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是位女士 为什么大家都称她为先生？

　　之后西风东渐，在对男性的尊称上引进了西方经验，把mister翻译做“密斯脱”或“密斯忒”。比如民国时期翻译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就把福尔摩斯称为“密斯忒歇洛克福尔摩斯”。与之相应的，“先生”一词也就在含义上逐渐被英语意义所同化。包括“先生”本来没有“丈夫”的意思，也随着mister有了。

　　语言内涵就是这样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 比如大人，原先指王公贵族，后来也用于称呼父母，再后来用来称呼上级官员，再后来指成年人。

　　再比如“师父”。一般师父就是指男性，师父的妻子叫“师母”。但是假如你恰好拜了女性为师，还是要叫“师父”。还没少一条胳膊的杨过就说：“我师父是个女子，她相貌既美，武功又高，可不许旁人提她的名字。”

　　“先生”从什么时候用来称呼女性？

　　虽然“先生”在大部分时候默认的是男性的代称，但也可以用来称呼女性。民国时代女性开始解放，有女性当了教师，大众也谓之“女先生”。

　　此时，对德高望重的女性用“先生”的称呼就已经成为社会公认的习惯。经常被称为“先生”的包括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等等。

　　

　　 1949年6月19日，毛泽东给宋庆龄的亲笔信，抬头用了“庆龄先生”的称呼

　　也有学者对此称谓提出商榷，《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9月14日就刊出过一篇《不宜称女性为“先生”》，作者陈满华、陈光。文章如下：

　　有人将受过良好教育、很有地位、备受尊敬的年长女士称为“先生”，这种做法由来已久。在笔者印象中，以往这一做法限于很小的圈子，一般在高层社交或文人雅士之间采用，人们具体运用起来也很“吝啬”，很少有女士被称为“先生”。但在当代，随着媒体的传播，这种用法有泛滥的趋势，在知识界表现得尤为明显。笔者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听到主持人在讲话时称一位50岁刚出头的女士为“先生”，这位女士在业内虽有一定影响，但是无论资历和地位，与当时在场的好些老一辈著名专家（男女都有）相比，尚有距离。用此称谓，不甚恰当。笔者不赞成在当代社会称某些女士为“先生”。

　　称谓习惯背后的性别尊卑感

　　称部分女士为“先生”，多少有点男尊女卑或大男子主义味道：尽管字面上，“先生”并不等于“男子”或男士，但当代社会一切有男女集聚的交际场合，人们习惯于开场白称“女士们，先生们”，这一极为普遍、常见的称呼已经给“女士”和“先生”划定了指称范围：“先生”指男士，不包括女士。我们不能想象，当讲话者以“女士们、先生们”向全场男女打招呼时，人们会认为在场者有少数德高望重的女士属于“先生”，而另一部分女士只能属于女士，没资格被包括在“先生”里。也就是说，“先生”这个词在当代社会最被人认可的义项应该是指男士，把某些尊贵、杰出的女士有意地称为先生，就隐隐地发出了涉及性别态度的一种信号：“女士”头衔没有“先生”头衔那样能获得尊重。

　　现在，随着这一风气在文化界的蔓延，在一些人看来，对德高望重的女士如果仍然称“女士”，似乎贬低了她，换一个“先生”的称呼才能显示足够的尊敬。这样，女人熬到相当高的境界才能跻身本属于男子的“先生”之列，而男人们都是当然的“先生”，这确乎让人感觉有称谓习惯上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女士、先生”在现代汉语里本来是平行的一对词儿，可是，如今这么一挪移，体现的实际是一种女性依附男性、以男性为主导的思想。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社会，应该尽量摒弃这种有不平等嫌疑的话语体系。

　　称谓的兼跨现象与交际效果

　　每种语言的称谓都构成一个自足的系统，在共时状态下，一个称谓不宜有过多的“兼职”，尤其排斥性别指称上的兼跨，因为从交际的角度说，性别指称上的兼类和跨类，易导致混乱；如果无视或默认这种混乱，会影响言语交际的美学效果。这是称谓系统与普通名词的一个重要不同。既然“先生”在当代的惯常义或大众默认义已经是男性，那么就应该避免用它同时指女性。举一个例子：美术大师徐悲鸿的夫人、徐悲鸿纪念馆馆长廖静文逝世后，众多媒体发的消息和相关文章几乎都称廖静文为“先生”。但是，也有称“女士”的，有一位画家在一篇报道廖静文逝世的文章后留言，就不用“先生”，他说：“惊悉廖静文女士逝世，为廖女士仙逝感到深深的痛心！愿徐先生和廖女士在天堂相见！”这位画家明明看到报道里用的是“廖静文先生”，却并不采用，而用“廖（静文）女士”，这很可能是一种有意的选择。试想，如果此处将“女士”改为“先生：“愿徐先生和廖先生在天堂相见”，效果会大打折扣，本来是要表达对廖静文女士的崇敬，结果却有点不伦不类。

　　称谓兼跨难以被大众接受

　　事实上，称呼部分女士为“先生”的用法不接地气，难以被普通百姓接受。尽管在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商务印书馆，2005年）里“先生”这个词的第一义项是指称“老师”，可是，如今在日常生活里已少有人不分男女地将老师们都称为“先生”。因此，该词典对此词的这一释义已明显脱离当下现实。或许词典编者的本意是想适当照顾词语的早期用法，但是，作为一部反映现代汉语规范用法的语文词典，不宜将词的历史状况与（当代的）共时状况搅到一起。由于上述的“女士们、先生们”等更为流行的称谓习惯的“语义压制”作用，在当代广大老百姓的心目中，“先生”就是男子。你可以抱怨他（她）文化不高或孤陋寡闻，但你绝对不能改变他（她）的这一母语者的语感。正因为如此，每当媒体上出现将某德高望重女士以“先生”相称时，总是有不少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后又得靠一班（貌似）很有文化修养、懂高雅礼仪者出来，颇费口舌地进行指导，而不解者往往还是“不开窍”：明明是巾帼，偏要叫成须眉，卖什么关子？玩什么高雅？两边对阵打口水仗也并非鲜见。这样既造成了交际的障碍，又浪费了社会资源，甚至可能影响“和谐”。看来，问题的根子是，将某些女士称为先生的做法，出发点虽好，但是因为它破坏了当代汉语称谓系统内部的自足、自洽，打乱了其内部的平衡，在不可能人人都成为（甚至多数人都不能成为）深谙社交“礼数”的“文化人”的社会，疑问、不解甚至言语冲突将永远伴随着这一称谓习惯。因此，发展至今，这实在已不是一个什么好的称谓习惯，它没有、也不会获得普遍的社会认同。

　　汉语语汇丰富可选合适称呼

　　任何女性，不论她如何年长、如何有地位、如何受人尊敬，都不宜称呼其为“先生”。其实，以汉民族语言语汇之丰富，选择合适的称呼并不是一个什么难题。例如，“×（姓氏）老”的称呼法用于男女皆可，也能体现相当的尊重。另外，据我们的观察，现在被人称为“先生”的女性，大多有资历和阅历，几乎都会拥有某个或多个令人肃然起敬、至少也是较为体面的头衔。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她的实际情况选用这些头衔，同样可以表示尊敬。即使是极端的或个别较为特殊的情况，也总能找到解决途径。例如，上面提及的廖静文女士，与一般的成功且年长的女士不一样的地方是，她并没有在某一个专业领域（所谓事业上）作出多大的贡献，但是，她是声震宇内的大画家徐悲鸿夫人，且半个多世纪坚守对徐悲鸿的深厚感情，不遗余力地保护、传播徐悲鸿艺术而为国家文化事业作出了贡献，因而也获得了较高的声誉，赢得大家的尊敬。要对她表示尊敬，在称呼上，如果避用了“先生”，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譬如，称她为廖馆长也是可以的——她的确一直是徐悲鸿纪念馆馆长。退一步说，即或她什么头衔都没有，称她为“廖静文女士”，也无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