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维兰 ｜ 精神分析与翻译：在背叛与爱恋之间

　　精神分析，翻译，解释

　　词语在我的头脑中旋转，词语在我的嘴巴里翻腾。它们一拥而入，它们一哄而出。我把这些词语贴合在另一种语言的概念之上，作为一座桥梁，我本不该如此充满着陌异性。我有没有让大彼者的陌异性喷涌而出？“我”是一个彼者。那么难道我因此就是一个叛徒吗？如果你们相互之间完美地理解了对方的话，那么我就没有很好地背叛你们。

　　无论在精神分析还是在翻译之中，解释都是关键之所在。而且不管涉及到何种语言，这一点也都是如此。在法文里，“interpréter”这个动词来源于拉丁文的“interpretari”，是说明、澄清、理解与翻译的意思。在中文里，“翻译”这个词则已然涵盖了从一点出发而在另一点上抵达的解释性运动，也即翻过去再翻回来的运动。在精神分析中，难道我们不就是在运用解释来让主体辞说的隐义抵达到意识层面上来的吗？

　　倘若精神分析家的角色与翻译者的角色是很类似的呢？

　　

　　确实，在第一时间上，翻译者与分析家的位置都是对于话语的解释者的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也都会存在有一种不完全节制的表态，因为无论是分析家还是翻译者，他们在将自己联系于话语携带者的关系之中都无法完全让自己摆脱出来。然而，为了解释作者及其话语的独特性，那种仁慈的中立却给予我们了一个干预的借口。在解释当中，我们同时给予隐藏的内容变为意识的道路，但是同时我们又确定了它的意义——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意义的丧失，以及它所代表的不完美。当然，精神分析和翻译都不会允许自己在没有审慎地预先倾听话语的声音及其能指的情况下就进行一个野蛮的解释。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分析者的声音，或是口译者当场翻译其话语的发言者的声音，在其自发性上以及在其创造性上都具有着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因而这便要求分析家和口译者在进行解释的时候带有极大的谨慎。相比之下，在笔译中，书面的文本则更多是在语言上进行思考的工作的产物。这就是说，在翻译中一如在解释中那样，无论是分析家、笔译者还是口译者，谁都不能允许自己不知道如何区分开或是区隔开他自己的个人想法与他接下来要解释的那个人的思想。笔译者或是口译者虽然不会像精神分析家那样对自己做如此深刻的工作，因为他们的工作不是在同一个梯度上来进行的，但是翻译者在其自身的伦理当中也同样必须尊重话语的声音或者原本的字母以及作者的思想。翻译者也同样必须对其自身进行某种工作，以避免采取某种立场的表态、消极的态度、翻译的死路亦或其他的错误。

　　在这种需要解释的与彼者的关系之中，还存在着那种以陌生、怪异、未知的东西亦即以“怪怖”（unheimlich）这种令人不安的陌异感来持续的关系。除此之外，在精神分析中如果说两位主角一般而言都使用的是同样的母语，那么在翻译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实际上，在翻译的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语言：一方面是言说者的语言，亦即所要出发的语言，另一方面是所要抵达的语言，这是言说者所不懂的语言，而且往往都是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外语。通常，对于翻译者而言，这种所要抵达的语言也就是他自己的母语，而为了让自己的母语表达出起始的信息，他就需要去研磨、去绞扭自己的母语。他需要让这个母语说出它不会说的东西，他需要让它接受此种差异，甚至让它在自己的语法铸型中插入它本身所不允许的东西。

　　然后这个关系也是转移。在翻译中也存在着没有被说出的转移，这种转移虽然没有像精神分析中的转移那样被加以识别或是被加以运用，但它也仍然呈现在那里。在拉康这里，因为精神分析家实际上处在假设知道的主体的位置上，所以转移便被认为是与一个知道的彼者的联结。对于翻译者而言，因为我们假设他完全懂得起所要出发与其所要抵达的两种语言，所以他的位置也不亚于是假设知道的主体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因此而给他赋予语言机器人的称号。转移难道不就是“向知识发出的爱”吗？

　　

　　然而，正如约阿希姆·杜·贝莱在《保卫与发扬法兰西语言》中所言，他提到有些人本该表达出其他人的思想，然而他们却错误地解释了那些人的思想，他说这样的人“最好还是应该把他们称之为背叛者而不是翻译者”。大家都知道意大利语中那句著名的近音词连用的谚语：“译者即叛徒”（Traduttore, traditore）。翻译就是背叛吗？对于弗洛伊德而言，翻译者也是背叛者（traditore）。他仅仅翻译了他在彼者的辞说中所理解的部分，他仅仅翻译了自己对其进行了解释的部分，他仅仅翻译了作为意识而向他显现出来的部分。至于那些无法解释且无法表达的部分，则通常就被打入了思想与翻译的地牢，而遭到了彻底地遗忘。“一位诗歌的翻译者曾经说道：‘在最好的情况下，翻译是一种成功的伪造，是一种优雅的欺诈；而在最坏的情况下，翻译则是掘墓人的作品，是死亡的证明’”（Batista，2014）。纵使翻译者找到了最合适也最接近的词语，他也还是会残留下一个永远无法脱离开这个隐蔽角落的暗影的部分。

　　有一天，在我把一些中国研究者对于拉康的分析翻译成法文的时候，有那么一个片刻，我自己在他们基于英文译本来使用的那些不可认出的拉康概念面前迷路了。对于怎么把精神分析中的“?a”（它／它我）这个术语翻译成中文，马无名（Guy Massat）也曾经做过一则非常有趣的分析（Massat，2008），他提出的想法是，如果说在中文里选择的“它我”这个术语并不准确，那么大家如今找到或提议的所有其他的译法也都不准确。每一种翻译都会呈现出某种解释的不足，而永远无法准确地涵盖我们向其索要的含义。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来讨论那些术语与它们的意义，我们又有多少次改变了对于所有那些非常关键的术语的翻译，诸如“转移”或是“符号界”等等？我们不再是处在“翻译”之中，而更多是处在“翻意”之中。

　　而你们，你们这些精神分析们，你们在解释之中经常也会像我在翻译之中那样背叛吗？

　　

　　

　　不过，翻译并不仅仅涉及到背叛的问题，它也还涉及到爱的问题。难道说，“翻译者的最大背叛，就是没有被他们翻译出的那种美所感染”（Batista，2014）。翻译，就是以一种不可能的爱的方式去爱的艺术。巴蒂斯塔在他的格言中说道：“翻译是部分带有激情性的：这种激情涵盖了爱恋，也涵盖了恐惧。翻译者的爱恋指向的是在原文中遭受隐藏的部分。其隐秘的冲动就是在原文里发现尽可能多的美，或是将原文构想成尽可能多的美。相反，其恐惧则在于想要言中那个真正的原文，也即原文所保持缄默而又力求达到的东西，以便不背叛原文。如果说爱情是神性地盲目的，那么恐惧就是魔性地批判的”（Batista，2014）。这也是精神分析家与翻译家安吉拉·佩杜托（Angela Peduto）在把帕斯卡尔·吉尼亚尔（Pascal Quignard）翻译成意大利语时的见解，佩杜托将她自己的翻译工作描述做从放弃转向战斗以便最终离别的一条路（Peduto，2019）。放弃就好似恋人们在情人的眼里丢失了自己。战斗则如同一个人从自己跑向彼者，从“舒适”（heimlich）跑向“怪怖”（unheimlich），再跑回来。最后则是离别，当抵达彼岸的时候，也就定下了他的选择，同时在路上也就丢失了那个不可解释的东西。难道这不也是爱情或者不可能性吗？难道我需要对法文和中文有同样多的爱，才能去尝试这两种相互之间非常陌生的语言的不可能的结合？为了给你们仅仅赋予一种“舒适感”（Heimlichkeit）的假象，永远不让你们离开那抚慰着你们的母语的安逸，难道我不是正在试炼这些语言的不可能性吗？

　　而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过渡是由间隔来标记的，这个间隔的概念是在弗朗索瓦·于连在其关于文化身份的文章里对其赋予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间隔不是差异：差异会用一个词来抹消另一个词，用一种语言来抹消另一种语言；而间隔则相反，如果我们考虑到两种语言之间的间隔，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以两相对照或两相对立的方式将两种语言保留下来。因此，间隔并不是差异，而毋宁说它是允许了创造的空无。

　　

　　摄影：浩颖

　　每当我离开自己的母语，以便不断地返回它那里，一如我曾想离开自己的母亲却一直都不敢。我分解了她的语言以便使它重新变得神圣。我同时做了一个记忆和哀悼的工作。我强迫自己的母语，以便让它说出它觉得是太过奇怪的内容。我开始翻译时，霍老师要求我尽量贴近（中文的）文本，这样才能给读者带来那种所谓的令人不安的陌异感。同时，在每一个转弯处，我都哀悼于不能完全的翻译、不能完全说出的部分，这是对于完美的哀悼。我接受差异和空无，我把自己抛弃在陌异性的核心之中，我甘愿作为你们的叛徒。

　　正是在这个空无之中，我把自己作为主体建立了起来。因为如果说我面对你们的想法时我自己需要让步，那么每当我在翻译中作出选择的时候，我却表了态。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感到晕眩，但也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成为，因为在翻译中，不管翻译者在做什么，都同样存在着其自身作为主体的欲望。作为翻译者，我始终都在寻找我的分身，我跟你们在一起而同时又反对你们，我向往着你们又远离着你们，我活在墙的两边，我过着双重生活：一种中文的生活和一种法文的生活。我选择了安顿自己的那一边，不过我偶尔也会面对在语言的两岸之间迷路的风险。

　　从每一次翻译中脱身出来我都并非是毫发无损的。每一次转弯，我都把语言如弓般拉开，我倾听了所有那些我所听到或读到的词语的回音。“每个翻译都是在搜寻自己的语言，直至发现它的那些深渊的未知，也是搜寻另一种语言，以便感受到那将其穿透并作为其秘密本质的节奏、时间与呼吸”（Peduto，2019）

　　所以我享乐于这15年多以来作为你们的叛徒！

　　【参考书目】 Ayouch, Thamy, Inconscient et traduction, de la psychanalyse à la traductologie（无意识与翻译：从精神分析到翻译学）. Information Psychiatrique, John Libbey Eurotext, Volume 85 (2009/2), pp.169-179, 2009. Batista, Carlos巴蒂斯塔, Traducteur – auteur de l’ombre（翻译者：阴影作者）, Arléa, Paris, 2014. Berman, Antoine, La traduction et la lettre ou l’auberge du lointain（翻译与字母：远方的客栈）, Seuil, Paris, 1999. Jullien, Fran?ois于连·弗朗索瓦, Il n’y a pas d’identité culturelle（没有文化身份）, Ed. L’Herne, Paris, 2016. Cassin, Barbara (dir.), Philosopher en langues – les intraduisibles en traduction（用外语想哲学：论不可翻译的翻译）, éditions Rue d’Ulm, Paris, 2014. Cassin, Barbara, et Gorog, Fran?oise, (dir.), Psychanalyser en langues – intraduisibles et langue chinoise（用外语做精神分析：论不可翻译与中文）, Ed. Démopolis, Paris, 2016. Cassin, Barbara, éloge de la traduction – compliquer l’universel（翻译的赞扬：普遍性的复杂化）, Ed. Fayard, Paris, 2016. Massat, Guy马无名 & Xiao, Xiaoxi, - Comment traduire ? ?a ? en chinois（用中文怎么翻译“它我”）, www.lacanchine.com, 2008. 佩杜托·安吉拉Peduto, Angela, ? Traduire l’absent ? （缺席的翻译） in Franck Jedrzewski, Florent Martinez et Nathalie Perrin (eds.), Pascal Quignard, l’écriture et sa spéculation, Editions Lambert-Lucas, 2019. Boulanger, Pier-Pascale, "Quand la psychanalyse entre dans la traduction." （当精神分析进入翻译时），Meta 544: 733–752. DOI : 10.7202/038901ar, 2009. Ric?ur, Paul, Sur la traduction, Les Belles Lettres（论翻译）, Paris, 2017. 孙杨杨：“精神分析中文翻译的问题”，《外文研究》，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