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片中的人性微光，或许每天都在武汉发生

　　2020年2月4日刊|总第2041期

　　导语：

　　灾难片中的主角，往往都是在事故中不畏艰险，服务人类的“逆行者”。在对抗新冠病毒肺炎的当下，我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为了城市运转甘愿冒险的人，都像是电影中这样的主角，无畏、动人。

　　文/洛神

　　谁也未曾想到，2020年的伊始像电影一样。

　　抢口罩，抢消毒液，抢双黄连。关注疫情新闻，心情就像过山车，一会儿感动哭一会儿气到肝颤。

　　

　　当我再一次去视频网站打开韩国电影《流感》时，片头已被“武汉加油”“中国加油”的弹幕覆盖了。瞬间还是感动了。

　　怎会如此魔幻？电影中的一切正在上演。

　　魔幻现实，如同电影情节

　　为什么一定要带口罩？

　　当钟南山院士亲自视频示范如何戴口罩时，或许我们对飞沫传播等的风险感知，还并没有那么直观。讲述由偷渡者病毒引发城市大混乱的韩国电影《流感》（2013），非常清晰直观地还原了病毒传播的过程。

　　

　　从病患，到密切接触者的发病，到在公共场合打喷嚏就会传播，封闭的商场、公交车上、学校全部人都感染，病毒在多种无法肉眼可见的传播渠道扩散着。人们突然晕倒在商场，在公交车上，在路边。人们发病时有的正在路上开车，结果引发了连环撞车。最后医院人满为患，护士和医生都被传染，整个盆塘市被隔离。

　　

　　早在1995年的《极度恐慌》中，病毒传染过程也被写实地描摹过。

　　集结了达斯汀·霍夫曼、摩根·弗里曼、凯文·史派西、唐纳德·萨瑟兰多位影帝级演员的《极度恐慌》是较成熟的好莱坞类型片，片中美国陆军在非洲发现了一种病毒，后来意外由走私的动物传入美国，结果感染了整个镇的居民。

　　

　　片中病毒扩散的过程也拍得很逼真，从非洲的猴子到偷渡者，再到医生与整个小镇，看的时候我们时不时捏冷汗，在心中呼喊“拜托戴口罩啊”。

　　到了好莱坞电影《传染病》（2011）中，时机成为一个关键要素。病毒初发恰逢美国的感恩节，人口流动性极大，传播速度极快。只能说，剧情何其相似。

　　《传染病》这部电影有一些有意思的设计。比如片中裘德·洛“土法炼钢”自制防护服的桥段，接缝处用胶带紧密缠好。让人联想起，当下现实中各种刷屏的自制奇葩口罩：橘子皮、塑料桶、泡面盒……

　　

　　其实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两部疫情灾难片无论内容还是深度都堪称经典。

　　首推的是《卡桑德拉大桥》，1980年内地公映过。

　　《卡桑德拉大桥》的病毒起源，非常明显的是人祸而非天灾。试图炸毁世界卫生组织的两名瑞典恐怖分子，在与警卫的枪战中误闯了病毒实验室，打翻了盛有黄色浓液的玻璃瓶，一名当场死亡，另一名在不知道自己已染上致命病毒的情况下，逃亡到了一列国际列车上。

　　全明星阵容、群像式人物、三一律原则的故事结构，但电影最精湛的、更深层的意义在于政治隐喻上，那趟有致命病毒的列车正是冷战背景下国际局势的指涉，灾难片杂糅了政治电影。

　　

　　另一部罗伯特·怀斯导演的《人间大浩劫》，或许是我们能看到的最写实的剧情电影。影片中，美国一枚太空舱堕落墨西哥荒郊小镇上，导致镇民全部离奇死亡，仅剩一老一少受重伤未死，于是特别营救小组将他们救回实验室研究其病况。

　　电影中，对如何隔离，科研人员繁琐的防护服装如何更换、如何焚毁，以及各种消毒方式比如光线、气流、辐射、液体等，事无巨细地展示了出来。

　　

　　一对比，我们前线的工作人员真的危险指数太高了。

　　更震惊的是，其实《人间大浩劫》中还做了另一手准备——核爆。

　　“电车难题”，永远的伦理困境

　　为什么灾难电影总有那种秘密的终极解决方案？

　　《人间大浩劫》是核爆，《卡桑德拉大桥》中是准备了一座会垮塌的“陷阱之桥”，《流感》中是美国军方要“协助”韩国直接清洗掉整个盆塘市，《极度恐慌》中是给感染小镇安排了两个飞行员和一枚空投导弹。

　　

　　这要从灾难电影的类型说起。

　　灾难电影作为一种成熟的类型，叙事逻辑一般遵循，“危机突显—危机扩大灾难加剧—灾难平息”的线性结构。而这个线性结构中的“危机”，表层是疫情肆虐寻找方案，实际是伦理与公权力的对抗。

　　几乎大多数的灾难片（有时科幻片）中，都会有一个“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伦理学中一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一辆失去控制的电车即将驶来，有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了电车驶来的轨道上，稍后电车即将从这五个人身上碾压过去。幸运的事情是你现在可以拉一下电车拉杆，使其变换到另外的一条轨道上，但在这条轨道上也绑了人，只不过是一个人。

　　进退两难，你觉得应该怎么选？只是数字的对比？

　　

　　围绕着这个“电车难题”，高层决策者、医学专家、军方、普通市民、感染者等各方力量开始纠结、斗争，形成叙事的核心冲突。往往高层决策者会被塑造成冷漠、自以为是的残酷形象，他们成为拯救感染者的最大阻力。

　　比如《卡桑德拉大桥》中的军官，其实不过是秘密的传声筒；

　　比如《极度恐慌》中的冷面将军；

　　比如《流感》中试图架空总统的总理与美方领事；

　　

　　2008年英国灾难片《世界末日》中的故事也是如出一辙。总之，普通人在病毒面前的人性之挣扎，在更高利益前似乎都不算什么。

　　这样的叙事矛盾，突出了灾难根源是“人祸”因素大于“天灾”的诉求。将灾难作为一种观照现实的语境，发人深省，不容多说，加缪的《鼠疫》大家可以找来读。

　　现实英雄，是理想与希望

　　面对灾难，有人是揩油的螺丝钉。也有人坚定地对抗荒诞，揭露真相，尽可能挽救生命。

　　比如《卡桑德拉大桥》中的“明星医生”张伯伦，挽救了半个列车的人。

　　《极度恐慌》中霍夫曼饰演的科研医生山姆，以一己的智慧挽救了小镇与整个美国。片中的高潮戏不得不提一下，面对计划摧毁小镇的飞机，山姆鼓起勇气试图相撞，逼迫对方改变航向，从而化解了危机。

　　

　　与前两者不同的是，《流感》中的英雄是小人物——消防队救援人员姜智久。反正无论如何危机，他都无法放弃救人。民众困在超市了，女主对他说走吧。姜智久说不行，他是救援人员他得救人不能走。女主说，走吧，这里没人知道你是消防队员。

　　姜智久说，我自己知道。

　　

　　韩国灾难片，非常擅长塑造这种人性挣扎中的小人物。他们与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主义不同，往往更加平凡、甚至底层，当他们极度顽强抗争时，感染力是更大的。

　　电影最后，弹幕都含着泪调侃，姜智久泡妞的代价太大了。

　　灾难片中，往往有一条情感辅线，叙事逻辑一般都是，随着灾难的发生与解除，家庭伦理关系由破裂走向团圆、和解。比如张伯伦医生与作家前妻珍妮弗、山姆与前妻、智久与女医生金仁海，包括像《釜山行》这样的破裂家庭中的父女关系，都会在抵抗灾难中重修与好。

　　

　　灾难片中的主角，往往都是在事故中不畏艰险，服务人类的“逆行者”。在对抗新冠病毒肺炎的当下，我们一线的医护工作者，为了城市运转甘愿冒险的人，都像是电影中这样的主角，无畏、动人。

　　像很多灾难电影的结尾一样，从无序到归序是必然性。而恢复正常秩序的力量，来自于人性自身的力量，就是爱与勇气啊。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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