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的困境：成人“多动症”调查

　　在美国的一家康复机构，一名9岁男孩正在接受认知训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中国儿童青少年中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患病率为6.4%。其中2/3的人可能在成年后依旧受到困扰

　　两年前的一天，31岁的索索打开电脑，在搜索页面里输入了“拖延症”三个字。那时，她在英国一所大学里攻读博士学位，正在完成一篇论文。在与“拖延”无休止地缠斗中，她试图寻找一个答案，看看自己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意外地，鼠标滑向了一份“多动症”量表。索索立刻被“多动症”三个字扯去了注意力。她是一个3岁孩子的母亲。她一直怀疑，孩子有“多动”倾向。可当索索看完了整份量表，一个出乎意料的结论在心底势不可挡地冲了出来：“哎，这是我！”

　　小学、中学、本硕博，一路走过来，在家长和老师的眼里，索索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和“多动症”三个字所能让人联想到的学业一塌糊涂的“捣蛋鬼”格格不入。如果说家长和老师觉得索索有什么问题，那不过是“粗心”。可索索的粗心从来不一般。她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上课听写句子。她常常写下第一个字的第一撇时，就忘了老师说的究竟是什么。丢三落四是家常便饭。别人红领巾一条可以带一个学期，索索的红领巾是妈妈一沓一沓批发回来的。上学的路上，她拿着早餐，常常一路神游，最后忘掉早餐去哪儿了，究竟吃没吃。几天以后才从书包里翻出来已经发霉的食物。

　　在学校里，尽管“粗心”，索索的成绩优秀，纪律也好。一些无法追溯的事件让她铭记。在幼儿园的时候，曾经有老师非常不喜欢她。从那时候起，索索就很害怕老师。这种害怕，足以让她扮演一个乖学生。而在课堂之外，她是一个精力无穷的孩子。下课的时候，索索绝对不会待在教室里。她一定要运动。放学以后，她总是能很快完成作业，然后在大院里“飙单车”，一圈又一圈，直到必须回家洗澡睡觉。有时候，父母带她出门参加宴会。大人们在聊天，索索总是忍不住插嘴，打断别人。她心里知道并理解，“大人说话小孩不插嘴”是一个常见的要求。她也会因此被父母批评“没礼貌”，内心里有一点害怕。但这种理解和害怕不足以让她遏制内心的冲动，做那个课堂上的安静小孩。

　　高中时，索索开始产生了新的困扰。她发现，她的成绩虽然依然很好，但她已经没有办法像小学、初中那样轻松。这并不是因为她学不会，而是因为她没有办法像别人一样利用时间。晚自习结束的时候，索索总问自己：你这三个小时到底干吗了呢？她觉得自己不够努力，但自己似乎并不是不想努力。大年初二，省图书馆刚开门，索索就坐进了自习室，可时间一分一秒地流走，“书里的东西没有进脑子”。

　　在大学里，索索变得更为痛苦。不像中学总有阶段性的考试，大学对一门课程的学业检测只靠最后的期末考试。于是，在一整个学期里，索索都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直到考试周来临。索索和朋友们在宿舍楼的公共场所包下一间房作为自习室。考试的倒计时并不会马上让她振作起来。每天，她像别人一样在那里坐上一整天，可只有她自己知道，一页PPT，她可以看上几个小时，但并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越是临近考试，她越焦虑，越恐惧。索索是从内地考到香港读的大学。在学校里，大家都觉得高分考来的内地生学习能力很强。想到自己可能挂科，索索就会感到强烈的羞耻。

　　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考试前的一天。当焦虑和恐惧到达顶点，某种奇特的潜力总会被激发出来。“最后那24小时，我真的可以在15分钟内背完一页满是字的A4纸。”

　　在别人看来，索索好像是大学里并不少见的那种聪明学生，靠最后的突击也能轻松拿到好成绩。只有索索知道，在这个过程里，极端的压力会让身体的消化系统紊乱，“一直拉肚子、呕吐。由于呕吐过于频繁，导致食道黏膜破损出血”。

　　打开那份“多动症”量表的时候，索索已经感到自己无法再重复这样的生活。博士生和大学、硕士不一样，课题和论文取代了考试。过去，考试是痛苦的，但它也是对努力的阶段性反馈和奖赏。但在写论文的期间，这种“奖赏”消失了。“你会需要自己安排时间，做很久枯燥的事情，阅读大量文献，自己去想，自己去写。在这个过程里，没有人告诉你你是对还是错，做得好还是不好。”唯一获得督促和反馈的机会是隔一段时间见一次导师，汇报研究进展。每次，见导师之前，索索又要经历一次把自己逼到极致的冲刺。每次，导师都会对索索的汇报表示满意。可索索心里只有一个字：“慌”。她的不安全感越来越强，她清楚，自己根本没有深入系统地理解研究的课题，这个研究最终是做不下去的。

　　在职场，25岁的张贝是个“两面人”。面试的时候，她总发挥得很好。大家都说，这个小姑娘非常机灵，工作应该不错。可真的进入工作，她又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领导交给她一项写周报的任务，但不会定期检查。最长一次，她留下了长达两个月的空白。张贝记得，被发现的那天，领导的眼睛“确实瞪得像铜铃一般”。工作以后，她最常听到领导的一句话是：我记得你最开始给我的印象不是这样的啊。

　　22岁时，妈妈陪着张贝一起去了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那段时间，因为工作环境的变动和失恋，她意识到自己的注意力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她在白天总是集中不了注意力，可能稍不注意回复了一条消息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做了其他事情，如同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她的脑子总在各种念头里漂浮。洗碗的时候，手还在不停地刷，她总是会突然想起一些白天的场景，或者谁说的一句话。思维完全失控，越飘越远。突然，哗啦一声，一只盘子被碰碎在地上。刺耳的声音才把她拽回来。一次又一次之后，张贝忍不住特地去问爸爸，他在做家务的时候会想什么。爸爸很自然地回答：什么都不想。张贝说了自己的情况，爸爸很不理解。

　　张贝记得，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在精神卫生中心的走廊里，一堆小孩，还有人在试图拆椅子。看着他们，张贝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有类似的奇怪举动。她曾经从二楼把一个实木小板凳扔在了一个姐姐的头上，把朋友的乌龟放在十几楼阳台外面的管道上。做这些事情，除了感到觉得好玩，还源自内心有一种想要发泄的劲头，“就像长智齿的时候，牙龈涨涨的那种感觉”，让她难受。做这些事，最后场面都很难看。但即使被当众打骂惩罚，也没法做到吃一堑长一智，“下次就忘了，那个劲来了就又重蹈覆辙”。美国的一所学校里，孤独症和ADHD儿童正在上课。与儿童相比，成人ADHD患者能得到的治疗和康复资源更为稀少

　　张贝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笨。小时候，妈妈高压管理。练字，一遍没写好，可能就是一耳光。初中的时候，教室后面是一整面的玻璃窗。张贝一扭头，发现妈妈就站在那里盯着自己。只要有妈妈在身边，张贝就是聪明的。大部分时候，背单词、做作业，周围没有人比她更快。但“笨的时候也真是笨”。戴在脸上的眼镜丢了无数个。每次放学，她都记不住老师布置了什么作业。有一次，爸爸妈妈在商场买了新的花裤子，他们让张贝提着，提着提着袋子就没了。

　　小时候，父母离婚，张贝和爸爸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她不闯祸了。有一天，她坐在露天的院子里，一个人胡思乱想：“世界有一天如果不用钱币来买东西，那该怎么办呢？可以用劳动直接替代呀！劳动该怎么被证明呢？用张纸记下来的话，那纸和钱是不是一样了？”从那段时间开始，她觉得自己的脑子就再也没有静下来过。

　　索索和张贝都被确诊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e disorder，以下简称ADHD），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多动症”。ADHD曾长期被认为是儿童所特有的。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公布的《精神疾病诊断准则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简称DSM）尚把它称之为“儿童期的过动反应异常”。大多数专家相信，其症状在青春期就会销声匿迹。直到2013年，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才在第五版《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5）中明确提出成人ADHD的诊断标准。

　　“今天，在全世界的各种新的诊断体系里面，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这种疾病的全称，前面并没有‘儿童’和‘成人’这样的限定，但大众还是习惯把它称作儿童多动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科主任何凡告诉我，“事实上，精神科的很多疾病都是全生命周期的，并不会因为年满18岁就自动消失。”

　　作为儿童精神科医生，在何凡的诊室里，这种误区很常见：“家长认为孩子长大以后就会好起来，于是对于治疗不是那么积极。”“一般来说，在儿童期确诊ADHD的孩子中，确实有40%的孩子，成年的时候我们认为他们‘好了’。但要理解这种‘好了’，我们需要明白几个事实。”何凡解释说，“第一，同样确诊ADHD，每个患者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第二，儿童的大脑具有高度可塑性。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孩子接受了良好的治疗和干预，他所处的外部环境又提供了良好的支持，那么他的症状可能会随着大脑的发育减轻。第三，在ADHD的诊断中，社会功能是否受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那么，一个成年人可能还是会有ADHD的症状，但由于他掌握了一些技巧和方法，又处在一个合适的环境里，他可能就能够良好地应对日常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认为他不再是一个病人。而排除出这些幸运的孩子，仍然会有大约60%的孩子在成年后受到ADHD的困扰。”

　　这个群体并不小。去年5月，由北京安定医院郑毅等学者牵头，第一个有关中国少年儿童精神疾病患病率的流调报告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杂志上。该研究从2012年底启动，选取了北京、辽宁、江苏、湖南、四川五个省（市）的约74000名儿童青少年作为样本。调研结果显示：在6～16岁在校学生中，中国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其中，流行程度最高的精神障碍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占6.4％。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成人ADHD的流行病学调查。根据既往全球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成人ADHD的患病率约为2.6%～2.8%。在一家儿童医院，医生们用“玩”的方法，帮助ADHD患儿治疗感觉综合失调（摄于1999年）（慎重 摄/ 中新社 供图）

　　直到近五六年，何凡的诊室里才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成年患者。最早来寻求帮助的成年人大多是儿童患者的家长。他们的孩子被诊断为ADHD，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干预后，各方面的功能有所改善。他们回头来找何凡，鼓起勇气吐露内心的疑惑：何大夫，我觉得我小时候有跟我孩子一样的症状，那时候，我爸妈说我这是“毛病”，不是“病”。你能不能帮我也评估一下？有家长告诉何凡，平时自己都不敢单独送孩子去上学，因为骑电动车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上了马路牙子，闯了红灯。带孩子上学，一路状况频发，导致孩子经常迟到。一些家长在工作中已经被单位领导要求转岗。

　　在人们头脑中，一个典型的ADHD患者往往是这样的：他/她是个孩子。他/她无法遵守课堂纪律，听从老师、家长的训导。他/她在任何事情上都无法集中注意力。因此，他/她的学业成绩一定很差。被怀疑患有ADHD来儿童精神科就诊的孩子大多符合这样的描述。但事实上，这些刻板印象中包含了人们对ADHD的很多误解，也是许多人直到成年才意识到需要寻求医生帮助的重要原因。

　　在DMS-5中，ADHD被分为三种亚型。第一类是注意缺陷为主。它包括“经常在学习、工作或其他活动中难以在细节上集中注意或犯粗心大意的错误”“经常难以有条理地安排任务和活动”“经常在日常生活中健忘”等9个症状。第二类是多动和冲动为主。它也有9条症状，包括“经常坐立不安，手脚不停地拍打、扭动”“经常讲话过多、喋喋不休”“经常很难安静地参加游戏或课余活动”等。第三类是混合型。具有这些障碍并不意味着ADHD患者一定表现得“多动”，也不意味着他们在任何事情、任何时间都无法集中精力，更不意味着他们一定是学校里的差生。

　　何凡告诉我，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走进了何凡的诊室。“ADHD和智力发育没有联系。在小学、中学阶段，很多患者的智力发育水平可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学习，在很大程度上补救注意缺陷带来的问题。在学校里，如果孩子的成绩还不错，那么他们的多动冲动，以及由ADHD带来的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损害都容易被忽视。”何凡解释说，“而进入大学以后，年轻人离开家，开始过成年人的独立生活，一些问题就开始暴露出来。他们需要融入新的社交环境，结交新朋友。在学业上，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挑战也非常不同。做一个课题所需要关注、处理的问题，比中小学学习一个科目要复杂得多，对专注程度、专注时间的要求就可能超过他们的能力所及。”而学业有成ADHD、进入社会后更容易承担一些对注意力要求很高的工作，这又是一个可能让他们的障碍显现出来的因素。

　　当一个ADHD儿童走向成年，也可能意味着他的困境更容易被忽视和误解。“在儿童期，ADHD的表现更多是外在的，比如孩子在课堂上小动作多，无视纪律。随着年龄的增长，大脑的发育，成人期以后，多动和冲动的表现减弱，更多表现出的症状是“内在的”。一个成年人可能不会像小朋友那样在椅子上扭来扭去，直接离开座位，走出教室，但他可能一直是坐立不安的。这些内在的困扰不易被外界所知。”

　　即使一个成人感到自己需要精神医学帮助，要得到明确的诊断也十分不易。

　　直到今天，人们对ADHD发病机理的认识依然有限。“我们把ADHD归为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其遗传度约为70%。在ADHD患者的父母中，有大约一半的人表现出明显的ADHD症状。遗传度可以理解为造成这个疾病的遗传因素所占的比重。但ADHD不是遗传病，我们还不能确定究竟具体是哪些基因造成了ADHD，它很可能是由许多个基因的微效应，加上环境因素的影响共同导致的。”何凡解释说，“环境因素更加复杂，可以追溯到母孕期或围产期的各种危险因素，比如微量元素的缺乏、包括吸烟在内毒素的暴露。出生之后，包括虐待等童年期创伤性事件也同样可能影响大脑的发育。”

　　人们已经发现，ADHD大脑与正常大脑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大脑由被称作神经元的神经细胞组成。神经元通过穿越突触的化学神经递质在大脑内传播信息。目前，科学家已经发现了三个与ADHD非常相关的神经递质功能异常，包括多巴胺、去甲肾上腺激素以及又被称为血清素的5羟色胺。以多巴胺为例，研究显示，至少有一些ADHD患者多巴胺分泌异常。还有一种称为DRD4的基因变异体常见于ADHD患者中，这可能减少大脑内某些区域的多巴胺的受体。多巴胺被认为可能是使大脑兴奋的物质，作用于大脑中的几条主要通路。这些通路都与动机、努力和自我调节直接相关。如果大脑传递多巴胺的能力降低，大脑可能会处于“低唤醒水平”。科学家们认为，这解释了一些ADHD患者为什么会坐立不安，或者追求新鲜的刺激：他们在用这些行为试图“唤醒”自己的大脑。

　　位于前额后方和头顶部的额叶在自我控制和执行功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正常的发育过程中，一般人的额叶皮质在6岁左右可达到最大厚度。研究显示，患有ADHD的儿童，额叶皮质的发育会显著落后于同龄人。

　　除了化学物质和结构上的差异外，科学家还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分析大脑的血流模式，其结果显示，在进行短时记忆、注意力或其他方面的认知测试时，ADHD患者额叶、顶叶皮层和纹状体区域的血流明显低于正常水平。这说明大脑无法顺畅、高效地发挥功能。

　　但是，这些研究尚不足以形成临床诊断的标准。“ADHD不像是骨折，一张X光片就能说明问题。”何凡说。在成人ADHD的诊断中，无论是脑电检测、高精度脑扫描、各种量表或是计算机化注意力测试，都只能作为诊断的参考依据。严谨诊断的基础依然要靠医生的临床诊断。

　　ADHD的另一个诊断难点是，其临床症状——比如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并不是ADHD独有的。焦虑障碍、抑郁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好多疾病都可以产生类似症状。正因为如此，患有ADHD的成人非常容易被诊断为其他疾病。何凡有一部分成人患者就是从医院其他成人科室转诊过来的。这些成年人因为焦虑、抑郁或者物质成瘾问题求医，在接受了一段时间的治疗之后发现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医生们于是追溯他们成年以前的经历，建议他们到儿科来接受神经发育评估。

　　在我国，成人ADHD的诊疗资源极为稀缺。患者们在网络上互助，梳理了一份全国可以诊断该疾病的医生的清单，上面的名字只有30余个。这些医生不约而同地都是儿童精神科医生。诊断成人ADHD不仅仅要详细了解近半年的症状，还必须有足够证据证明患者在12岁前确实存在ADHD的症状，对发育史的详细了解就显得非常重要。正因为如此，“病史的收集需要回溯病人的整个发育史，甚至母孕期的危险因素、家族史。这意味着临床评估不仅仅是针对病人个体的，我们还需要和他的父母交流，了解他在学校时的表现，甚至同时也要和他的伴侣、朋友交流，收集他们日常工作、生活情况”。何凡说：“总体来说，ADHD的诊断非常依赖医生的经验。这也是目前成人ADHD的诊断基本都在儿科的原因。成人精神科的医生对这个疾病的经验不多。”

　　今年春天，因为儿子确诊ADHD，袁恪第一次知道了原来成年人也可以有ADHD。晚上11点，她在网上找相关的文章，读完抱着手机号啕大哭了将近一个小时。她脑子盘旋着一句话：“我不是烂人，我只是一个病人，我有努力。”

　　诊断对于许多ADHD患者来说，无异于一次“解放”。20世纪初，英国著名的儿科医生乔治·斯蒂尔（George Still）在1902年的英国医学期刊上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他发现一些孩子似乎根本停不下来，情绪容易起伏波动并难以控制，经常给家长和老师惹麻烦。他把这些孩子称之为一群存在“道德控制上的重大缺陷”的年轻病人。直到上世纪中叶，人们才开始认识到ADHD背后的生物学基础。然而，将ADHD的症状归因于教育的失败、品行的低下，或者意志的薄弱，依然是关于ADHD的最长久也最难祛除的刻板印象。对于那些没有被确诊的成年人来说，他们的种种困境更有可能被视为主观故意，或者人格、情感方面的缺陷。

　　ADHD的危险并不只在于其带来的障碍本身。一些研究显示，成年ADHD患者中有高达80%的人患有共病。其中，约16%～31%的ADHD成人有抑郁症，19%～37%的ADHD成人有心境恶劣障碍。此外，酒精等物质成瘾在ADHD成人中也是高发问题。何凡告诉我，这些共病的出现既是因为这些精神疾病在病因学上存在一定共性，也是因为ADHD患者从小容易积累大量的负性情绪和自我评价。这也是目前包括美国儿科学会在内的专业组织正呼吁各界要早在患儿3～4岁时就识别并治疗ADHD的重要原因——早期干预的目的在于维系家庭团结、安定，减少伤害的发生，最终使患儿避免年复一年的失败和自暴自弃。

　　从小，袁恪就觉得自己是个格格不入的人。小学的时候，曾经因为永远写不完作业，教室门口，操场上，国旗下，她都被罚过站。她不是讨人喜欢的女孩。家里的七大姑八大姨都要求她文静一点，但她不但爬树、上房，还常常和男生打架。初中的时候，她自己也开始嫌弃自己：文静是不是才是美的？小时候，袁恪内心的骄傲是觉得自己虽然有种种“不好”，但至少是个聪明的孩子，只是学习的时候有些贪玩。但初三那年，袁恪没能够考上普通高中，她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深坑里，一直往下掉，没有着陆点，内心不安又彷徨。

　　她好像永远也没办法达到自己对自己的期待。明明有计划，明明没有忘记，可是总是“在懒惰面前没出息地妥协”。工作以后，她成了一名教师。每次公开课，因为无法克制的拖延，她都是在凌晨一两点才写完课件，可到了第二天，课上到一半，她又总是忘掉接下来计划好的内容，只能“随机应变”，于是在别人看来“水平一般”。“我每次努力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决心，更多时候一边下定决心，一边拖延时，又懊悔，又难过，又无奈，就感觉自己像一台电量不足的机器，尽管想启动，却始终启动不起来。”

　　何凡接诊的成人ADHD患者大多智力水平正常甚至超常，有些患者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似乎在“调皮男孩”之外，制造了ADHD的另一极端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更多是因为这群患者能够接触到的诊疗信息更多，他们从事的工作对注意力的要求更高，他们对自我的觉察能力更强，他们对注意力的需求也更高。于是，他们更有动力和能力去寻求帮助。美国的调查显示，有1/3甚至更多的ADHD患儿到了高中就辍学。被诊断出患有ADHD的成人找到工作的概率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至少小14%，工种类似时所得收入平均比同龄人少33%，且受到各种政府救助的人数比同龄人多15%。

　　在最近10年里，为了呼吁社会的包容，国际医学界出现一种声音，将包括ADHD在内的神经发育障碍视为“神经多样性”的体现——正如人人长有不同的鼻子，每个人的大脑也是不同的。但其中存在的一种危险是对ADHD的浪漫化。那些疑似或被确诊为ADHD的成功人士的故事常常被提起，比如莫扎特。传记作家将其描述成一个爱爆粗口的家伙，有时还会出现发声性抽动和运动性抽动，而且他一般在散步、骑马或者打台球的时候创作音乐。另一个常常被提到的成功典型是收获了23枚奥运会金牌的历史上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迈克尔·菲尔普斯（Michael Phelps）。

　　但在这些故事里，成功往往只是硬币朝上示人的那一面。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教授、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精神病学教授斯蒂芬.P.欣肖（Stephen P. Hinshaw）在《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一书里指出，莫扎特的父亲坚持亲自教育他，使他处于社会隔离状态。也许社交上的孤立放缓了他在情感上的成熟，使其情感永远都不能追赶上他非凡的智力。他经常感到焦虑、孤独和悲伤，临终前他写道：“我在能欣赏自己的才华以前就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何凡也关注过菲尔普斯的故事。她提醒我，即使菲尔普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也在成年时饱受困扰。2008年，在北京奥运会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菲尔普斯很快推出了自传《无极限：成功的意志》。书中讲述了他被诊断为ADHD，但在母亲的帮助下寻找到游泳这个热爱的运动，并为之不懈努力获得成功的故事。但2009年1月，英国媒体就曝光了菲尔普斯吸食大麻的图片。2014年，他被指控酒后驾车。后来，菲尔普斯承认，每届奥运会结束之后，他都会陷入到一种极度抑郁的状态之中。他一度将自己锁在自己的房间里好几天，甚至还有过自杀的想法。后来他回忆说：“我质疑我是否想继续活着，我意识到我是最强壮的人，但在某些时候我也是最弱小的。”此后，菲尔普斯在亚利桑那州成瘾和创伤治疗中心。困扰他的除了ADHD、物质成瘾，还有焦虑障碍和抑郁症。成人ADHD患者完全可能取得优秀的学业和事业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需要帮助。童年时确诊ADHD的迈克尔·菲尔普斯虽然成为最伟大的游泳运动员，但在成年后依然受到焦虑、抑郁和物质成瘾的困扰（视觉中国 供图）

　　对那些“幸运”的聪明过人的ADHD患者来说，在光鲜的学业和事业之下，痛苦并非就消失了。一种附加的痛苦是，成就剥夺了他们痛苦的权利——人们不理解：你这样不挺好，为啥往自己身上贴标签？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我问索索，听到她“用一天时间学完一门课程”的故事，我会联想到那些大学里并不罕见的“天生学霸”，他们总是能够用临时抱佛脚的突击拿到别人学习一整年也未必能拿到的成绩。对于自己的非凡能力，她是否也会感到骄傲。索索告诉我，每次“冲刺”之后，她只觉得自己是在又一场灾难中再次“幸存”了下来。庆幸带来的愉悦转瞬即逝，却而代之的是巨大的惶恐不安：下一个深渊就在不远处，下一次还能这样“幸运”吗？她也会无休止地问自己：如果仅仅是短暂的突击就能够拿到不错的成绩，那她为何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控制自己，让聪明才智得到最大的发挥？在努力——失控——“幸存”的不断循环里，她对自己感到失望。

　　罗瑞是一名22岁的心理学在读本科生。她感到身边的同龄人都比她快乐。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内心感受：在我看来，真正的幸福是来自于自我控制的成功。但ADHD会让我在每一天里经历无数次的自我控制的失败，认知和行为无数次的脱轨。我在做那些浪费时间、浪费生命的事情，我真的会觉得自己是自己最大的敌人。

　　人们通常把ADHD看成学业和事业的绊脚石，但人际关系可能是ADHD患者在生活中遇到的更普遍的挑战。在美国加州执业的心理治疗师朵拉陈的很多来访者是成年ADHD人士。许多人磕磕绊绊度过了儿童期和青少年期，在成年后才谋求确诊和治疗，是因为在亲密关系中遭遇挫折。“举例来说，ADHD很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注意力缺陷。如果一个人不能在约会的时候按时赴约，在与人交流的时候频频走神，无法完成承诺，那么他是很难建立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的。ADHD的另一个常见特征是在压力面前会退缩。亲密关系是多变的，因此建立和维护它总是会存在压力。于是一些ADHD人士会在开始一段关系的时候就‘退缩’，或者遇到一个危机事件的时候，就冲动地做出分手的决定。”

　　张贝很清楚，大部分认真和她恋爱的人“都经不住考验”。那些真正进入她内心，或者在物理空间里靠近她的朋友，都会被她刺伤。因为在意，并且信任，她会放下所有的伪装，于是，情绪就变得敏锐而无法控制。“哪句话戳中了我，或者说到了我的伤心点，哪怕对方其实并不过分，我也可能立刻就声泪俱下，然后说我们分手吧。”“我确实也不是世俗意义上合适的伴侣，”张贝说，“乱放钱包、乱放手机，工作安排无法预测——说好中秋出去玩，突然因为前两天本来该处理的工作没处理好，要去补救，所以就取消了。”

　　两年前的那个夜晚，索索把那份击中她内心的量表拿给了先生。她注意到，先生看完后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那些日常生活中层出不穷的鸡毛蒜皮、不可理喻的争端，突然间有了解释。

　　索索的先生是一个非常自律严谨、有条理的人，凡事都有详尽的计划、周密的安排，而她自己似乎就是反着来的。先生根本无法理解她的漫不经心。有一次搬新家，索索一个月内有5次把钥匙留在了大门上。英国房子是独栋临街的，任何人都可能一扭钥匙走进家来。有时候，先生让她帮忙拿一杯咖啡或者茶，她嘴上说“好”，转身就忘了。有时候，索索自己主动要求帮忙做一些事情，但同样也会将它们遗忘。索索注意到，往往，先生提醒她的时候，心里已经有过抱怨。“他会把我的行为上升为感情：我说了很多遍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你为什么听不进去？你是不是不把我的话当一回事？”她心里也有委屈：“我并不是故意的，为什么要怪我？”

　　先生也很难理解，索索为什么难以完成一些基本的家庭事务：比如整理柜子和抽屉，她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摊开，却总是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再全部装回去；比如下厨，明明只做一道菜，厨房里却可以混乱到仿佛是准备了一场宴席。有一次，索索把一个衣架掉在了地上。先生看在眼里，没说话，没动手。整整10天，这个衣架一直躺在原地。最后还是他忍不了了，把它捡了起来。因为索索的“不靠谱”，先生查缺补漏，承担了很多家务，偶尔他也会抱怨两句。但因为ADHD，索索对完成一个任务需要的时间的认知是有偏差的。她看不到这种付出，也理解不了先生的情感诉求：“这些事情不是很容易吗？”家庭里的摩擦虽然都不大，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就会如滴水穿石般在亲密关系中留下伤痕。

　　在ADHD人群里，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说更为特殊。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里，ADHD确诊人群中男性的比例都大大超过女性（5～10∶1）。朵拉陈告诉我，造成这个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我们对这种疾病的认知，是从一个典型的男孩出发的”。相对于男孩，女孩受到更多的社会规训，她的多动冲动被压制，往往会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说很多话，经常做白日梦，情绪波动很大。这些女孩很可能在成年以前不会被怀疑有ADHD。这意味着她们不会及时接受帮助。

　　在朵拉陈的成年ADHD来访者里，男性和女性的比例大约是1∶1。在成年后，女孩往往会面对更大的压力，比如成为母亲。“一个爸爸只要肯带小孩，他就是一个好爸爸，但社会对于母亲的要求要严格得多。一个标准的好妈妈一定是很细致的：小孩三顿餐都吃好吃饱，从头到脚的穿戴要整整齐齐。一个有ADHD的母亲，她自己的生活可能都是混乱的，如何完成这样的工作？”一些来访者会问朵拉陈：“我是不是不配做一个母亲？”

　　孩子还小的时候，照料的事情千头万绪。索索常常处在一种顾前不顾后的状态里：本来应该给孩子喂东西吃，可转个身就忘了。有一次，她用完插座忘了把防触电的盖子盖上，她转身回来，发现孩子正试图把一把金属钥匙插进插口里。一想到这件事情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她就难以谅解自己的“粗心”。孩子上学以后，学校经常会要求带运动衫、游泳衣，或者哪个本子需要家长签字。完成这些事情对索索来说都很困难，而且也是不能够被自己原谅的——她无数次问：我为什么不能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袁恪常听婆婆“唠叨”：谁谁家孩子学习多么好、谁谁家妈妈教什么。其实她也给孩子设计了学习计划。可刚学了两天，她自己就忘了这事。她的“不称职”还在于无法控制情绪。带着孩子午睡，孩子睡不着，她忍不住不发火，撒气，大喊大叫，甩脸色。孩子11个月的时，袁恪给他穿一件衣服。他不让，不停地哭闹。袁恪把他一把从腰凳上抽起来抛到了床上。孩子吓了一大跳，袁恪当时就后悔极了。

　　罗瑞是在高二的时候确诊的ADHD。那时，他成绩稳定——除非有人用不做卷子的方式和他竞争全年级最后一名，否则他将牢牢占据那个位置。晚自习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坐在教室里。只要没有人拦着，他就是要站起来，然后走回家去。高二的时候去看精神科，罗瑞看到父亲是皱着眉头进医院大门的。看完以后，父亲的眉头展开了——情况比他想象的好，至少不是智力问题。

　　医生给罗瑞开出了一种叫专注达的药片。从小，罗瑞其实一直觉得自己很聪明，只是还没有开始学习。他一直在等待那一天，开始学习的那一天。药片吃下去，他发现自己终于等到了。

　　2018年，在上海工作的邹放走进了医院的大门。一年以前，他在“逻辑思维”的一档节目里听到了成人ADHD的介绍，当时就怀疑自己是患者，但他并没有寻求帮助。在他周围的圈子里，没有人听说过成人ADHD这件事，甚至连抑郁、焦虑都闭口不提。在网络上，踊跃分享经历的都是年轻人。这让他怀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太细腻了，有点矫情”。2018年，邹放再次感到严重的拖延影响到了他的正常工作和生活。事不宜迟，跑了两次医院以后，邹放得到了成人ADHD的诊断，医生也给他开了一瓶专注达。让邹放失望的是，确诊前，他在论坛看到的各种服药之后高度专注、神清气爽的体验分享，在他身上统统没有发生。等他再次复诊的时候，医生很平静地告诉他，没有用很正常

　　“专注达”是一种哌甲酯类兴奋剂。ADHD常用的药物有两类，一类是以哌甲酯类和安非他明类为代表的中枢神经兴奋剂，这也是ADHD的一线药物，另一类则是托莫西汀等非中枢兴奋剂药物。

　　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兴奋剂类药物就开始被广泛地应用于治疗ADHD。大脑神经元通过穿越突触的化学神经递质在大脑内传播信息。为了让这一过程顺利进行，神经元必须产生并释放足够的神经递质，且这些神经递质在突触间停留的时间必须足够长，以便与反应链中的下一神经元的受体分子相结合，从而发挥作用。这些神经递质被释放至突触后，剩余的或没用的部分将会被产生神经递质的神经元再吸收。完成者“再摄取”的一类分子被称为“转运体”。简单来说，中枢兴奋剂可以阻断转运体、减慢神经递质的再吸收，因此可以增强神经递质与反应链中下一个神经元的作用。

　　循证医学证明了哌甲酯类和安非他明类对ADHD的有效性，但药物并不是万能的，两类兴奋剂的有效率都在50%～60%左右。而且药物都只在短时间内作用于大脑，并不具备“根治”ADHD的效用。

　　“不仅仅是ADHD，所有的精神科疾病其实都应当采取药物治疗和非药物治疗结合的方式。”何凡告诉我，“非药物既包括职业性的，比如专业的心理治疗，也包括非专业性的，比如支持性的社会组织、同伴团体。但目前在国内，除了药物，成人ADHD患者能够获得的治疗资源是比较有限的。”

　　药物治疗的尝试失败后，邹放曾经寻求过心理咨询的帮助。他试过几个心理咨询师，但感觉没有效果。很多时候，咨询师只是一个默默的倾听者，可那种“我在关注你”的感觉似乎是强行装出来的。他发现，那几位咨询师对ADHD的认知度不高，也不会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他的情绪问题。

　　朵拉陈告诉我，在美国，治疗ADHD的主流路线是一套组合拳——药物、心理治疗、同伴团体支持相结合。一个成年患者确诊后，可以依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是否服用药物。在寻找心理治疗时，他们可以选择专门从事ADHD心理治疗，或者有ADHD治疗经验的治疗师。ADHD专业的心理治疗师能够有针对性地给来访者提出具体的指导，帮助他们通过一些技巧和措施融入社会。即使ADHD来访者希望处理的是一般情绪问题，心理治疗师也必须对ADHD有足够的了解。“当一个抑郁症患者向我描述某种困境的时候，这种困境很可能是出于内心的冲突，那我可能会挑战他的认知；而当一个ADHD人士讲述某种困境，我需要首先判断，他面对的是不是ADHD带来的一个真实的困境。”

　　若词在意大利攻读本科和硕士。她发现，学校有大量措施支持她完成学业。学校为她安排了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她制定学习计划。考试的时候，若词可以选择延时。她容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学校允许她在单独一人的环境里考试。学校的文学系科有很多口试，她可以拥有额外思考时间，也可以带思维导图应考。

　　但对于国内的ADHD人士而言，理解、包容、支持性的环境和专业的治疗资源同样稀缺。袁恪发现自己高度疑似ADHD的时候，她第一时间告诉了先生。先生说，她说的这些问题，好多人都有。第二天，她把这事告诉了忘年交的好姐妹。好姐妹说，“你如果觉得自己有病，那就是真的有病了”。第三天，她告诉了妈妈，妈妈问：“家里出一万，能治好吗？”后来，袁恪也和婆婆说了这事：孩子的“多动症”是随了她，她太愧疚了。婆婆也很难过，但她更关心的问题是：“多动症”影不影响孩子学习？

　　2018年刚刚确诊的时候，邹放曾经感到被诊断书“解放”了。可这种轻松感很快就被消磨了。在公司里，他自然不会公开自己的ADHD身份。在家里，妻子对他是包容的，但她依然不明白，这为什么会是一个病。邹放参加了一些同伴群体开设的课程，但这些课程都是网课。他本来就缺乏自律和执行力，参与了一阵也就放弃了。

　　绝大多数时候，邹放处在单打独斗的状态里。四年来，药物治疗的道路被堵死，家庭工作占据着绝大多数精力，分心、焦虑、拖延、逃避用脑、消耗也成为生活中熟悉的日常；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有时居然淡忘了ADHD这件事，再度怀疑自己是否在矫情，在无病呻吟，甚至开始质疑确诊的严谨性。他听说其他地方ADHD确诊流程当中有一项脑波检测，自己没有做过，觉得没有这个指标，始终会不安心。

　　相比而言，索索“非常幸运”。确诊ADHD两年，她获得了巨大的支持。

　　确诊的时候，精神科医生告诉索索，她可以选择是否服用药物，同时推荐她去寻求ADHD教练（ADHD Coach）的帮助。上世纪90年代，欧美开始发展出了这种新兴的职业。教练就好像是ADHD人士试图重构自己生活时的脚手架。他们的任务是了解来访者遇到的挑战，支持其尝试并发展出应对挑战的技巧方法，让来访者发挥自己的潜力。

　　第一次见到ADHD教练的时候，索索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她提出了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小到拖延症，大到是否继续读博；有的问题很抽象，比如职业道路到底怎么走；有的问题又很具体，比如和先生的一次争吵。见面快结束的时候，她提到，无论如何，她希望自己的生活发生一些改变。

　　索索记得，教练当时拿出了一份清单，上面有100件小事，让她从里面挑选一样自己最想实现的目标。索索选择的是每天收拾家里的一个角落——不是整个家，不是一个房间，只是一个角落。在这个过程里，她开始逐渐认识到自己依然有改变生活的能力。虽然在这些看似简单的任务里，索索也会忍不住“摆烂”，但现在有人会提醒她看到，一时的“摆烂”没关系，很多时候，做就比不做强。

　　此后的每次见面，教练会鼓励索索提出当前最困扰自己的一个问题。教练不会给出直接的建议，但会和她讨论，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利用，如何构建一个支持性的环境。最开始的半年，她和教练每周见面一次，后来就见面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就好像房子盖好了就可以拆除脚手架，教练的最终目标，是让来访者有能力安排自己的生活，应对日常的各种挑战，不再让ADHD影响其社会功能的发挥。

　　索索已经基本不再受到ADHD的困扰。这并不是说，那些在她身上的拖延、健忘等症状都完全消失了。但是她实现了某种平衡，重新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一些事情她依靠自己能够做得更好。ADHD人士可以通过一些小工具、技巧弥补自己在注意力方便的缺陷。索索把需要处理的事务都进行可视化。现在，但凡收到孩子学校的邮件，她都会要求自己在第一时间把需要做的记录在便签纸上，贴在家里的大门背后，以供她逐一核对完成。

　　一些事情她还是做不好，比如做饭。这些她无法胜任的家庭事务，大多被先生承担起了起来。索索始终生活在一个被包容和接纳的家庭环境里。从小，父母包容了她“假小子”的一面。确诊ADHD之后，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妈妈不是很能理解，自己优秀的女儿和“多动症”有什么关系，但她从来没有说过“你不是”三个字。

　　先生在第一时间接纳了索索对自己患有ADHD的判断。确诊以后，先生也去学习了ADHD的知识。在家庭生活里，两个人的互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先生依然会提醒索索完成一些她忘掉的事情，但他不再带有责备的口吻和情绪。过去，被先生提醒的时候，索索也会不痛快：“我都这么自责了，你为什么还要批评？”现在，她明白，提醒不是批评，是她所需要的支持。她有了更多的自我觉察，能够更清晰地意识到ADHD的影响。于是，她也更主动地去和先生沟通：哪些行为不是我故意的，哪些时候我可能意识不到，请你提醒我。

　　确诊ADHD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索索的人生。她终止了博士学习。但退学并不是因为ADHD让她无法胜任学业，而是她发现，她从事的研究并不是她真正热情所在。退学后，索索重新选择了职业道路，完成了学习和认证。现在，她是一名ADHD教练。

　　（文中的ADHD患者皆使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