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中心”疗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及相关治疗实践（下）

　　作者：Arthur C. Bohart, PhD；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翻译：孙维燕

　　编辑：胡姝婧

　　当事人作为主动的改变制造者的理念会如何影响你的治疗实践？

　　首先，请意识到当事人常常能创造性地处理你提供的材料，而不仅仅是“吸收”；

　　其次，对他们的想法保持警觉，包括他们对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创造性的误解；

　　第三，理解你的当事人会（有意识地）对信息进行再加工；

　　第四，请意识到当事人付出了多少努力，以将你提供的材料和他们自己的想法融合在一起。不要仅仅假定你布置的家庭作业或者你的干预对于当事人来说就是正确的，也不要假定你的当事人学习到的就是你认为他们学习到的；

　　第五，认真倾听当事人反对的声音，不要仅仅把它当成阻抗，同样也将其看成他们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标志。这些阻抗的产生可能是因为你的主意不适合他们自己的想法。

　　这并非阻止你运用自己理论中的干预方法，它只是会阻止你像照着菜谱做菜一样对当事人进行干预。事实上，Westra等人(2010)发现那些用以人为中心的方式工作的认知行为治疗师，他们会创造性地倾听当事人，根据当事人的实际情况作出调整。这些治疗师比那些照本宣科的人有着更好的治疗效果。 现在来说说治疗关系。罗杰斯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强调关系在治疗中的重要性。正是治疗关系解放了当事人制造改变的能力。我认为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降低了当事人的防御。这让他们的心更加开放，从而奠定了创造性的基础。

　　我在此提出进一步的观点，在最核心的层面上，所有治疗工作都在做两件最基本的事情，在此基础上再附加一些其他的：a）降低防御，从而b）当事人自然流动的智慧可以使操作更有效。对罗杰斯来说，这就足够了。而其他治疗师会以多种方式巩固这一成果，例如通过技能训练，提供领悟性的评论，帮助当事人思考他们功能失调的想法，等等。

　　促使当事人获得以下经验，可以有效减少防御：1） 被确认的感觉2） 被理解，而且自己是可以被理解的3） 被喜爱，被珍视，被当成一个真正的人4） 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被真诚地对待 5） 感到越来越有希望6） 感到越来越少的威胁7） 感到更有力量和效能8） 感到越来越有意义和目标

　　减少防御拓展了注意的空间，使信息可以更自然地获得。减少威胁让当事人有可能更好地体察自己的经验：这可以自然而然地减少当事人重复地、仪式性地、默默地对消极经验的过分关注；这使经验可以更自然地形成平衡关系。创伤或其他轻微的负性经验，可以在与积极目标和更重要的经验的比较中消退；注意的转换可以使当事人自发地看到新机会，包括叙事治疗中所讲的解构功能不良的叙事；注意力的开放可以促进有创造力的想法诞生。

　　众所周知，罗杰斯(1986)对治疗关系的观点聚焦于助长条件，包括积极关注，同感理解和真诚一致。这里我想提到的是罗杰斯对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就在他假定助长条件重要性的几乎同一时期，在一次与马丁布伯的对话中，他说治疗中最重要的是“与人相遇”(Cissna & Anderson, 1994)[好文艺的说法]。事实上，他说治疗只是与人相遇的副产品。例如，共情不仅仅只是一种反应技巧，它本质上是两个人之间的深层理解和分享，是从内心感受到他人的个性。这是最重要的。根据罗杰斯的观点，这本身就是有治疗作用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次要的。这与医学不同，医生也希望与人相遇，但人不是作为疗愈的基本成分，而是某种对他们将要做的事情的支持。

　　罗杰斯所说的与人相遇不仅是以一种你可以做些事的方式来对待当事人，而是它本身就是治疗的本质。它不排除使用其他方法，但这些方法应建立在这种相遇、这种反应和这种将他人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对待的基础上，这些在本质上是有治疗效果的，特别是对那些感到迷失、没有价值、自我批判、羞愧、失控和处在创伤和非人环境中的人。

　　这样的共情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对于罗杰斯来说，共情不是共情性的回应。共情性的回应也不是干预的方法。罗杰斯晚年非常排斥情感反映这一概念。他说自己不会尝试使用情感反映技术，但会尝试检验自己对他人的理解(Rogers, 1986)。他关注的是倾听，是接收信息，而不是对当事人做干预。治疗的方向不是“我与你”（我在首位，然后是你），而是如Peter Schmid (2004)所说的“你与我”（你在首位，以你为主）。治疗要素是治疗师听、听到和理解他人人格的能力。同样地，共情不是“同情”，不是“感受到与他人相同的感受”，也不是“理解当事人的痛苦”。共情是接纳他人，把他们当做一个有情感的个体，他们深知自己的处境，无论多么混乱甚至患有精神疾病，他们仍在努力寻找在这个世界上有意义的生存方式。

　　这需要极度尊重地倾听，这就是为什么以人为中心治疗的伦理立场要优先的原因。治疗师的目标并不是对当事人展现共情，虽然这也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开放并共情地接纳他们作为拥有自身权利的人的存在。

　　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通常很难做到，甚至对于许多善良的专业人士来说亦是如此。让我们来思考一下Larry Leitner作为实习治疗师时的一个故事：我第一次见到Tom是在退伍军人医院的过道上。他当时非常激动，也很困惑，语无伦次。他的家人告诉我们，他有越来越多的怪异行为（包括因为受到幻听声音的惊吓，躲在衣柜里）。当医生正准备让他住院时，我对他说：“你看起来真的对很多事情感到困惑。”Tom眼里充满着泪水对我说：“我非常困惑，甚至都没法思考。”我告诉他，看到他这样痛苦，我也很心痛。他看着我，说道：“只要我不想发生在越南的事，我就不会混乱。”随后我向他建议，也许他在医院住院时，我们可以聊一聊关于...越南的事。

　　当我辩称像Tom一样的当事人也许能说出一些有个人意义的、很重要的东西时，我会遭遇到怀疑。例如，当我建议说Tom的混乱和怪异行为可能与他在越南的经历有关时，我得到的反馈是关于精神分裂思维解体本质的说法。Tom将他的混乱归因于越南，源于对原因的绝望寻找，而事实上精神分裂的过程才是真正的原因。悲哀的是，几天后我在住院病房里再次见到Tom时，他正在使用大剂量的安定，说出几个单词都需要极大的努力。时至今日，我仍然非常想知道在越南发生的事。(Leitner,2009, pp. 364-365)

　　我十分确信这家医院里的精神科医生会认为自己给予了Tom共情和同情。他们甚至会认为自己对待当事人是“以人为中心”的。然而，他们并未倾听Tom，也没有把他作为一个人来接纳。Sabat (2001)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情况：阿兹海默症病人通常不会被医生和其他工作人员倾听，他们所说的被视作疾病导致的呓语。但Sabat听后却发现了他们细腻的内心世界。 总之，提供良好的治疗关系不仅仅意味着做到温暖、关怀和共情。它意味着真的把当事人作为一个人来接纳，一个同样有真情实感的人，倾听他们并给予他们反馈。这与使用干预技术并不矛盾。我只是在说治疗师与当事人接触时的方式和态度。我猜想任何取向的优秀治疗师都会以尊重、合作、人与人对话的方式来回应当事人。对人本身的尊重才是治疗有效性的根基。

　　插图来自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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