往在时过境迁之后，许多道德准则就会失效。伦理学固然也要受研究者的时代局限，但伦理学家一般视野更宽泛，心态更宽容，他们力图探寻更符合人性、更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道德理想。根据这个区分，中国古代的寡妇守节符合道德，但不符合伦理；安娜·卡列尼娜离开卡列宁违反了道德，但没有违背伦理。而前述多部反映婚外恋的影片，也是在伦理立场上让自己站住了脚。所以理论家帕克说“艺术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合乎伦理的，同时从根本上来说也是不道德的。”

　　    人类的伦理理想总比过去时代的道德目标更宽广和丰富，所以社会的发展势必引起道德规范的不断改变。道德规约是实现伦理理想的阶梯，如果说伦理是“大善”，道德则是“小善”。厘清了这一点，我们就能明白“艺术对于实际道德体制的冲击和挑战，与其对美好伦理的呼唤并不构成任何矛盾。”艺术原本应当比其它人文科学更多自由度和自主性，因此它的伦理意义也常常拥有超道德性。“文学重新审判，文学施行大赦，它提供未来的道德标准。”优秀的艺术作品不一定要塑造道德楷模，但它们应该有伦理关怀。

　　   由此反观《英国病人》，其伦理立场就很清楚了——主人公突破了婚姻戒律，是因为他们有更深沉挚烈的爱情；他们为欲望解禁，却并未停留在纵欲交欢的层面上。两位主人公的爱情使他们的精神更丰富、灵魂更欢乐，使他们的生命走向“大善”。这样的作品才能成为佳作，那些只为破戒而破戒、为纵欲而纵欲的作品，则连“小善”也没有。艺术作品的“破戒”是为了让人性从种种禁锢和奴役中解放出来，艺术对现行道德的挑战，旨在帮助人们建立更为丰富的人格，活得更加幸福完满。

　　    从道德的历史变迁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现代伦理日益从绝对主义转向相对主义，从理性主义的神坛走向非理性主义的园地，从某种赎罪受苦原则转向享乐主义，从一元论转向多元论。个人的性情和意愿越来越受到宽容和尊重，多样性的生存方式也日益得到理解。这其中或许有过于轻飘和自私的倾向，但总的来说，在不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基础上，尊重个性、追求幸福应当是未来的道德走向。这也是《英国病人》透露出来的伦理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