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公维军：新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

　　七、“玉教新教革命”说：从物质与精神上统一中国

　　继2010年提出“玉教”说之后，国内文学人类学界今年初步提出“玉教新教革命”说，玉石神话信仰先统一中国，而白玉崇拜实现了从物质到精神双层面上再统一中国，这是对玉教理论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整合与创新。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对当代人类学研究者进行宗教研究时，只重视宗教中神圣物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而忽视对象征符号自身内在意义考察的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

　　人类学家的宗教研究应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构成宗教本身的象征符号所体现的意义体系进行分析；其次，将这些体系与社会结构过程和心理过程相联系。我对当代人类学的大多数宗教研究不满意，不是因为它关注第二阶段，而是因为它忽略了第一阶段，结果是将最应阐明的东西当作了理所当然。

　　我们通过对比发现，在中国的宗教研究中，以往被忽略的恰恰是玉这种神圣象征符号自身的意义，人们更多关注玉器在仪式中对人的身份和地位的影响，所以，玉教就被研究者有意无意间忽略掉了，白玉新教更是无从谈起。

　　“玉教新教革命”说不是凭空架构起来的，有关“白玉”的记载在先秦汉字书写小传统中较为普遍，如：

　　《山海经·西山经》：“（峚山）多白玉。是有玉膏……黄帝是食是飨。”《竹书纪年·卷上》：“帝舜有虞氏九年，西王母来朝……献白环玉玦。”《楚辞·九歌·湘夫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礼记·玉藻》：“天子佩白玉而玄组绶，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

　　上述种种未曾中断的记载当然不是说明白玉数量之多，反而，恰恰体现出白玉的稀缺性、神圣性，直接反应出人们对于白玉的无比钟爱和尊崇。何以见得？请看下面两个案例。

　　案例一

　　据统计，《山海经》 讲到的产玉之山，多达142座，绝大多数以“多金、玉”、“多玉”或“多美玉”笼统介绍，然而特别冠以“白玉”之称的产玉之山至少有16座，所占比例超过10%，足见叙事者用意之深。显而易见，《山海经》的叙事者已经明确将“白玉”和“玉”区分开来，究竟是什么驱使叙事者专门强调其颜色之“白”呢？姑且抛开所述故事的真伪性不论，我们知道在先秦时代，玉代表神，玉中又以白玉为尊，先民对白玉顶礼膜拜，心存最虔诚的崇高信仰，因此叙事者基于白玉崇拜这种信仰驱动的创作动机是毋庸置疑的。

　　案例二

　　《史记·项羽本纪》中记载，鸿门宴上刘邦见情况对自己不利，借故脱逃，后派张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羽的反应也给故事的结局提前做好了铺垫——“受璧，置之坐上”，刘邦因此免于一死。范增拔剑撞破玉斗，为什么项羽却愿意“受璧”呢？答案只有一个：白璧！玉璧象征着天和天门，白璧自然成为统治和王权的最高象征符号，刘、项二人都深知白璧至高无上的价值，刘邦自知唯有献出白璧方能保命，而对于刘邦这种特殊的示好、示弱与妥协方式，项羽当然不会拒绝。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论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采用正反两条路径：一是在西方文明世界内部寻找一个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因果，“西方世界赋予了资本主义他处所未曾有过的重要意义，这是因为西方世界发展出了他处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与方向”；二是前往其他非西方社会进行调查研究，力图证明非西方世界的所谓宗教精神并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

　　不同于韦伯的是，我们需要寻找的不是意识的因果，而是渐已失落的玉神观，是文明的因果。从史前高等级墓葬中的“唯玉为葬”现象，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金镶玉”的个性化奖牌设计，玉石神话信仰已经支配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玉作为中华文化的特有“内语”，这套神圣的符号系统从未中断过。玉石神话信仰不是世俗的，“玉教新教革命”说符合“白璧无瑕”的中国式完美理想，符合华夏文明信仰认同，我们唯有重视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将神圣化的观念投射到白玉之上，还原出中国史前信仰的共同核心和主线，找出内在信仰的驱动力，方能打开华夏文明的新窗口，有助于实现从物质与精神上再统一中国，更有助于重新认识玉教支配下的中国文明史。

　　余论

　　其实，早在1999年叶先生就曾提出文学人类学发展的五种基本理论，即文学批评家的“文学人类学”、文化诗学：新历史主义的文学人类学研究、人类学家的“文学人类学”、文化主体性与“人类学诗学”、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十五年后的今天，我们回头重新审视这五种理论视野，固然存在诸多不足，但不能否认，这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之路提供了标靶和方向。

　　国内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意在突破西方知识范式的束缚，并非生硬地援西套中，也不是与西方理论扞格不入，而是引领本土文化自觉，建构出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文化研究和阐释的理论体系，让被现代性的学院制度弄得褊狭化、僵硬化、驯顺化的文学观念丰满起来，重建文学人类学的本土文学观，重建文学人类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观，不至于再次陷入价值判断式争论怪圈。

　　然而，理论建构过程中也依然会遇到诸多待解的新旧难题，如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玉教与经济的关系、“玉教新教革命”说的动力学因素等。因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全球文化寻根运动和文学人类学转向双重背景下，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仍然任重道远！（原文发表于《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作者简介

　　公维军（1986- ），男，汉族，山东临沂人，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与文化理论。 

　　文学人类学

　　编辑  | 韩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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