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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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悖论》，副标题是“人类进化中的美德与暴力”。

　　人性悖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词，但说的其实是一个不管在学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都被讨论了无数遍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人，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善良得让人心疼，有的时候又邪恶得让人恐惧？

　　以往，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很经典的解释，性本善和性本恶。这两个解释都认为人性应该存在一个基本面，我们要么生来就很善良，在成长的过程中堕落了；要么生来就很邪恶，在成长的过程中改正了。几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两个解释，有过大量的辩论。但这些辩论大多都是从道德、哲学、政治等层面展开，缺少从科学实证角度的论证。不过，这也能理解，我们怎么可能用科学去解释人性呢？但这本书的作者决定较个真，他打算从生物学、进化学、基因学、人类学等角度重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到底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

　　这本书的作者理查德·兰厄姆是哈佛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他从1987年开始，驻扎到乌干达的野生黑猩猩栖息地，对野生黑猩猩的生理、生态，以及族群行为展开了细致而广泛的研究。正是这些对野生黑猩猩的研究，为他理解人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本书里，理查德·兰厄姆指出，无论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实际都简化了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他说，我们必须承认，善恶总是处于一种共存状态，只不过不同的物种，善恶的组合和配比可能存在差异，有的物种善多一点，有的物种恶多一点。对于人这种物种而言，我们在正常的社会交往中表现出来一种超越任何物种的良善，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攻击性又很强，甚至会杀人。这本书中列举了大量的证据说明，人类特定的善恶组合与人类漫长的进化有关，换言之，人性的悖论是一种必然，这是我们的祖先选择的结果。

　　进化学是一门理解我们来自何处的学科，但这不是它的最终目的，它实际是通过理解来处来理解我们的去处。这本书的目的也是如此，通过理解人类美德和暴力的进化，我们有机会明白人类美德和暴力的发展路径，以及明白这当中我们该做的努力。

　　好，接下来，将分两个部分为你解读这本书。第一部分，我们来了解一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故事，这两个我们在自然界的亲属，它们有相似的祖先，但却发展出完全不一样的性格特征，黑猩猩极其暴力，倭黑猩猩极其温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第二部分，有了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故事作参考，我们再来详细说说，人类的美德和暴力呈现出怎样的样貌，以及这到底从何而来。

　　第一部分

　　那我们进入正题，首先来了解一下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故事。

　　在生物学和进化学领域，我们对于人的认识，其实常常得益于我们对于猩猩的认识。它们是在生物学意义上与我们最为接近的物种，是我们名副其实的近亲，也因此它们的行为表现和进化路径对我们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来源于同一个祖先，它们非常相像。它们都是黑毛猿，靠关节行走，体重在30至60千克，雄性比雌性的体型要大。此外，它们都生活在一个由几十个个体组成的团体之中，占领一块固定的领地，雄性从不离开团体和领地，雌性则相反，它们会在青春期后，迁往另一个团体，在那里度过余生。

　　少有的差别体现在性情上。黑猩猩有很强的攻击性，随时都处在一种进攻的状态，雄性会经常殴打雌性，甚至杀害自己的孩子。在动物园，想让黑猩猩接受一个陌生的同类是非常困难的，往往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让它们隔着铁丝网相互熟悉，但哪怕是这样，它们还是有可能在撤掉铁丝网后立马就打起来。

　　倭黑猩猩就完全相反了。它们性情温和，攻击性要弱得多，几乎没有杀害同类的记录。在倭黑猩猩群体中，雄性之间也有地位排名，但排名从来不取决于战斗力，而取决于雌性对它们的支持。它们喜欢在一起梳毛、玩耍，成年倭黑猩猩和未成年倭黑猩猩经常会玩一种悬挂游戏。在这个游戏中，成年倭黑猩猩坐在30多米高的树枝上，握住未成年倭黑猩猩的手，在空中来回摇摆它。两者之间没有任何恐惧，相反明显是一种喜悦。这样一种彼此之间极高的信任度，在任何群居动物中都很少见。

　　好，现在问题来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由同一个祖先进化而来，它们在性情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只能说明在某一个时刻，它们的祖先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一拨选择了更为良善的道路，一拨选择了更为暴力的道路。那这个选择是怎么做出来的呢？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弄明白这个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弄明白善恶进化的关键。

　　答案其实并不复杂。我们说家养动物一般比野生动物更为温顺，那是因为家养动物经过了人的驯化。一样的道理，倭黑猩猩之所以比黑猩猩更温顺，其实也是因为驯化。我这么说你可能疑惑更大了，倭黑猩猩一直生活在野外，谈何驯化？而且在人这个物种都还不存在的时期，倭黑猩猩又是被谁驯化？你别急，听我接着说。

　　早在1881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就展出了倭黑猩猩的头骨，但当时一直没有人注意到它与其他黑猩猩头骨有什么不同。直到1928年，探险家哈罗德柯立芝在测量几个被认为是未成年倭黑猩猩头骨的时候惊讶地发现，这些头骨的骨骼完全闭合了，这说明这不是他们以为的未成年头骨，而是成年头骨，但作为成年头骨而言，它的尺寸显得太小了。后续的研究进一步证明，成年倭黑猩猩的头骨在以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类人猿的方式生长，成年之后仍然保持了幼年时的形态。这让人很奇怪，倒不是说这种生长方式有多特别，而是这种生长方式通常不会在野生动物间出现，而更多会在家养动物间出现。

　　家养动物经过驯化，它们的生长方式和它们生活在野外的祖先，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在骨骼特征方面：第一，家养动物的体形大多比野生祖先小；第二，家养动物的脸往往更短，相对不那么突出，下巴也会更小；第三，家养动物间，雄性和雌性之间的差异没有野生祖先那么明显；第四，家养动物的大脑都有严重缩小的倾向。学界把这些变化统称为“驯化综合征”。

　　倭黑猩猩的颅骨特征非常符合“驯化综合征”。还不只是颅骨，相对于黑猩猩而言，它们的脸也更短，颌骨较小，咀嚼齿也较小，而且雄性倭黑猩猩的男性特征也没那么夸张，与雌性之间的差异更小。这一切似乎都指向说，倭黑猩猩是一种经过了驯化的物种，但这种驯化与现在家养动物间的驯化不同，它发生在人类出现之前，那只能是一种倭黑猩猩主动的自我驯化。

　　可是，在物竞天择的自然界，倭黑猩猩为什么要驯化它们自己呢？以及这种驯化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这就要讲到一群异常强势的雌性倭黑猩猩了。

　　倭黑猩猩居住在刚果河以南，黑猩猩居住在刚果河以北，这两个地方环境和气候其实差不多，最大的差别是在刚果河以北除了居住有黑猩猩，还居住有大猩猩。大猩猩的存在彻底改变了黑猩猩的生活。它们不得不长期处于对食物和领地的竞争之中，而倭黑猩猩幸运地从这种竞争中解脱了出来。但竞争减少了，并不意味着暴力就减少了，就比如一个家庭内部，彼此之间完全不用竞争，但却依然可以充满了暴力。在这本书的作者看来，竞争减少，尤其是体力竞争的减少，它最大的好处其实是提升雌性的地位。在倭黑猩猩群体中，雄性的体力不再构成一种优势，雌性不必为了占领食物和保护幼孩就去依附雄性，它们甚至组建起了一个雌性联盟，每当有雄性试图欺凌雌性，它们会立刻团结起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雄性。久而久之，雌性的地位越来越高，而它们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性情温顺、攻击性较弱的雄性作为配偶，由此一代又一代，倭黑猩猩成为越来越温顺的物种。这也就是倭黑猩猩的驯化故事。

　　这个故事中有两点非常关键，一是，以往我们会用一种用进废退的“适应学说”去理解驯化，我们会认为动物是为了适应人类的生活环境，才变得温顺，但倭黑猩猩的故事说明，温顺不一定是适应环境的结果，动物可以在环境还未要求的时候，就主动选择变得温顺，由此来开启一条自我驯化的道路。二是，这样的一种自我驯化，核心在于一个削弱暴力的机制的建立，比如对倭黑猩猩而言，雌性联盟就充当了这一机制，它们不断地压制暴力，捍卫温顺，最终将温顺刻进了基因。

　　好了，现在我们得到了一条清晰的关于猩猩美德和暴力的进化逻辑，在接下来的第二部分，我们试试将这个逻辑套用到人类身上，看是否能够得到关于人类美德和暴力进化的答案。

　　第二部分

　　其实，相对自然界很多物种而言，人类算是其中很温顺的一种物种了。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将一群普通的黑猩猩与一群被认为异常暴力的澳大利亚原住民进行量化对比。他发现哪怕是这样，黑猩猩的攻击性也要高出人类几百甚至上千倍。

　　前面我们讲到倭黑猩猩的温顺来自它们的自我驯化，那人类有没有可能也经受过驯化呢？这个问题在古希腊时期就有被讨论了，比如亚里士多德就坚定地认为，人一定被驯化过。早期的人类学家布鲁门巴哈更是直白地在他的书中说，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家畜，是被大自然驯化得最完全的动物，是被创造的各种家养动物中最完美的一种动物。但说归说，一直以来也没有相应的证据。

　　但就和我们前面讲到的倭黑猩猩一样，突破很快在解剖学领域出现。我们发现，我们祖先智人在解剖学上经历的变化，和狗从狼进化而来所经历的变化非常相似。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我们身体更轻、更苗条，面部更突出，男性的体形相对更小，脑部也更小。那么以家养动物来推断的话，我们的性格肯定也相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会更加温和、攻击性更低，容忍度和信任度更高。这样一来，就证实了我们和倭黑猩猩一样，都展开过所谓的自我驯化。我们的祖先确实在某一个时刻做出了要变得温顺的决定。

　　前面我们讲过，倭黑猩猩的驯化始于一个削弱暴力机制的建立，那人类，尤其是早期人类，他们的削弱机制是什么呢？在这一点上，我们开始和倭黑猩猩不一样了。在倭黑猩猩群体中，雌性地位很高，可以压制暴力雄性。但在人类群体中，显然雌性没法这么做。我们去观察一些原始部落，会发现人类很早期就形成了男强女弱的局面，男性对女性的暴力非常之常见。在狩猎社会，充满了体力竞争，因此力量上占有优势的男性作为食物的提供者和保护者，对群体非常的重要，女性会为了成为这样有力量男性的妻子相互竞争，彼此分裂，根本不可能形成压制男性的力量。所以一个暴力的雄性在人类群体中始终是处于优势的，在这一点上，我们反而是跟黑猩猩很像。但仔细比较的话，又不完全像，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在黑猩猩群体中，或者说在大多数灵长类动物群体中，一个暴力的雄性，当它打败了所有的挑战者，它就一定会被推选为队伍的首领，但在人类群体中却不一定，在所有目前还保留狩猎传统的人类部落中，都见不到这样的传统。这一点区别为我们寻找我们祖先削弱暴力的机制提供了思路。

　　在这本书中，作者梳理了很多关于前社会部落，也就是那些更靠近史前文明部落的研究，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人类非但不会推选暴力雄性成为首领，相反人类会动用死刑，集体处决这些暴力雄性。因此死刑，很有可能不是在国家社会出现之后才有的事情，它很可能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广泛存在了。

　　其实，达尔文很早就讨论了死刑在人类美德进化中的作用，1871年他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中提出了死刑假说，他认为死刑会使得暴力分子不能自由地传播不良品质，这样一来，促成这些不良品质的基因就会被稳定地淘汰掉。但是达尔文死刑假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相对于死刑假说，我们更常听到、也更容易接受的一种对人类美德的解释是，人类是群居动物，有合作的需求，在合作中，人类产生了美德。在学界，这种解释被称为“狭隘利他主义假说”。它听上去很有道理，但实际也有很大缺陷。比如这本书的作者就指出，一个不愿意合作参与狩猎的人，如果他攻击性足够强，他仍然可以抢夺别人的猎物，在群体内部有一席之地，并且在进化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如果不控制这一部分人，再怎么合作，美德的进化仍然会受到干扰。所以，合作的第一步仍然在于控制暴力。因此，作者在书中强调说，我们必须再回到“死刑假说”。

　　我们的智人祖先有比我们更宽和粗大的面孔，这显然和较高的睾丸雄激素有关，这也意味着他们有更强的攻击性，他们很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像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通过战斗来获得地位。但死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这一行为。作者推断说，就像倭黑猩猩一样，死刑机制的存在，使得人类群体中那些力量上不占优势的个体可以形成联盟，消灭群体中攻击性过强、产生威胁的暴力个体。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原始社会，在一个强大的执行死刑的机构出现之前，语言使得群体内的个体可以商议、合谋，甚至策划偷袭，以此来面对那些难以对付的暴徒。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人类降低了暴力程度，同时培养出相对其他物种而言极强的道德感。“死刑”就像一把悬在头上、不知何时掉下的剑，促使部落中的所有人分辨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什么是错误的行为，同时最大限度减少自私行为，增加帮助他人的倾向，以此来避免死刑执行联盟的责难。

　　这个推断在一些前社会部落得到了验证。人类学家布鲁斯科诺夫特对格布斯人部落展开过长期研究，他非常惊讶地发现，就在这个以平等主义著称的部落，却有极高的死亡率。在1940到1982年间，这个人数规模很小的部落竟然有394起死亡事件，而且其中不少是因为被指控充满“致命怒火”，受到处决而死。格布斯人部落让我们认识到，在一个群体内部，频繁的处决是有可能发生的，而且完全有可能成为影响进化的力量。

　　不过要想完全论证“死刑假说”，可不容易。首先，解剖学的证据显示，人类的头骨在30万年前有明显变小的倾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自我驯化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那在30万年前，死刑就存在了吗？如果它真的存在，我们还得尝试去计算出死刑率，以此来论证它确实在群体内部构成了一种选择压力，从而对遗传产生了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得论证死刑是我们祖先唯一用来压制暴力的手段，如果不是，我们就很难说是死刑主导了人类美德和暴力的进化。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非常之难，这本书的作者列举了大量来自动物学、解剖学、人类学、脑科学的实证材料，虽然不一定全部解答了这些问题，但已经极大地推进和拓展了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总而言之，作者指出，人类美德和暴力的进化之路，是一条人类的自我驯化之路，说白了也是一条以暴制暴之路。不过，这里的以暴制暴，包含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暴力，作者将它们称为反应性暴力和主动性暴力。反应性暴力是指我们在应对日常威胁时的暴力，比如一个篮球运动员不满意裁判的判罚，冲上去打人，这就是一种反应性暴力。而主动性暴力是我们为了获得外部或内部的奖励而采取的暴力，比如恐怖分子的袭击往往就是一种主动性暴力。反应性暴力和主动性暴力都能致死，但一般我们会对主动性暴力做更为严厉的审判，因为它是一种有意或有预谋地杀人，更为残暴。一般而言，有很强反应性暴力的物种，也会有很强的主动性暴力，就像黑猩猩，它们在日常生活中争斗不休，也会频繁展开有预谋的谋杀行为。

　　但人类不同于自然界其他物种，在进化中，我们通过设立死刑，压制了我们的反应性暴力，但也是通过死刑，提高了我们的主动性暴力，这也就解释了我们为什么会呈现出一个如此巨大的悖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极强的克制力与道德感，但同时，我们发动成体系、成规模暴力的能力，比如发动战争、屠杀、种族歧视的能力，远超过自然界其他物种。

　　结语

　　首先，这本书的作者指出，人性之中不存在所谓的性本善和性本恶，善和恶总是共存在一起，只不过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组合和配比方式。所谓的人性悖论，其实实质是人类相对于其他物种而言，我们的反应性暴力程度低，主动性暴力程度高。而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悖论，这和人类漫长的进化有关。

　　在第一部分，我们讲到了倭黑猩猩和黑猩猩的故事。倭黑猩猩相对黑猩猩而言要更为温顺，它们的温顺来自它们的自我驯化。在这种驯化中，雌性倭黑猩猩组成的联盟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它们不断压制雄性的暴力，从而将温顺刻进了它们的基因。在有了倭黑猩猩的进化故事作为参考后，第二部分，我们谈到了人类自我驯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处决机制的建立是关键，它使得在群体内部处于劣势的一方，有机会联合起来，通过合谋、偷袭等方式，处决欺凌他人的暴君。所以，一个讽刺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的结论是，人类的美德可能是由人类最极端的暴力促成的。

　　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那就是了解人类美德和暴力的进化故事，这到底有什么用呢？作者在书中给了他的一个答案：第一，我们必须得明白进化史只是对过去的描述，而不是对未来的预测。今天的社会系统和几百万年前的社会系统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以暴制暴并不是一个模板，它可以不断地被革新，让位于更高效也更文明的社会治理手段；第二，尽管未来是变化、开放、难以预测的，但进化让我们了解到自身存在的局限。我们最好承认这些局限。我们得承认人类是善恶共存的物种，承认人类会对暴力与权力感兴趣，承认降低人类有组织的实施暴力的能力，会是我们持续的挑战，唯有如此，我们才会积极地行动，去构建一个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