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赵萱：中东穆斯林妇女早婚现象的研究 ——基于东耶路撒冷橄榄山社区田野调查

　　橄榄山是一条沿南北方向延展多山峰的石灰岩山脉，山上的土壤十分贫瘠，植被稀少，也不大能见到在本地常见的橄榄树，被命名为橄榄山至少现在看来并不大恰当。橄榄山再往东连接着犹大沙漠，可一直延伸至死海与约旦河谷，约旦河谷的东面就是今天的约旦王国；西面距离老城约有3.5公里的路程，中间间隔着一条狭长干涸的谷地，就是《圣经》中记载的汲沦溪谷。橄榄山的坡度很大，最高处位于北段希伯来大学文学院所在的斯科普斯峰，海拔826米，而居民最集中的地方位于中部阿图尔峰上的阿图尔村（At-Tur），正对着老城的东面。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提起橄榄山，指的就是这座村庄，我把他取名叫“榄村”。

　　榄村是东耶路撒冷九大巴勒斯坦人社区中的一个，属于耶路撒冷城市的一部分，诞生于300多年前，当年只有很少的几家住户，住在一个叫做“荒野”（il-khalva）的地方，随后人口缓慢增长，但在2000年巴以隔离墙修建以后人口激增，因为一些临近村庄被划分在西岸地区，不属于耶路撒冷，许多人为此搬迁到此地，人口和住房成为本地最大的问题。目前榄村人口约为22000人，全部都是阿拉伯人，大多数家庭信仰伊斯兰教，只有少部分人是基督徒。榄村现在依旧保留着较为完整且传统的阿拉伯大家族制度，约有两百多个家族，其中有七个被公认较大的家族，家族是榄村社会乃至阿拉伯社会中重要的组成单位。因为榄村存在时间相比耶路撒冷其他的巴勒斯坦人社区更为久远，因此榄村人将自己视作“耶路撒冷人”，不是来自本地家族的人一律被称作“外来者”（outsider）。

　　大部分榄村居民进新城（即他们眼中的西耶路撒冷，老城以西地区）务工，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和绝大多数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一样，少部分留在社区内从事餐饮、住宿、零售、汽修等服务业。年轻人在高中毕业（十七至十八周岁）以后往往选择直接工作，极少部分人会进入大学深造。因为人口问题，榄村的土地被大面积的紧凑的民居覆盖，尤其在橄榄山的东坡，一直延伸到山脚几乎见不到空地，已经没有用于农业的土地，楼房一栋栋紧挨在一起，一般三到四层，不少住房属于违建，以色列政府不定期地来此检查，并拆除或罚款。榄村民居的天台上基本上都装配有黑白两色的太阳能热水器，成为识别巴勒斯坦民房的标志，堪称本地一大特色。

　　尽管属于耶路撒冷城市的一部分，但榄村的社会性质因传统的家族体制的存在，更像是一个乡土社会，而非一个现代城市，社会中包含着穆斯林群体的族内婚和家族世仇传统。在日常口头表达中，榄村人也习惯性地称呼此地为“村落”而不是“城镇”。我的邻居全部都是穆斯林，均属于耶路撒冷中等或中等偏下阶层的家庭，我的调查也是围绕着他们而展开的。

　　二、早婚问题研究

　　婚姻年龄的界定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依照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定，一般认为未满十八周岁的公民即未成年人。依据我国法律，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必须满二十周岁，而在一些伊斯兰国家，例如伊朗、伊拉克等，女性被允许的结婚年龄甚至可以低至九岁，大大低于未成年人的年龄界定。哈马阿米（Rema Hammaami）在巴勒斯坦地区进行过一项女性生活状况的研究，将穆斯林女性的早婚定义为十八周岁以下的婚姻。本文也将以此作为女性早婚年龄的标准。

　　关于巴勒斯坦地区穆斯林女性的早婚问题，最相关的一篇研究成果出自舍哈妲（Nahda Shehada），她在2008年发表了“改变与延续之间”一文。在研究中，她提到加沙地区的早婚现象比西岸地区更为显著，而且呈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加沙地区的穆斯林妇女在整个阿拉伯世界属于教育程度较高的一类女性群体，但依旧改变不了她们对早婚问题的态度。舍哈妲认为在冲突激烈以及社会不确定较高的地区，结婚年龄往往较低，加沙地区正是如此，再加上伊斯兰传统让早婚成为一种范式。另一项研究来自梅尔尼斯（Fatima Mernissi），她在摩洛哥做过农村和城市地区的穆斯林女性早婚年龄的研究。她发现在农村地区，女性早婚现象非常普遍，少女甚至在青春期以前就会结婚。

　　关于以色列的女性早婚现象，我们必须提到拉伊士（Aharon Layish）对以色列未成年少女婚姻的研究。拉伊士在调查了犹太人、穆斯林、基督徒和德鲁兹人四个本地群体后，发现不仅仅是穆斯林，犹太人与前者一样都存在早婚的问题，许多女性在法定结婚年龄以下结婚。这一点我们不难理解，因为犹太人的宗教法律和伊斯兰教法一样都允许男性和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结婚，但拉伊士的研究表明穆斯林的结婚年龄要比其他三个群体都小。哈尔帕林-卡达里（Ruth Halperin-Kaddari）在2004年出版了研究著作，提到尽管1950年以色列颁布了有关婚姻年龄的法律，将与未成年人结婚列入刑事犯罪，但在某些人群中早婚现象依旧普遍，但他的著作并不是关注穆斯林的婚姻，而是本地犹太人。鲁本伯格（Cheryl A. Rubenberg）做过一项关于阿拉伯基督徒的早婚研究，她发现阿拉伯基督徒女性的结婚年龄要比穆斯林女性大，但她们通常高中之前就会结婚。由此可见，早婚问题并不是穆斯林群体独有的社会现象，在各类本地族群中都有发生。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我们可以判断女性早婚现象在穆斯林群体当中的确存在，那么早婚现象与社会是否会发生联系？特里梅因（Soraya Tremayne）谈到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变迁对女性结婚年龄会产生影响。她在伊朗的研究显示两性的结婚年龄在变迁中都有所提高，但在一些特定地区女性早婚依旧是一个社会问题。巴恩廷（Annie Bunting）的研究给了我们一个“积极”的思路，她在研究中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女孩早婚一定被视作是不好的？她指出对早婚的批评主要基于人权的讨论，但我们应当将社会经济的决定性因素和文化的范畴添加进来。在许多文化中，少女早婚能让她们感觉更好，而不用将自己置于公认的社会准则之外，盲目地将自己抛在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之外并不见得能带来好的作用，反而会激发家庭乃至社会的动荡。巴恩廷还提到一些西方女孩在青春期意外怀孕而被迫结婚的例子，她们结婚时的年龄和我们已知的穆斯林少女早婚的年龄是相近的。

　　鲁本伯格对此也有和巴恩廷相类似的看法，她认为亲属关系以及功能性的扩大型的家庭结构是中东地区最重要的社会背景，家族内或家族间的联姻使得社会结构得以稳固，她将其称之为“宗派主义”（factionalism）。在榄村，人们经常谈论某人“不是来自本地”，隐含的往往是负面的信息，例如他作风不端或天性忤逆，榄村人常说这样一句话：在榄村，他们烧菜没有我们这烧得好吃。亲属间的相互关照和支持是宗派主义的一大特色，个人只有在家族的庇护下得以发展，家族规范着个人的行为，因此不论个人还是家庭都不应做出与主流不符的不同行为。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早婚既是一种家族和地方传统，也是保障个人生活和社会稳定的有效方式。

　　在以色列，我们很难找到关于早婚的数据统计，因为要么她们的婚姻是合法的，要么可以向政府隐瞒。我经常看见这样的情况，女孩结婚时未满十七周岁，但是她们可以在十七周岁以后再到政府登记婚姻状况，这时她们很可能都有了一两岁的孩子。而政府对此也没有太多的干扰，我也没有听说谁因为早婚而受到处罚，以色列政府看似非常尊重穆斯林的传统和礼法。而根据约旦的婚姻法，女子在年满十五周岁以后可以结婚，但有的女孩结婚时的年龄比这一年龄限制还要低。

　　三、榄村的早婚现象

　　在熟悉了学者们的研究之后，我们来看看榄村的早婚现象。榄村女子学校的副校长认为现在早结婚的女孩子在变少，因为网络和媒体的影响，女孩子变得更加智慧，她给出的证据是越来越少的女孩因为要结婚而辍学回家。但生活在榄村的挪威传教士西格莉德告诉我，她也许只是试图让外国人对穆斯林有一个更加积极正面的印象，因为在学校的大堂我们可以看见许多婚纱店的广告。特里梅因在研究中提到，她所调查的伊朗社区里的医生们曾公开对她否认存在早婚现象。可见，接受了更高教育的人们已经存在一种共识，即早婚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许多穆斯林朋友对我说，其实现在的情况和以前一样，很多女孩会早早结婚，例如素素就曾告诉我她很想和未婚夫穆罕默德结婚，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她爱他，他爱她，所以想结婚，但是素素并不打算太早要孩子，她想先找一份工作，这已经是一个很“潮”的想法；另一位好朋友，艾哈迈德的妹妹现年十九岁，却已经生下了第一个孩子，而她未来的全部生活就是围绕着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嫁人以后她还经常回娘家，学习一些烹饪技巧；西格莉德的女邻居的儿子也有一位十五岁的未婚妻，她骄傲地说她的准儿媳妇长得很漂亮，而且他们很快就要结婚了，她自己本人也是在十六岁那年结的婚。少数比较有阅历的老人对我说：早婚是本地的一个大问题，人们对早婚的态度几乎没有改变。

　　但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热衷”于早婚，希伯来大学的阿拉伯女学生茜茜目前十九岁，她并不打算在学业完成之前结婚，她对早婚的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她认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穆斯林社区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另一部分是教育程度较低的社区，而她本人来自拜特哈尼纳，这是一个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我听艾哈迈德的大伯父穆斯林对我说拜特哈尼纳是传说中的“富人区”，他的二女儿住在那，他本人也打算搬家去那居住，主要为了子女的教育问题。茜茜说在拜特哈尼纳，女孩子在二十岁以后结婚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她们优先考虑的是完成自己的学业，不会为婚姻而中断；而在阿尔阿扎利亚就是一个教育程度较低的社区，在那女孩子往往十六岁就结婚了。根据她的定义，我将榄村视作一个“混合型”的社区，在这里有教育程度高的家庭，也有教育程度低的家庭。也许茜茜的论述过于主观和简单，但教育程度高低可以纳入我们分析早婚的维度中来。

　　早婚所带来的最直观的负面影响是辍学，我偶然发现十四五岁的女孩不再上学，并且因为穆斯林的男女禁忌，她们也很少外出，只能在附近的菜场或小卖部为家里购买一些日用品，她们更多的时候是从早到晚在家中帮助母亲或女性长辈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和准备食物，可以说这些女孩们在结婚以后的家务技巧在她们青少年时期就已经训练完成。朵哈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也是我遇到过的最聪明乖巧的阿拉伯女孩，她的一位堂兄曾经建议我娶她，不过他补充说朵哈现在还小了一点，着实吓了我一跳。朵哈曾告诉我，她不想那么早结婚因为她想做一名中学老师，所以必须完成学业，这个想法是我听到过的最“另类”的，因为大部分榄村女孩以“相夫教子”为终身职业。有一次我和西格莉德聊天，她告诉我她的邻居家住着五个已婚妇女，年纪最大的是七十七岁的老奶奶，另外是三个兄弟的妻子和他们一个已经离异的妹妹，全家共有十二个孩子，年纪最大的四个女孩都已经辍学回家，其中两个女孩已经辍学一年多。

　　特里梅因的研究也表明在中东社会中，人们对早婚的态度只发生了微小的变化，并持续存在于社会中。在榄村，十七岁以下结婚的女孩比比皆是，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

　　四、早婚的成因

　　早婚现象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舍哈妲在研究中提到过几种对早婚现象的解释，政治学家常常将早婚的原因归结于社会的不稳定，而经济学家将早婚以及伴随而来的高生育率视作“弱者的武器”。但这两种解释都无法全面、合理地解释榄村的早婚现象，因为相比加沙地区，榄村的政治和经济状况都远比前者稳定，但早婚现象依旧盛行。那么，我们只能从社会中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鲁本伯格在研究中提到女孩子早婚的一个原因是，她们害怕与男性建立“关系”。因为根据伊斯兰教法和文化传统，就算是男女之间的谈话和微笑，对于女性而言都是一项禁忌，在阿拉伯语中被称作“????”（Haram），即“被教法禁止的”，我们可以理解为“非清真的”。

　　我们有必要具体地了解伊斯兰教的两性文化。我们都知道穆斯林妇女有佩戴面纱的特定习俗，这是一种视觉上严格的两性隔离。在此我必须引入伊斯兰教中关于“羞体”的概念。“羞体”指的是伊斯兰教规定的人体不许外露或不能为他人所见的部位。穆斯林男人的羞体是肚脐以下至膝盖以上的部位，妇女则除手部和面部以外全身均为羞体，如果她们愿意遮着双手和脸庞也是可以的，这也是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只露着双眼，全身蒙着黑布黑纱的穆斯林妇女，在生活中，我们甚至可以找到连眼睛都遮住的伊斯兰装扮。根据羞体的定义，穆斯林在衣着上遵循以下几项规定：

　　1.穿着的衣服应宽松，而不宜显现出体型；

　　2.穿着的衣服不宜透明；

　　3.穿着的衣服不宜具刺激和吸引异性；

　　4.不应穿着突出性别特征的衣服；

　　5.不应穿着代表非穆斯林的衣服，即所穿着的衣服不应代表异教的身份或象征异教徒。

　　因此，关于男女之间的交往，我们可以援引《古兰经》中记载，“你对信士们说，叫他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这对于他们是更纯洁的。”（第24章第30节）；“你对信女们说，叫她们降低视线，遮蔽下身，莫露出首饰，除非自然露出的，叫她们用面纱遮住胸膛，除非对她们的丈夫，或她们的父亲，或她们的丈夫的父亲，或她们的儿子，或她们姐妹的儿子……”（第24章第31节）；“你应当对你的妻子、你的女儿和信士们的妇女说：她们应当用外衣蒙着自己的身体。这样做最容易使人认识她们，而不受侵犯。”（第33章第55节）在其他伊斯兰教文本，例如圣训和一些教法学的著述中还有更细致的规定。

　　由于“羞体”观念的存在，男女之间视觉上的禁忌已经很繁琐严格，女性被“封锁”在男性所要求的着装礼仪中，同时也意味着被“关闭”在家庭生活里。在我去阿拉伯朋友家做客时，进门前家中的男孩子会让我在门外等候，确保家中的女性已经戴上面纱遮住“羞体”或躲进房间里去，再请我进入，当我进屋以后，女性也会有意识地回避。在田野生活的早期，我甚至一度产生了“见不到”女性的错觉。有一回我独自去好友艾哈迈德家拜访，无意中闯入，看见他的母亲散着头发，只见她立马拿起坐垫遮挡头部，还躲在沙发后面，弄得双方都颇为尴尬；如果在朋友家要上厕所时，同样家中的男孩子会先到厕所巡视，确保没有女人“不得体”地在周围出现，并且会大声对家中的人说一句：“他要上厕所了”，同样弄得我很尴尬；聊天和吃饭的时候，男女也要分开，不论是自家人还是客人，一般女人大部分时间会呆在厨房或卧室里，男人们则在大厅或饭厅里，如果我要有起身的举动，立即会有人问我要做什么，或者前赴后继地跟着我，当然如果熟悉了以后，情况会好一点，有时我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过于“面目狰狞”，让人觉得没有安全感。最后也是最麻烦的一点，我不能和任何一名阿拉伯女性单独留在任何一间屋子里，必须要有她的家人陪同，当然，和她单独说话或与她有身体接触，例如握手，也是不允许的，不过和女童接触是可以放宽戒律的。穆斯林妇女很少出去工作，主要的任务便是在家抚养孩子，阿拉伯人有多生孩子的习惯，儿孙满堂的家庭比比皆是。出于对这些男女准则的确认，我做过一个实验，我请了一位希伯来大学的中国女同学和我一道去艾哈迈德家做客，然后让她尝试在屋内自由行动，我来观察他们的举动，结果证明，这位中国女同学在进屋、入厕和进厨房时都不需要任何人的事先查看，尤其是上厕所时，她提出想上厕所，主人只是坐在沙发上告诉她厕所的位置，她便可以自行前去了，这让我一度很“嫉妒”；在吃饭的时候，她会和女性们一起用餐，并且自在地攀谈，还能聊起“黄色”的荤段子。

　　在早婚现象的研究中，两性禁忌的概念需要被审视，在我所观察到的穆斯林未成年女性，她们最远可以被允许独自出门的距离是离家最近的小卖部或是附近的蔬菜流动售卖车。我听说过一件附近的“丑闻”，西格莉德的邻居，那个已经离婚的妹妹有一天着急地跑到西格莉德那借电话，要给她其中一个正在上班的兄弟打电话，让他马上回家，原因是他的妻子西哈姆一个人出门了。我起初并不明白这个故事的意思，当西格莉德把“一个人”（alone）和“出门了”（left the home）强调了一次，我恍然大悟，这在榄村的确是一个“严重”到可以给她丈夫打电话的行为。关键不在于她到底去哪了，而在于她是一个人出门，哪怕只是去她的邻居家。可以说，女人唯一的“合法”工作就是帮助她们的丈夫。

　　在我的住所附近一共有三个辍学的女孩子，年龄在十五岁左右，她们常常坐在一起，活动的范围仅限于家门口的花园或者楼梯上，她们可以在一起交流、玩耍，就像其他的女孩子一样。不过如果时间太久，我时常可以听到她们的父亲大喊着她们的名字让她们回家。她们和男性的交往是十分严格的，我和她们几乎无法有语言或肢体上的交流，但我曾发现其中一位叫做希尔琳的女孩和她的表哥贾米勒在没有人的时候会单独在一起聊天；有一次我还看见贾米勒从他的表弟易卜提萨姆那收到来自希尔琳的字条；另一个女孩法德耶和她的表哥阿里在没人的情况下短暂地拥抱。这已经是他们可以做出的最大程度上突破男女禁忌的事情了，因为近亲结婚的习俗，他们有可能成为结婚对象，因此行为必须检点。的确，这些女孩被“封锁”在家庭的禁忌中，她们只能和表兄弟“调情”，满足身心上的需求。

　　鲁本伯格认为这些宗教禁忌可以让女性被孤立、分离，并且在社会单位中与其他女性都无法建立任何形式的团结，杜绝一切实现男女平等的社会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对于外来者，不论男女，都会视作为潜在的危险，例如我和西格莉德，因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会影响身边的女性，让她们变得更开放和独立。女性在性成熟以前便步入婚姻，实际上能够抑制“伤风败俗”的行为发生，并且让女性更好地遵循禁忌传统，而家庭和丈夫也能为她们提供一层“保护”。宗教因素是促成早婚现象产生的一大原因。

　　除了宗教因素，家族因素同样对女性行为有着很强的约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女性的婚恋行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早婚现象事实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社会现象，伴随其同时产生的还有近亲结婚。哈马阿米谈到安排的婚姻建立在维护亲属关系纽带的需求上，并不是主要出于保护财产的目的，而是在分散的社区中保持身份的延续。鲁本伯格在研究中发现在西岸地区有三分之一（32.7%）的婚姻是表兄妹结婚。

　　我们知道榄村社会由阿拉伯家族构成，而家族是一个世俗的血缘性群体，并且结构上家族和宗教并没有直接联系。我们都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但现行的家族规范有时甚至和伊斯兰教的理念相冲突。近亲结婚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古兰经》实际上明确且细致地规定了穆斯林不允许近亲结婚，“真主严禁你们娶你们的母亲、女儿、姐妹、姑母、姨母、侄女、外甥女、乳母、同乳姐妹、岳母、以及你们所抚育的继女，即你们同她们的母亲同房的，如果你们与她们的母亲没有同房，那么，你们无妨娶她们。”（第4章第23节）伊斯兰教的哈乃斐学派规定近亲结婚是七种无效婚姻之首。穆罕默德当年通过《古兰经》订立此规定，也是为了统一来自不同部落，血仇纷争不断发生的阿拉伯群体，希望通过伊斯兰教团结阿拉伯民族，超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部族联盟。

　　但现实生活中，阿拉伯人不但近亲结婚，而且熟读经典的宗教人士也不例外，近亲结婚禁令并没有有效实现。例如素素的婚礼尽管世俗，但她嫁给了自己的表哥穆罕默德；谢赫麦哈穆德娶了他妹妹的女儿，即他的外甥女，两人年龄差了近二十岁。近亲结婚和早婚问题一样是阿拉伯社会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带来了诸多先天性生理疾病。例如，我认识一位饭店老名叫穆罕默德，他的男性后代都会双目失明，而女性后代虽然自身不会失明，但携带了缺陷基因，她所生的男性后代也将失明，原因就是他妻子的祖父和祖母是堂表亲结婚，他们的后代在7代以内都会具有这种基因缺陷，这就是近亲结婚带来的恶果。而且阿拉伯人的近亲结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倾向于同一家族内的堂表亲结婚，有学者称之为“阿拉伯婚”，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乱伦”行为。阿拉伯基因组研究中心（Centre for Arab GenomicStudies）在2012年公布了一个研究数据，卡塔尔有35%的婚姻是堂表亲婚姻，沙特阿拉伯最高时甚至可以高达42%，阿拉伯国家的堂表亲婚姻普遍在20%以上，带来的生理疾病不言而喻。

　　近亲结婚，尤其是堂表亲结婚和阿拉伯的家族体系不无关系，但并不是出于家族逼迫，我们已知两性因为性别隔离，而无法接触到更多的异性，尤其对女性来说，从小被限定在一个熟悉而封闭的环境中，她们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外面”的男性。而家族的存在更固化了这一环境，尽管社会流动和现代教育正在逐步改变阿拉伯人的婚姻习惯，但他们基本上仍以家族为单位生活，家族成员所能接触到适婚异性最大的可能就是他们的堂表亲。例如本地的拉贾比家族，家长尤尼斯和他五个儿子聚居在一起，他们的房子两两相邻，连成一片，而离他们最近的一户非拉贾比家族的居民则是二儿媳妇利哈布的父母和她两个兄弟的住处。五兄弟共养育了二十五个孩子（十个女孩，十五个男孩），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也是日后择偶的范围之一。另一方面，家族内部结婚也更加符合和适应阿拉伯人的婚姻方式。家长在传统的婚姻中拥有很强的话语权，婚姻是一种被安排的行为，出身家族是父母等家族长辈考察未来女婿或媳妇的重要方面，拥有良好口碑，规模较大的家族最受青睐，而和自己家族内的成员结婚便让这个环节变得简单顺畅，尤其是把女性留在本家族内，可以保障家族人口不会流失。同时，结婚是一项花销巨大的仪式活动，而和族内成员结婚可以减少开支，并且婚前有关彩礼和财产的谈判也会变得容易，同时女性婚后可以在更加安全、熟悉的环境中生活。这也是为什么尤尼斯的七个女儿有六个都嫁回了希伯伦地区也没有留在本地，因为本地拉贾比家族比起希伯伦一带的拉贾比家族规模和势力都要小得多，可供她们选择伴侣的余地也很小。最后，近亲结婚也可以壮大家族间的联合，例如素素和穆罕默德作为姨表亲，分别来自榄村七大家族中的胡瓦伊斯家族和艾布浩瓦家族，他们“亲上加亲”的结合也预示着两个大家族的联合。

　　近亲结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阿拉伯家族对社会的影响，在婚姻方面甚至超过了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但并不能绝对地说在穆斯林社会中，家族的影响强于宗教的影响。同样出于团结群体的目的，但因历史背景不同，穆斯林婚姻所呈现出来的事实也大不相同。在“异族统治”下的东耶路撒冷地区，近亲结婚可以维护阿拉伯家族体制的稳定性，并且强化本群体的内部团结。

　　在本地穆斯林社会中，女性因为对象选择范围狭小以及家族内婚的传统，主被动地促成了早婚的发生。结合对宗教上两性禁忌的服从，女性越早结婚也越有利于家族和社会的稳定。依照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栅格-群体”（grid-group）分析法，阿拉伯社会是一个明显的“强栅格强群体”的复杂社会，社会成员同时受到来自宗教和家族的双重控制，尤其是女性。

　　那么，本地的早婚现象是否在发生转变呢？

　　五、早婚与教育

　　我发现许多穆斯林女孩在结婚以后就无法继续她们的学业，例如茜茜所在的护理学院，所有女生目前都没有结婚；而我的邻居家两个十五岁的女孩已经被她们的父亲领出学校。我询问过其中一位父亲，为什么要让女儿辍学，他给出的答案是“有人告诉我要多注意我的女儿，让她出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尤其到了十年级以后，她还得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城去上学。”如今，这两个女孩只能呆在家里打扫房间和帮助她们的母亲做家务，等待父母物色好的求婚者。受过教育的女孩对她们的父亲，尤其是对那些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父亲而言，是一种“威胁”，正是这一原因，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女儿辍学留在家中，可以更好地服从于家长的权威。

　　我们再来回想女大学生们对早婚现象的判断，就不难看出她们对传统的阿拉伯穆斯林社会“简单粗暴”的否定，家庭对现代教育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结婚的年龄，同时教育也在影响女性对早婚的看法。婚姻和教育的关系成为我关注的一个方面。

　　我们先来看一组榄村女子学校的数据，榄村女子学校最高年级为九年级，该年级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在十五岁左右。2010年，1300名女学生中有10名学生已经结婚（0.8%）；在2007年，1182名女学生中有15名已经结婚（1.3%）；而在2001年，1300名女学生中有65名学生已经结婚，占到8%。另外，据女校的副校长说，10-20年前，一个30人的班上就有10人将要毕业回家结婚，而现在最多只有2人，2011年全年只有5名在校学生辍学结婚。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十多年中，至少榄村女学生们的早婚现象呈下降趋势。

　　副校长将这一改变的原因归结于现代教育带来的影响。她认为女孩子们现在轻易地接触到新技术、网络和电视媒体，她们知道教育有多重要，而且她们认为自己必须接受教育，同时她们可以掌握英语，更好地利用新的技术。学校虽然没有开设性和婚姻教育的课程，但是会教授她们了解自己的身体器官和女性生理疾病，都能让她们更好地认识婚姻。如果得知一个女孩子将要结婚，老师们首先还是表达祝福，不会进行干预。

　　我们必须承认时代正在发生改变，现在更多的女孩勇敢地对求婚者说不，也可以自由地结交男朋友，这在过去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大部分的女生认为在十四五岁结婚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舒鲁克是一名在榄村女中职教了二十四年的女老师，她认为还有一个方面可以证明时代在改变，过去人们的确普遍早婚，但现在的孩子发现他们的父母可能已经失业或离异，母亲也可以外出工作，这在过去不大经常出现，因此家长的权威正在下降，孩子们不再屈服于家庭的管束，她们更加渴望继续学习和进入职场，尤其在早婚的问题上年轻一代已经产生出强而有力的抵触力量，哈马阿米的研究也确认了我的观察，尤其对于十五岁之前就要结婚的事情，代际矛盾非常尖锐。舒鲁克在谈及这些话题时显得很遗憾，显然她并不希望看到现在的女孩们有这些改变，她最反感的事情莫过于一些年轻的女孩浓妆艳抹，结交男朋友，并且对师长不再尊敬。而这正是现代教育和时代变迁带来的观念改变。

　　我们最后来看看女孩子们的态度。我和希伯来大学护理学院的女生们进行过交流，对她们而言，接受教育完成学业是目前的首要目标，而且在获得教育机会方面，男性和女性已经越发平等。例如，生活在西岸小村阿布德的茉莉，今年十六岁，她已经获得前往德国慕尼黑的一家医院学习和实习的机会，并且不需要自己花费任何的学费。萨米尔是一名希伯来大学的巴勒斯坦女生，她对我说她只会嫁给一位受过教育的男人，并且她已经淘汰了几位不符合这一要求的求婚者。一位十五岁的橄榄山女子学校的女孩对我说，她一定会继续自己的学业，因为她还需要学会如何“应付”她的丈夫和家庭。

　　榄村女子学校为我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这是一所几乎每一个榄村女孩都会就读的学校，也是社区内唯一能开设九个年级课程的女子学校，九年级以后如果她们的家人愿意支持，她们可以到城里的学校继续深造，我不否认距离的问题让不少家庭产生过担心。我在榄村女校的八至九年级对大部分学生做了调查，调查对象的年龄在十三岁至十五岁之间，这次调查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证据。

　　我必须承认，作为一名男性研究者，在榄村进行女性早婚问题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我努力收集更多来自女性的观点和事实，以完善研究者本身是一名男性而可能带来的论述上的不足。因此，在田野生活中我一方面必须时刻遵守两性交往的规范，另一方面根据访谈对象对两性问题的态度，寻找突破两性隔离的“缺口”，非常幸运这些“缺口”的确存在。针对女学生们的调查我都是在榄村女子学校的教师或传教士西格莉德的陪同下完成的，她们给予我非常大的自由和帮助。另一方面，得益于时代的改变，年轻女性在两性问题的态度上比年老者要开放许多，例如素素、茉莉、茜茜等年轻女孩允许我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交谈；而一些中老年女性看待两性禁忌较以往要宽松，并且充分理解和尊重我的学术研究，例如艾哈迈德母亲利哈布和她的姐妹们。出于对她们的尊重，本文中对大部分访谈对象采用匿名或化名的方式。

　　在榄村女子学校，我的调查主要针对两个问题：第一，榄村女性早婚的实际情况；第二，女生对早婚的真实态度。询问的方式主要依托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有人建议你现在结婚？如果有，谁？

　　2.是否有人上门来“看你”？（即相亲）

　　3.你是否愿意现在结婚？为什么？你最希望什么时候结婚？

　　4.你是否认识已经或将要结婚的同龄女孩子？

　　5.你对结婚这件事情的看法？

　　6.你们班上有没有人今年要结婚？有多少人？

　　在123名受访者中，有86人回答她们认识已经或将要结婚的同龄人，占到了70%；有25人已经被安排相亲或求婚，其中有4人回答对象是自己的表兄弟。结果证明早婚的现象的确存在，同时还存在近亲结婚的现象。

　　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回答她们不愿意现在结婚，因为自己太年轻了，她们绝不接受在13-16岁之间结婚，我不排除她们的回答受到了来自师长的“正确”引导。但有些更为具体的回答还是可以展现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

　　一个13岁的女生说道：“在婚姻当中，如果其中一方或者双方在精神上上、情感上或生理上不成熟，婚姻都不会顺利。”

　　一个14岁的女生说道：“太早结婚会让她们失去志气，而且失去童年。”

　　一个14岁的女生说道：“如果一个女孩子太早结婚，当她抱着婴儿看到学校里的朋友们时，她一定会后悔。”

　　一个14岁的女生说道：“（早婚）会导致死亡和失去生育能力，也会带来许多疾病。”

　　这类的回答体现了女孩子们认为她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面对婚姻，以及承担婚姻带来的责任。另一类回答则是表现女孩子们对学习和工作的渴望，尤其是对未来工作的计划隐含着女性走出家门的美好愿景。

　　一个15岁的女生说道：“我有许多目标和理想需要先去实现。”

　　一个15岁的女生说道：“我不能现在结婚，因为我还有许多事物要学习。”

　　一个14岁的女生说道：“我想实现我的目标，能够在救护车上工作。”

　　一个14岁的女生说道：“我想成为一名老师，教育是我的武器。”

　　在调查中，我听到最多的词汇是“愚蠢”、“无知”、“祝她们好运”、“如果真主愿意”，可见早婚显然不是一个让大多数女孩子接受的事情。而在影响她们的力量中教育是不可忽视的。一个14岁的女生告诉我，今年她们学校组织了一系列关于早婚的辩论活动，老师们讲述了早婚可能会带来的危险。还有一位女生告诉我，老师们告诉她们相比这么早结婚，拿到文凭是更好的方法。

　　在早婚问题的讨论上，穆加达姆（Valentine Moghadam）认为女孩子在结婚年龄上唯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教育。自穆斯林女性接受教育的机会不断地增多，尤其在城市地区，早婚的趋势便不断递减，而且在过去的三十至四十年里，整个中东地区的早婚现象都在呈下降的趋势。梅尔尼斯则认为教育在女性的自我认知、性与生殖上的角色以及社会流动性上的预期都产生了直接且巨大的影响。教育所带来的改变清晰可见，在两性冲突的话题上，也许真如那位十四岁的女生回答的那样：“教育是我的武器”，而在其他方面这也将是女性改变社会的强大武器。

　　小结

　　人们一般认为中东社会，尤其是在穆斯林的世界中，妇女不但被隐藏，而且遭遇贬低，她们无法离开“牢笼”一般的闺阁，而当出现在陌生人的视线中，还需要面纱作为必要的遮挡物。同时，获得权力和地位似乎与她们无关，女性只是男性在生活世界中的附庸。早婚作为一个典型现象在榄村为代表的东耶路撒冷社会中的确存在，也佐证了我们的判断，本地社会的性质是一个以家族体系、内婚传统为基本特征的乡土社会，对于许多家庭而言，未接受较高程度教育的未成年少女依然是最合适的结婚对象。

　　但本地区作为一个复杂的混合社会，不同阶层或不同教育程度的家庭同时存在，因此我们不能说这是一个在全穆斯林社区普遍的现象。许多受访女性选择教育先于婚姻的做法证明教育正在影响着婚姻年龄，在她们身上，宗教和家族观念在婚姻年龄问题上随着时代改变已经不再起主导作用。结合榄村女子学校的数据，在过去的十至十五年里，早婚问题正在得到改善，但田野资料也证明这种改变是有限度的，因为穆斯林早婚的传统根植于两性禁忌的宗教观念和根深蒂固的家族意识中，是实现社会结构稳固的方式之一，改变的阻力依旧强大，我们很难准确地判断前景。

　　最后，早婚现象为我们研究穆斯林社会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进入路径和研究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以此作为突破口，进一步理解穆斯林社会。我们所津津乐道的“宗教习俗”抑或是“时代变迁”都不应只局限于历史文献中，而应当依托丰富的社会生活来呈现。

　　本文正式发表于《世界民族》2014年04期，限于篇幅，删除了注释。

　　主编：何明

　　编辑：李伟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