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是传统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保护涉罪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但是该制度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致命的缺陷是，在很多情况下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即其父母或监护人），由于各种原因无法或不宜参与。通过引入一个范畴更广的新术语——“合适成年人”（appropriate adult）来代替“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成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门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特别程序，这是本次修订的亮点之一。该法第二百七十条对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不但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将法定代理人的参与由原来的选择性规则升格为强制性规则，而且规定：“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明确确立了中国特色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但是，该条所体现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还很不完善，有必要进一步全面审视和予以完善，以便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发挥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职能作用，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形成与基本内涵

　　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在各国早期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实践中一般都有体现，虽然只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制度，但确实是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雏形。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对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的完善和超越。澳大利亚的1914年犯罪法案首先突破了法定代理人的界限，规定警察在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要有一个“讯问朋友”在场。在其后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法律中也出现了类似的术语——“辅佐人”，但它一般指的是法定代理人或律师，并且其参与要得到家庭法院的允许。“合适成年人”一词最早出现在由Maxwell Confait案促成的1984年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中，并且规定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到场，否则该口供被视为无效证据，使合适成年人参与规则演变为强制性规则。此后，英国对该规则不断具体化，详细规定了制定该规则的目的、合适成年人的范围及其职责、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程序及法律效果等，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当前，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作为专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大举措在很多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鉴于涉罪未成年人在侦查讯问阶段最需要帮助，在这一阶段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潜在风险也最大，大多数国家都特别注重该阶段合适成年人的参与，甚至直接称之为适当成年人讯问时在场制度。笔者认为这是狭义上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根据相关国际准则的规定和精神，为了实现对涉罪未成年人权益的全面彻底的保护，有必要从广义上来界定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为了全面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包括逮捕或拘留、侦查讯问、审查讯问、转处、审判等，司法机关和人员在处置涉罪未成年人时，都应有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否则即为违法。[1]有学者主张将合适成年人的参与延伸到矫正阶段。笔者认为在涉罪未成年人被最终裁决或者宣判以后，合适成年人就完成了其使命，如果继续做后续的工作，那么他们的身份已转变成了观护人或者社区矫正工作者或者其他的一般社会工作者，不再属于该制度的范畴。需要提及的是，有学者还将此制度称之为合适成年人到场或在场或介入制度。[2]笔者认为“参与”一词的范畴更广，不但能涵盖“到场”、“在场”、“介入”等词语之意，而且能更好地体现合适成年人的法律地位和职责，能更加全面地反映该制度的本质，使用“参与”一词更为确切。

　　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价值基础

　　第一，未成年人身心的不成熟性客观上要求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增加特别的参与人来维护其权益。首先，刑事诉讼是一个未成年人所不熟悉的复杂的程序，身处不同的环境，面临不同的司法人员，经历多个讯问或对答环节，其间充满大量的法律术语，而未成年人在认知、理解、判断、选择、表达等能力方面一般都要低于成年人，这就需要专门的辅助人予以弥补；其次，面对威严强大的国家司法机关，未成年人很容易出现孤独、伤感、悔恨、绝望的消极情绪，产生紧张、焦虑、害怕、恐惧或者戒备、抵触、以暴制暴的极端心理，这就需要合适的辅助人员及时进行情绪疏导和心理调适，维持正常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否则会对其身心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给其以后的改造和正常成长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最后，司法人员很容易利用未成年人的不成熟，侵害其应有的待遇和权利，进行诱供或诱导，施以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处遇甚至各种酷刑，这就需要引入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