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拟修法强化未成年人保护体系禁止监护人对儿童实施体罚
法制网消息,继去年东京发生虐童致死事件后,今年1月日本千叶县再次发生一名小学4年级女孩因受虐待死亡的案件,引起日本社会高度关注。针对连续出现的虐童致死案,日本政府近日着手修改儿童保护相关法律,强化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在拟提交国会审议的虐待儿童防止法和儿童福祉法修正案中,禁止监护人对儿童实施包括以管教为目的的体罚是此次日本未成年人保护法律修改的“重头戏”。
不过,有关修改民法中父母对子女“惩戒权”的问题,以及在刑法中写入“儿童虐待罪”的建议,均未被此次修正案采纳。
禁止体罚管教儿童
针对千叶县发生的虐童致死事件,3月12日,日本政府制订了虐待儿童防止法和儿童福祉法修正案,禁止对未成年人实施包括以管教为目的的体罚,杜绝“管教”名义下的虐童事件再次发生。
根据相关修正案,监护人和儿童福利院负责人等被禁止对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进行管教时使用体罚。不过,对于违法行为,修正案尚未制定罚则。3月19日,日本政府将召开有关阁僚参加的会议,明确“体罚”的范畴,制定有关防止虐待儿童的强化对策。
作为防止虐待儿童的另一重要措施,修正案计划强化儿童咨询所(根据《儿童福利法》在日本各地设立的儿童福利专门机构,主要为遭受虐待的未成年人提供保护)建设,确保他们在面临虐待威胁时能够及时获得社会救助。修正案计划在全日本所有儿童咨询所都配备1名医生和1名保健师;同时,以修订后的新法律实施的第五年为目标,采取支援措施,在全日本所有中心城市、特别区建立儿童咨询所。
关于修改作为父母管教儿童法律依据的民法中“惩戒权”的问题,因为自民党中年轻议员的呼声很高,修正案规定在新法实施3年后进行讨论,这比修正案初稿中规定的5年大幅提前。日本民法第822条规定,父母“在监护及教育的必要范围内,允许对孩子进行惩戒”,这一规定被指可能成为体罚的借口。
虐待儿童防止法和儿童福祉法修正案计划提交正在进行中的例行国会审议通过后,于2020年4月正式实施。
除修改儿童保护相关法律之外,日本政府拟定的防止虐童强化政策概要草案也在3月12日公布。按照概要草案,日本政府拟向儿童咨询所配备警察或有过警察工作经验的职员,通过实施儿童咨询所与警察的联合培训、两者间的信息共享和合作等,推动警察在防止虐童上发挥更大作用。
虐童事件不断增加
此次日本政府迅速修改虐待儿童防止法和儿童福祉法,主要与小学4年级女孩被虐待致死案引发强烈社会关注和愤怒有关。
在这起事件中,受害人名叫栗原心爱,10岁,生前在千叶县野田市的一所小学就读。1月24日,栗原心爱被警方发现死在自家浴室里。同日,警方以涉嫌故意伤害罪逮捕了女孩的父母。
据警方调查,栗原心爱死亡前的1月22日至24日,死者的父亲、犯罪嫌疑人栗原勇一郎在家中不让栗原心爱吃饭、罚站,还对她暴力殴打,之后在饥饿状态下把只穿着秋衣的栗原心爱关在浴室里,并不断向她喷洒凉水,致使极度饥饿、虚弱的栗原心爱死亡。
在调查中,警方还发现栗原心爱长期受到虐待的事实。在去年12月的一次暴力殴打中,栗原心爱的肋骨被打断,但却没能接受任何治疗。3月6日,检方以伤害致死罪和伤害罪起诉栗原勇一郎,栗原心爱的母亲也因对虐待不加阻止被以辅助罪起诉。
栗原心爱事件一经报道,立即引发日本国内广泛关注,社交媒体上甚至出现了要求判处犯罪嫌疑人栗原勇一郎死刑的声音。栗原心爱所在的野田市市长铃木有向公众道歉,称“因没能挽救幼小的生命,痛感责任重大。”
栗原心爱事件尽管是个案,但也折射出日本近年虐待儿童事件不断增加,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的事实。据日本警察厅统计,2018年仅通过警察向儿童咨询所通报的涉嫌虐待儿童事件就多达80104起,这一数字不仅创造了历年最高纪录,还暴露出过去10年中虐待儿童事件数量增长约13倍的惊人事实。
在虐待儿童事件激增的背景下,日本儿童保护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在栗原心爱一案中也被暴露无遗。早在2017年11月,栗原心爱在小学的一份调查问卷中写下了“正在遭受爸爸的暴力”的内容,其后,尽管在政府部门的介入下,栗原心爱一度被送到了儿童咨询所接受保护,但后来还是被犯罪嫌疑人栗原勇一郎接回家,最终酿成惨剧。对此,很多人质疑儿童咨询所在案件中没有履行职责,使原本可以避免的惨剧发生。
虽然相关指责有其道理,但儿童咨询所也有自己的苦衷。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00年儿童咨询所接到的虐待儿童投诉为17725件,到2017年这一数字大幅上升至133778件,增长了7.5倍;与此相比,2000年日本共有儿童福祉师(儿童咨询所工作人员)1313名,到2017年上升为3115人,增长不到3倍。儿童福祉师人数的增加远远赶不上虐待儿童投诉数量的增长,成为儿童咨询所不能充分应对每一起虐童投诉的重要原因。
修法效果值得关注
日本虐待儿童防止法自2000年公布实施以来,几乎没有修改过,相关规定也被指落后于时代。此次,日本政府准备在国会审议的虐待儿童防止法和儿童福祉法修正案中,把禁止以管教为目的的体罚和强化儿童咨询所体制作为修法重点,其主要目的是针对栗原心爱一案中犯罪嫌疑人栗原勇一郎坚称虐待是管教的主张。下一步,修法能否堵住法律漏洞,消除虐待儿童现象值得继续关注。但从此前的讨论情况看,此次修法也难免有虎头蛇尾的感觉。
首先,修改民法中父母对子女“惩戒权”规定的讨论被推迟到3年以后。在栗原心爱事件中,加害人栗原勇一郎主张自己的做法是“管教”,不是“虐待”。在2月自民党和公明党提交的有关防止虐待儿童的政策建议中均指出,民法中规定的“惩戒权”可能成为以管教为名义对儿童进行体罚的依据,主张启动修改“惩戒权”的讨论。但相关建议因为受到自民党内部重视传统家族观念的人反对,最终制订的法律修正案把修改“惩戒权”的问题推迟到了3年以后。
其次,“儿童虐待罪”入刑被搁置,对虐待儿童行为的法律威慑力依然较弱。日本《刑法》针对虐待未成年人的案件,主要有监护责任人遗弃子女罪、暴行罪、伤害罪和伤害致死罪。其中,处罚最重的伤害致死罪也仅“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5年以下禁锢及50万日元以下罚款”,这与西方国家可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的处罚相比,法律威慑力明显不够。针对该问题,2月26日,自民党众议院议员石崎彻等年轻议员成立了推动新设“儿童虐待罪”的学习会,寻求通过严格法律惩处力度杜绝虐待儿童事件。从结果看,创设“儿童虐待罪”的建议被搁置,显示出日本在弥补保护儿童法律的漏洞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最后,作为日本社会虐待未成年人事件激增主因的家庭抚养能力不断下降的问题日益严峻。日本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核家庭”(即“小家庭”,指夫妻和未结婚的子女一起生活的家庭)成为标准的家庭形态。在“核家庭”固定下来的今天,因为经济发展停滞,家庭对子女的抚养能力不断降低,成为虐待儿童问题长期无法得到遏制的一个主要原因。其中,又以单亲妈妈家庭、夫妻中有一方有离异经历的家庭为甚。尽管近年来日本加大了对这部分人群的援助,但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家庭对子女抚养能力降低的问题呈现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原标题:日拟修法强化未成年人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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