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素媛》原型即将出狱惹民愤，在未成年人保护上整个亚洲意识落后

　　西方现在开始反思的是“儿童性侵”案件中“儿童的谎言”问题，这可从侧面说明了西方在对于“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有点多么严厉。毕竟影视作品中呈现的往往是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譬如我们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与西方的重视未成年人不同，无论是中国还是韩国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可以说还很不到位，无论是父母的意识还是国家法律层面，大都是限于“事后诸葛亮”层面。事后的全民公愤，事后的法律严惩，但是未成年人受到的伤害已经形成，无法挽回，就像《素媛》一样。

　　其实中国或者说亚洲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才刚刚起步，在中国踏入现代社会以前，女性大都没有青春期，结婚也一般比较早，12岁左右结婚的很多。况且在古代社会传统中达官贵族也有“娈童”的癖好，特别是女童往往更不会受到重视，像“童养媳”这样的情况往往很普遍，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未成年的保护意识就很薄弱，大城市还好在农村更加不乐观。

　　我们很多传统思维意识中的“糟粕”有的也延续到了现代，之前“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写过的最后一本小说叫《苦妓回忆录》，小说第一句就是“活到九十岁这年，我想找个年少的处女”，小说中主人公通过老鸨找了一个12岁的少女。这部小说到了高晓松这里名字被翻译成了《昔年种柳》这样美好的书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文人对于“一枝梨花压海棠”这样的事情还停留在浪漫的文学审美阶段。

　　二、法律和民意的博弈

　　说完了未成年人保护，我们接下来说下一个话题，法律判决和民意关系，回到本案，这个罪恶滔天的变态强奸犯，证据确凿，民愤极大，但是韩国的法官却因为他“醉酒行为”从轻判决，只判处了12年，而且犯人的信息都没有公开。虽然后期通过法律调整，这样的犯罪分子没有减刑的机会。但是就算完全服完刑也只有短短的12年，这相对于受害者的痛苦而言犯罪分子受到的惩罚简直是不成正比。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除非通过修改法律，否则法官完全有责任和义务按照现行法律进行不受舆论影响的判决，这本身体现的是法律的“公正性”，这虽然有点不好接受。

　　之前美国最著名的一期案件就是“辛普森杀妻案”，最终辛普森被判无罪，引发民众极大的不满。包括我们“脸盲”的东哥在美国大学发生的“性侵案”同样是被判无罪。法律就是法律，而民意则是民意。法律是讲证据，讲理性，这与民众的情绪往往背道而驰，这也是法律所体现的尊严，以及法律存在的基础：“独立性”。

　　民众的情绪往往是不可控的，而且是偏激的，譬如如果按照民意，至少在中国这个人会被“千刀万剐”了，但是这明显不可实现，除非我们倒退回封建社会。有的时候是民意会演变成另外一种不可控的更加疯狂的暴力，这在历史已经被验证过多次了。包括死在“人言可畏”之下的阮玲玉，包括袁承焕和张自忠都是死在汹涌的民意上，因此民意不可不防。《素媛》电影中结尾当父亲听到判决之后企图使用暴力袭击犯罪分子，但是素媛哭着抱着父亲的腿制止了暴力行为，我想这也是电影想要传达的一个问题：以暴易暴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虽然这很痛快。

　　民众通过民意，电影人通过宣传促使政府制定更加详细的法律法规，而法官则在法律之内进行“理性判决”，这才是正道。不过，在韩国某社交网站上的有有1000多人响应表示将要携带武器对变态强奸犯赵斗顺进行报复。因为有的留言说的：“因为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我该怎么办？”

　　最后用文章开头提到的太宰治的小说作为结尾：对于有的人来说，虽然他还活着，但是已经“人间失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