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杭苏红：“人生向上”：新女性爱情观中的信仰——社会史视野下的《

　　来源 |《社会学评论》Vol. 9 No.1, Jan. 2021

　　作者 | 杭苏红（?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内容提要：?浪漫爱的出现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曾引起知识界、舆论界的广泛讨论与实践，对于新女性来说尤甚。本文从社会史视角入手，通过探讨女作家丁玲在《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女性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爱情观念，及其个人情感经历中追求精神性爱情的努力，试图考察新女性爱情观中身体、新世界与信仰三个层面的内涵。爱情之于新女性，同时唤起了她们有关身体的欲望、对新世界的渴望以及对于崇高精神的向往。而三者之中，对于崇高精神的向往是爱情能否成立的决定性因素。也正因此，“爱情”必然是超出一般的日常生活范围、指向更具精神性与抽象性的信仰式存在。

　　关键词：?爱情观；丁玲；新女性；信仰

　　?一、序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

　　社会理论空间

　　1927年，伴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中国南方的革命形势急剧变化，革命队伍内部的分裂使得这个古老国度向现代的迈进愈发艰难。也正是在这一年的冬天，23岁的丁玲在北京完成了她的第二篇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于次年发表于《小说月报》，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篇评论文章称，在丁玲早期的四篇小说中，这一篇最能代表其“新女性派”风格，同时也“最能代表她在时代上的位置，是她作品中最精彩的”。并且，评论者还高度赞扬了丁玲作品对?于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好似在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毅真，1930）。

　　这篇小说以日记体的形式，讲述了女主人公莎菲爱上了一个新加坡留学生凌吉士，后又厌恶其没有精神追求、因而离开的故事。作为丁玲早年的代表作品，这篇小说对女性欲望的大胆描写，以及文章不自觉地显现出的颓废与虚无，与丁玲中后期更关注无产阶级与革命的作品在风格上存在很大差异。也正因此，这篇小说近年来“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女性文学的核心经典文本，而其形式与主题上的创新也获得了海量的评论”（李海燕，2018：132）。特别是小说所提供的有关女性欲望、身体与主体性的讨论空间，几乎是所有海内外研究者都敏锐觉察到的。90 年代，随着西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论热潮”，出现了一批优秀的海外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思想研究（周蕾，2008；刘禾，2002；刘剑梅，2009；白露，2004；李海燕，2018；颜海平，2011；高媛，2009）。同时，国内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女性文学研究（孟悦、戴锦华，1989；郭冰茹，2009；陈宁，2011）。可以说，近三十年来，学界从女性主义角度对《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的文本解读已经蔚为大观，形成了对现代中国产生初期女性主体性问题和女性生命经验的一系列思考。

　　概观之，从性别视角对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解读大致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分析路径。第一类是对莎菲所代表的新女性形象的内在矛盾性与局限性的反思。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白露重点分析了小说中女主人公莎菲“不安”的来源，她认为这种不断在日记中出现的紧张不安的心理状态是因为莎菲“既不能接受自己表达性欲的权力，又不能接受社会竭力对其性爱欲望的否认”（白露，2004：196）。也就是说，莎菲代表的是在自我欲望与社会意见之间“被扭曲”的女性个体形象，这一个体很难发展为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历程中更高的阶段——“马克思女性主义主体”。和白露的分析类似，孟悦、戴锦华的研究也关注莎菲身上的局限性，他们将之总结为一种“异化的欲望”，即莎菲身上的女性欲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男性都市文化的影响，产生了异化（孟悦、戴锦华，1989）。二十年之后，日本研究者高媛也同样使用了“异化”这个概念形容莎菲深陷困境的形象（高媛，2009：270）。

　　与第一类研究路径不大相似，第二类研究虽然也承认莎菲这个新女性?形象在欲望上存在的困境，但是他们更努力地从文本中寻找出路，以及寻找莎菲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政治性意涵。比如周蕾虽然也认为“莎菲的性挫折与她身为中国女性而受到数个世纪以来有关性礼教拘束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周蕾，2008：253），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将莎菲视为不成熟女性例子的阅读方式”（周蕾，2008：255）。她提出了另外一种阅读方式，将注意力转移到文本中一个年长女性蕴姐身上。认为莎菲与蕴姐之间的认同，不像异性之间基于差异和分化的欲望状态，而是一种同情式的理解（周蕾，2008：259）。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层面上的姐妹”作为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周蕾，2008：250）。又比如，刘禾从东西方遭遇时的性政治角度入手，认为凌吉士代表的“是一个拥有白种男人之性魅力的中国男人”，因而莎菲的幻想是一个弱势民族对西方这个宰制者的幻想。她还进一步指出，这并不代表莎菲只是一个简单的“被殖民者的立场”，恰恰相反，莎菲是一个具有主动性和斗争性的被殖民者（刘禾，2002：248）。

　　第三类研究是本文获益最多，在研究视角上最为接近的一类研究。这类研究不仅考察女性的主体性与欲望，更试图将其放置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讨论。最为突出的分析视角是从反思资产阶级婚恋观对女性的不平等与“物化”危险，来讨论女主人公为什么最终厌恶凌吉士并选择离开。比如李海燕就指出这篇小说旨在批判小资产阶级婚姻作为一种“性契约”的不平等性（李海燕，2018：128-130）。颜海平也认为凌吉士的个人志趣包含着“一种无止境的、把人类的生命和其他资源据为己有和物化的欲望”，而这种欲望同样暗含着把恋人莎菲也作为物化对象的可能性（颜海平，2011）。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将这一文本放在其所处时代的爱情思潮中进行再考察，通过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的双重建构，探讨爱情观所折射出的新女性人格特征。据丁玲回忆（庄钟庆，孙立川，1991：71），这篇小说是在两周的时间里写出来的，这也意味着这个故事在她的脑海中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就像她后来回忆时谈到的，莎菲那些有关爱情、女性欲望、精神恋爱的自白，实际上反映了那个时代女性的迷茫心理。三十年代的评论者曾感慨，这篇小说女主角的“爱的见解，是异常的深刻，而为此刻以前的作家们所体会不到的”（毅真，1930）。这种“异常的深刻”的“爱情观”反映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如同后文将要详细论述的，这种爱情观与“新女性”对于自我、社会和人生的理解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是一面镜子，折射出这些?新式女性的现代人格特征。

　　二、爱情：一种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

　　爱情是民国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像民国这样，如此多的知识分子相信婚姻和家庭终将消亡，同时另一方面，极度推崇“爱情”对于人生的重大意义与价值。茅盾曾说，“爱情是伟大的……爱情是和宗教信仰一般，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佩韦，1920），这无疑吐露了一代人的心声。被神圣化的爱情成了新青年的“养料”和“精神支柱”，而伟大爱情的不可得，则成为年轻人“烦闷”的原因之一（王汎森，2018：123）。

　　一直以来，对民国爱情的研究都与民国时期的个体主义兴起相关。主要的研究方向是从这一新现象中探究中国近代个体意识觉醒、伦理变革（张竞，1995：311-326；杨联芬，2014：158）。同时，爱情观念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也是民国时期新爱情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爱情作为一种新思潮与当时尚属保守的现实社会之间的张力，以及由此产生的伦理困境（曹一帆，2013：5）。不过，如果说民国浪漫爱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情感”衍变史中的启蒙阶段（李海燕，2018：95），那么，学界对“新式爱情”主体——恋爱者与信奉爱情者的内在心理，即他们的爱情观的考察依旧较欠缺。特别是对于爱情观中理想化、纯粹化倾向的内在结构缺乏考察。当浪漫爱这一西方舶来物进入到中国社会时，它最先引起的是个体观念与情感的变化。正是这些在新旧变革、中西传统的冲击中进行着思考与实践的个体，才最终构成了个体主义、伦理变革、情感启蒙这些宏大叙述的最真实基础。而这一现象对于情感细腻的女性来说，尤为明显。考察她们爱情观的内在结构，是理解民国新女性人格与情感状态，进而更切实地理解当时的社会思潮与政治理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从丁玲的作品与个人经历着眼，讨论民国时期“新女性”的爱情观。“新女性”这一称谓兴起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本文所论述的新女性主要指成长于五四时期、受启蒙思想影响的一批女性，他们大多经历过“离家”“学校生活”，试图在都市中自立，有着很强的独立意识与奋斗愿望。对于她们来说，爱情固然有其浪漫的“紫罗兰”色调，但是受到社会风潮的影响，爱情更有着重建“新人”与新式两性关系的理想。这在当时很多新女性身上都有所体现，本文没有篇幅描写群相，略举几个事例便可窥见一斑。比如，1920年，湖南籍留法女性向警予和爱人蔡和森抛弃传统婚礼与法定的结婚手续，因革命志向相投结成新式的“向蔡同盟”。向警予在给父母的信中也格外强调两人的“志趋没有一点不同”（向警予，2011：304）。又比如，1923年，另一位被称为“反封建斗士”的新女性褚问鹃，在报纸上看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竞生“也在与封建势力搏战，社会上对他攻击得非常猛烈”，心生相惜之感而最终“堕入情网”（褚问鹃，1943：220）。从这些对爱情双方志趣一致的追求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实际上寄托了一种新的两性生活方式：既能满足个体在情感与生理方面的自然需求，同时又能促进双方在精神与思想上的共同发展；并且，这种两性共同体的理想与她们重建社会的理想有着一定的同构性。两性共同体赖以建立的基础——反封建、革命等趋新的观念，实际上正是她们试图重建社会的基石。翻阅民国时期的女性文字会发现，有着此类爱情观念的新女性并不少见，每个个案都能引出一系列的故事与解读。本文试图通过“深描”《莎菲女士的日记》相关的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对新女性爱情观的内在肌理与结构进行更为深入的剖析。

　　如果把“莎菲是不是丁玲”的讨论暂且悬置，小说作者丁玲确实是讨论《莎菲女士的日记》与新女性爱情观都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从文本分析的角度来说，白露曾指出《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两个女性主体的叙事策略：“当?一个女叙述者谴责或批评女性人物时，作品中就会出现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女性的’主体。”（白露，2012：199），亦即丁玲构成了小说中的“女叙述者”的主体身份。就像前文所述，这篇小说中莎菲的爱情观念，实际上是丁玲对当时社会中某些女性的爱情心理与精神状态的观察，丁玲在小说中已经表达了对这种莎菲式状态的不满与同情。最后莎菲的无路可走，更是丁玲对这种女性精神状态的担忧与无措。这样，从文学文本中自然引出了作者丁玲的爱情观。回顾丁玲的个人生平，我们不难判断，丁玲确实是一位新女性的代表人物。这不仅反映在她的文学风格，也就是她被称为“新女性作家”的标签中，更反映在她作为“摩登女性”的自我认同与处事行径中。高中未毕业的丁玲，退婚离乡，到上海求学于平民女校、旁听上海大学课程，随后又北上，在北京一边考大学，一边学画，还试图做演员、当秘书。也正因此，解读她写给爱人冯雪峰的情书与诗歌，或许能够窥探到她有关理想爱情的可能样貌，以及在这一理想状态中，两性是如何通过同一种革命信仰而结合、并共同实现“人生向上”的愿望。

　　?三、身体、仪态与精神性：

　　新女性爱情观的三重内涵

　　01

　　仪态与新世界

　　让我们回到《莎菲女士的日记》这篇小说的文本，它由主人公莎菲的日记构成。在小说开篇不久，爱情就发生了。一直处于不安、空虚中的女主人公莎菲，面对一个突然出现的南洋留学生凌吉士，陷入了迷恋。这种迷恋具有两个层面的意涵。首先是对凌吉士“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的迷恋，是拥抱和亲吻的渴望。就像大多数研究者（高媛，2009；陈宁，2011；郭冰茹，2009）所指出的，身体欲望是这篇小说十分醒目的元素。

　　可是，除了对异性身体的本能欲望，在莎菲对凌吉士的迷恋中，还有着另外一层极易被忽视的内涵，即对凌吉士“仪态”的迷恋。莎菲曾这样陈述欲爱与仪态之爱之间的差异：

　　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还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

　　这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显然更撩动莎菲的内心。当她问凌吉士名字时，后者以“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莎菲正是在这一细节中，感受到一种因“高贵”的“丰仪”而形成的“男子的美”，类似于“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丁玲，2001a：68）。一直以来，我们将凌吉士的这种“仪态”解读为“西方现代的”。也就是说这种“仪态”并不是凌吉士肉体本身所具有的，而是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现代西方文明对其身体的形塑。比如梅仪慈（梅仪慈，1992）就曾敏锐地指出，“凌吉士”和丁玲其他早期小说中的某些形象类似，都代表的是一种“欧化性格”“西方”的眼光（梅仪慈，1992：49），其他研究者也因为凌吉士所具有的这种特性，将其称为一个“西化/中国人的男性”（颜海平，2008），或者称为一个“拥有白种性魅力的男人”（刘禾，2002）。

　　这种西方/欧洲/白种人的属性，固然是凌吉士身上非常重要的特性。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凌吉士就成了“西方现代世界”的符号代表，更不意味着莎菲的爱慕是一种对确定的“西方现代世界”的爱慕。虽然伴随着凌吉士出现的是名片、网球这些现代西方世界的物品；但对于莎菲来说，她联想到的核心形象是“欧洲中古的骑士风度”。这无疑是一个更加遥远的、存在于主观幻想中的形象。因而，凌吉士象征的更有可能是一个混杂的、不确定的、想象性的“新世界”，它至少混杂着西方现代性、欧洲中古，还有作为东方人（南洋留学生）的诸多属性。每一种新的属性实际上都是小说开篇莎菲厌烦的“周遭世界”所缺乏的。也就是说，凌吉士这个人物想要传达的意涵或许并不是简单的“中西对立”，反而是“对新世界的渴望”这一从小说开篇就极力刻画的状态。在小说的开篇，莎菲对周遭的一切，比如刮风、看报、伙计的声音、过分安静都感到厌烦，无法自处。她自叹道“我宁肯能找到些新的不快活，不满足；只是新的，无论好坏，似乎都隔我太远了”。对周遭沉闷的日常生活的厌烦，使她迫切需要新的事物和新的环境。而凌吉士的到来正代表了一个新的世界。

　　02

　　爱情的精神维度

　　当莎菲的迷恋达到高潮时，小说情节戏剧性地产生了突变——莎菲发?现了凌吉士精神的贫乏、思想的“可怜”，对其产生了鄙视和厌恶。在她看来，凌吉士只需要“金钱”，所有的志趣也只不过是“演讲辩论会、网球比赛，留学哈佛，做外交官，公使大臣……”，因而，虽然在情欲的层面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冲动，但她十分鄙视和厌恶这个无法进行精神沟通的人，并最终选择了离开。从最开始的迷恋到最终的厌恶与离开，小说情节的这种突变，恰恰反映了对于莎菲来说，“精神层面的沟通”是构成一个理想爱人的最重要特性；同时，这也说明莎菲是一个对人生“有所追求”的人。小说开篇所展现的她的“不安”，不只是表面上的“趋新厌旧”，实际上有着对一般生活更深层次的不满与批判。

　　对爱情精神维度的追求，是伴随着肯定欲爱同时出现的。曾在民国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的爱伦凯“灵肉一致”说，就曾提出：恋爱双方既要满足相互的肉体性欲需求，也要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从而实现两性共同体最伟大的价值和意义（爱伦凯，1926）。可是，在民国时期新旧交融、主义纷杂的环境下，“在精神上互相理解和统一”并不容易实现。这里有关爱情的精神性维度的提法，并不只是“性格相近、爱好相同”之类日常性情的匹配度，而是一个有关个体间精神深度是否统一的问题。鲍曼对于现代共同体高度统一性要求的分析（鲍曼，2003：10），同样适用于这里的两性共同体。在一个人格深渊（李猛，2001）向另一个深渊的眺望中，能否达成思想的理解与统一，成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能够被冠以“爱情”这一称呼的决定性条件。莎菲在身体、仪态层面对凌吉士产生的迷恋和“爱意”不可谓不浓烈，但是正是凌吉士思想的平庸与世俗，让莎菲感到厌恶，既厌恶凌吉士，同时也厌恶爱上凌吉士的自我。这也正是“伟大的爱情”之不可得的原因：对共同体双方思想统一性的要求，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的两性关系。它既需要双方对自我的思想与灵魂有所自觉，同时也需要对对方的思想与灵魂进行不断的审视。而对于绝大部分个体来说，他们并没有能力时刻对自我与他人进行清明的了解与判断。因而，就不得不使用感觉、想象乃至幻想。

　　?莎菲对凌吉士的不满即源于这种精神深度的不匹配。在现有的解读中，主要将“不满”解读为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厌恶（李海燕，2018：128-130；颜海平，2011）。同样，她和老实人苇弟之间无法产生爱情，也是因为两人精神深度的不匹配。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没有思想的理解和统一，他人给予的“爱”便只是爱，无法发展为“伟大的爱情”。可是，在否定了凌吉士、苇弟这样的男性后，对于莎菲来说，爱人到底是怎样的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又不得不反身自问，莎菲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否定了凌吉士身上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否定了苇弟代表的平庸的日常式生活，莎菲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这篇小说没能给出回答，或者说当时的丁玲没能给出答案。可是，在写完《莎菲女士的日记》后，丁玲遇到了一个人，她与这个人的关系中，似乎给出了一种答案。我们甚至可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与这个人——冯雪峰，有着一种潜在的关联性。用丁玲自己的话就是：“1927 年的冬天我在北京，《莎菲》寄走了，冯雪峰来了”（王增如,2008a：52）。

　　简单来说，在丁玲看来，冯雪峰象征了精神之爱。对于两人曾经的这段感情，虽然一向谨慎严肃的冯雪峰很少谈起，但是丁玲并不曾刻意隐瞒，有好几次谈到，并且，还有两封意外披露的情书为证。这里，对两位作家情感经历的考据与分析，并不是源于某种窥探名人隐私的癖好，而是因为无意间流露于世的“私人情书”，为我们理解“新女性”内心世界提供了罕见的珍贵材料。虽然丁玲的个人叙述很有可能美化、重塑了她与冯雪峰的关系，但这些叙述恰恰也反映了丁玲对一种精神性爱情的强烈渴望。两人相逢时，丁玲在北平和男友胡也频住在一起，两人当时都是不怎么出名的小作家，过着平静安稳的小日子。丁玲后来称自己当时与胡也频的关系是“住在一块，但是还不是夫妻关系”，保持着“你要有了爱人你就走，我要有了爱人我就走”的自由（王增如，2008a：53）。她对这位男友的评价是“有些简单，有些蒙昧，有些稚嫩”，却又好似“毫未经过雕琢的璞玉”（丁?玲，2001f：66）。从他们当时的好友沈从文写的《忆丁玲》一书中，我们也能看出，胡也频能够给予丁玲陪伴，但是似乎缺乏一种类似激情的东西。而与胡也频相比，丁玲称自己在冯雪峰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伟大的爱情”，称这是她真正爱过的唯一的男人。为了和冯雪峰在一起，她甚至做好了离开胡也频的心理准备。那么，在丁玲看来，这一伟大爱情到底有着何种特质呢？

　　和自诩为“摩登女子”的年轻丁玲相比，冯雪峰并不是一个身体和仪态上吸引人的人。丁玲曾称他是“乡巴佬”，并且“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这一叙述与现实情况之间应该出入不大，冯雪峰虽然在诗歌、俄国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是他出身于浙江义乌的农民家庭，从小就“下地干各种繁重的农活”（楼适夷，1979）。并且，丁玲与冯雪峰的现实交往时间并不长，只有三个月。按照丁玲的说法，这三个月中，他们并未像情侣一样陷入狂热的爱恋，只是偶尔背着胡也频出去聊天，在交谈中感受着精神的愉悦。那么，究竟什么构成了丁玲所珍视的这份精神性爱情的质料呢？理解和思想统一如何可能？我们需要回到两人的现实交往经历中进行更深入的考察。

　　四、信仰与爱情：激荡心灵的力量

　　01

　　理解与思想统一

　　随着“爱情”这一西方舶来物的出现，民国时期的新式女性开始对其展开了热烈的追求，她们并没有完全沉醉于爱情所带来的欲望之境，而是更倾向于去追求那些伟大的、激荡灵魂的崇高精神，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相互理解与思想统一。其中，对于社会的关注成为这个时代女性的主要关怀。比如，丁玲虽然是以大胆、都市、浪漫的新女性作家身份出现在文坛，但她还有着另外一个面向：对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有着很强的参与意愿。受到母亲的影响，丁玲从小接受的是新式教育，与共产党员向警予（丁玲母亲的结拜姐妹）相识，参加过共产党创办的平民女校，后来又在上海大学旁听课程、参加劳工运动。在北京时，还参加过 1926 年北京学生围攻教育总长章士钊宅府的学潮。虽然她一开始对党派确实存在一些顾虑，似乎更加崇尚个体自由，但是她并不是一个只关心恋爱问题的作家，?她对社会前途、青年发展、政治环境这些更宏大的公共性问题也有着相当的关注。

　　因而，在写作《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这些早期作品的同时，她就对这些作品中不自觉地透露的伤感、迷茫的气息怀有很深的疑虑。她在192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在黑暗中》之中，曾坦言自己不愿只写这样的作品。她认为这只是“浅薄感伤主义者最易于了解的感慨”，青年们不会从中得到好的影响。因而，她恳请读者进行最严厉的批评（丁玲，2001b：3）。可是，这些并没有引起大众和评论界的关注，对于男友胡也频来说，她也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懂得恋爱心理”（胡也频，1981：495）的女作家。对此，她不由地感慨自己三年来“都是在一种寂寞中从事于写作”。而冯雪峰却理解她的担忧与精神困境，并且从自身信仰的共产主义出发，对丁玲在小说中呈现出的软弱性、虚无性进行严肃且坚定的批评。比如，在读完《莎菲女士日记》后，他给丁玲写了一封长信，说自己读完小说后哭了，在给予这篇小说极高评价的同时，他严肃地指出“你这个小说，是要不得的！”，“是带着虚无主义倾向的”。他以“一个共产党员，满怀着对世界的光明的希望，觉得‘莎菲’不是他理想中的人物。”(丁玲，2001e：268)虽然丁玲曾坦言自己当时对冯雪峰这种过于直率的批评颇为不满，但是这一批评无疑戳中了她内心的苦闷：对自己作品中的颓废、迷茫气息的疑虑与自责。在一个以“进步”“光明”作为变革目标的社会中，她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有着积极的社会影响力，能够促进读者向好的方向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雪峰触及她精神的深处。

　　很多年后，回忆起1927年的这个冬天，丁玲仍然对自己当时精神上的痛苦印象深刻：

　　每天听到一些革命的消息，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丁玲，2001f：67）。

　　当然，由于这是丁玲“向左转”之后的回忆，很有可能夸大了当时她在政治上的孤寂感。不过，正如前文所分析的，这样一个一直以来对于社会环境?与政治环境都有所关注的女作家，绝不会在1927年这个风云诡谲的年份，对一切无动于衷。作为一个经历了考大学、当演员、做秘书等一系列尝试，终于走上小说创作道路、并在文坛崭露头角的女作家，她显然不会放弃当时的创作环境，另外寻求什么别的道路。可是，她的政治热情也并不允许她做一个只关心恋爱、过着布尔乔亚生活的女作家。因而，她在精神上是苦痛的。就像莎菲不知道未来要过一种怎样的生活，她的这种精神苦痛也没有找到缓解的出路。此时，一个不顾生活拮据，热情地翻译、宣传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并在反革命政变后毅然加入共产党的人——冯雪峰，出现在了丁玲的生活中。他身上的坚定与忘我，特别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与宣传，无疑感染了丁玲，更为缓解她的精神困境提供了帮助。

　　02

　　崇高精神的具象化

　　1933年丁玲被捕，社会上普遍认为她已经牺牲，冯雪峰将她遗物中的两封信以“不算情书”之名发表。正是通过这两封情书，我们可以看到丁玲对两人间建立一种新式两性共同体的强烈愿望。在这两封热情洋溢的情书中，她写道：“我还是做梦，梦想到我们的生活怎么能联系在一起。我们在一张桌上写文章，在一张椅上读书，在一块做事，我们可以随便谈什么，比同其他的人更不拘束些，更真实些，我们因为我们的相爱而更有精神起来，更努力起来，我们对人生更不放松了”。并且，她进一步憧憬着这种“对人生更不放松”的精神对两人的影响：

　　你的脾气一定可以好起来，而你对同志间的感情也更可以好起来。……而我呢，我一定勤快，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有理性，因为你喜欢我那样；我一定要做一个最好的人，一点小事都不放松(丁玲，2001c：23-24)。

　　从这种憧憬中，我们能看到丁玲期望的爱情共同体所具有的两个特点，一是两性之间的“真”，是对共同体的纯粹性与本质性的追求；一是具有“转移个人生活的力量”，是对爱情共同体之伟大性的具体化想象。比如，对于丁玲来说，是要改变以往颓废、感性、幻想的人生态度，更加理性、积极地生活；对于冯雪峰来说，是改变他的倔脾气。从这两个特点中，我们会发现，五?四新女性所追求的爱情，虽然一直以来被视为“浪漫爱”，但是这种“浪漫”并不是游戏、肤浅的态度。这也是为什么丁玲指责那些说她“浪漫”的人，认为这里的“浪漫”“完全是骂人的意思”(丁玲，2001c：20)。在丁玲这样的新女性心中，这种“浪漫追求”的根基是严肃的，是对人生最认真负责的态度：她们试图寻求一个建立在相互理解基础上的两性共同体，引导和推动个体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不过，当丁玲憧憬着两人的相爱能使彼此“对人生更不放松”，能“转移个人生活”时，这种不放松的人生要朝向何处呢？“理解”提供了这种共同体最根本的基础，但是，它仍旧只是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支持。而对于新女性来说，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到底要到何处寻求？这也是否定了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日常庸俗化生活方式的莎菲遇到的问题。对于这些孤独个体来说，“爱情”唤起的不仅是对另一个个体的情感与欲望，更有着通过与他人的结合，寻求人生价值的追求。而当恋爱、婚姻这些两性间日常化的关系，与人生意义和价值相关联后，思想的理解与统一，就不可避免地与“主义”和信仰相关。在丁玲1931年的诗歌《给我爱的》中，我们能够看到她对这个“我爱的人”（即冯雪峰）的激情常常伴随着另一个不断出现的字眼“信仰”。在诗中，她描写了一些常常徘徊在公园、影戏馆、女人和红酒间，脸色苍白、心情懒散的年轻人，这无疑是叶文心考察的中国二十年代末期至三十年代“迷茫的一代”(叶文心，2012)，是丁玲在北京和上海遇到的慵懒的、渐渐走向虚无的大学生们；与这种形象不同，冯雪峰是“平静、真诚和勤恳”的，因为有“一种信仰”固定着他的心。丁玲虽然在诗中没有明说这种信仰是什么，但是从文字中我们仍能感受到这种信仰是出于对民族国家的忧虑，对社会混乱、不公和败坏的斗争：

　　兵灾，水灾，旱灾……

　　军阀，走狗，屠杀……

　　斗争，组织……

　　写作此诗时，丁玲已经参加了左联的一些活动，但是她觉得自己尚未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头脑和毅力”，因而，她希望和这个“我爱的人”一起，投身于这一伟大的事业之中：

　　你一天比一天瘦了起来，

　　可是我只看见你更年轻。

　　……

　　我只想怎么也把我自己的颜色染红，

　　让汗水濡湿了我全身，

　　也一天比一天瘦了起来，

　　精神，却更显得年轻。

　　这里，既表达了对于身体逐渐消瘦、精神上却“更年轻”的爱人的仰慕，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像爱人一样，为了民族国家努力奋进。从这封诗歌体的情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爱人身上充满了耀眼的光芒，一种为了民族国家不顾个人的精神，因信仰而形成的“平静、真诚和勤恳”。诗歌的末尾几句，更表明了这种爱情的超越性：

　　我们不是诗人，

　　我们不会讲到月亮，也不讲夜莺，

　　和那些所谓爱情；

　　我们只讲一种信仰，它固定着我们的心。

　　这种爱情不是一般的“所谓爱情”，而是有着信仰基础的“更伟大的”爱情。相爱者在这种信仰中获得了思想的统一，因信仰而获得人生的升华。这也是为什么丁玲称自己给冯雪峰的情书“不算情书”，因为在她看来，不是欲爱，而是共同的信仰，使他们比一般的情侣更加紧密。她称自己是“你的‘徳娃利斯’”，而“徳娃利斯”是俄语“同志”一词的直译。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让丁玲感到与爱人思想的统一。可是，思想统一就足以建立爱情吗？丁玲当时的男友胡也频，后来也加入了革命作家的队伍，为此丁玲是高兴的，但是两人在思想上的靠近，?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她对于爱情只属于冯雪峰的想法呢？她认为“我和他（胡也频）相爱得太自然太容易了，我没有不安过，我没有幻想过，我没有苦痛过”，而与之相比，“我真正地只追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这个男人是你。”（丁玲，2001c：20-22）丁玲晚年也曾清楚地分辨过胡也频和冯雪峰在她心中位置的不同，对于胡也频是“纪念”，对于冯雪峰是“怀念”。如果说胡也频从一个质朴的诗人，成为了革命同志，或者甚至可以称为“革命爱人”，这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人”，一般意义上的革命与思想的统一。

　　而冯雪峰则不同，他激荡过丁玲的内心，他们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革命同志，一般的爱人。他们的关系并不只是思想的理解和统一，而是一种“信仰的激荡”。在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中，冯雪峰身上“平静、真诚和勤恳”的特质和他对于信仰的坚定，一直都吸引、激励着丁玲。对于共产主义信仰来说，丁玲并不陌生，可是，这是第一次她在一个男人身上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在她写给冯雪峰的一封信末尾，几乎是恳求般地述说了自己的渴望：“帮助我，因为我的心总是向上的”（丁玲，2001c：25）。可以说，在丁玲的内心深处，冯雪峰已经变成了“信仰”的具体化呈现。当爱情如信仰一样指向崇高性的追求，就不再是一般的爱情，一定会有一个定冠词，比如“没有俗气的爱情”“伟大的爱情”……也正因为爱情的崇高性，才能实现个体“人生向上”的追求。回到本文开篇莎菲的世界，不论是苇弟代表的庸俗的日常生活，还是凌吉士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都缺乏崇高性，缺乏超越日常的能力。所以，对于莎菲这个处于新世纪的女性来说，她本能地感到厌烦。在这个新旧交错、变动不居的时代，她感到自己需要新的、崇高的、能够指引人生向上的事物与情感。

　　五、小结：爱情、革命与信仰

　　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对爱情的追求，到丁玲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可以看到新女性爱情观中身体、新世界与信仰三个层面的内涵。对于新女性来说，爱情既意味着对异性的身体欲望，这是生活在新时代的她们的大胆言说；也意味着对未知新世界的渴望；同时，更重要的是，爱情意味着对崇高精神的追求，以此实现“转移个人生活”的可能。也正因此，新女性眼?中的爱情，必然超出一般意义上的日常生活范围，指向更具精神性与抽象性的信仰。只有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引下，爱情才具有指引个体“人生向上”的力量。

　　由这种爱情观反观这一代新女性群体，我们会发现，与传统女性的婚恋观相比，民国新女性的爱情观具有很强的现代特征，在对身体、新世界和信仰的追求中，这种以“人生向上”为底色的爱情观，一改传统两性关系中女性缺乏自我追求的特性，充分展现了新女性对自我发展、个体精神性追求的向往。换句话说，她们具有很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意识。女性自我的出现，虽然在明清女性文学中就有所呈现，不过，正是到了民国时期，伴随着新旧交替的剧烈变革，新女性的自我才成为一个亟需面对、填充的问题。

　　但是，这种将独立与“人生向上”追求建立在崇高精神之上的信仰式结构，也正因为脱离现实，要么难以实现，要么易于破碎。在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丁玲对于冯雪峰的精神恋爱，因为只存在于神交之中而得以保全。可是，前文曾提到的褚问鹃与张竞生两人，终因双方在家庭与性别议题上的观念差异而离婚——褚问鹃批判家庭对女性发展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上海“社会党”宣传的“无家庭主义”，而张竞生则赞扬“母爱”与家庭之爱。另外一对向警予和蔡和森，当时因信仰而结成的“向蔡同盟”，也在五年之后走到了尽头。对于新女性来说，爱人的形象愈伟岸，就愈难以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长久维持。伟大感与崇高感所激荡起的爱情，只能在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不断注入情感，否则一旦光芒不再，或者思想发生分歧，两性共同体就岌岌可危了。研究五四新女性的爱情观念与实践，既让我们看到了女性在传统向现代变革的过程中，通过“伟大爱情”追求“人生向上”与自我实现的努力，同时，也看到了在信仰式爱情观影响下的两性共同体状态的不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性的源头或许正是个体的“自我”之执念。组成新女性爱情观的三个层面——身体、新世界和信仰——都是从个体角度进行的追求，缺乏关系的视角。对于五四新女性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难理解，面对当时社会习俗的诸多压抑，她们不强调自我、不足以建立起自我认同与自我发展。可是，需要保持警醒的是，当社会愈加包容、多元化之后，就需要双方出于关系的考量而进行包容、同情式理解。也就是说，“爱情”不只是对对方身?体、思想或者信仰的爱，还包括他/她的缺点（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没有），他/她想要尽力向上却陷于种种局限时的焦虑、犹疑和软弱。即，一个人要能真正地理解、接纳另一个人的全部。这就需要爱人者成为一个更加包容、更能体会他者生命意义和价值的个体；一个更能看到欲爱与信仰式恋爱各自力量与局限性的个体（李猛，2001）。

　　对于新女性爱情观的考察，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婚恋研究。爱情观念实际上反映的是新女性群体的人格结构。她们爱情观中对于崇高精神、革命信仰的追求，无疑是这个时代的独特产物。文学史上，这一时期大量“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文学文本的出现，足以说明革命与恋爱对人心的激荡。不过，对于爱情与革命信仰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我们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对于新女性来说，为什么爱情这种私人性的情感需要政治信仰的支撑？或者换一种提问方式，为什么民国时期的私人空间与政治空间之间有着如此紧密的内在关联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私的困境最终只能期待于整体性的政治变革。因而，“公”实际上构成了新女性确立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

　　当然，当代社会中所出现的“公私分明”的人格结构，在当时也已经出现。比如对于一小部分都市女性来说，在都市消费文化中确立一种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自我，就不同于革命新女性的自我塑造道路。不过，这显然还是少数情况。对于信仰和伟大爱情的追求在民国社会思潮中占据了主导性的力量。通过“公”的方式确立自我，使得新女性在爱情关系中摒弃那些私人性的考量。她们像莎菲一样，觉得这些日常性的情感过于布尔乔亚色彩，忽视了新女性作为独立人格“改造社会”的内在追求，实在是有辱“爱情”之名。在她们看来，作为一种新的两性关系，“爱情”必然具备伟大性与激荡人心的力量。而在当时的社会中，这种崇高性只能从革命信仰中找寻。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详见“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