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杰 ｜ 泰国宗教文化中的印度教元素探析

　　因陀罗的情况与梵天类似，因陀罗已经从现代印度教神坛中隐退，但又受到泰国的“返聘”。除曼谷Amarin Plaza购物中心门口有名的因陀罗神坛外，绿身四臂手持四大法器的因陀罗像在泰国随处可见。因陀罗的坐骑——长着三个脑袋的神象（梵文Airavata，泰Erawan）雕塑也遍布泰国，曼谷市徽和市旗上画的就是这头神象。

　　泰国大众信仰对印度教神灵进行本土化的另一形式，是赋予他们新的功能职责，如三相神（Trimurti，泰Phra Trimurati）。一些流程甚广的都市怪谈（urban legend）让曼谷Central WorldPlaza购物中心前供奉的三相神成为现代泰国的“月下老人”，到此处顶礼膜拜的多是祈求爱情和婚姻的年轻单身女性。她们进献的贡品有三样，分别是红玫瑰、红香和红蜡烛。公历2月14日情人节当天，是年轻女性朝拜三相神的高峰。②泰国大众把源自印度教的神灵和源于西方的情人节糅合在一起，从中可窥探泰国大众信仰之开放性。

　　相比前面几尊印度教神灵，象头神③的国际色彩较浓：首先，象头神是泰国佛教徒和世界各地印度教徒都顶礼膜拜的神灵；其次，泰国象头神信仰的复兴受到泰国南亚裔的影响（见下文）；再次，象头神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印度和泰国搭建了民间宗教外交的平台。当下，泰国供奉的象头神塑像中，有不少从印度开光请来，④它们与泰国传统的象头神造型存在差异。每年印度孟买举办象头神法会（Ganesha Chaturthi）期间，泰国一些收视率很高的频道都派出强大阵容赴孟买进行现场报道。如今，泰国人供奉的印度教神灵中，象头神影响最大，其塑像遍布泰国的城市和乡村。象头神尤其受到影视明星和年轻人的青睐，从笔者在泰国的观察来看，年轻人喜欢在座驾上摆设象头神，与中老年人在车上摆设佛像或高僧像形成反差。作为一尊源自印度教的神灵，象头神最大的成就是得到泰国佛教僧伽的接纳，入驻佛寺。在泰国佛寺中，大殿（viharn）佛像旁边摆设象头神的情况比比皆是。相比之下，其他印度教神灵，如四面梵天都游离于泰国的佛寺之外。

　　以上只列举了泰国大众信仰中的部分印度教神灵，进入泰国大众信仰的印度教神灵数量庞大。“印度教神灵是泰国万神庙（pantheon）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威胁佛陀地位的前提下，印度教为泰国民众输送了众多人格化、人性化的神灵，深受泰国民众的崇奉，其地位高于源自民间信仰的本土神灵。在各种启动仪式以及驱魔治病仪式上，人们呼唤印度教神灵的名字，寻求其庇护。”⑤

　　（二）泰国语言文学中的印度教元素

　　泰语中有诸多印度教文化的烙印。地名和人名是印度教文化对泰国语言产生影响的重要表现，泰国有若干与印度教相关的地名。

　　泰国东北部在泰语里名为Isan地区。Isan源自梵文Ishana，是印度教毁灭神湿婆的另一名字，专指作为东北方保护神的湿婆（在印度神话中，东北方代表吉祥），泰语借用Ishana（Isan）指称本国的东北部地区。泰国有一个名为Phitsanulok（彭世洛）的府以及同名的城市。Phitsanulok由Phitsanu（毗湿奴）和lok（梵文loka，意为世界）两个词组成，意为毗湿奴的天园。另一个源自印度教神话的泰国地名是Ayutthaya（阿瑜陀耶，华人也称之为大城府）——泰国阿瑜陀耶王朝时期的都城。Ayutthaya（梵文Ayodhya）这一名称来自印度教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Ramayana）。在《罗摩衍那》中，Ayodhya是毗湿奴的化身罗摩（Rama）的诞生地以及罗摩凯旋归来后的登基之地。泰国首都曼谷的泰语全称也带有印度教色彩。曼谷的泰语全称冗长，其中有一部分的意思是“因陀罗命令毗首羯磨（Vishvakarman，印度教的一位神）建立的天使之城”。

　　印度教对泰国命名文化的影响在皇室身上最明显（见下文）。除了泰国皇室，普通泰国人的名字或多或少与印度教文化也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因为现代泰国人的正式名字很多来自与印度教密切相关的梵文。

　　梵文是现代泰语生成专业术语和文化词的首要源泉，印度教文化通过梵文渗透到泰语中。例如，泰语pha-yu（风暴）一词源自印度教风神的名字Vayu；泰语指“火”的词，除了固有词fai，还有书面语借词ak-khi，ak-khi源自印度教火神的名字Agni；在印度教神话中，Manu（摩努）是人类始祖。Manu被泰语借入，作为一个词根，用来造与“人”相关的术语，如ma-nut-saat（人文学科）、ma-nut-sa-ya-wit-tha-ya（人类学），诸如此类的例子在泰语中不胜枚举。

　　《罗摩衍那》是印度教文化影响泰国文学的体现。《罗摩衍那》在东南亚以及我国西双版纳傣族中传播甚广，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版本和名称。《罗摩衍那》的泰国版本名为Ramakien，被誉为泰民族的叙事史诗。无论是印度版的《罗摩衍那》还是泰国版的Ramakien，都描绘了一个完美的君王形象——罗摩（拉玛），还传达了维系封建统治的各种伦理典范：君臣之道、兄弟之道、夫妻之道等等。Ramakien因而得到泰国从上到下的推崇，对泰国的皇室文化以及民间文艺，如舞蹈、绘画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三）泰国皇室宗教生活中的印度教成分

　　有观点认为，泰国皇室的宗教生活以南传佛教为名，以婆罗门教-印度教为实。此说法有夸大之处，但有一定的道理，泰国皇室保留着诸多婆罗门-印度教的符号和仪式。

　　印度教对泰国皇室的一大影响是命名。当前泰国皇室的名号为却克里王朝（Ratchawong Chakkri），却克里（Chakkri）的词源为梵文chakra，指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四大法器之一的转轮。泰国皇室的徽章由该转轮以及毁灭神湿婆的法器三齿叉（trisula）共同组成。却克里王朝从第一代国王到如今的第十代国王，每一代都封号拉玛（Rama），现任泰国国王的封号是拉玛十世。拉玛就是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的主人公罗摩——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第七次化身。历史上，泰国国王宣称自己是毗湿奴的化身，转世来护佑一方百姓。正因如此，与毗湿奴相关的内容成为皇室以及国家的标志，如泰国国徽上的神鹰迦楼罗（Garuda，泰Khrut）。在印度教神化中，迦楼罗是毗湿奴的坐骑，泰国国王是毗湿奴的转世，因此毗湿奴的坐骑迦楼罗就是国王以及国家的保护神。

　　泰国皇室的各种仪式必须有婆罗门-印度教祭司主持，为此，皇室供养着尊号为罗哲古鲁（梵文Rajaguru，意为帝师）的御用世袭婆罗门祭司。罗哲古鲁的官邸在曼谷著名景点大秋千附近的婆罗门神殿Devasathan，该神殿为泰皇拉玛一世敕建。泰皇室现役的罗哲古鲁法号为Phra RajaguruVamadeva Muni，其血统可追述至南印度的婆罗门，但由于数辈先人与泰国人通婚，现役罗哲古鲁长着泰国人的面孔。罗哲古鲁被视为泰国印度教的总护法。曾经，某止痒药用印度教神猴哈努曼⑥的形象做广告，引起泰国南亚裔印度教徒的不悦。抗议无果的情况下，印度教徒找到罗哲古鲁。罗哲古鲁一出面，该广告即刻遭查封。⑦

　　作为泰国皇室御用的婆罗门祭司，罗哲古鲁频繁出现在各种皇家仪式上，最近一次主持皇家仪式是2017年10月末泰皇拉玛九世普密蓬（Bhumibol）的葬礼。本次葬礼的印度教气息很浓，除了婆罗门祭司的在场，名为须弥台（Merumat）的皇家火葬台也反映了印度教的影响。须弥台代表印度教众神灵居住的须弥山（Meru），拉玛九世的须弥台周边被迦楼罗、象头神等印度教神灵围绕。历史上，泰国皇室从信奉印度教的高棉王国（Khmer）皇室那里吸纳了搭建须弥台的做法。须弥台背后的信仰认为，国王是天王（梵文Devaraja），即印度教神灵的转世，国王过世后要回归众神灵居住的须弥山。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在泰国，婆罗门-印度教与皇室和政治联系密切，在泰国民众心目中有高贵的血统。过去，泰国皇室规定平民无资格接受婆罗门仪式，这无疑增加了这些仪式对普罗大众的吸引力。泰皇拉玛七世时期，国库亏空，部分御用婆罗门祭司被迫复员回乡。拉玛九世登基后，解除不准婆罗门祭司服务平民的禁令，之前复员回乡的婆罗门祭司重操旧业，开始为平民提供宗教服务，成为泰国的民间婆罗门祭司。⑧今日，走在曼谷街头，偶尔能见到穿着白色僧服、后脑勺盘着发髻、完全泰国人模样的婆罗门。现在，泰国上流社会在重要场合要请婆罗门祭司开光祈福，如泰国影视圈在开机前请婆罗门祭司举行buang suang（献祭）仪式。⑨

　　（四）以独立宗教身份存在的印度教

　　以独立宗教身份存在的印度教（以下称独立印度教）是指南亚移民带来的印度教。泰国2005年的普查数据显示，该国有印度教徒52631人，占总人口的0.09%。⑩如果以人数来看，独立印度教在泰国微乎其微，但是，它在泰国的影响力与其人口数量不可同日而语。笔者个人认为，在南传佛教之后进入泰国的宗教中（包括华人的民间宗教），仅有独立印度教超越少数民族宗教（minority faith）的范畴，得到泰国佛教徒的认同，泰国各地香火旺盛的印度教神庙就是例证。

　　泰国约有11座独立印度教的神庙，[11]大部分位于曼谷，其余分布在清迈等城市。十余年来，笔者多次到访曼谷Silom路南印度风格的玛里安曼庙（Sri Mariamman）、大秋千附近北印度风格的印度社神庙（Hindu SamajBangkok）以及清迈古城北门外的印度神庙（Dev Mandir）。每次到访看到的香客里，既有南亚裔，也有本土泰国人，但后者远超前者，特别是Silom路的玛里安曼庙，熙熙攘攘的香客中，本土泰国人占八成以上。据悉，玛里安曼庙过去被印度泰米尔（Tamil）族社区围绕。如今，社区已经解散，但得益于广泛的本土泰国人信众基础，该庙香火比过去还旺。该庙有12位祭司（2014年9月），都从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Tamil Nadu）请来。一座小庙要供养这么多洋和尚，仅靠曼谷分散的泰米尔裔和其他印度裔是不可能的。

　　曼谷玛里安曼庙是现代泰国象头神信仰复兴的策源地，当前在泰国广泛流传的象头神神咒出自该庙祭司Thotsaphon Changphanitkun。他每年举办纪念象头神的大型活动，就此机会售卖象头神护身符、明信片等等。[12]泰国人广泛流传玛里安曼庙象头神的签很灵验之说法，前来该庙象头神塑像前求签者络绎不绝。

　　独立印度教为了适应泰国的环境，吸引泰国香客，做了一些文化调适，最明显的是每座神庙里供有一尊泰式佛像。此外，神庙突出受泰国人热捧的印度教神灵，例如清迈印度庙（Dev Mandir）的入口处是四面梵天的塑像。本土泰国信众也给独立印度教带来创新。笔者2014年9月在曼谷印度社神庙（Hindu SamajBangkok）参加当年的象头神法会（Ganesha Chaturthi），法会上，泰国信众手持蜡烛，给象头神献唱happy birthday toyou（祝你生日快乐）。活动末尾，一支华人敬拜团队来到神庙门口的象头神塑像前舞狮。

　　除了南亚裔带来的传统印度教派别，印度教的新兴教派在泰国也有分布，如益世康（ISKCON）、梵社（Arya Samaj）等等。

　　二、 印度教在泰国影响广泛之原因浅析

　　在以南传佛教为国教的泰国，印度教有深远的影响，主要原因如下：

　　（一）佛教与印度教的渊源

　　笔者在泰国的访谈对象持有这样的观点——印度教和佛教无本质区别，印度教是佛教的分支。访谈对象虽然从佛教中心论出发，主观地把印度教归属于佛教之下，但是，佛教与印度教有深厚的渊源，这是事实。

　　佛教与印度教均产生于古印度，都脱胎于婆罗门教。佛教高举沙门思想，反对婆罗门教的核心——吠陀（Veda），也反对通过虔诚敬神（bhakti）获得从轮回中的解脱（moksha）；而印度教延续吠陀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婆罗门教的神灵体系。佛教和印度教作为同根生的宗教，必然存在诸多共性。历史上，佛教一度在印度取得主导地位，与婆罗门教产生尖锐矛盾，婆罗门教发起改革之路。经过数世纪改革的婆罗门教旧貌换新颜，成为今日的印度教，并击败佛教，让佛教在印度消沉至今。

　　婆罗门教在演变为印度教的过程中，吸收了不少佛教元素，最典型的案例是印度教万神殿对佛陀的“收编”。印度教把佛教视为“邪教”，但佛陀却是毗湿奴的第九次化身。印度教认为，毗湿奴为了净化永恒之法（Sanatana Dharma，印度教的自称），变身“邪教教主”，用“邪法”把信仰不坚定者扫地出门。

　　佛教为了生存和发展，也吸纳了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众多成分。原始佛教有较强的哲学化倾向，然而，宗教与哲学终归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佛教作为一种宗教，要获得生存空间，必须建构自己的神灵系统和宗教仪式。印度教满足了佛教的需求，印度教一批神祗改头换面进入大乘佛教，尤其是密宗。例如，象头神以欢喜天之名出现在日本佛教天台宗和真言宗当中，也出现在藏传佛教唐卡中。湿婆、毗湿奴等印度教神灵在佛教部分宗派中都有对应的形象和名称，藏传佛教唐卡中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的神像造型与印度教卡利女神（Kali）、杜尔迦（Durga）的造型如出一辙。相比大乘佛教，南传佛教的基要派色彩较浓厚，本身没吸收印度教的神祗和仪式。但南传佛教地区与印度地缘相近，再加上印度教在该地区的历史根基，让印度教能以相对独立的形式存活在当地大众信仰中，弥补南传佛教之不足。

　　经过相互借鉴的佛教和印度教在一些领域已经界限模糊，很多神祗已被二者共享，这是泰国佛教徒能接受印度教的重要前提。

　　（二）历史根基

　　古印度与东南亚的交往史以及婆罗门教在东南亚的传播史，为印度教在泰国奠定了历史根基。

　　古代，印度洋上的季风是保障南亚次大陆与东南亚开展频繁交流的重要机制。印度商人、传教士以及印度文化乘着印度洋季风源源不断进入东南亚地区，让该地区经历了文化上的印度化。婆罗门教-印度教是最早传入东南亚的印度体系宗教，也是东南亚历史上分布很广的宗教。无论是今日以儒释道为主的越南，还是中南半岛以南传佛教为主的四个国家，或是以伊斯兰教为主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以及以天主教为主的菲律宾，上述国家都留下诸多印度教的痕迹和遗迹，越南中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地的印度教延续至今。

　　15世纪以前，中南半岛出现过扶南（Phnom）、占婆（Champa）真腊（Chenla）、高棉（Khmer）等以印度教为国教的政权。扶南、真腊和高棉的领土覆盖了今日泰国的局部区域，为泰国留下不同时期的印度教遗迹。高棉王国时代，中南半岛的印度教迎来发展巅峰，高棉王国统治了今日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广大地区，“高棉时代泰国的一个特点，是印度教的象征和遗迹占据了压倒性地位”。[13]高棉王国后期，傣-泰民族建立的政权在中南半岛崛起。公元1424年至1431年，泰民族建立的阿瑜陀耶王国（Ayutthaya）向高棉发起最后一战，王国的首都吴哥（Angkor）被遗弃，高棉王国寿终正寝。[14]高棉王国灭亡前，从今日斯里兰卡传来的南传佛教早已在中南半岛立足。倡导众生平等的南传佛教胜过强调种姓制的印度教，赢得该地区普罗大众的皈依，印度教仅在皇室和官方得以保留。随着高棉王国的终结，印度教失去了保护伞。但印度教并没有随高棉王朝退出东南亚历史，“高棉王国灭亡后，大批高棉官员和婆罗门离开原乡，把印度教带到泰国”。[15]阿瑜陀耶王国一方面迎合民众的南传佛教信仰，另一方面，出于统治的需要，有意保留、强化了部分印度教成分，尤其是印度教的天王（Devaraja）思想，以此渲染帝王的神圣性。“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泰国）与印度教信仰和实践的联系进一步加强。这一阶段，是印度教元素融入泰国人宗教生活最重要的时期。”[16]阿瑜陀耶王朝之后的泰国皇室对印度教的推崇延续至今。

　　自阿瑜陀耶王朝起，印度教表面上已经退出泰国的宗教生活，让位于南传佛教。但事实上，印度教已经融入泰国的南传佛教，隐性存在泰国的宗教生活中。

　　（三）现时因素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泰国的印度教文化由隐性变为显性，在泰国的宗教生活中活跃起来，这背后有如下现时因素可巡：

　　首先，泰国的君主制是印度教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保障。历史上受印度教影响的中南半岛国家中，泰国是唯一延续君主制未中断的。在中南半岛，印度教从一开始就与君主制存在微妙的关系，只要皇室存在，印度教就能找到一席之地。今日，印度教思想对维系皇室的统治已经没有实际意义，泰皇室对印度教的选择性保留，更多是对中南半岛帝制文化的一种传承。前文提到，泰皇拉玛九世1950年登基后，准许印度教从宫廷走向民间，这对印度教在泰国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拉玛九世登基6年后，曼谷的商业中心建起梵天神坛，这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第二，泰国的南亚移民进一步激活了本国的印度教。“很久以来，泰国都是南亚移民的目的地，也是印度移民社群（diaspora）的第二家园。”[17]自19世纪以来，泰国迎来若干次南亚移民的高潮。他们来自南亚次大陆不同地区，讲不同的语言，信不同的宗教，但印度教徒占多数。“由于印度教在泰国有历史根基，（南亚移民中的）印度教群体在泰国更有家的感觉”，[18]他们对激活泰国的印度教起到关键的作用。前文提到南亚印度教团体复兴泰国象头神信仰的例子，南亚移民推动泰国印度教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籍祭师在泰国广受欢迎。当下，泰国印度教祭师的缺口大，印度本国的祭师纷纷来泰国淘金，部分人持旅游签到泰国违规从事宗教工作的报道不断见诸媒体。

　　第三，泰国的现代商业文化进一步推动了印度教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末，印度教文化在泰国复兴之际，恰逢泰国的经济转型期，泰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经济体迈进。“1958年，泰国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年平均增长率保持在7% 。”[19]同一时期，泰国未来的重要经济支柱——旅游业已经起航。曼谷伊拉旺酒店（Erawan Hotel）的落成是泰国旅游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四面梵天护佑伊拉旺酒店建设的都市怪谈，让泰国民间把印度教元素与泰国现代商业文化连在一起。曼谷高级购物中心前之所以供奉着各尊印度教神灵，这是商业竞争的表现，各购物中心迎请不同的印度教神灵，目的是压住竞争对手的风水。

　　流行娱乐文化是现代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教文化也成为泰国流行娱乐圈的新宠。Amarin TV等泰国主流娱乐电视台时常邀请泰国当红明星，如Chen Thanaa讲述信仰印度教神灵的经历。超颜值的明星们在南亚面孔印度教祭司指导下，顶礼膜拜印度教神灵的画面常常出现在屏幕上。每年孟买象头神法会期间，电视台派记者到孟买现场直播的同时，明星们作为嘉宾在演播室讲解。泰国明星们对于推动印度教文化在民众中传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结语

　　印度教对泰国宗教文化有深远的影响。从当前的发展态势来看，泰国印度教的某些元素有国际化的趋势。例如，四面梵天借助泰国在傣-泰民族南传佛教文化圈中的影响力，已经传入我国西双版纳傣族中。继梵天之后，象头神等印度教神灵是否也会借助泰国的宗教影响力走向海外？这值得关注。当然，也要看到，泰国的印度教文化存在自身问题。泰国各界对印度教的吸纳是选择性的，也是功利性的。泰国吸收了敬拜（devotional）层面的印度教，但印度教的核心——智识（intellectual）层面的印度教在泰国基本为空白。这种不平衡给泰国的印度教带来某些负面形象：铜臭味浓、与迷信交织在一起。泰国媒体时常报道有人在曼谷的印度神像前上演“神灵附身”，以此骗取钱财。

　　研究印度教在泰国的影响有两方面的意义：首先，有助于深入东南亚南传佛教研究。过去的研究关注到南传佛教中的原始宗教元素，却很少关注到其中的印度教元素；其次，有助于我国“一带一路”背景下对东南亚的深化研究。中国和印度是历史上对东南亚影响最大的两大文明，泰国民间有“中国是亲戚，印度是老师”的说法。“印度对世界其余地区的影响，总是在宗教和哲学领域感受最强烈”，[20]印度的宗教文化给东南亚文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当前，印度政府在“东望政策”（looking eastpolicy）的背景下，十分关注东南亚地区，二者的宗教链成为印度各界津津乐道的内容。综上所述，在我国“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入了解东南亚的过程中，研究本地区的印度教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①就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关系，详见文章“佛教与印度教的渊源”部分。

　　②JustinMcDaniel, “The Gods of Traffic: A BriefLook at the Hindu Intersection in Buddhist Bangkok”, Journal of the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Universities, Vol. 2, 2009, p49-57.

　　③在印度教神化中，象头神是毁灭神湿婆之子。

　　④BishwabijoyMitral, “Thailand seeks Ganesha blessingsvia Kumartuli”, The Times of India, September 2, 2016.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ity/kolkata/thailand-ganesha-blessing-kumartuli/articleshow/53962016.cms

　　⑤SantoshNagpaul Desai, “Hinduism in Thai Life”,Bombay Popular Prakashan Private Ltd, 1980. p25-26.

　　⑥ Hanuman，《罗摩衍那》中协助罗摩战胜魔王Ravana，找回罗摩的妻子Sita的猴王。

　　⑦Rajiv Malik, “Thailand Hinduism”, Hinduism Today Magazine, July/August/September2003, https://www.hinduismtoday.com/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760

　　⑧BangkokPost, “The New Brahmins: the Relevance ofMixing Hinduism with Buddhism and Folk Belief in Thai History”, October 12th,2015, https://www.bangkokpost.com/print/726736/

　　⑨BangkokPost, “The New Brahmins: the Relevance ofMixing Hinduism with Buddhism and Folk Belief in Thai History”, October 12th,2015, https://www.bangkokpost.com/print/726736/

　　⑩https://popcensus.nso.go.th. Retrieved 2014-04-01.

　　[11] Rajiv Malik, “ThailandHinduism”, Hinduism Today Magazine, July/August/September 2003, https://www.hinduismtoday.com/modules/smartsection/item.php?itemid=3760

　　[12] Justin McDaniel, “The Gods ofTraffic: A Brief Look at the Hindu Intersection in Buddhist Bangkok”,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Universities, Vol. 2,2009, p49-57.

　　[13] Santosh Nagpaul Desai, “Hinduismin Thai Life”, Bombay Popular Prakashan Private Ltd, 1980, p17.

　　[14] Ibid.

　　[15] Ibid.

　　[16] Ibid, p23.

　　[17] Ruchi Agarwal, “BreakingLinks: Post Partition Indian Migration to Thailand”, Proceedings ofINTCESS14-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Social Science Proceedings,3-5 February, 2014, Istanbul, Turkey.

　　[18] Ibid.

　　[19] "AsiaAfter Viet Nam".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1969-1976, Volume 1, Document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Retrieved26Aug 2012. Redirected from Wikipedia.

　　[20] A·L·巴沙姆主编：《印度文化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731页。

　　主编：何明

　　编辑：冯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