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教父哲学及其影响史

　　

　　VOL.2253

　　

　　主题 

　　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

　　 时间 

　　2022年9月24日-9月25日

　　 主办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开幕式

　　

　　与会人员合影

　　致辞

　　2022年9月24号8点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正式开幕。大会伊始，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贺腾介绍了教父哲学论坛的缘起和会议议程。接下来，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院长为开幕式致辞。孙院长诚切欢迎各位与会嘉宾，介绍了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基督教哲学的研究传统，并预祝论坛顺利举办。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院长为开幕式致辞

　　主题发言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张庆熊教授带来了第一场主题报告，名为《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教父哲学的意义》。张教授指出部分中国哲学学者对西方哲学存在两大误解：第一，认为西方哲学只讲工具理性，不讲道德修养；第二，认为西方哲学只讲性恶论，不讲性善论。就学术研究而言，这两个看法需要加以补充和商榷。教父哲学中奥古斯丁和佩拉纠学派的争论就代表了西方历史上性善论与性恶论的交锋。此外，《圣经》中关于“良知”和“立法”的经文对此也有所体现；若进一步追溯，我们也可从希腊哲学中有关内心法庭的论说中瞥见端倪。因此，性善论并非中国哲学所独有的现象。另外，张教授谈及教父哲学中极其重要的“灵修”传统，指出其与佛教、道教甚至王阳明的一些说法都有相似之处。最后，他指出，了解各种观点的形成历程，了解它们如何被争论并发展至今，对于我们了解当下的处境并找到解决问题之道非常重要。如果仅仅抱着简单且片面的观点，既无益于学术发展，也无益于社会问题的探讨。

　　张庆熊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老师发表了题为《奥古斯丁原罪与恩典论之东传》的主题发言。讲座开始，他简要介绍了“原罪”这一概念在明清之际译介的情况和历史。其次，他介绍了不同时期的奥古斯丁的翻译和研究的特点。晚清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更加热衷于集中介绍奥古斯丁的原罪论、恩典论和奥佩之争，突破了明清之际“语录体”的限制。进入民国后，学界、天主教和新教均在译介奥古斯丁，各方强调点各不相同。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学者继承民国学界的同时受苏联西方哲学史撰述的影响，将奥古斯丁学说视为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理论，反映出集体主义创作的风貌。与此同时，在港台尚有教会学者的译介。改革开放之后，学术研究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与西方学界有了更多交流，国内的教父学研究也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与日本相比，明清的相关资料更丰富，但是大约在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日本出现了专论形式的研究，中国则寥寥无几，未有细化。中国的专门论述起步较晚。最后，就内容上的缺陷来说，均未探及奥古斯丁的内在恩典说，而侧重于介绍基督赎罪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周伟驰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主题发言结束后，与会嘉宾就奥古斯丁研究中的性别议题、汉语术语表达、奥古斯丁的身体观念等问题展开了短暂却精彩的讨论与交流。

　　9月24日论坛报告

　　A组上午场

　　2022年9月24日10点，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A组分会场线上线下同时举行。本场报告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刘平教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刘平教授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谢文郁教授发表了题目为《论奥古斯丁的可能性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报告。首先，谢教授指出奥古斯丁与佩拉纠的争论在西方思想史领域引发了一场“可能性”概念的讨论，因恩典观念引入之后改变了“可能性”概念的讨论方式。随后，谢教授指出，奥古斯丁以可能性来探讨人的实在性问题，其恩典学说为其论证赋予了强势的力量；而他谈论可能性的方式并非在经验思维中，而是在信心中。最后，谢教授指出，奥古斯丁用“信心”这种情感取替了经验思维中的“期望”，作为可能性的谈论方式，这大大地扩展了可能性的存在范围。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谢文郁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杨杰老师发表了题为《“上升”何以可能？再探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悔改”》的报告。他的报告围绕着“上升”受阻的复杂性、柏拉图主义的局限性和基督教的独特性三方面展开。杨老师指出，阻碍“上升”的因素有世俗的野心、高傲、宗教经验的缺乏。柏拉图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第一，柏拉图主义并不会把性欲本身视作是“上升”的桎梏。第二，柏拉图主义的精英主义情节会助长高傲的习性。第三，奥古斯丁不能借助柏拉图主义持久地安享在上帝中。他指出，奥古斯丁以谦卑来指涉“道成肉身”，而基督的降卑，是人类之灵魂上升的基础。进言之，上升的主观因素不在于获取知识，而在于变得软弱与谦卑。最后，他认为，《忏悔录》不仅是一部形而上学著作，也是一部基督论著作。

　　四川大学哲学系的杨杰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副教授花威以《温柔的严厉：奥古斯丁论作为惩罚者的罗马帝国》为题，考察了奥古斯丁的政治哲学。奥古斯丁认为：首先，保罗教导基督徒要顺服世俗的政权和掌权者，其次，帝国惩罚异端和分裂派是正当行使其管辖权。与保罗时代不同，奥古斯丁时代的官员几乎都是基督徒，其权柄应当具有充分的公义。对此，奥古斯丁主张态度上要严厉，手段上要温柔。在坚持爱邻人的同时，奥古斯丁肯定国家惩罚与合法暴力的必要性，要求基督教伦理与罗马帝国的公民伦理相融合，在改造后者的同时承认，基督徒有保卫地上和平与帝国安宁的义务，在信仰上超越尘世，但又把尘世的生活安顿在和平的帝国之内，强调好基督徒与好公民的统一。另外，大公教会利用帝国法律来制止宗教暴力也是为了分裂派的益处，温柔与严厉并非不可调和，反而可以在邻人之爱中彼此融贯。总之，奥古斯丁以爱的普遍原则中和了冷峻的预定论，爱所要求的宗教强制也保证了多纳图派的灵魂救赎，从而这一既严厉又温柔的具体实践与后世的宗教迫害有着明显且严格的差异。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花威发表主题报告

　　上半场的报告结束后，多位嘉宾老师围绕奥古斯丁的“谦卑”、“上升”、“爱的情感”等议题继续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副教授陈斯一以《奥古斯丁论忏悔》为题，考察并分析《忏悔录》的写作缘起。陈教授认为，《忏悔录》的书写实际是一种阐释。陈教授指出，奥古斯丁讲述了独特个体的精神历程，力图从中折射出人类在罪与罚中领受救赎恩典的普遍处境。其次，陈教授指出，忏悔的发起者和主导者不是自我，而是上帝；忏悔的实质是人言对于圣言的回应；忏悔不仅是对上帝的赞美，也是对自我的剖析和悔罪。再者，忏悔的写作是为了爱上帝的爱，也是为了请求上帝让“我”在角色和叙事上重新“成形”。由此，自我的收束和叙事的叙述相配合，让作为角色和作者的“我”弥合起来。最后，陈教授指出，《忏悔录》形成了围绕圣言、人言和语言之关系的哲学分析。三者分别对应上帝、自我和社会的关系。人言与圣言的呼应在《忏悔录》中体现为奥古斯丁和上帝的内在交流，而奥古斯丁最后回到了语言，写作了《忏悔录》。所以，整本《忏悔录》的写作模式就是试图用个别符号折射出普遍本质，这是该书作为哲学自传体的写作方式背后的神学主张。

　　北京大学哲学系陈斯一副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任卓贤老师以《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中的两种圣灵论》为题，聚焦分析《论三位一体》卷6与卷15对圣灵的两种论述。报告为处理圣灵论是否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而形成了两个分题：第一，《论三位一体》中是否存在圣灵论的演变；第二，奥古斯丁圣灵论中“礼物”与“爱”的关系。任老师认为，有关“礼物”与“爱”的圣灵论之间存有区别。首先，受波提亚的希拉流的影响，卷5-6的圣灵论主要以“礼物”为主要概念代表圣灵，“爱”则主要指向父与子之间的共融，是一种辅助性解释。而在卷15中，尽管奥古斯丁仍使用“礼物”与“爱”去诠释圣灵，但产生了微妙变化：第一，虽然“礼物”仍是圣灵最正式的名称，但奥古斯丁将礼物的本质理解为爱，爱成为了诠释圣灵作为礼物的最主要内容。第二，对爱的理解增加了神人关系的向度。爱不再单单指向父与子之间的共融，也同时指向上帝与人之间的联结——圣灵作为转化人的内在能力，强调圣灵要内在于人里面。此时，要更深入的了解圣灵，就需要圣灵进入每个人（impertiatur cuique）。总的来说，这两种圣灵论的呈现，有助学界进一步理解奥古斯丁三一论思想的发展及处境性。

　　诸位嘉宾针对奥古斯丁写作《忏悔录》的现实背景、奥古斯丁区分“爱”和“礼物”的具体定义等问题展开了更加深入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的任卓贤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历史系夏洞奇老师提问

　　A组上午场报告人员合照

　　A组下午场

　　A分会场下午的主持人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花威副教授。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花威

　　来自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丁以《文本与诠释：论林乐知的〈奥古斯丁〉》为题进行报告。他指出，林乐知写作《奥古斯丁》的直接动因与中国的现实环境密切相关：期待为中国人的信仰皈依提供榜样。然后，他从“照着讲”与“接着讲”两个角度来展现林乐知《奥古斯丁》对《忏悔录》的诠释。就“接着讲”而言，林乐知首先把奥古斯丁的异教状况描述为佛教盛行。其次，他将传统中国的主导伦理价值用于诠释奥古斯丁的皈依过程。最后，运用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建构基督教神学。就“照着讲”而言，林乐知记述了奥古斯丁《忏悔录》中的部分情节。不过，他在思想深度和叙述方式上有所改动。综上，林乐知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的尝试具有如下经验：第一，对基督教思想既有坚持，又有变通。第二，多维度地拥抱中国传统文化。最后，林乐知并未否定奥古斯丁所秉持的基督教核心教义，而是通过营造一个与读者所处环境类似的思想环境来引发共鸣。总之，林乐知为当前的中国基督教进一步改革和基督教中国化提供了理论借鉴，丰富了汉语学界对中国基督教会之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和思考。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黄丁副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张迎迎老师以《光照论的解构：从奥古斯丁到司各脱》为题进行发言。她认为奥古斯丁发展了柏拉图的知识论并改造其“回忆说”，形成了独特的“记忆”理论，光照论成为神人关系在认识论上的应用。不过，亚里士多德主义在中世纪的传播既促进了光照论的发展，也埋下了其解构的种子。波那文图拉将光照分为三重，并且形成了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在张老师看来，波那文图拉也严重窄化了光照的作用：局限于保障知识的确定性和推动受造理智。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与奥古斯丁的光照论进行融合，使光照论的理论范式从柏拉图主义理念论转向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这是更为彻底的一次解构。为了捍卫奥古斯丁主义的光照论传统，根特的亨利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柏拉图的范型论和奥古斯丁的光照论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精巧的理论综合体系。但是，光照论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大大缩小，仅局限于解释心灵的自然禀赋。而司各脱则在自然知识和关于上帝的启示知识之间第一次划出了清晰的界限，光照的作用被限制在后者，光照论作为知识论的哲学意义被消解殆尽。总的来说，光照论在中世纪的发展走过了无比复杂的历程。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的张迎迎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齐飞智以《德尔图良论福音和律法的关系》为题进行报告。为应对马克安的挑战，教父们开始确定成文的新约正典，并致力于抚平新旧约之间的鸿沟，发展出具有基督教特色的解经学。于此，德尔图良认为福音和律法的联系和区别就如同果实和种子，二者相互区别，却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一比喻批判性继承了斐洛的寓意解经法，而后者被二世纪的教父们改造成了预表论。不过，在强调福音和律法的一致性的同时，也要阐述律法的有限性和福音的超越性。二者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万物与基督“同归于一”（?νακεφαλαι?σασθαι）的教义：救赎计划既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也在历史中表现为不同阶段。因此，律法和福音既是不可分割的救赎计划整体，又各自属于这一计划实现过程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德尔图良和爱任纽的差异表明，德尔图良并没有完全站在马克安的对立面，而是在接受马克安的福音主义的基础上，以新旧约的连续性来限制他的极端立场。他的种子喻实际上是在调和两种不同的圣经立场，从而将新旧约的一致性和福音的超越性融入基督教教义中。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齐飞智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内蒙古大学的黄芸老师以《奥古斯丁的性別观念及其对江绪林的影响》为题进行报告。黄老师认为，在目前国内的宗教研究中，宗教伦理、尤其是宗教与性别问题，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这一现象亟待改变。因此，黄老师利用2007年出版的Feminist Interpretations of Augustine一书，介绍了当代女性主义神学家们在奥古斯丁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奥古斯丁（从十六岁到廿八岁）与其伴侣的关系，对奥古斯丁的性别神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虽未被排除在恩典和救赎之外，却被认为只具有较低的理性能力，且易令男性沉溺于肉欲，因此应处于男性的管辖和支配之下；而这又反过来影响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以“Not nameless but unnamed”无视其女伴的主体性。因此，性别视角下的奥古斯丁神学呈现出一种内在张力：“爱邻如己”诫命中蕴含的“神-己-邻”三角关系，似乎只适用于己、邻均为男性的情景；由于奥古斯丁预设了“己”为男性，当“邻”为女性时，“神－己－邻”的三角关系就坍塌并变形为“神－男－女”的纵向等级关系。黄老师认为，奥古斯丁性别神学的这种内在张力，在江绪林悲剧中亦清晰可见。限于时间关系，最后这一点在报告中未能展开。

　　内蒙古大学的黄芸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在短暂的讨论和茶歇后，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的副教授黄丁主持下半场报告。

　　暨南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黄丁

　　来自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Ishraq Ali博士带来了报告《阿尔法拉比的政治与形而上学》。Ali博士指出，在阿尔·法拉比的政治著作中，政治与形而上学相伴。但部分新柏拉图主义者和施特劳斯学派倾向于反对这一观点，Ali博士展开了反驳。对于前者，Ali博士认为新柏拉图主义的终极目标“与神相似”（assimilation of man to god）包含而非排斥政治生活。对于后者，Ali博士认为至少可以从两方面来反驳：其一，他们缺乏任何具体的证据来证明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生活在一个敌对的环境；其二，中世纪阿拉伯哲学家的观点，尤其是阿尔法拉比明确表达了与伊斯兰宗教当局和神学观点不完全一致的观点，但并未遭受任何迫害。综上，Ali博士认为，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否认新柏拉图主义关于“流溢说”的形而上学是其真正的哲学思想，而且在阿尔法拉比的哲学思想中，“与神相似”是在其政治框架内实现的，而这一政治框架又以其“优越城”（virtuous city）的理论形式提出。在其思想中，政治与新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不仅是并存的，而且后者在前者当中起着重要作用，并与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相区分。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Ishraq Ali博士发表主题报告

　　来自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肖剑带来了题为《从“友爱”（Amicitia）到“团契”（Societas）——奥古斯丁如何解决西塞罗《论友谊》的信任危机》的报告。她指出西塞罗把信任的基石落脚在“理想自我”将获得永恒荣誉的信念之中，“灵魂不朽”这一最高荣誉的永恒性将确保“友爱”的坚定不移。不过，奥古斯丁试图对古典友爱观进行基督教化的改造。他动摇了西塞罗最高友爱的根基，还贬低了罗马人的“辉煌友爱”，并指出“哲人友爱”的自然局限。于此，奥古斯丁通过引入上帝来解决古典友爱观暗含的悖论和信任危机，建立了一套与西塞罗全然不同的价值等级秩序。而且，奥古斯丁还使用圣经词汇来置换古典“友爱”词汇，最终表明“真正的友爱”可以扩展到整个人类社会。总的来说，在奥古斯丁对古典“友爱”概念进行了基督教转化之后，“邻人之爱”逐渐取代“友爱”，古典知识精英或政治精英的友爱小团体亦被联结所有人的“团契”所取代。尽管这引起部分持古典立场思想家的质疑与抨击，但奥古斯丁确乎觉察到最终转变为“自爱”——即“自我”对“他人”统治的古典友爱的局限，并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肖剑发表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哲哲学院的贺腾老师带来了题为《重思奥古斯丁的正义观与法哲学》的报告。他指出，早年的奥古斯丁的正义理论建立在“秩序”概念之上，且追随了斯多亚学派的自然法传统，其正义观基于对秩序的认识，也基于对人的理性的自信。而成熟时期的奥古斯丁在原罪论、末世论和恩典论的背景下改造古典正义论，否认了尘世的正义。正义被置于人与上帝的关系中，且真正的正义只能在末世才能实现。另外，奥古斯丁对正义观的理解还注入了恩典的因素。最后，藉由考察《上帝之城》IV.4中的“remota iustitia”的真正含义，他认为奥古斯丁通过指明所有的国家和强盗都无差别，从而瓦解了古典的国家观。由此，奥古斯丁不再用正义定义或规定国家概念，而是用爱来界定人民并构建城或国家——这种建构更多是心灵意义上的。综上，奥古斯丁在原罪论、恩典论得以成熟的前提下，提出了一种不同于古典自然法传统的正义观和国家理论。

　　复旦大学哲哲学院的贺腾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随后，来自加拿大克里威廉神学院神学系的陈伟明老师于线上以《从奥古斯丁的‘讲章 359A’再思信、望、爱的关系和神学》为题进行报告。陈老师指出，一般认为，奥古斯丁对这三种神学美德的坚持是：爱以盼望为前提，而盼望和爱都以信仰为前提。然而，从讲章359A中，奥古斯丁实际上强调了一个不同的预设顺序：信以盼望为前提，而信和盼望是以爱为前提，而这爱也就是上帝对人类的爱。这神圣的爱是自我点燃的，使基督徒的信和盼望变得有意义。奥古斯丁不仅论及传统的信望爱三种美德，还说明了忍耐与三者间的紧密联系。在讲章中，他表明信心不会动摇在于它得到了盼望的支持，而爱是盼望和信心的意义来源。就忍耐与信望爱之关系而言，他以约伯为例，认为忍耐的对象不只是苦难，即便是幸福和快乐也需要忍耐，因为人在世上流亡徘徊，往往因短暂的快乐而丧失对永恒的主的追求的心志，这也说明为何奥古斯丁在此讲章提醒听众要祈祷，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缺少了这样的忍耐，人在世上就无法活出神的爱，因而无法在盼望中与神相见。因此，奥古斯丁通过阐述为什么爱是这三种美德中最大的来加强他的听众和读者的信心和盼望，从而鼓励他们在上中建立忍耐的美德。

　　加拿大克里威廉神学院神学系的陈伟明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冯梓琏老师分享了题为《演化论与自然法——试论社会生物学对托马斯主义的支持与挑战》的报告。报告指出，爱德华·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引起的争议使部分学者看到了社会生物学与托马斯·阿奎那自然法之间的某些联系。另外，当取消了宗教在道德领域的基础性地位之后，演化生物学家对于道德基础和起源问题的看法非常具有启示性和借鉴意义。由此，报告考察了爱德华·威尔逊和理查德·道金斯等人如何解释人类道德的生物学起源。就伦理学的自然主义传统与社会生物学之间的联系而言，威尔逊摒弃了伦理学中的先验主义和阿奎那的自然法，而艾恩哈特试图论证达尔文主义的生物学如何支持阿奎那的自然法，并说明支持自然法的自然倾向大部分都被现代生物学研究所证实。最后，本报告并非试图推翻某种先验主义的道德哲学，但确实支持植根于自然科学的自然法研究的复兴，其中生物学无论在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且都将扮演某种重要的基础性角色，甚至跨学科的研究与融合才是解决某些哲学根本问题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冯梓琏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A组下午场报告人员合照

　　B组上午场

　　B组分会场的会议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新生教授主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新生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欣的报告主题为《位格与人性：卡尔西顿人论以及巴尔塔萨的当代发展》。报告聚焦《卡尔西顿信经》使用的与人论直接相关的三个术语，说明卡尔西顿以来基督论的人类学意涵，尤其是对二性说的依赖如何造成了神学人类学上的危机，以及随后的三次大公会议所作的补充；兼及探讨以巴尔塔萨为代表的当代神学如何继承和发展“位格统一论”。在坚持“位格统一”基督论的同时，需要保留“位格”一词的量词性来探讨一种基于基督论的神学人类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欣发表主题报告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杨文默老师的报告主题为《创造论中的原罪与技术：有关尼撒的格列高利的哲学考古学》。工程与工艺技术的例证在尼撒的格列高利的神学人类学著作中广泛出现，却在研究中失察。依托朋霍费尔、斯蒂格勒等当代思想家所贡献的问题意识与理论范式，可以发现：技术是理智将一种非自然的秩序带进了这个受自然规律支配的世界之中。它的诞生被完全包含在原罪叙事之中。如果说依靠技术的治理纯然是原罪的后果，那么在乐园中，管理的使命或许原本并不包含任何暴力的占有和加工。技术的本质同样来自恩典，内蕴拯救的许诺，也唯有借助技术，双手才有可能治疗并洁净生命，并引导它开放，朝向作为终极实在的拯救。

　　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与艺术设计学院杨文默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意大利哲学文化研究中心兼北京上智文化中心陈诗谭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阿塔纳修论‘道’的理性与智慧”》。以阿塔纳修的两部代表作《驳异教徒》与《论道成肉身》为例，从创世论的视角阐释了逻各斯的理性，从道成肉身、基督的死亡与复活的视角阐释了逻各斯的智慧。

　　意大利哲学文化研究中心兼北京上智文化中心陈诗谭研究员进行报告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车桂教授的报告主题为《大马士革的约翰论道成肉身的适宜性》。大马士革的约翰是托马斯·阿奎那经常援引的权威，例证之一即是后者在《神学大全》第三集之第一问探讨的“道成肉身的适宜性”。在简要介绍了大马士革的约翰的生平及其代表作《论正统信仰》的纲要之后，道成肉身的适宜性被归纳为四个方面，即神的美善、智慧、正义与大能。道成肉身彰显上帝的美善，因为上帝定意拯救按照自己形像创造的人。道成肉身彰显上帝的智慧，因为上帝设立基督为挽回祭，就是一次永远的赎罪祭，为极为沉重的罪债找到适宜的还债方式。道成肉身彰显上帝的正义，因为上帝藉着神而人的弥赛亚战胜暴君，藉着弥赛亚的死亡吞灭死亡，使失败者反败为胜。道成肉身彰显上帝的大能，因为永恒圣言由真福童贞摄取人性而降世为人，这是无与伦比的神圣救赎行动。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车桂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汤恺杰老师的报告主题为《本体论的不同侧重：重审狄奥多若与奥利金的解经方法之争》。亚历山大里亚学派的奥利金与安提阿学派的狄奥多若历来被视为两种“截然对立”的解经方法的代表，并以修辞学进路或神学进路予以说明；这一判断是不准确的，两种说明方式是应当拒斥的。一方面，两者从圣经之中解出的意义层次相同，其不同仅在“以何为基础”；另一方面，两者的差异是以不同意义层次为基础的“侧重不同”，其根源是中期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范畴论在本体论上的侧重之别。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汤恺杰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新生教授对发言给予了精彩的点评，充分肯定了各位报告人的扎实工作与创新成果。与会者也就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B组下午场

　　B分会场下午场上半场的主持人为吉首大学法管学院的林旭鑫老师。

　　吉首大学法管学院的林旭鑫老师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魏明德教授的报告主题为“让·热尔松的神秘神学”，该报告聚焦于热尔松如何把“神秘神学”奠定为一个自主的思辨领域。讨论了热尔松著作《论〈神秘神学〉》的第二部分。魏明德教授认为，这一部分的目的是获得神秘神学的一种思辨知识：这是一种认识论的探究，旨在揭示神秘知识的本质。为实现这一目的，热尔松认为，需要从了解灵魂的本性及诸种能力出发，而这也决定了他论著的结构。在其著作中，热尔松对人的灵魂进行了人类学的探究：他区分了人的灵魂中有三种认知能力及与其一一对应的三种情感能力，并讨论了这六种不同能力各为人带来什么形式、何种程度的理解，以及当天主本身成为检视或渴望的对象时，这六种能力所能执行的行动。通过此种探究，热尔松确定了关于天主的神秘知识具有情感性质，这也使神秘神学得以有别于其他神学认知模式。魏明德教授认为，热尔松的原创性与影响力在于，他使“神秘神学”成为一种关于上帝的经验知识，而非知识分子的理性认知；进一步地，他的探究使得对于天主的情感经验，成为思辨的严肃对象。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魏明德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俊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伪狄奥尼修斯神学的古典美学意义》。他指出，学界一般认为奥古斯丁是基督教美学的奠基人，但在中世纪东西方教会的影响上，伪狄奥尼修斯的神学形上美学都要超过奥古斯丁美学。伪狄奥尼修斯受普罗克洛影响，部分继承了新柏拉图主义古典美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即相信美的本体是客观存在的；又融合了基督教神学，将美本身视为上帝。其美学有别于现代意义上的审美学，而是一种形而上的宇宙论美学，基于上帝与人之间爱的双向互动。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俊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山西师范大学的聂建松老师的报告为《从“洞穴喻”至“西奈山”——从俄利根、波菲利至“亚略巴谷的狄奥尼修斯”的神的光暗形象转变》，该报告梳理了否定神学传统中使用的、神的“光/暗”形象的思想来源。他认为，托名狄奥尼修斯的“在黑暗中的神”这一形象，有新柏拉图主义来源。而神之形象从光明转向黑暗，与新柏拉图主义及拉丁神学对“洞穴喻”的重新解释相关，其中关键人物是波菲利（Prophyrius）、俄利根（Origen）与托名狄奥尼修斯：一方面，波菲利在《论宁芙的洞穴》中，认为洞穴的黑暗可以代表一种物质宇宙中的神性，黑暗用来描述这种神性的不可见性；另一方面，略早于波菲利的教父俄利根将洞穴喻基督教化，改写了原本比喻中作为真理象征的刺眼阳光，认为光会主动适应于人，以便能让其承受自身；而托名狄奥尼修斯继承与改造了二者，强调“超越的未知之神”的黑暗，及日光之亲近于人，并且他发展出用黑暗来描述“神人一体的存在”，最终完成了将神性自光明迁移至黑暗的转变。

　　山西师范大学的聂建松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起塔博士的报告为《托名狄奥尼修斯密契神学的三个隐藏》，他考察了mystical和theology在狄奥尼修斯作品中的用法，引出圣经、礼仪和灵修三个隐藏刻画密契主义。他认为，狄氏的密契主义体现在对圣经字面意义的深入，在教会和礼仪中的区隔，以及在灵修中默观与上帝的合一。圣经的诠释和礼仪的参与塑造了狄奥尼修斯的神学，而他的神学也可以看作对圣经和教会的种种神圣象征所进行的默观。

　　香港中文大学的陈起塔博士发表主题报告

　　B分会场下午场下半场的主持人为意大利哲学文化研究中心兼北京上智文化中心陈诗谭研究员。

　　意大利哲学文化研究中心兼北京上智文化中心研究员陈诗谭

　　吉首大学法管学院的林旭鑫老师的报告主题是《爱任纽与赛马模式：二世纪基督教会的正统和异端》，他从方法论上对教会史研究进行探讨，聚焦于教会史叙述中的正统与异端问题。他以二世纪里昂的爱任纽与诺斯替派之间的论争来阐释早期教会既有一致性也有多样性的早期教会研究史，并分别加以评析。他具体讨论了帕格尔斯的“真正基督教”预设，大卫·布雷克的“爱任纽模式”以及菲利普·卢梭的“赛马模式”。林旭鑫老师认为，帕格尔斯将初代教会不同派别间进行泾渭分明的划分，忽略了初代教会的混合与流动，并试图挑战传统的正统教会观；“爱任纽模式”强调“原正统派”的奠基性，对早期基督教世界描述存在模糊地带；“赛马模式”在承认多样性，并试图不给代表原正统派的“马”任何特权上更加客观，但大卫·布雷克也指出其存在三方面局限。通过对以上研究方法的介绍与评析，他着重强调不应在教会史研究领域拘泥于方法或执着于历史还原，而更应深入到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素，也就是神学辩论上。

　　吉首大学法管学院的林旭鑫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的余君芷老师的报告为《神秘神学的现象学复兴——马里翁的启示现象学》，她讨论了马里翁在面对何种现象学地处境时，引入神秘神学资源，以及如何用现象学改造神秘神学资源。余君芷老师认为，马里翁建立的“被给予性现象学”赋予被给予性概念以现象学的第一性，突破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给被给予性概念施加的限制。伪狄奥尼修斯神秘神学中，上帝（至善）的首要恩赐是“赐予存在”，马里翁借此思考被给予性相对于存在的优先性。为了避免超越性的非法引入，马里翁使被给予性“去实体化”。马里翁试图用被给予性现象学来阐明启示，提出通向启示的现象学还原即“爱欲的还原”，这一还原总体上依然依托于神秘神学传统，且采用狄氏的进路。

　　安徽大学哲学学院的余君芷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朱晓红的报告为《伊纳爵灵修中的情感要素》，她从对伊纳爵《神操》的介绍展开，讨论了伊纳爵灵修的目标与具体方式的特点，强调了情感在其中作为标识和动力的作用。朱晓红老师认为，伊纳爵灵修的有两大特点，首先，神操不是追求在俗世之外与天主的合一，而是在世俗世界中荣耀神；其次，神操在传统天主教的灵修方式之外，发展出意识省察和分辨选择的技术，在“神枯”和“神慰”的辩证中达到“平心”状态。她指出，虽然对依纳爵神操中的动力的不同层次，神操中的情感要素如“私欲偏情”，学者们有截然不同的解说，但“神操”和其他宗教的“正念”一样，既有广阔的实践面向，也有理论探讨前景。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副教授朱晓红发表主题报告

　　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徐逸飞博士的报告为《太一必然地抑或自由地流溢？——论《九章集》VI.8中流溢学说的内在悖论以及作为意志的自因概念》，他讨论了普罗提诺《九章集》VI.8 流溢学说中自由与必然性的内在悖论及其解决。他认为，普罗提诺厘定了两种自由，属人的自由与太一的绝对自由，前者建立在人之理智活动的基础上，其内核隶属于目的论与亚里士多德的意愿学说，后者则独属于普罗提诺。这种绝对自由概念有着三重基础，一、太一的绝对不可被把握性，借此亚氏作为目的因的可理知的善被替换为绝对不可理知的太一。二、对基于存在的自因概念的批判，太一的现实性优先于它的存在，只有基于活动的自因才属之于太一。三、这种第一性的活动即是自愿、自爱的意志活动，这种活动的优先性原则激发出了一种全新的“前”理知性的、作为意志的自因概念。在该三重基础下他以超越且独一的自由概念终结了流溢论中必然与自由的内在悖论，太一以一种绝对的自由来创生一切。但它并非基督教神圣意志概念中蕴含的任意性与无根据性，相反它基于善本身不变的、完满且绝对的能力，因此普罗提诺得以在太一简单的必然性与绝对的自由之间维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同样，流溢论也在《蒂迈欧》式的目的论与基督教意志主义的神创论之间找到了一个脆弱的平衡点。

　　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徐逸飞博士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帅老师的报告为《论奥古斯丁解释学思想中的符号功能问题》，她讨论了奥古斯丁在《基督教教义》一书中提出的符号理论，及奥古斯丁对此的详细解释。她指出，奥古斯丁认为符号具有两大功能，一是指向事物的功能，二是传达意义作用于心灵。在圣经解释学中，讨论符号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读者与文本中的事物所建立起来的爱的关系中。而这对于普遍的解释学也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符号的意义可以作用于心灵的揭示，可以启发读者在理解中思考文本与生命的意义。

　　吉首大学人文学院的张帅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学生专场 A

　　报告分为上下半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汤恺杰老师主持了会议。

　　上半场的三场报告均围绕尼撒的格里高利（额我略），特别关注自由意志、恶、正义等概念。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彭昱森博士做了主题为《尼撒的额我略对自由意志的哲学辩护：以〈驳命运〉中的反宿命论为例》的报告。通过辨析三个核心概念、评估两种论证模式、呈现两类虔敬生活，考察了尼撒的额我略在反宿命论的哲学论战中的继承与创新，即将传统的驳论策略嵌入上述论证路径，赋予它们新意。北京大学哲学系刘瑞瑾博士的发言聚焦尼撒的格里高利的“恶论”。“恶”被界定为“非存”，进而被划分为两个子类，即作为“离存”的“非存”、作为“虚无”的“非存”。前者是“发生着的恶”，其特点是作为依附于人自由意志本体而获取其“寄居式”存在，持续变动且不断削弱并终将灭亡；后者是“终结了的恶”，是在人实现合一回归原初形象之后的结局，是完全与神创造相对立的虚无。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杨恺成硕士基于耶格尔的《教化》第二卷和柏拉图《理想国》具体文本，报告了《尼撒的格里高利对柏拉图〈理想国〉教化思想的发展》，即吸纳博雅教育，并以基督教思想取代哲学辩证法学科，通过这种教化形式，在神特别是圣灵与人的“协同”合作之下，最终实现与神相似。

　　下半场的三场报告带领听众跨越漫长的历史，展现了东部教父从初兴到鼎盛、从神哲学思辨到灵修实践等多方面的内容与成就。北京大学哲学系盖畅关注“奥利金三一论中柏拉图主义及其从属论问题”。报告指出：奥利金采纳并运用了柏拉图主义的思维方式与相关的概念体系，使得基督教神学展现出极强的思辨性，能够形成一定的说服力，从而为基督教做出较为成功的合理性辩护，甚至吸引了众多改宗者；其学说本身同时也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充溢着形上色彩的思想资源。尽管奥利金坚守教会正统与三位一体的信仰准则，但他几乎就是一个“独一神论者”，他所形塑的三一论实则是围绕着至高、至大、至善、至一的上帝父展开的从属论。北京大学哲学系柴旭东博士围绕格里高利·帕拉马斯有关神的实体-活动划分法，阐述了该学说的历史及文化背景。他通过展示翻译活动与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为背景的14 世纪东西方神学思想激烈争辩，分析了其神学和哲学层面的思想来源：前者的代表是卡帕多西亚教父、托名狄奥尼修斯与宣信者马克西姆，后者的代表是亚里士多德乃至新柏拉图主义。这一学说的价值是总结了几个世纪以来东方基督教的圣名观念，同时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提出了人类语言相对性的问题。最后，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宋春竹博士的报告主题为《〈天梯〉及其灵修方法研究》。在简介约翰·克利马科斯灵修生活及其著作《神圣攀登的天梯》的崇高地位后，她精选出“服从灵性导师”、“快乐的哀恸”、“耶稣祷告”、“忏悔”、“纪念死亡”和 “上帝的恩典”等若干典型且关键的灵修方法予以分析与讨论，并归纳了《天梯》方法的五个特点：个体性、整体性、阶梯性、持续性与适度性。

　　北京大学哲学系徐龙飞教授对每位同学的报告给予了精彩的点评。与会者也就有关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学生专场 B

　　2022年9月24日晚，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学生B组分会场在上海市逸扉酒店及腾讯会议线上线下同时举行。来自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美术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大学的六位同学展开研讨。本场报告主持人为上海财经大学哲学系讲师李成龙，评议人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吴飞教授。

　　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硕士生崔可愚报告题目为“奥古斯丁的“自我”为何不是笛卡尔式的？——以《论真宗教》和《论三位一体》为例”。她认为，虽然奥古斯丁“Si enim fallor, sum”和笛卡尔“Cogito, ergo sum”这两处表述非常相似，但是根本上二者所持有的对“自我”这一概念的看法不同。强调笛卡尔与奥古斯丁在“自我”概念上的亲缘性，很可能反过来导致对于奥古斯丁的现代性误读，从而将现代性的源头追溯到奥古斯丁。为了讨论这个问题，她首先基于《第一哲学沉思集》的文本，指出沉思活动以理性作为自我认识的首要能力，并且个体性/第一人称是自我知识建立起来的必要开端；其次，她认为尽管奥古斯丁一般被认为在公元396年左右有一个从意志自由论到恩典学说的思想转向，但由于在根本上“内在的人”在奥古斯丁所主张的本体论秩序中的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所以仍能从《论真宗教》和《论三位一体》这两部分别写作于早期和成熟时期的著作中找到一个较为一贯的“自我”概念；最后，她基于《论真宗教》和《论三位一体》，指出在奥古斯丁那里作为自我认识能力的理性的有限性、信仰构成了理性进行自我认识的前提和起点、第一人称/个体性的写作方式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对于建立起关于上帝/真理的知识而言并非必要。

　　来自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李晨雪报告题目为“《土星与忧郁》中的教父哲学忧郁观念与跨学科研究”。首先，她介绍了作为锚文本的“忧郁”概念在16、17 世纪的欧洲如何成为一个核心的文化概念，并构建了社会、医学和认识论的准则。接下来，她指出在谈论欧文·潘诺夫斯基、弗里茨·扎克斯尔和雷蒙德·克里班斯基合著的《土星与忧郁》所涉及思想史时，人们往往不自觉的关注自然哲学和艺术，忽略它的宗教部分。而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克里班斯基将艺术史与基督教的哲学形态联系在一起。教父哲学对土星所代表的忧郁观念的态度表现为对占星术及其背后的宇宙观和古代异教神祇崇拜的反对。她以雅典那哥拉、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为例，说明教父们的辩论围绕着两个对比展开，一种是新柏拉图式的形而上学和积极的土星概念，另一种是占星学的迷信和否定的土星概念。最后，她介绍了作为人文主义的艺术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土星的忧郁》是如何把握艺术史与临近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的边界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黄威博士报告题目为“明清天佛轮回说争议视角下的奥利金与阿奎那灵魂观对比”。首先，他指出在此背景下研究轮回说问题的必要性。天主教在明清时期传入中国，遭遇了以儒释道三家为核心的古代中国文化，尤其与佛教则发生了主要针对轮回说的论争。接下来，他回顾了艾儒略与徐光启等天主教教徒是如何对佛教徒关于前世与平等的问题进行了托马斯主义式的回答。他概述了佛教与天主教在思想特质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对话”的困难，并指出奥利金的轮回说是一个与佛教进行对比的合适的切入点。接着，他就轮回的主体、轮回的起源和轮回的功用对奥利金和佛教的轮回说进行了对比。然后，他总结了从奥利金到奥古斯丁最后到阿奎那的思想转变的两个特点：“知恶求善论”的瓦解与“预定秩序论”的诞生、灵魂观的补充与预定秩序论的完善。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学院的宣平安博士报告题目为“恶中有善吗？——以“寄生之恶”“惩罚之恶”和“原罪”为例”。在报告中，她以伪迪奥尼修斯《论上帝的名号》中的“寄生之恶”、阿奎那《论恶》中的 “惩罚之恶”与“原罪”为对象，对恶中是否能存在善进行了探讨。她分别解释了寄生之恶、惩罚之而和原罪的内涵。“寄生之恶”即相对之恶，它有三个特点：第一，由善而具有存在；第二，由善而具有能力；第三，以善为目的。因此寄生之恶中必然包含善，从而造成善恶并存之困境。“惩罚之恶”与 “原罪”等同，在哲学层面，二者都是对行善的主动原因的剥夺，是对过错的惩罚；在神学层面，二者都是对理性不服从上帝者的惩罚；惩罚的直接原因是先在的恶。惩罚之恶对受罚者是恶，对施罚者则满全了正义，因此惩罚之恶中具有善。但原罪使无辜后代承担罪责，对施罚者和受罚者而言，似乎都不具备善。最后，她总结道，从伪迪奥尼修斯《论上帝的名号》和阿奎那《论恶》中对恶的论述都能找到善。区别在于，伪迪奥尼修斯那里恶对于善是极度依赖的，而阿奎那则能在恶中看到更多的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的硕士生李凌报告题目为“奥古斯丁对“真”的哲学论证——以《独语录》为例”。她指出，奥古斯丁对“真”的哲学论证关涉了存有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多个维度。在存有论上，他认为“真”必然永恒持存，并持存于不朽的处所，因而推出不朽的东西存在；在认识论上，他认为“真”至少持存于预设与判断之中，否则人的理性和知识会失去秩序；在价值论上，他认为“真”可以与“贞洁”等具体德性相类比，“真”本身蕴含了某种价值伦理倾向。奥古斯丁运用理性为真构建空间，从而论证了真永恒不朽，只有不朽的东西才能真正存在。最后，她指出，奥古斯丁认为人可以通过信仰来企及真理。

　　来自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的蒋益博士报告题目为“基督教历史神学的奠基与突破——奥古斯丁和约阿希姆历史观的比较”。他首先指出，现代的西方思想史叙事所刻画的约阿希姆形象是现代进步主义信仰的神偶，因此需要通过洛维特式的现象学还原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找寻真实的约阿希姆。接下来，他通过与奥古斯丁的历史神学观的比较，介绍了约阿希姆历史神学观的主要观点。二者对末世论历史意义的关注和指向未来时间结构的阐释都服务于对神学教义即对超世俗的信仰目标/上帝的终末审判的诠释。但他们的区别在于，奥古斯丁认为基督出现的“一次性”事件之后，基督教真理在历史进程的任何一个时间节点都不变；约阿希姆则认为基督教真理在各种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启示秩序中前后相继、不断变化、进步完善。接着，他梳理了约阿希姆的思想资源，这包括日耳曼传统的象征主义、寓意解经传统和奥古斯丁主义，以说明约阿希姆的革命性学说是这些传统在现实政治社会环境下的产物。最后，他介绍了约阿希姆的“教会三阶段”在后世的发展，以及他的学说对后来世俗政治的影响。

　　在六位同学完成报告后，吴飞教授进行了点评。他认为这六篇文章讨论的问题都是很重要，但在行文上也有共同的问题，即都有点像是未完成的论文。

　　对于崔可愚的报告，吴飞教授认为哲学史上对奥古斯丁和笛卡尔的自我问题是很重要的。但是报告中将奥古斯丁把自我等同于灵魂的阐释将奥古斯丁柏拉图化了，包括福柯研究自我的照看也追溯到柏拉图，柏拉图讲的自我就是灵魂。但奥古斯丁不一样，在研究他的自我概念时最重要的文本是《忏悔录》，要回到《忏悔录》，考察笛卡尔和奥古斯丁之间的思想渊源。

　　对于李晨雪博士的报告，吴飞教授认为报告没有说清楚教父和土星之间的关联和研究的重要性。另外，报告提到教父对占星学的批评，但是这个批评不一定有那么多的理论意义。奥古斯丁批评占星学是因为他早年很喜欢占星学。最后，吴飞教授指出在进行文艺复兴到早期近代的思想梳理时需要注意将但丁考虑进去。

　　对于黄威博士的报告，吴飞教授认为拆成两篇论文比较好，因为总体框架是明清之际天主教和佛教的冲击，但是阿奎那到奥利金的关系构成了文章的主题。其次，吴飞教授指出在进行有深度的宗教对话时历史上不要有错位，对时间要有交代。例如，神义论这个词是莱布尼兹发明的，明清之际还没这个词；用神义论这个词来讨论佛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说明。接着，吴飞教授指出灵魂先在说是否保留在了奥古斯丁学说里，是在学术界有争议的，这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说明。再次，吴飞教授指出作为冲突另一方的佛教那边没有具体对应的代表人物。进一步的问题是，佛教那边是否有一个宗派的问题？这也需要有清晰的界定。天主教这也有类似的问题。

　　对于宣平安博士的报告，吴飞教授认为她对伪迪奥尼索斯和阿奎那的比较有点失飘。前者讨论的是恶是否存在，这是存在论意义上的善和恶的关系。后者则是惩罚之恶和原罪的关系，两方的恶有点不太匹配。对追溯惩罚之恶的讨论的根源。报告并未交代清楚为什么阿奎那谈了大量的原罪，伪狄奥尼索斯则很少谈。

　　对于李凌的报告，吴飞教授认为书读得很认真很细，但是作为一篇论文还是欠缺一些。论文题目缺少一个比较明确的问题，目前的报告更像是思想的梳理。这就成了对奥古斯丁体系的评价，但是应该引入进行更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

　　对于蒋益博士的报告，吴飞教授点评道约阿希姆关于在基督来临之后才要做历史的分期的观点在神学和哲学对历史的判断上都体现出了非常重要的改变。奥古斯丁和约阿希姆思想的根本差异在于，奥古斯丁不相信人类的变化有什么意义，在耶稣来临之前的人类生活只是对神圣历史的准备。这样一来，人类历史中帝王将相的更替和制度变革都没有意义，不足以作为历史分期的标准。而约阿希姆人的历史分期观念表明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变化本身有了世界历史和神学意义。

　　9月25日论坛报告

　　A组上午场

　　2022年9月25日上午8:30，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学生B组会议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进行。主持人为山东大学哲学学院的谢文郁教授。

　　山东大学哲学学院谢文郁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的归伶昌老师的报告以《教与学中近因的意义——阿奎那<论教师>中的近因思想及其对奥古斯丁的反驳》为题，讨论了阿奎那对教与学中近因的意义的论说。他先从阿奎那在此问题上对奥古斯丁与阿维森纳的反驳说起：虽然两者在形式性原则是来自主体自身还是第一因上存在着分歧，然而就其认为作为近因的教师与教学的作用仅是以偶性的方式去除真理向主体展示自身的障碍来说，两者是一致的；阿奎那正是不满于两者“近因非本质”的理论。接着，他讨论了阿奎那的医术-教育类比。阿奎那认为，就像医术之于病人一样，教育是对自然里某种形式性原则缺失的弥补。虽然并不为运动提供完全原则，但当我们的理性中获取知识的原因不足时，人的理智就需要外在因素使它获得知识，即“学习”。归伶昌老师进一步指出，这一问题的核心实际上是认识论上的，即对个别事物的把握及其抽象活动是否是对理性种相的把握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阿奎那肯定了这点，并肯定了教师安排、提供感性形式的意义。由此，对此问题的讨论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阿奎那的真理观。

　　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的归伶昌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许可老师的报告为《阿奎那论作为激情的希望与慎思能力的关系》。该报告探讨了阿奎那论作为激情的希望与慎思能力的关系。许可老师提出，首先，在阿奎那的术语系统中，希望概念具有两种内涵，一种是在哲学意义上的激情，另一种是在神学意义上的神性德性。其次，由于作为激情的希望，其对象是可能的、又难以达到的、未来的善，所以对于意向性对象的领悟与朝向该意向性对象的感性欲求的活动是作为激情的希望的产生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环节。其三，由于内感官四种能力之一的估计/慎思能力能够对于可能性进行判断并形成意向性的对象，故而其直接相关于作为激情的希望的产生。因此可以说，在作为激情的希望产生的过程中，内感官中的评估与判断的功能是不可或缺的。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许可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柯老师的报告为《古今兴衰观：罗马之劫、奥古斯丁的护教式解释和霍布斯对奥古斯丁的隐匿批判》，该报告讨论了奥古斯丁对罗马之劫的回应，以及霍布斯在新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展开的、对奥古斯丁此论述的批判。赵柯老师认为，奥古斯丁对此给出的回应是对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的区分：真正的和平只有在上帝之城中才能实现，一切尘世帝国都只具有相对的价值。霍布斯驳斥了奥古斯丁的双城观，代之以强调强有力的世俗主权在维系国家长存的意义。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赵柯老师发表主题报告

　　比萨大学文明与知识形态学院周之桓博士的报告为《试论安布罗修《悼吾皇瓦伦提尼安二世》第18节》。该报告讨论了安布罗修的《悼吾皇瓦伦提尼安二世》第18节。这是罗马帝国晚期一篇不多见的主教写给皇帝的悼词中的一个段落。周之桓博士认为，在这一节中，安布罗修以一种隐晦的手法，在瓦伦提尼安二世的葬礼上提及了385/386年发生的米兰教堂事件。安布罗修此段落的晦涩不明，是他为应对皇帝逝世后复杂的政治局势而采取的修辞策略。这位米兰主教在该段落中没有批评皇帝而是赞扬他，正是因为他主张教会与帝国合作并尽可能希望得到皇室的支持。

　　比萨大学文明与知识形态学院周之桓博士发表主题报告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王寅丽教授的报告为《何以为家？家国问题视域下的奥古斯丁研究》。在家国问题的视域下，该报告考察了国内奥古斯丁研究所依据的“家国一体”观念。她首先梳理了中西传统中三种“家国一体”的秩序观，指出在中国传统和古代西方思想中，家庭都被视为社会建构于其上的基本单元，正当的社会政治秩序既奠基于人类社会的自然权威，也是自然权威在社会、法律、政治中的创造性模仿。王寅丽教授承认奥古斯丁的政治观是对古典社会政治秩序的“去自然化”和“去政治化”，但认为相比于西方古典政治对家庭私人领域的贬低，奥古斯丁反对罗马家庭中的权力宰制关系，主张以仁爱关怀的关系纽带维系家庭以及更广大的社会共同体。

　　上海科技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的王寅丽教授发表主题报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林的报告为《佛耶本土化的小同与大异——以牟子<理惑论>与德尔图良<护教篇>的论辩策略和时代背景为例》。该报告通过对德尔图良《护教篇》与牟子《理惑论》的比较，以发现基督教兴起时与佛教传入中国后与既有社会的调适过程中的异同。王林博士认为，同为面对社会责难以澄清误解、表明信仰的论辩文献，两者在论辩思路上存在着相似，如先与原有思想相区分，随后利用既有思想并积极融入既有社会。但由于佛耶在两国的地位和二者在政教关系方面的认知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了此二宗教本土化的结果也大为不同：佛教传入中国导向了佛教中国化，而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传播导致了罗马帝国的基督教化。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王林发表主题报告

　　与会人员就相关议题进行了精彩讨论。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邓航博士提问发言

　　B组上午场

　　2022年9月25日上午8:30，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主办的“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学生B组会议以线上线下的方式同时进行。来自中山大学、图宾根大学、浙江大学、黑龙江大学的七位报告人展开研讨。本场报告主持人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贺腾。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贺腾

　　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的胡艾忻老师报告题目为“ 听真理——奥古斯丁语言哲学的形而上学维度”。她认为，奥古斯丁关注人类语言现象的动机是冲破由斯多亚学派和伊壁鸠鲁学派所设置的物质主义真理观樊笼，从而“重拾寻得真理的希望”。她认为传统对奥古斯丁真理观的光照论-像模型不能解释真理发生的时间性结构，并难以准确传达关于真理的描述，故有可能陷入神秘主义。但是真理的听觉形态不仅展现了谓述自身的真理如何临在于人的意识世界中，其语言形态也筑基了真理本身的可言说性。结合《忏悔录》和《论教师》等文本，她说明了奥古斯丁是如何创造性地改造了斯多亚哲学关于语词和概念形成的原则，赋予了“词”一种具有行动意义和过程特征的全新理解——“内在之言”。更进一步，经由这个“言”的概念，人类心灵得以通向物理世界“后面”的形而上学世界。

　　来自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周小龙老师报告题目为“施莱尔马赫对奥古斯丁原罪学说的批判”。他首先介绍道，很多学者认为由于施莱尔马赫去除了传统原罪论中个体自负责任的自由，因而背离了奥古斯丁的原罪说。而有些学者臆断施莱尔马赫偏向了爱任纽的原罪学说，从而加深了这一印象。但他认为，施莱尔马赫在给吕克的一封信中表明：第一，施莱尔马赫认为，奥古斯丁的学说内在地不一致，因而需要被批判；第二，施莱尔马赫要防止奥古斯丁的原罪学说陷入摩尼教的二元论。他首先基于反摩尼教的视角，澄清施莱尔马赫对奥古斯丁原罪学说的内在矛盾的揭示；其次，他澄清了施莱尔马赫的原罪论的几点要点，并说明它们在什么意义上预防了奥古斯丁的错误；再次，他阐释了施莱尔马赫哲学的基本原则：自由与必然、感性与理性、先验与经验、上帝与世界等方面不可分割，结论是施莱尔马赫反对康德的二元论的哲学与反对摩尼教的二元论有着清晰的对应关系；最后，他讨论了尽管施莱尔马赫如此反对原罪的独立存在，却没有因为过于坚持人的主动性和自由而走向佩拉纠派。他的整个报告指出，施莱尔马赫在根本上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基本思路。

　　来自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刘长安博士报告题目为“论上帝的可理解性与不可把握性：奥古斯丁与笛卡尔”。他首先指出，上帝的可理解性与不可把握性是笛卡尔形而上学中的一组重要概念。一方面，笛卡尔认为自我不能完全把握上帝，另一方面又认为自我能够清楚分明地理解上帝。他认为，这组概念可被追溯至奥古斯丁的三位一体学说。在奥古斯丁看来，我们虽然不能如其所是地“把握”上帝，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心灵的三位一体来“思考”和“言说”上帝的三位一体。在哲理神学上，笛卡尔与奥古斯丁都走的是一条通往上帝的迂曲之道，这条迂曲之道总体上展现为“先由外而内，再由内向上”的内在超越。所谓“由外向内”，是指从外部可感世界转向我们自己，再从我们自己的身体转向我们的心灵；所谓“由内向上”，是指从内在于我们的心灵向上超越至上帝本身。最后，他认为，从theoria/ praxis之分的角度来看，奥古斯丁与笛卡尔所主张的最高存在者的不可理解性和不可把握性尽管立足于理性思辨，同时也为生命实践敞开了无限可能性。

　　来自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曾劭恺教授报告题目为“奥古斯丁与现代哲学传统”。他介绍道，报告的目的是探讨奥古斯丁对柏拉图主义以及希腊化哲学思辨法的沿用与修正，并疏理奥古斯丁所奠定的西方思辨哲学传统。首先，他对思辨一词进行了概念界定，指出它源于拉丁文speculum（镜子），在思辨本体论的传统中意味着将上帝造就的可知对象当作一面镜子以映现出上帝不可直视的本体荣耀。其次，他指出奥古斯丁思辨法在拉丁教父传统中是论述上帝超越性的关键。奥古斯丁与柏拉图主义的根本差异在于他将上帝理解为“存在自身”或“所是自身”，以上帝的三一本质为出发点，反思人间之爱与认识等后验事实。接下来，他指出安瑟伦的先验思辨法启发了启蒙运动，并影响了笛卡尔、康德以及德国浪漫主义。黑格尔还将奥古斯丁及安瑟伦描绘成现代泛神论的先驱。最后，他总结道，奥古斯丁思辨传统下的神学家，始终面对着（新）柏拉图主义的泛神论因子以及“造物主－受造物区别”之间的张力。

　　来自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陈越骅教授报告题目为“奥古斯丁的希望神学：创造论视野的解读”。他首先说明，报告讨论的主题是对在苦难中我们应该希望什么这个问题，奥古斯丁会有怎样的回答。为此，他综合了奥古斯丁的多个文本重建他对希望的本质的解释。他指出，奥古斯丁认为希望是此世的人对末世论的永恒幸福生活（永生）的把握。信望爱三种美德一起构成灵魂认识上帝的三种相互依存的能力。他认为奥古斯丁的盼望概念来自于上帝通过基督赐予的恩典，是对永恒的认识，而非对时间中的未来的认识，它能帮助人抵挡此世事物和肉身等好处的诱惑。对永恒的盼望给予人超越时空的认知图景，在其中促成对过去、现在、未来的统一认知，从而也引起对如何在这个被造世界中生活的重要改变。他认为，在奥古斯丁的希望神学中，因为共同盼望所以人们可以结成逐渐扩大的友爱的共同体，在其中超越信仰的差异以寻求世界和平与更加良善的生活。

　　来自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的罗跃军教授报告题目为“黑格尔论中世纪”。他主要依托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两个文本，介绍了黑格尔关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以及对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的界定。他指出，在黑格尔对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的阐述中存在着一个张力，一方面黑格尔认为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并承认宗教的合理性，因为宗教是理性最高最合理的作品；另一方面黑格尔又强调要把宗教从哲学史中排除出去，哲学切不可从宗教开始。他认为，在对教父哲学和经院哲学性质的阐释中，黑格尔的立场依然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虽然承认教父思想家们都是很有哲学修养的，但认为教父哲学的思想主要是在新柏拉图主义思潮中已经展现而没有给与篇幅展开论述。另一方面，虽然对经院哲学给与一定篇幅的讨论，但认为经院哲学本质上就是神学，且内容空洞而没有意义。正如黑格尔所言，“在基督教教父那里，稍后在经院哲学家那里，哲学思想都同样具有不独立的性格。不过在基督教之内哲学的基础仍然存在着，即在人心里面，对真理的意识，对自在自为的精神的意识仍在萌芽，并且人们也有分享真理的要求”。

　　来自图宾根大学哲学系的阮伟聪博士报告题目为“恐惧与爱：基于奥古斯丁的情感理论”。他首先指出，奥古斯丁关于恐惧概念的学说的提出与公元4世纪基督教礼拜仪式文学中频繁出现的“恐惧与颤抖的语言”的背景有关，并恰恰是奥古斯丁使得恐惧成为中世纪的一个哲学概念。一是因为奥古斯丁对人类心灵情感具有特殊的关注，通过批判斯多亚主义的情感理论，奥古斯丁使得这一讨论获得了哲学基础；二是因为奥古斯丁对恐惧的讨论建立在他的原罪论、恩典论与末世论的基础之上。其次，他讨论了《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的情感理论，主张奥古斯丁在继承了斯多亚学派的情感四分说的同时，承认情感是人类灵魂的软弱性因而拒斥了斯多亚的“无情”概念。接下来，他进一步分析了奥古斯丁对timor seruilis和timor castus这两种恐惧的区分，并借助早期著作《八十三个不同的问题》的第33–36问，澄清了恐惧与爱之间的关系。最后，他阐述了《圣灵与文字》中关于服从上帝律法的两种动机及其与两种恐惧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析了两种恐惧在圣灵之中的转化机制。

　　闭幕式

　　主题发言

　　2022年9月25号中午12点半，第六届教父哲学论坛迎来闭幕式。闭幕式主持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青年副研究员贺腾。

　　浙大城市学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王晓朝教授

　　浙大城市学院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王晓朝教授发表名为《奥古斯丁发生学方法发微》的主旨演讲。王晓朝教授指出，发生学是一门研究事物发生和生成的学说或学问。发生学的方法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普遍方法。王晓朝教授认为，古罗马帝国的哲学家奥古斯丁虽然没有自觉地提出发生学的方法，但他的思想方法已经具备现代发生学的三个要素。奥古斯丁一直在希腊、拉丁、迦太基、犹太、波斯等文化间往返穿行，由此具有跨文化的视野，也造就了他宏大的思想体系。同时，因为奥古斯丁既在一般的层面讨论宇宙万物的发生和起源，又在具体层面谈论某类事物的发生和起源问题，所以，他的思想方法体现了发生学方法论的第二重元素，即起源分析法。文本诠释法是发生学方法的第三重要素，是发生学方法论的微观层面。奥古斯丁在提出“记号论”上体现了文本诠释法，并为基督教释经学的知识化和学术化铺平了道路，也对现代诠释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发表主旨演讲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以《中世纪哲学信仰与哲学关系》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首先介绍道，吉尔松在《中世纪中的理性与启示》中将中世纪哲学家以理性与启示为线索划分为了信仰优先派与和谐派。吉尔松认为理性与信仰到中世纪后期逐渐被分离开来，并且在邓·司各特和奥康、得拉克和爱拉斯谟、马丁·路德等人之后在近现代形成了分道扬镳的局面。在此基础之上赵敦华教授认为有两点可以补充的地方。第一点，信仰和理性关系是一个范围上很广泛、并且总是在变化的问题域。从信仰上来说，不仅信仰的意义很丰富，宗教信仰的类别，经文的选择，解经的权威性，有很大伸缩余地；从理性上来说